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

理直

1973年7月15日我高中毕业。当天中午在参加完学校的毕业典礼后，便怀揣一本3指来宽的毕业证书，肩挑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学校。 “学会ABC，照样回家挑泥箕”。那年月没有高考，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毕业即等于要回家劳动。 劳动就劳动呗。“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人家城里的孩子毕业了不是一样到我们农村“插队落户”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孩子又何惧回乡呢？ 　　当时我们村高中毕业的一共是5个。我们回乡后的第二天即向村里大队写了一份《决心书》，表示我们回乡后一定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听从大队指挥，决心为改变家乡面貌作出积极的贡献！ 此外，我和名碧、远征、远星几个还私下里对家乡的建设做了一些大胆的设想：在石龙桥下游的“渊加之”安装三级抽水泵，把石龙河水抽上来，让“大岭”及”钓鱼山”下一带的旱地全部变为水田；把村里至“岰脚”的那条“牛路”进行平整硬化，以方便村民上山下地；对“新桥”原有的抽水泵进行规范管理，减少周边生产队及村民的“抢水”纠纷……真可谓是“雄心勃勃，豪气冲天”！ 　　可回乡后，我们5个毕业生没有一个得进大队部工作。以致当初的“决心”也只停留在纸上，“设想”也变成了幻想。加之回乡后各自为生计奔波，那“革命理想”便彻底被“面包”所打破……尽管后来我们几个都先后外出参加了革命工作，但对家乡建设的初衷仍然念念不忘。记得在七九年还是八O年，远星、远征、日忠、名珍几个在外工作的同乡还与我商量是否“重返家乡干革命”？后因各自家境不同，际遇不同，观念不同未达成共识而流产。 如今想来，当年那种想法及行为未免有些幼稚和可笑。但也足见我们年轻时的那份激情与“轻狂”，以及对家乡那份深深的倦恋！ 罗城葫芦山水库 罗城葫芦山水库 　　再说当时我们几位“有志青年”，“雄心无处安放”，“壮志无法凌云”，只好各安天命，该干嘛，干嘛去了…… 11月份，农村开始进入农闲修水利。我便随四修、名璋、名文几位年轻人前往东门“葫芦山水库”修水利。 我们的工作就是凿石放炮“打石头”。打石头可是一个苦活儿。当年的开山凿石可不象如今有风钻机来打孔，那可是纯粹的“传统手工作业”一一用钢钎和八磅锤，一锤一锤地砸出来的！ 　　要开山碎石就先要 “打炮眼”。打炮眼不但拼的是力气，而且特别讲究配合:一人在下方掌握钢钎，一人或两人在上挥锤。握钎者看似轻松，却须心细，要在锺声过后的一瞬间转动钢钎，否则就会造成“卡钎”。此外，还要不时往炮眼中加水，以免干打而烧坏钢钎。 我特别佩服和欣赏那三人配合默契的劳作场景:一人握钎，两人挥锤，一上一下，一起一落，那叮当、叮当，叮当、叮当的锤声在山腰上，在山谷里犹为动听。那真不失为一曲“劳动者的乐章！” 　　可这“美妙的乐章”，对于我这刚出校门的人来说却许久都找不着调。看着别人沉着冷静地握钎，潇洒自如地挥锤，轮到自己上场却总是“潇洒”不起来一一握钎怕别人砸对手，挥锤力又小，有时还砸不准钎头，站在山石上腿肚子直发抖。特别是害怕“点石炮”。因为天生胆小，总担心被石炮炸对。因此，当轮到自已点炮时，那引线总比别人留长3一5寸，躲的总比别人远上三五十米。 我们从家里到水利工地约有6一7公里，我们几个每天起早贪黑，早出晚归…… 　　好在苍天有眼，这既苦又累，担惊受怕的日子随着我给水库指挥部写的两篇工地“通讯报道”而结束一一七三年十二月中旬，我被抽调到水库指挥部当了“施工员”。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那年头政府十分注重水利建设。葫芦山水库是东门公社的四大水库之一，水坝较高，工程浩大。平洛、古耀、章罗、永安等周边大队，每天都分别派出200多名民工上工地。 大坝上红旗招展，红歌激昂，人山人海，场面十分壮观。记得当时我还写了这样一首应景的诗: 葫芦山下红旗扬，革命群众斗志昂。 千军万马上水利，深挖洞来广积粮。 修筑大坝需要大量的土石方，而当时的机械化程度相当低，整个工地只有2台压土机，泥土全靠民工一担担地往上挑。我们六名施工员在坝上，分别给挑土上来的民工发“土票”。土票面值分为捌拾、壹佰、壹佰伍拾斤三种。每担土发给哪种票额均由施工员酌情发给。 当时有一位施工员工作不负责任，无论挑多挑少通通发给壹佰斤，见到姑娘漂亮的还发给壹佰伍或两佰斤。因此，他的“堂口生意”特别好，民工们都说他好讲，大方。有位姑娘在一次挑着50多斤的泥土上去得到2张一百斤的票后，故意逗他：我和你是什么亲戚，你给我这么多？问的那斯满脸通红。以致“我和你是什么亲戚”这句“经典”笑话在工地上流传了许久。 俗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实际上领导的眼睛也不是熊瞎子。这施工员的所作所为不久便被领导发觉。在指挥部的批斗会上，他还交代了某村两位姑娘送他一顶草冒，一双布鞋，他便给人家数千斤土票的“豪情”。后来这斯自然被清退回家。 　　土票是体现民工劳动价值的凭证。因为，民工每月要凭票向指挥部进行决算，指挥部凭票给民工开单据回生产队记工分。土票越多工分越多，工分越多，收益越大。从这一角度说，土票也属一种“有价证券”。 施工员每人每天经手的土票多达数千戓数万斤，而这票发给了谁，发出了多少？指挥部管不着，领导看不清。因此在那“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年代，靠的是个人自律，凭的是防腐意志。意志薄弱者往往容易犯错误。 当时我和一位名叫小光的施工员在一起负责土石方的验收。我们俩既是”量方”的又是开票的。手中也有不小的“权力”。因此，不少别有用心的人也想“讨好”我们。可我们始终坚持原则，不为所动。工地上有几名比较捣蛋的知青，总喜欢耍小聪明：拉沙子时，在手推车内用树枝草帒架空，上面只铺少量沙子；堆石方时，底部用几块大石头搭架，上面铺上少量石头及碎石，企图以少充多。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对于他们此等不良行为，我们不但坚决抵制并予当面揭穿：在量沙方前，先用一木棍对着沙堆连捅数下，若有架空，沙子必必向下沉；在量石方前，则要先端起2一3个三五十斤重的石头抛向石方上靣，若遇架空作假，石方必塌陷无疑…… 在当施工员的一年里，我学会了水利测量、工地管理，锻炼了个人意志，增强了社会实践。 1974年，是我单纯又充实的一年，快乐而难忘的一年。 　　葫芦山下红旗飘，水利建设掀高潮。 回乡三月上水利，指挥部里把食“刨”。（葫芦山水库施工员留影。前排中为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