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的郑州

一日一议

作者：张宏伟

受降先遣部队进入郑州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大好喜讯，结束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当时国民党第一战区河北挺进军活动在郑州西南的嵩山丘陵地带。日本投降后，第一战区长官部即命该部向郑州附近集结。8月18日，河南省第一行政区专员公署在郑州西的三李，召开了准备入城的党政军会议之后，专员王光临、郑县县长崔国庆等即派人同日本驻军当局交涉，提出接收郑州。日本驻军当局回答说：我们奉蒋委员长命令，只交给中国的正规军，你们所说的什么专员公署、县政府，不能进城接收。

当时，中共领导的嵩山支队活动在巩县、密县等地。第一战区长官部唯恐八路军先行占领郑州，命令该部迅速进驻。该部指挥官王国然指派岳德功为先遣军司令，率领部队于8月19日从郑州西沙口进入市区。此时日军当局已接中国最高当局命令，经双方派员接触后欢迎部队入城。向市区进发时打着青天白日旗，鼓号齐鸣，所遇日军岗哨都立正持枪敬礼。进人市区，有市民高喊“中央军来啦”，顿时沸腾起来，街道两旁，楼顶窗台，都站满了人。他们笑逐开，夹道欢迎，胜利给人们带来难以言表的喜悦。

此时河南省第一行政区专员公署、县政府及地方党团机关陆续入城办公，胡宗南又派战区政治部少将专员陈登科为先遣工作队队长，率领政工人员来郑，配合地方机关进行复员工作。有天连接三个消息，先是第一战区胡(宗南)长官进驻，后是五战区刘(峙)长官来郑，下午又说十一战区副长官高树勋也来郑。真是各路将军争抢郑州。

中原地区原属第一战区防地。在西安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原奉蒋介石命令，仅负责接收洛阳地区日军投降事宜，但胡宗南乘刘峙行动退缓之际，竭力扩大自己的地盘，8月16日，命令其所部国军38军55师担任东进受降先谴部队。17日，全师由卢氏杜关镇一带防地出发，星夜兼程东进。38军、40军到达洛阳后，继续东进。38军于9月3日到达郑州后，留下55师担任郑州警备外，其主力则继续东进开封；40军也渡河北上，向新乡推进。

部队经过艰苦行程，进入中原战略要地郑州时，胡宗南即下令成立第一战区前进指挥所，自兼主任，以战区副参谋长李昆岗少将、裴昌会为副主任。55师奉命接收郑州日军防务，孔从洲受命兼任郑洛警备司令。郑洛警备司令部成立后，官兵约法三章：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二、借物必还，损坏賠偿：三、不许私入民房。违者以军法论处。同时组织巡逻队、纠察队、维持城市治安。

蒋介石原计划，将派驻在豫鄂边区襄樊地带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率部来郑受降，胡宗南命部从西安迅速东进，捷足先登，当刘部抵漯河时，闻胡宗南部已进入郑州，遂在漯河停下待命。十一战区的副长官高树勋率部从大别山北开，他自知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即令先进郑州也难久驻，于是直接北渡黄河，开往河北省了。

鉴于第一战区部队东进的情况，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只好于9月4日又改令胡宗南为郑州地区受降官，接收开封、郑州、新乡等地日军投降的事宜。

9月6日，前进指挥所副主任李昆岗，偕同战区司令部作战课长杨荫寰乘军用飞机抵郑，并将前进指挥所设在郑州长春路圣公会礼堂。旋即发出备忘录送交日军司令鹰森孝，命令其前来接洽投降事宜。惟日方原被通知向第五战区投降尚未接到更改投降规定的命令，以致受降问题拖了一星期之久。其后，日方奉到命令，才派出军团参谋长中山源夫少将等到前进指挥所请示投降事宜。

　　当时郑州为日军第12军团司令部驻地，司令官为鹰森孝中将，其部队分驻于开封、郑州、新乡、洛阳等地，共43334人，其中所属部队驻扎在郑州的有军团司令部官佐及第10独立警备队等共13594人。这些日军还尚末缴械，有恃无恐气焰仍然十分嚣张。

严厉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

　　国军虽然进驻了郑州城区，但未缴械的日军的嚣张气焰并未因战败而有所收敛。日军宪兵仍然在街巷巡逻，耀武扬威，汉奸走狗继续作恶、流氓分子到处乱窜，尤其是日军的坦克仍在大街上横冲直闯，无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心中极为愤恨。55师刚一接管郑州，就发生了日军坦克中队长，驾驶坦克在大街上横冲直闯，行经市区大同路中段，轧死了一位老大娘，令人愤慨的恶性案件，激起市民的强烈愤怒。孔从洲得知消息后，立即派警卫连赶赴现场，将肇事日军坦克中队长抓起来，为中国人民出口气，以振军威。

当时驻扎在郑州的国军与日军的人数悬殊很大，第一战区前进指挥所副主任李昆岗恐生事端，再三规劝郑洛警备司令孔从洲：“不要惹事”、“不要捅出乱子”。

孔从洲对李昆岗说：“把肇事的日本军官绳之以法，不能认为是我们‘惹事’，更谈不到捅什么‘乱子’。这是维护我们中国人民的正当权利和民族尊严必须采取的措施。古往今来，杀人者都要偿命。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我国到处行凶，奸淫烧杀，无所不为，罪恶滔天，这些你难道不清楚吗？那个时候老百姓谁敢讲话？又谁敢为老百姓申冤雪恨？现在我们胜利了，侵略军投降了，你还那么怕，还不许过问，这是什么道理？如果装聋作哑，不闻不问，百姓能答应我们吗？据我所知，现在郑州市的广大人民反应强烈，千万双眼睛都盯着我们，迫切地期待着我们主持正义，严惩凶手，要看一看我们有没有中国人的骨气。他们讲：‘过去日军那样的欺侮我们老百姓，天理难容。现在我们要看看那些当官的敢不敢为人民做主。如果现在当官的还是不敢为人民申冤雪恨，那就不如叫他们回家卖白薯，还当什么官？’”

孔从洲继续说：“你不要怕，人是我抓起来的，我既敢抓人，就敢负这个责任。请你放心。”

李昆岗被孔从洲说得无话应对，速向胡宗南报告此事。

胡宗南得到报告，亲自打电话向孔从洲查问此事的情况。

孔从洲回答说：“确有此事。已经命令将凶手逮捕、并交法院按照我们中国的法律程序处理。”还说：“为能妥善处理此事，我们还专门聘请了律师。”

胡宗南听后说：“我知道了。”

后来此案法院审理，日军中队长伏法认罪，依法判处徒刑一年，由他负担埋葬死者的一切费用，从优抚恤，并按照我国的风俗习惯治丧，由日本兵抬灵柩、肇事的日军中队长身穿孝服、头戴孝帽、手执哀杖送葬。当送葬行列经过市衢时，街道两旁挤满了市民，他们哀痛之余，也为这次的正义行动，为中国人民出了一口气，感到欣慰和骄傲。

日军宪兵司令也亲自到警备司令部赔礼道歉。警备司令部乘此时机针对郑州的治安情况，发布了安民告示，其基本内容是：严禁日军各种车辆外出横行；撤消日军公布的宵禁令；以前所设的关卡、搜查哨所由我军接管，并派出纠查队日夜巡逻，维持秩序。坚决镇压汉奸走狗、严历打击流氓分子的捣乱破坏。凡是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要加倍惩办等等。

通过一系列有力措施、整顿了社会秩序，改变了城市面貌，人民生命财产有了保障、商店也恢复了正常营业。

9月18日，胡宗南偕其副长官兼参谋长范汉杰等到郑，决定于9月22日举行受降仪式。受降地点为设在中华圣公会内之前进指挥所礼堂(今二七路商城大厦处)。

受降典礼隆重举行

　　9月22日，第十一受降区的日军投降仪式在郑州前进指挥所圣公会大礼堂举行。

圣公会大门外用柏枝扎起牌楼，象征胜利的V型图案格外的醒目，礼堂内正面悬挂深蓝色布幔，挂中、美、英、苏四国国旗，礼堂中横置的长桌上覆盖白布，为受降席。

　　应邀参加受降观礼的有国民党军事单位主要官员司令、军长、师长李兴中、王仲廉、张耀明等；还有国民党河南省政团的负责人和代表，省党部书记长刘锡五、省三青团代表楚鸿烈、省第一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王光临、陇海铁路局局长陆福廷，及美军代表包瑞德上校等，还有一批地方官员及记者，共70余人。

上午8时55分，胡宗南、范汉杰、高树勋、刘茂恩、马法五、裴昌会、李昆岗等将校官进入会场，他们个个服饰整洁，容光焕发，于受降席正面依次入座。翻译立于胡宗南座后。接着由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长兼战区接受委员会主任范汉杰司仪，他声如洪钟，宣布受降仪式开始；随之军乐悠扬，国歌高奏。

8时58分，日军司令鹰森孝中将及其参谋长中山源夫等一行5人，在引导官、陆军第一师师长黄正成少将引导下进入会场，于受降席对面排成一列，向受降主官行敬礼，胡宗南令其坐于受降席前，鹰森孝时年58岁，头发已斑白，戴近视眼镜，面容沮丧，呆若木鸡。范汉杰遂宣布记者摄影三分钟。

　　待记者摄影结束，司仪高唱：“请胡宗南司令长官受降。”

鹰森孝起立说：“本人今日前来拜受命令。”

胡宗南问：“贵官有无证件？”

鹰森孝即刻将其身份证明呈上，胡宗南看后转交范汉杰，然后胡在已准备好的“第一号命令”上签字盖章，令范汉杰转交鹰森孝收下，鹰森孝也在“命令受领证”上签字盖章后呈交范汉杰，命令受领手续结束。

胡宗南说：“希贵官切实执行本长官命令。”

鹰森孝连连点头称：“是、是。”至此，日军代表全体立起，行90度鞠躬，仍由引导官引导退席。鹰森孝也成为在中国战区一人代表日军受降两次的将领之一（另一位是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分别在广州和汕头受降两次）。

　　而后胡宗南作了简短演说，9时零3分，受降仪式全部结束，前后历时仅8分钟。

当日晚7时，在郑州警备司令部礼堂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胜利宴会。此时整个郑州欢声雷动，军民同乐，敲锣打鼓，舞狮舞龙，鞭炮声彻夜不绝。城内百姓，不分男女老幼齐涌街头，人人喜笑顔开，欢呼雀跃。

第一战区则组成接收委员会，以范汉杰为主任委员，李昆岗为副主任委员，刘茂恩、裴昌会、马法五、陆福廷等为委员。并分郑州、开封、洛阳、新乡四个地区分别进行接收。郑州地区接收事宜具体仍由李昆岗负责。

日军12军团所属部队，当时驻扎在郑州的有军团司令部及第10独立警备队等共13594人。

投降以后，按胡宗南的“宗字第一号命令”，在书院街明新中学，接收郑州地区日军，武器、弹药；其他仓库、器材、物资、车辆、马匹等一切军用物资，则就地查封。并造出原始清册一式五份，呈交接受人员按册逐一点收。从10月2开始，至11月28日结束。

缴械以后的日本官兵则静坐在秋风飒飒的广场上，垂头不语，心事重重，每当见到中国军官乘车巡视市容，立即肃然起立，毕恭毕敬地目迎目送，直至巡逻车远去才发出“坐下”口令。曾参加受降的原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任调查统计室主任文强先生述：“我目此情此景，不免百感交集：想到中国甲午以来的屈辱史，想到而今终于使不可一世的日本战争狂人俯首就降，深感胜利来之不易，足见我国人心之不可侮！”

随后，日军退出驻地撤离市区，集中于城南郊外东到曹古寺、西到黄岗寺、林山寨，南到十八里河，北到二里岗和菜王一带的农村。不久，开始陆续遣返回国。

树魂立根铭记历史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依据《中国战区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书》第二条之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十六度以北地区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中国军队在18个地方接受了日军投降。

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国家经济建设、市容市貌的改造，很多受降的城所未得到及时的保护，时至今日，为弘扬全民族的抗战精神，一些城市逐步对受降遗址进行了保护与复建。

　　近年来，保护受降处、重现这段光荣史的民间呼声越来越高，郑州老区建设促进会也多次与相关部门、单位协调，意在郑州日军受降地竖牌立碑。呼吁在“二七广场”的改扩建过程中，保护这一重要的历史遗迹，从正面来说，郑州抗战胜利受降处是全国抗战胜利最重要的见证之一；从侧面来讲，它是抗战期间三大慘案（长沙大火、重庆空难）最严重的——花园口决堤的发生地，以告知市民这段即艰辛又辉煌的历史。同时可在内部开设蜡像馆，模拟当年受降场景，并将这处抗战受降地纳入“红色二七革命遗址”的保护序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