秋行河东，探寻晋南

天地舆图

晋南，即为山西省南部地区，主要包括运城、临汾两座地级市。此区域地处黄河东岸，汾河下游，涑水纵贯其境，中条、峨嵋等山岭延亘环绕，辖域凹呈盆地，人文方面更深受以西安为核心的关中文化影响。晋南具有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特征。夏季高温多雨，年平均气温约10～14℃，年降水量约500～650毫米，无霜期为160～220天。土壤为褐土，土层厚，表层含有机质为0.7～1.2%，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农作物以棉花、小麦为主，其次为豌豆、大麦、谷子、玉米、高粱、花生和薯类等，素称“山西粮仓”！

晋南以“运城盆地”为核心，从轮廓上看，类似一个向西开放的条状簸箕。在地质构造中，运城（涑水）盆地为汾渭地堑的次一级构造单元，属新生代发育，盆地南北边界分别受中条山、稷王山（峨嵋台地）两处断裂控制。7000万年前所发生的喜山运动，使这两大断裂带所在区域海拔不断下降，形成一片汪洋湖盆，后来随着湖泊干涸缩小，凹堑成为盆地，其间并接受了黄土沉积与涑水河下切作用等影响。如今运城盆地的构造活动仍是以断陷沉降为主。

晋南地区，是古代“河东郡”的主体范围。公元前221年，秦置河东郡，治所设在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禹王城），相当于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的夏县、临汾市、万荣县、永济市、闻喜县一带。东晋移治蒲坂（今山西省永济蒲州镇），地域缩小至今山西西南汾河下游至王屋山以西一角。北魏移治蒲坂县。隋开皇初废，大业三年（607年）废蒲州复置河东郡，治所在河东县（今永济县西南蒲州镇）。唐武德元年（618年）又废，天宝元年（742年）又改蒲州为河东郡，乾元元年（758年）复改为蒲州。

另外历史上河东郡还有三个：指今天的整个山西省；唐朝置的河东道，治所位于太原；宋朝设置的河东路，治所位于并州（今山西太原），其时辖地北以内长城为限，而兼有今陕西东北角，但河东郡历代治所均在山西省境内。

晋西南的行程，从永济开启。永济市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地处黄河东岸，中条山北麓，并隔黄河与陕西省大荔县相望。永济古称“蒲坂”，相传为“舜都”，秦代始设建置，驻蒲州旧城，历属河东郡，所以蒲州亦为永济母城。清代因境内有涑水河之永济渠而置永济县，并作为蒲州府治所。民国时县治迁今址。

中条山下的永济城区。

地处黄河东岸的冲积滩涂，摄于山西省永济市

永济市的地理单元属于“运城盆地”

永济市境内的“涑水河”流域示意范围。涑水河，发源自山西南部绛县横岭关陈村峪，《水经注》载称：“涑水出河东闻喜县东山黍葭谷”；再折向西南，途经伍姓湖，至永济市弘道园村注入黄河，全长约200公里，流域面积约5548平方公里，域区分布平原及浅岗。历史上即有屯垦民众在此筑渠引水灌溉田园，并有效利用其水资源，富庶当地农耕经济。特别是到了宋代，北方/西部鏖战征伐，涑水河这片灌域便作为了重要的粮食转运输出地，勤配边塞供给！

永济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受黄河干流冲积影响，境内土壤肥沃，以黄质及潮性“褐土”为主。农产多布小麦、玉米，经济作物则为高粱、花生、棉花、山药及各类果木。按照农业时间规律，永济的农作物耕植每年分为两个时间节点，即9月开始播种小麦，待大半年后的6月收获；小麦一经收获后，又马上播种玉米，待三个月后的9月收获。然后再次播种小麦，以此类推，循环利用土壤资源，不至于闲废，更能常态化供给粮食生产，确保一方田仓富庶，也可在危机状态下，减少荒饿感。小麦和玉米是当地的主导农作物，如另有剩余的土地便来耕种高粱、花生、山药等经济作物。其中高粱是酿造酒品的好原料。

位于永济市蒲州镇境内的一片高粱地。

这是一片山药地。日常都见过山药的杆状果实，耕植时埋于地下。而上端的叶状植物个人却很少看到了。

在这片花生地中，还可远望鹳雀楼。永济市境内多为黄河冲积下的沙质土壤，具有一定保水保肥能力，土质疏松，并且利于协调“水、肥、气、热”等自然状况，适宜花生耕植。也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

黄河上游流经了以黄土台塬为地貌的陇东、陕北一带，其含沙量增大。而黄河自禹门口出峡谷后，即进入了一大片宽缓的冲积滩涂中，空间瞬似变得开阔。这段河道又称为“小北干流”。小北干流属淤积、游荡型河道，两岸分布着零散滩地；泥沙大量淤积，使河道宽浅，水流散乱，主流游荡不定。民间有一句俗谚，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背景地点就是说的黄河小北干流（禹门口-风陵渡）。自上游潮涌裹挟的泥沙在宽阔的河道间不断沉积，并抬高了河床，久而久之，黄河水势必往低洼地段改道续流，重新冲出一段新河道。河道两岸的土壤由于是冲积而至，若改道冲积的跨度大，岸畔田园或村落将在东、西两岸，处于摆动飘逸的状态。黄河小北干流的示意地图。

黄河“小北干流”的自然地理现象，还作为了2019年全国卷高考地理题进行了解析，具体详情可参考以下链接中的内容—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303/22/924893_896519050.shtml

来到了永济境内的黄河（东岸）河道旁。蒲州镇这段黄河，以前更靠近古城墙，1975年经过筑修大坝的治理，使河道往西推移了3.5公里。现在所看到的湿地，便是故河道旧址，当地利用河道的蓄水及土壤条件，种植高粱。那么三十年后，是否又会再飘逸过来呢？另据当地一位老汉讲，当年建造堤坝的垒石，都是从中条山上拉下来的，中条山位于永济城旁，从地理的角度，资源利用方便。将该区域内，山的核心物质—“石”，运用到了附近“水”的治理成效上。

来到永济市，必游鹳雀楼。鹳雀楼，又名“鹊”，因时有鸟雀（鹊）栖其上而得名。此楼始建自北周（约公元557-571年间），由大将军宇文护建造，为一座军事戍楼。历经隋、唐、宋、金七百余年，在元初毁于战火，之后仅存台基遗址。直到1997年才又重建，如今的“鹳雀楼”于2002年建成开放。鹳雀楼在唐宋诗词文赋繁盛的年代，留下过众多文人学士登揽赏景的不朽诗篇，尤以唐代王之涣一首《登鹳雀楼》，享誉四海，典颂古今！

鹳雀楼重建后，通身采用油漆彩画装饰，为四檐三层的仿唐式建筑。楼体况高73.9米，座南朝北，西依黄河水，南枕中条山，亦可瞰观“黄河之水天上来”。目前景区以鹳雀楼为核心，四周点缀古韵园林，呈“四区十二点”的布局结构。鹳雀楼在主体营造上，并突出了黄河风情、盛唐繁荣等文化元素，且极富诗词中“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意境空间！

距离鹳雀楼不远处就是“蒲津渡-大铁牛”遗址。蒲津渡位于黄河故道旁，临靠蒲州古城之西门。唐代蒲州是联系京城长安与河东地区的门户枢纽，为“六大雄城”之一，唐代亦升置“河中府”，而号中都。《元和郡县图志》载称：“河中府，河东，赤。开元户七万二百七。元和户一万九千六百”。此域大范围，西频长安，东连洛阳，北通晋阳（今太原），居处“三都之要会，扼天下之吭”。因黄河所相隔，关中与河东即以蒲津渡上的浮桥为联系纽带，由于浮桥缺乏稳固性，又易逢洪灾，古人便铸造镇河铁牛矗立河畔，因造牛年代是在唐代开元年间（公元724年前后），故称“开元铁牛”。当时所铸造了八尊铁牛，东西河岸各置四尊，夹岸以维浮梁。作为系缆用的地锚，铁牛有效增大了浮桥的强度和稳定性。铁牛铸造也见证了唐代的经济实力，由现场筑炉浇铸而成，每尊铁牛重18-20吨，与铁牛同时浇铸的，还有八尊铁人，重约5吨左右。铁牛有效增大了浮桥的强度与稳定性，使两岸通行更加便捷安全，并促进了蒲州古城的富足与繁华。后因黄河变迁及三门峡水库蓄洪，河床开始淤积，河水西移，铁牛渐被埋入河滩。1988-1989年间，对河岸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完整出土了唐代铁牛四尊、铁人四尊、铁山两座、铁墩四个、七星铁柱一组、明代防护石堤70余米、明正德十六年（1521）记事碑一通。今设“蒲津渡遗址博物馆”，供游人观览了解。

蒲津渡浮桥与铁牛位置示意图

节选《新唐书》等古文献中，关于蒲津渡及大铁牛的记载。

蒲州镇的另一著名景点—蒲救寺。

普救寺地处永济市蒲州镇北侧的一座土岗上。西邻蒲州古城垣，东连西厢村，始建自唐初。《清一统志·蒲州府》： 普救寺 “在永济县东五里。唐释道积修建，十年乃成。本名西永清院。五代时改今名。高爽华博，东临郡治，南望河山”。宋元时寺仍兴盛。明嘉靖三十四年 (1555) 地震倾圯后重建。1920年毁于火，仅存基址及石坊、三大士洞、舍利塔 (十三级高50米) 等。唐元稹 《会真记》 (又名莺莺传)、元王实甫之 《西厢记》 均取材于此。1986年按唐、宋、明时代建筑风格在原址上重建。

普救寺上居丘台，居高临下，可瞰望蒲州镇全貌。这座蒲州镇为1949年所迁移重建，东距蒲州古城约1公里，街区聚落平整，呈块状，以旅游集散、农业耕产为主导功能。纵贯山西省境的“同蒲铁路”，之所以称为“蒲”，便是以古蒲州府城为大范围设定线路专名（终点站风陵渡曾属之）。

结束对永济蒲州古城的探访后，继而乘车北行，来到晋南区域中心城市—运城。这座位居山西省西南端的地级市，坐落涑水流域，南望中条山脉。运城历史悠久，华夏民族的炎/黄、尧/瞬等始祖，都雏源在这片古老的河东土地上，这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古时即号“万国之中”，亦为“中国”最早的专名称谓！运城在文化上更亲近陕西关中，地貌也属于汾（河）渭（河）谷地的自然大单元。而如今市区所在地，则是因元代盐务运输而兴筑。所以来到运城，南郊池神庙一定要来拜寻。

池神庙位居土垣冈，眺望中条山，邻处解池畔，始建自唐代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关于此庙，自然有着历史典故传载：由于某些自然原因，解池中出现了“红盐自生”奇观。时任盐务官韩滉将此事奏报朝廷，乃称“解州产瑞盐”，唐代宗李豫遣员核实后大悦，特下诏书，赐解池为“宝应灵庆池”，并钦定在解池边兴建庙宇，正殿祭祀池神，又赐封池神为“灵庆公”。此外在池神庙东西各殿，还分别供奉着风洞神尊（东）与太阳神尊（西），三大殿一字排开。从自然现象上来看，风与太阳对盐的生产均极其重要。所以民间信仰对于古代产业功能的运用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池神庙正殿南侧的戏台建筑。池神庙在当地百姓心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关乎社稷。盐务作为运城重要的产业资源，人们通过对池神的供奉与拜祭，寄予得到庇佑，盛产好盐，远销各处，增收财富。此后历朝历代，对池神庙也多有修缮。

池神庙内的建筑与碑刻，见证与记载了河东解盐的发展历程。池神庙在1986年被公布为山西省文保，2013年又升级为第七批全国文保。

池神庙核心的三大殿，除了供奉神祀，也作为“河东盐业博物馆”的科普展区使用。让游客即能从民间信仰的氛围中，了解盐业产生、制作、运输、发展等众多知识内容。比如展板中关于“盐池形成”一文，就基于了复杂的地质过程。其中“第四纪、喜山运动、地堑沉陷/断裂、地层堆积等，为几大形成上的关键词。

运城的起源。春秋时这里称“盐邑”，战国时为“盐氏”，汉代又名“司盐城”、“盐监城”等。元代那海德俊任盐运史，即筑修城廓，时间为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当年所建城池规模小，城垣周长约5667米，高约7米；墙以土筑成，建成5门：正南方2门，供盐车通行；西北方3门，便于士庶商贾通行。门之内外左、右筑置军庐、稽查所等相关机构，城四角各筑烽火屋。这座在解池畔新建的城廓又有着“凤凰城”的称誉。运城兴筑的原因，主要是元代执政者出于对盐池生产、原理等需要。盐池位于河东解州和安邑两座古城之间，两城到盐池都还有一定距离。盐池附近的聚落是“圣惠镇”，规模太小，更需要一座大城来支撑盐池生产之后的运销发展，“运城”便自此而生（明代由‘运司城’改定）。

运城“解盐”的行销区域。首先“解盐”靠近隋唐中央王朝统治的“京畿”地区，也可谓是“皇家盐场”。而地理位置的居中，几乎辐射了中原、华北的所有区域，西北也有大部范围。就连大巴山北麓，也一度作为了“解盐”私贩的地方，与川盐、淮盐等互呈交集，支撑着古时重要的经济命脉。

站在池神庙南侧的高点平台上眺望解池与中条山。正值雨后天晴，一片云雾袅绕。

参观了池神庙，又一路向北，前往万荣县。万荣县位于晋南黄河东岸，汾河在此汇注干流。今万荣县是在1954年由万全、荣河两县合并组成。万荣县地处峨嵋台地北侧，与汾黄水系形成明显高差，引水困难，且黄土层“土厚水深”，四处虽见沟壑，却水流稀少，造成“十年九旱”的现象。万荣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区，年降水量约546毫米，四季特点有：冬少降雪，春多干旱、夏雨集中、秋雨连绵，与农作物存在长周期匹配，不过雨水落地遇黄土层即下渗，使旱干现象更显突出，所以当地又有“干万荣”之称。最近几年，为治理干旱，改变现状，当地全面修建了引黄渠灌工程，全县水浇地面积已达48万多亩，使农耕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万荣盛产水果，号称“中国优质果品基地县”，特别是苹果、西瓜等。其余农经作物还有玉米、大葱等。

万荣县农村的规模化苹果树与零散式大葱地。

来到万荣县，有两处国保文物值得参观，其中一处便是后土祠。

后土祠山门外的相关介绍与平面示意图。

后土，在古代指地、土神，掌阴阳，育万物，被称为大地之母。人们认为天地能主持公道，主宰万物，故后土常与皇天一起被称作“皇天后土”。从这个词语可以看到，后土是相对皇天而言的，一地神一天神。如若言传典故神灵，皇天指伏羲氏，后土指女娲氏。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土地是农耕之本，人们赖于地、亲于地，并加以美报和献祭，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有深厚的后土神信仰。

后土祠山门，祠内现存建筑有品字戏台、献殿、正殿、东西五虎殿、秋风楼等，布局严谨，结构合理，不失为一处庞大而辉煌的古代祠庙建筑群。

运城所在的晋南地区被认为是后土信仰的重要发源地。万荣后土祠位于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汾河在此汇注黄河。西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始建在河东郡汾阴县汾黄口南侧一座土丘之上。同年六月，得宝鼎于祠旁。武、宣、元、成诸帝亲至此祠行祀礼，见《汉书》本纪及《郊祀志》者达十余次。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徙祠于长安北郊，永始三年(前14年)复还汾阴;绥和二年(前7年)又移长安，哀帝建平三年(前4年)复还汾阴;平帝元始五年(5年)又移长安。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二十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又曾亲祀后土于此。大中祥符之役，仗卫仪物，略如东封泰山之制，见《新唐书》本纪、《宋史·礼志七》。明末荣河一带屡遭河患，祠址多次移建。至清初汾阴土丘上的旧迹荡然无存，遂乃又两次重建。现存祠庙为清末同治年间所第三次重建，规模虽不及以前，但仍风格独具，延续着皇家风范。民国《万荣县志》对此亦有记载。

万荣后土祠的献殿和与之相连的正殿。

宋元时期，随着戏曲文化发展到鼎盛，作为重要表演载体的顶盖建筑—戏台也逐渐发展成熟。山西是民间戏曲艺术的中心，各式戏台建筑甚多。在晋南地区，几乎每村都有与庙相连的神庙戏台，又称“庙台”。形制主要有露台与舞亭两种。后土祠的戏台，与其他不同，它并非一个孤立体，而是一组，共有3座，呈“品”字型交错布局，故名品字台。

万荣后土祠戏台，其品字造型独特。此戏台可分别进行“单、双、三”规模的演艺。如当三座戏台同时都在进行表演时，观众可通过祠中轴线“一眼观三戏”。若从声学效应的角度，古人在设计该戏台时，综合考虑到了光与声音的传播特性。

后土祠轴线视觉，直面品字戏台与献殿。

顺循着祠中轴线，感受品字型戏台“一眼观三戏”的视觉。

后土祠献殿内的宋代庙貌平面图碑。该碑最早刻于天会乙已岁上元日，即金太宗完颜晟天会三年（1125）的正月十五上元节。碑背面文字是金天会十五年（1137）刻制的。今庙像图碑为明嘉靖丙辰岁（1556）秋七月吉日赐进士荣河县知事郓州侯祁重刻。碑高139.3cm，宽110.8cm。

献殿另一侧的“明代轩辕扫地碑”。石碑为明代碑记，高125cm，宽65cm，厚18cm。正面居中刻有“轩辕扫地之坛”六个大字。另有小字：“汾脽之曲，神龙盘护真形胜地”；“惧大河之北，渐以淹灭”。正面落款为“嘉靖二十四年岁次乙已二月”石碑背面刻有“龙马负图之处”6个大字，上款有“赐进士第文林郎知荣河县郓城。”下款有“大明嘉靖三十五年岁次丙辰冬十月”等字。龙马负图刻述了伏羲创立八卦的故事。

后土祠的献殿与正殿里的额枋木雕、壁上砖雕、柱上石雕，以及房顶上的铁花等，可谓玲珑精致，巧夺天工。檐部的挂落板上，其内容以植物花卉和动物组合成一定的情节画面，述说民间典故。这些雕刻不仅使建筑显得更加精致华美，而且都还蕴含着十分美好之寓意。

位于后土祠院落北端的“秋风楼”，临河雄峙，气度非凡，因楼中所藏汉武帝《秋风辞》碑而得名。由于后土祠多次毁坏重建，秋风楼最早出现在何时已经无法考证，但是，最晚明代时即有记录。目前可见的秋风楼，为清代同治年间建筑，也有研究者认为该楼有明代风格，属清代迁建。

“秋风楼”高约32.6米，主体为三层，面阔五间，四周围廊，十字歇山顶。一二两层四面各凸出龟须座一间，上筑瓦顶，山花向前；二三层廊下置斗拱或平座。全楼斗拱密布，造型美观大方。下部筑以高大的台基，南北穿通，周围砖砌花栏，楼身比例适度，檐下斗拱简洁，结构精美古朴，形制壮丽劲秀。

西汉元鼎4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至汾阴县祭祀后土。祭祀大典结束后，泛舟于汾河中流，欢宴群臣于船上。鼓乐歌舞方酣，忽睹秋风波逝，雁鸣黄叶，思人生短暂，百感千怀，遂吟下那首悲凉壮美的《秋风辞》，鲁迅先生赞之曰“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

纵延于秋风楼下的“张仪古道”。张仪，姬姓，魏国安邑人（今山西省万荣县王显乡张仪村）。战国时期著名的谋略家、外交家。当年张仪入秦拜相，便走此道渡河，西途关中，功成名就，传典古今！而这条古道最重要的作用则是成为了又一段连接河东晋南与关中渭北之间的水陆咽喉通脉，庙前河畔的“汾阴渡口”，见证着历史兴衰，大致路线为：王显乡张仪村-荣河镇-庙前（汾阴）渡口。据《左传》史载：“鲁僖公十三年冬，晋大饥，使乞于秦。秦输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及绛’”，即：漕粮由今陕西省凤翔县起运，装船后先沿渭河东下至潼关，转入黄河溯水而上，于今荣河镇庙前村再入汾河，遂继续逆水行舟至绛州，转口陆运至翼城。史称‘泛舟之役’。反之如山西腹地的物贸运输，可舟行庙前“由汾入黄”，通衔京畿（唐代西至长安，宋代东达汴洛）。

近代时期，张仪古道仍沟通着晋陕省际。1937年8月，八路军由陕西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后，也从秋风楼下，张仪道上快速穿过，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战场上。

秋风楼与张仪古道共荣矗屹天地间。

站在后土祠旁的观景平台上远眺黄河水，瞰观汾河口。下方工地是正在进行修造的后土祠旅游配套项目。其实也可以将“汾阴古渡”进行恢复。

汾河，又称汾水。黄河第二大支流，流贯山西省中南部。作为山西的母亲河，汾河对这里的历史文化、政经发展等方面，产生着深远影响。地方如“汾阳、临汾、襄汾”等，产品如“汾酒”类，均源名于汾河。汾河传统源头位于晋北宁武县管涔山，向南流经（忻州市）宁武、静乐，（太原市）娄烦、古交、万柏林、阳曲、尖草坪、杏花岭、迎泽、晋源、小店、清徐，（吕梁市）文水、孝义，（晋中市）祁县、平遥、介休、灵石，（临汾市）霍州、洪洞、尧都、襄汾、曲沃、侯马，（运城市）新绛、稷山、河津、万荣6市29县（市、区），终在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汇注黄河。全长约716千米，流域面积约3.97万平方千米。支流有岗河、潇河、文峪河、昌源河、洪安涧河、浍河等。 关于汾河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山海经》：“管涔之山，汾水出焉。”之后 《水经注》：“汾水出太原汾阳北管涔山。”《汉书·地理志》汾阳：“北山，汾水所出。”《括地志》：“汾水源出岚州静乐县北三十里管涔山”。古籍中对汾河源头的记载，均指向山西省北中部的宁武县管涔山，但对具体位置仍语焉不详，所以目前汾河源头就有宁武与神池两县的争论。

汾河-涑水河流域示意地图

后土祠远眺汾河入河口。汾河河道因受黄河东侵夺汾之势的影响，时常“呈南北/向上下”而移动变迁。南至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传统故道），北在河津市中潮湖村东侧，均有入黄口。

汾河最后的蜿贯，黄河亦近在咫尺。从汾河上游沖积而至的泥沙土壤，堆覆河口成为陆地。

源头处一条小水道，穿切了草覆中的冲积河滩。目前这里正在打造生态湿地公园，空间开阔，环境旖旎。

汾河上游方向。万荣汾河口也为“汾阴古城”遗址。汾阴，战国魏邑，以在汾水之北（阴）而得名，治今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史记·秦本纪》：惠文王九年(前329年)伐魏，“渡河，取汾阴、皮氏”，即此。后于西汉置县。 《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前113年)，“东幸汾阴。……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十六国汉并入蒲坂县。北魏复置，移治于后土城，在故县西北二里。北周武帝移还旧治。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徙治今万荣县宝井镇。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改为宝鼎县。两汉至晋属河东郡，北魏属北乡郡，北周为汾阴郡治，隋开皇时属蒲州，大业时属河东郡。唐属蒲州，后属河中府。另，《史记·封禅书》作“汾阴脽丘”，《汉书·武帝纪》及《郊祀志》作“汾阴脽”，即汾水河口之一条土阜。《汉书注》颜师古引苏林曰：“脽音谁”。如淳曰：“河之东岸特脽掘，长四五里，广二里余，高十余丈。汾阴县在脽之上，后土祠在县西，汾在脽之北，西流与河合”。《水经注·河水》：“河水东际汾阴脽”；《水经注·汾水》：“汾水南有长阜，背汾带河，谓之汾阴脽”。颜师古曰：“汾脽本魏地之境，故云魏脽也”。待明、清时期，荣河附近黄河多次东西摆动，脽遂崩圮入河。

结束后土祠与汾河口的游览后，乘车返回万荣县城，参观位于城中心的“东岳庙”。东岳庙，为祭祀东岳大帝（泰山）之所，根植于汉族信仰，而在帝王的意识概念中，泰山作为君主告成于天的“封禅圣地”，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万荣东岳庙，始建于唐代初年，元代重建，明清又多次修缮。庙祠现存“飞云楼、午门、南天殿、享亭、东岳殿、寝宫”等六座建筑。主体建筑飞云楼为清代乾隆年间所重建，结构木质，点缀精细。

万荣东岳庙坐北朝南，按照中国早期寺庙的布局规制，楼塔设置在中轴线前侧，后入午门。东岳庙内部的“午门”，宽七间，进深六椽，单檐歇山顶，梁架简朴，斗拱规整。两侧镌刻功德碑，分别记载了修缮时的募捐商号名称、所在城镇，以及多位个人募捐者的姓名、籍贯等。

飞云楼内部的木构斗拱，展现古建筑之营造精髓。此楼整体构造呈平面方形，楼内用4根通天柱为楼身构架的骨干，高15.45米。各层之间设有额枋、间枋、地板枋、穿插枋、平板枋等多层枋材相互贯联，内外拉结，形成一个庞大的正方形筒式框架。

飞云楼高40米，平面方形状，三层十字歇山顶。若登步楼顶，万荣县城风貌可一览无余。

万荣飞云楼以复杂而精巧的构造，在中国木构建筑中占有独特地位。

1988年，万荣飞云楼已被列入了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万荣飞云楼与晋北应县木塔齐名，对此在山西有“北塔南楼”之说。

参观了飞云楼后，乘车离开万荣。原计划从万荣县北行约30公里到稷山县，再转火车去往襄汾县。但万荣到稷山班车很少，只得又返回运城，再从运城转高铁到达襄汾，来此参观古太平县旧治—汾城古镇。当天正逢汾城赶集，街市上非常热闹。

位于汾城镇中心的鼓楼

汾城镇，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西南端，距县城约18公里。汾城地处缓盆平坝间，西望吕梁山脉，东连汾河水系，聚落呈方块网格状形态。战国时，魏国于这里建立城邑，故址在今汾城镇晋城村。《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攻魏，益发卒军汾城旁”。西汉在此初置临汾县，实则起源母城；北魏分析设泰平县（治今襄汾县古城镇）；北周因避讳文帝宇文泰，改称“太平县”；唐代贞观七年（公元633年）移驻敬德堡，即今汾城镇。敬德堡相传为唐将尉迟恭（字敬德）驻军之处，故名。自唐以降，五代、北宋、金历属绛州，元属晋宁路，明属平阳府，清属绛州直隶州。

1914年，民国政府内政部对全国各同名县进行梳理后，将其大规模更改。当时在浙江、安徽、四川，江苏、山西均有“太平县”，山西省太平县遂以史地旧域而更名为“汾城县”。1954年又与临近的古县—襄陵（始设西汉，因晋襄公陵寝所在得名）合并为“襄汾县”至今。原襄汾与太平两县，沃野相连，经济富庶，素有“金襄陵，银太平”之美喻并称。汾城镇作为老县旧治，拥有规模较大的古建筑文保群落，2007年入选为了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汾城文峰塔，又称“学前塔”，高矗在文庙贡院内。此塔为明代遗构，是古太平县为祈求当地文风蔚盛而修造。塔身通高21.5米，构筑为八角九层空心，是其太平县的地标。现属第六批全国文保—“汾城古建筑群”的子项。

从鼓楼北侧拐入一条古街巷，便来到了城隍庙。汾城城隍庙始建于明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末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重修，清代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均有修葺，光绪十六年（公元1800年）重修戏台。每届太平县令到任都会按规定斋戒拜谒，每逢水旱疫疾也都会前往祷告平安。城隍庙正殿坐北向南，面阔五间，进深六椽；庙正门对面有影壁三座，两侧立有双斗石质旗杆。城隍庙正门面阔五间，正面明间门楼为四柱三楼木构牌坊式，两侧边门廊柱栏板及石雕门墩抱柱上都雕有精美的图案花卉。

城隍庙门的木构细节点缀。

城隍庙侧后方的鼓楼建筑。

在汾城文庙内隔观城隍庙。

汾城文庙，始建于唐代，元代重建，明清修缮，主体建筑由“影壁、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名宦祠、乡贤祠、东西两庑，月台、大成殿、藏经楼、崇圣祠”等组成。据清代《太平县志卷三·学校志》“庙制”篇载：“文庙在县治西北德化坊街建自唐时”。朝代更迭，历经兴废，嗣修扩建不辍。

汾城县衙大堂，原是唐代尉迟恭帅府所在地，位于鼓楼东侧。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太平县迁于此，县署就设在帅府。太平县县衙在历史上多灾多难，唐末、五代、宋代之间毁于兵火，金天会八年（公元1130年）重建，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毁于地震，隆庆六年（公元1567年）又重建，明末清初又毁于战火，清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再次重建，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毁于大地震，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重修。上世纪50年代，县衙大堂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太平县县衙坐北朝南，占去了县城的东南半城，现仅存大堂一处，其他建筑无存，大堂面阔五间，进深六椽，单檐悬山顶。

汾城镇建城历史悠久，自唐初建城，并迁驻太平县治所以来，汾城镇修建了大量的民居与公共建筑，具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设施。现存的汾城镇保留了明晚期的城镇规划格局，并保留了唐代里坊制与宋代沿街设市的城镇规划特色。汾城镇空间格局充分体现出了古人的营城理念。汾城镇选址于平坦的河谷地带，这样的自然地形为建造一座规矩的城池提供了有利条件。古镇东西宽 332 米，南北长 655 米，占地面积为 0.22 平方公里，城池形状为南北较长的矩形。汾城镇格局方正，城镇内的道路、建筑朝向都顺应东南西北四个主方向。一条贯穿鼓楼并通向南城门的大街是汾城镇的中轴线，鼓楼以北称鼓楼大街、以南称南门街，鼓楼是镇内最核心的建筑。 城镇内的几条主要道路以及次一级道路将古镇划分为不均质的方形街区，每个街区承担不同的功能。分别是镇东北、西南、东南的民居区；镇东的官署区；镇西北的庙宇区；镇西的文化区；镇主街两侧及鼓楼四周的繁华商业区。作为一座古代城邑，城墙、庙宇、署衙、店铺、民宅等构筑物和建筑物是构成城市的基本单元。 综合来看，汾城镇集古寺庙、古街道、古店铺和古民宅为一体，构成一个规划严谨、布局合理、结构完整、井然有序的传统县城格局。道路为棋盘式布局，道路层级明晰，城镇内具有丰富的公共空间。

在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唐代卷》中，关于太平县（汾城镇）的信息标注。

由于时间关系，汾城古镇的另一座文保—洪济桥就未去参观了。从汾城坐班车来到临汾市区后，前往参观临汾博物馆。

临汾博物馆内的“陶寺遗址”城廓沙盘。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文物普查时被发现，是一座面积为300余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遗址。1978-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协同临汾地区文化局，为了寻找、探索历史上的夏王朝踪迹，对陶寺遗址的普通居住点和早期贵族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并得以确立陶寺文化。九座贵族墓葬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木器、玉石器等文物，其中彩绘龙盘、陶鼓、石磬、木仓形器、木豆形器、玉、玉戚（圭）、玉壁、玉琮等都是有可能代表着王者地位的礼器。另还发现了红铜铃和朱书文字等，这些发现建立了陶寺文化的年代标尺。1988年“陶寺遗址”被列入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从临汾市区北行约二十多公里，来到洪洞县。

洪洞，西周为杨侯古国，春秋晋初设杨氏县，西汉改置杨县，曾一度兴废。隋代改杨县为洪洞县，县名源于“城南古崖，城北古洞”而合称。自宋以降，历为平阳府（临汾市）之旧县辖域。

洪洞县因明初“大槐树移民”而闻于世。“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歌谣，即反映了大槐树移民的人文背景。明朝建立后，地方官吏纷纷向朝廷报告各地荒凉情形，根据《明太祖实录》、《日知录》等文献载述，中原地区到处都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多是无人之地”，累年租税不入”等灾况。以致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于是采纳了知郑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乃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一场影响北方甚广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就此开始。明初洪武年间，由于大量移民屯垦落户，农业生产亦有所恢复，但不久却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再次对中原地区的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为此待局面稳定后，又有“永乐迁民”之举，前后历经五十余年。

因移民的历史人文渊源，洪洞县借此打造了“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景区。移民古迹区主要景点有牌坊、第一代大槐树遗址、茶室、二代大槐树、三代大槐树、石经幢、古驿道、广济寺等。第一代大槐树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清顺治八年汾河发大水时被冲毁，民国三年地方乡绅在原址上修建了“古大槐树处”碑亭。第二代大槐树是第一代大槐树同根孳生出来的，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由二代大槐树同根孳生的第三代大槐树也有近百年的历史。大槐树旁的广济寺始建于唐贞观二年，历经千年，遭洪水战乱被毁，后得以复建。 祭祖活动区主要景点有根雕大门、“根”字影壁、莲馨桥、槐香桥、鹳鸣桥、献殿、祭祀广场、祭祖堂、望乡阁、溯源阁等。“根”字影壁造型独特、雕刻精美，是景区的标志性景观。

祭祖堂是整个景区的核心，堂内供奉着已证实的1230个移民先祖姓氏牌位，是全国最大的平民祭祖祠堂，故称“天下民祭第一堂”。

关于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问题，由于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陕西、河南、安徽、东北各地以及山西本省的许多地方长期广为流传“洪洞大槐树”的典故，并大量载之于家谱、墓志和地方志，因此多年来也为学术界所关注。

大槐树移民文化园祭祖堂后侧的大事记列表。

根据最早将大槐树和移民问题联系起来的民国版《洪洞县志》所记载来看，洪洞大槐树是明朝初年朝廷大规模移民的官方中转站，所谓“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因此“洪洞大槐树移民”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内容。

祭祖堂后侧以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基底的“明代大槐树移民路线图”。

洪洞大槐树的移民范围，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以华北、中原最为集中。根据图表地名所示，分布最南端位于广西北流。西南地区尚无分布，西南移民更多与明末清初的江西、湖广、闽粤（客家）移民填川相关。不过大槐树移民是否通过关中、湖广又再次向西南（特别是巴蜀）迁移，这就需要依托某些家族谱系及碑刻文载进行细节考证了。

在对中国社会史，特别是宗族历史的研究中，族谱是非常重要的一类资料。特别涉及到某些学术论著，族谱便成为了最重要的文献依据。1914年洪洞地方士绅创修的“古大槐树遗址”和1921年编撰的《洪洞古大槐树志》，作为了学术界关注并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契机。不过在民国以前各种版本的《洪洞县志》里，却只字未提“大槐树移民”的事迹。第一次记述，出现在民国六年（1917年）版本的《洪洞县志》中。由此可见“大槐树移民”首先在本地立场上作为研究起点。这个方面，著名历史学者赵世瑜先生著有专书《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可供参考。

大槐树移民陈列馆内的地方志展览，都是涉及与大槐树移民有深厚渊源的地方。

大槐树景区内的情景剧表演，让游客直观感受着这段历史。

大槐树碑亭重建于民国年间，遗址的修建不仅将民间传播的众多移民典故变成了有迹可循的故迹，配合于志书的记载，作为研究者的史料依据。上世纪80年代，洪洞县地方志办公室利用修志的机会，对移民资料进行了大量调查与征集。多位学者也与之配合，开展田野走访，完善了移民地点、路线、经由等方面的信息探索。

第一代大槐树的遗址碑亭。此碑高一丈零五，宽二尺四寸有余，碑冠在盘龙细雕之中篆书“纪念”二字，碑阳镌刻“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字。相传第一代大槐树为汉代所植，至今已有约1800多年历史，且因邻靠广济寺，又被称之为“广济奇槐”。清初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汾河突发大水，老大槐树被冲毁了，后来重建时，只能以碑代树。碑亭不大，但在构造上，彰显一派“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雕刻图案有五福贺寿图、喜鹊登梅图，还有传说中的“天、地、人”三皇。两侧有一副楹联：“开疆拓土筚路蓝缕启山野，报本溯源铭功昭德兴中华”，具有移民故土的根植情怀。

民国年间的大槐树碑亭旧貌影像。

结束了对大槐树景区的参观后，便从洪洞乘高铁到西安，再转火车返渝，此次夏末秋初，以运城、临汾为中心的晋西南人文旅程到此结束。在这片孕育了华夏起源的古老大地上，追寻文脉，感悟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