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那刻骨铭心的记忆

蒲公英

　　1958年，在我一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响应党的号召从部队转业到了海拔3521米、“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青海省香日德农场；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同是劳改系统的诺木洪农场；1978年我从诺木洪农场考上了大学，开启了人生的新征程。

　　记得在1977年11月初的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和同宿舍的同学周惠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原来是我们的同学、好朋友赵生梅和纪淑珍来了。她俩被寒风吹得直流清鼻，一进门兴奋地对我们说，告诉你俩一个好消息，要高考了。王素英，你是咱们几个中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赶紧复习吧，听说12月份就要考试了。这个消息是我自高中毕业以来梦寐以求最最最期待的特大喜讯了，于是我立马把我的小木头箱搬出来寻找从家里带来的书，翻来翻去就几本高中课本。从这以后，我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就一头栽到了高考备考之中了。

1977年的11月30日（青海省的高考时间是12月1日至3日），农场派了两辆大卡车，在车上面铺了一些麦草，我们穿着棉袄、棉裤和大衣坐在大卡车上，大家冻得缩在一起，天黑时到达了都兰县的兵站。我们住在了解放军给我们腾出来的大通铺上。第二天，在我们的高中母校都兰一中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12月1日上午考政治，下午考语文。本来我在高中的时候语文还算不错，作文写得也算可以，但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作文题目还是瞬间把我给蒙住了。临考前，我高中的班主任曹景中老师还一再嘱咐我最好把作文写成抒情散文，我想这个题目怎么抒情呀？一阵心慌之后，我决定还是写我擅长的论说文。在高中的时候，“批林批孔”锻炼了我写论说文的水平。第二天上午考数学，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科，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喜欢做数学题，当一道道难题解出来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就别提了（我们班有几个男生的数学比我好）。考试开始了，我把监考老师发给我的试题扫了一遍心中暗喜，马上就下笔做题，等我把7道题全做完后，感觉时间还早，就又反复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我准备交卷时监考老师说还不到交卷的时间让我坐在座位上等待，又过了一会儿，监考老师说允许提前交卷了。我第一个把试卷交给了一位监考老师。监考老师拿到我的试卷时说：“怎么不做试卷背面的题呢？”我惊慌地说：“背面还有题？”于是老师把试卷还给了我，我一下子傻眼了，背面还有3道大题，其中一道题是“香日德农场1977年亩产单产达到2026斤，超过了世界小麦单产记录……”，这是一道等比数列题，这道题我一看就知道怎么做。这时监考老师说，离考试结束时间还有半小时，你先把试卷拿回去做吧。后面的大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在考试结束时我还没有做完，我请求老师再给我一点时间。两位监考老师都是我母校的老师，有一位是都兰一中教导处的方斌老师，他对另外一位监考老师说：“我们没有提醒考生，我们也有责任，就让她把题做完吧。”

　　我高中的班主任曹景中老师，当时在都兰县文卫科工作，参加了青海省海西州的高考评卷。在12月底的一天，他到诺木洪农场出差时对我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高考的数学试卷由于监考老师在考场记录表上写了‘交卷后做’几个字，你的数学科按违规记了零分。”我说：“当时方老师他们是同意我延时做题的呀，即便是记录，也应该如实记录，我前面的7道题也能得50多分呀？”曹老师说：“你的试卷还拿到评卷会上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最后还是不同意给分，因为监考老师没有详细记录是哪些题‘交卷后做’的，只好全部不给分了。再说，今年除你之外还有其他的考生也有类似没做试卷后面题的情况”。我不知道我的数学考了多少分，曹老师怕我伤心本来不想告诉我我的数学考分，后来他为了鼓励我明年再考，还是告诉我说我的数学考了87分（满分100），成绩还不错。如果我想上海西州卫校的医师班或海西州师范学校的话他可以帮我调剂录取。我说：“中专我不上，大专也不上，我要上本科。”（1977年我的3位同学从诺木洪农场考上了大学，吴建青、王惜玉和黄耀东，其中，吴建青考上了华东水利学院，现为河海大学）

尽管我已经提前知道了自己落榜的事了，但是当我接到成绩通知时还是忍不住地哭了。我的好友曾宪文和李振英，她俩劝我别考文科了，还是改考理科吧，历年来理科都比文科的录取率高。痛定思痛，我整理了自己的情绪，为了能考上大学，我放弃了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理想，改考理科了。不过，该死的物理是我最讨厌的一门课，化学我也不喜欢。好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对于不喜欢的科目也会好好学，成绩也不差。

我的好朋友曾宪文给我介绍了一位她曾经在诺木洪农场电站工作的同事刘永川技术员，让他给我辅导物理。刘技术员是西安交通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后就职于“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高工），人很朴实，尽管以前我不认识他，但他在百忙之中常常把宝贵的星期天留给我，他不仅给我辅导物理，还给我捋出了化学复习提纲让我按此复习。他的爱人叫党爱君，没有因为刘技术员把星期天的时间花费在我这个不认识的人身上而抱怨他。记得当时她家有3个孩子，最大的一个叫刘鹏也还没有上小学（这个孩子现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教授）。本来照顾这3个孩子就够她累的了，她还要工作，星期天还多我这个吃饭的人。刘技术员和党老师—我亲爱的哥哥、姐姐是我人生中的贵人，一辈子不忘的恩人。

注：我曾经任教的学校（拍摄于2015年8月15日）

　　我1976年在青年队劳动锻炼了10个月后分配到了诺木洪农场二大队的子弟学校教学。我们单位是农场的先进团支部，每天早晨六点半团支部要组织年轻人跑步，有时会打篮球。我们二大队也是全场的先进单位，那个时候每个星期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从20:00开始到22:30都要按时政治学习。当时我在二大队当小学老师（是一所带帽小学），每周有20节的课，两个班的数学，两个班的英语，每天要改100多本作业，留给我学习的时间并不多，记得那时候我每天大概睡三四个小时的觉，而且闭上眼睛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数理化。

我们二大队的一把手是一位高大帅气工作能力很强的领导（后来他当了诺木洪农场的政委），他的名字叫高振武，我们叫他高教导员。我们这些下属不仅佩服他，而且敬畏他。我刚分配到二大队工作的时候，他还挺器重我，单位组织表演节目时他让我和李世功师傅一起创作歌舞（我负责写词，李师傅负责谱曲）；在全场歌诵比赛时他让我和张兴汉干事一起写诗；单位的广播室曾有一段时间让我接管；单位在准备排练一个歌剧时高教导员还推荐我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我在广播室播音时他发现我的鼻音很重可能患有鼻窦炎，还主动联系了格尔木的解放军第22医院让我去治疗。可是自从我高考备考以来，他对我就看不顺眼了，见了我不是不理，就是敲打我要树立正确的考大学观。有时还在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不点名的批评我，说有些年轻人政治学习心不在焉，看似坐在那儿听讲，实际上不知道在想什么（他说得没错，我确实是心不在焉，有时在背英语单词，有时在背政治）。大队部的李云斗指导员在给我们团员开会时也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我的同事龙宁和周抗也考大学，不过他们被领导吓得不敢考了，只剩下我这个不听话的人了。周抗在1979年考上了青海师专的中文专业）要以工作为重，处理好个人利益和工作的关系。说实话，我为了不让领导挑我的毛病，我对工作一点儿也不敢马虎。我的同事李振英曾多次提出帮我改作业，我都谢绝了，我怕万一改错一道题，那是白纸红字呀，不是找着挨K吗？那时我除了学习上的压力外，更大的压力是来自于领导，这种压力在一段儿时间给我造成了很严重的困惑。我从小是个乖乖女，由于学习勤奋，听老师的话，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可我只因考大学，却受到领导如此的批评，实在是让我抬不起头来，有一种负罪的感觉。高教导员的女儿七八年高中毕业，我盼望着她的女儿也考大学，好让高教导员对我理解一点。可是她的女儿放弃了考大学，我的幻想破灭了。在那段时间，我似乎像贼一样，要偷偷摸摸的学习，我的好友曾宪文把她医务室的钥匙给我让我在她办公室学习，免得让我同宿舍的人因影响她们睡觉烦我。有一次凌晨两点多的时候，当我走出医务室门时外面的几只狗在狂叫，我恐惧极了，也很害怕这时窜出一个“老职工”（刑满就业的犯人）来，一阵狂奔回到宿舍后门口的脸盆和水壶被我撞得劈了啪啦地响，之后的好长时间我都心有余悸。有一次，我爸托人在上海给我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寄给我，我还没来得及把书放到宿舍就在食堂的门口碰见了团支部书记，他用审视的目光盯着我手中的书，告诫我不要把领导的话当耳旁风。

注：中间那间是我曾经的宿舍（拍摄于2015年8月15日）

　　之前，我对领导的批评还是满在乎的，可是批评多了我也就皮了。我想我又没有影响工作咋就成了“坏人”了呢？既然你们烦我考大学，那我就破罐子破摔吧。在恢复高考的时候，国家的人才青黄不接，我在报纸上看到国家号召有志青年要积极报名参加高考。我父亲是一个单位的小领导，他们单位非常支持年轻人考大学，还专门给时间让他们在家复习。本来我当时是想考上大学以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多做贡献，现在被他们把我逼的多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拼死也要考上大学，离开这些“不懂事”的人。我在心里暗下决心，“考不上大学，誓不为人”。

由于我的心不在焉，在一次打篮球的时候，我与同事王文霞在抢篮板球的时候俩人的头狠狠的撞在了一起，她的个子比我高多了，块头也大，我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她揉揉脑袋没事了，而我却被她给撞闷了。到了晚上我的脸肿起来了，不但脸肿而且鼻青，眼睛也变成了一条缝。第二天我就更面目全非了，往日的美女变成了丑八怪。我不敢去上课了，我怕学生们见到我这个样子会吓坏他们，再说我头疼欲裂实在也难以坚持工作。我的好友曾宪文让我去她家吃饭，她和她的丈夫老赵哥像亲人一样照顾我，他们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恩人。

几天后的一天，我刚下课，一位同事告诉我说，我爸妈来看我了，他们正在宿舍门口等我呢，让我赶紧回去。我没想到在我最痛苦、最失意的时候我的父母来看我（我想是不是生物感应，要不然我父母怎么这么巧在这个时候坐着大卡车来看我呢），直至现在每每想到这个情景我都按奈不住眼中的泪水。我一路小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叮嘱自己不要哭。在我到了宿舍的院子门口看到我的父母风尘仆仆的样子在那等我时，那一刻我忍不住地哇哇大哭了起来，我的父母看到我鼻青脸肿的样子，像来坚强的他们都心疼的哭了。第二天我妈立即找了校长为我请了假，带我去厂部看病，医生担心我会是脑震荡，建议我去西宁的劳改局医院看一下（劳改局医院是我们劳改系统的中心医院，后来改称青海省红十字医院）。于是我爸爸就请了假带我到劳改局医院住了院。经诊断我有轻度的脑震荡，而且鼻子也歪了。现在想起来挺后怕的，如果不是老天爷派我父母及时来看我，我爸带我去看病，也可能我就成了个嫁不出去的歪鼻女了。还算好，我住了一个月的院后基本恢复了。在这一个月里，我边治疗边学习，我爸的一位老同事的两个女儿七八年也考大学，阿姨的小女儿是西宁市第十一中学的学生，学校给他们发了一些资料，我有时到她家去看资料，跟她们一起学习。这一个月对我来说复习的收获实在太大了，这些资料让我很受用。

注：拍摄于2015年8月15曰

　　在临近高考的前几天，我准备向校长请三天假复习一下。在我刚走出办公室时，校长向我迎面走来，他老远挥着手说：“小王，我正要找你呢”，我说：“我也要找您”。我跟他会合后他说：“过几天你就要去高考了，这几天你抓紧时间多上一些课，等你走后让学生们做作业”。我听了校长的话后，无语了，我扭头向我的办公室走去，眼泪噗噗啦啦地往下流。

高考的前一天，场里派了三辆大轿车拉我们去格尔木县（现在的格尔木市）参加高考。我记得大概有百十来人，主要是厂部子弟学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我们在职人员好像有十几个人。我们到了格尔木后，厂里政治科的冯宏培干事安排我们住在了一家招待所，招待所给每个房间配了一个五磅的暖壶，每个房间每天只能供应二次的开水，喝完了就不再提供开水了，每个房间住了四个人。记得晚上我们在隔壁的饭店吃饭，米饭是生的，晚上睡觉时发现床是摇晃的，一翻身吱吱扭扭的响，那一夜我是没睡好。

高考第一科考政治，下午考物理，物理题很难；第二天上午考数学，在考数学的时候，我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在这之前我浑身都在浮肿，连拿钢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到医院检查也没查出个啥病来，医生说是疲劳过度。在考场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流，我咬着牙在鼓励自己一定要坚持，我默默地对自己说：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关系到自己今后的前途命运，坚持，坚持，再坚持。跟我一起考试的一位应届考生叫宋毅军，厂部学校的老师们说他是应届生中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还没到交卷的时间他就交卷了，他和我在一个考场，我坐在考场的第一排，当他从我跟前走过的时候，我的信心备受打击。我想，他一定是做得不错，可是我还有几道题没做呢。考完后我们都在议论试题，我对宋毅军说，你都提前交卷了，考得不错吧。他说，我有好几道题不会做，反正坐在那也是白坐，所以我就先交卷了。我恨自己的心理素质太差，别人交卷了自己在心慌什么。第三天上午考语文，作文题目是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现在看来缩写这种作文题材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可是在那个年代，我们在高中的两年里，不是学工、就是学农，要不然就是“批林批孔”，从来没有学过什么缩写，还好缩写总比扩写好，总不至于言之无物吧。七八年的高考考了六科（23日报考外语类的考生考外语口试，我们之中没有报考外语类的），7月23日厂里派车来接我们，我们见到政治科的冯宏培干事时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因为这几天我们吃的是夹生饭，喝的是凉水，住的是摇摇床。我们迫不及待地拿上行李，坐上车，离开了这个让我们难忘的地方。在车上，大家都呼吁先到我们农场的三大队吃了饭再回去。冯干事同意了，司机知道我们这些年轻人饿极了，加快油门往回赶。我们在三大队的食堂美美的吃了一顿饱饭。

高考成绩发榜了，我们这百十来人中有3个人的成绩上了分数线，我和我的同学张春晓，还有一位应届高中毕业生叫徐波。张春晓刚过本科线，他最后没被录取（1979年他考上了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现在的三峡大学）。这一年我们诺木洪农场考上了两个人，我和徐波。徐波上的是青海医学院的临床医学专业（他的父母都是厂部医院的医生），我上的是青海民族学院的化学专业。其实，我在七八年高考时最想上的是医学类院校，可是报纸上说，教师要首先报考师范院校，师范院校要优先录取教师，我就没敢报考医学院，这是我一生的遗憾。

注：往日的戈壁滩，今日的红色海洋。

　　1978年的高考是全国统考，我们是7月20号至22号参加高考的，可是到了10月底了我还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开始心慌了，因为我感到我已经没有体力下一年再参加高考了。11月初的一天，我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原来这份通知书从西宁寄到了格尔木，又从格尔木转回到都兰县，从都兰县才寄到了诺木洪农场。通知书上的开学时间是十月初（我不记得具体时间了），我收到通知书的时候已经过了报到的时间。我急着要去厂部办理相关的手续，在我找车的时候碰上了高教导员，他说，他要去厂部，让我坐他的拖拉机一起去。在车上，他深情地让我理解他，他说，我如果上大学走了，学校的英语课就没人上了。我是一个优秀的老师，除了英语科外，语文、数学、物理都能教，他舍不得让我走。我静静地听着他的表白，无论他说什么我都不会领他的情，当时我对他只有恨，要不是他对我的打压，可能我会考上一所更好的大学。

在我上了大学以后，我冷静地回忆了我的高考之路，想想当年高振武教导员也好，还是团支部书记也好，他们都还是好人，当时也没有恶意，只是当时对高考的认识不到位，只考虑了本单位的需要（当时我们学校高中生也算是“人才”了，大部分老师是初中毕业生）而已。因此，我对高教导的恨也就释然了。后来我在海口工作几次回西宁时想去看望他，可是没有打听到他住的地方。还有，七七年高考数学科的失误，是我自己粗心大意造成的恶果，我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这个极其严重的教训，以至于我在后来的招生工作中不断地提醒自己，认真，认真，再认真。

在我高考的时候，还有许多人在鼓励、帮助我。我们二大队的张兴汉干事常常悄悄地给我鼓劲，有一次他对我说：“小王，考大学没错，你不要在意别人的批评，好好努力”；我的一位学生家长江干事见到我说：“小王，好好复习吧，不用把太多的时间放在学生身上，孩子们会考上初中的”（他的儿子是我班上的学生，七八年小学五年级毕业要小升初）；厂部学校教英语的严德慧老师和武富深老师，只要我去找他们，不管有多忙他们都会耐心地给我辅导英语，而且还常常夸我学习用功。我同宿舍的王翠萍，她是一个极其老实的女孩，在我与她同住的那段时间，我常常是二三点睡觉，开着灯学习肯定会影响她睡觉，但她从不抱怨，还常常说：“没关系。”我知道她是广东人，一直以来我都在打听她的消息，可是我们同学中没人知道她现在在哪儿。还有，七八年考完数学后，宋毅军知道我有病后，到他父亲的朋友家给我找了点药，我吃了药后第二天好多了。再提一下我的好友曾宪文，她比我大9岁，当时我们都亲切的叫她老曾。她为了给我“减负”，在我复习高考期间每天早晨6:00到大队部帮我开广播；到了开饭的时候只要她在食堂见不到我去吃饭就会到学校去找我，她怕惊动我学习，悄悄地趴在我办公室的窗户上看我是不是在里面，如果我在的话，她就小声的提醒我去吃饭；有时候食堂的门关了她就让我到她家去吃饭；那个时候我经常去她家吃饭，有时还住在她家。还有李振英老师，她为了让我尽快的把学生的作业改完好腾出时间复习，帮我把学生的作业翻到需要改的页面，我直接拿过来改，改完了她再帮我把作业本整理好；她还常常帮我送学生（因为我们二大队有两个中队，离学校比较远，为了避免学生在公路上发生意外，学校安排老师们每天轮流送学生回家，来回也得一个多小时，每天2次）。在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有几道题需要向刘技术员请教，我到厂部生产科他的办公室找他，他的同事说：“刘技术员要考研究生了，在家复习呢，你到他家去找他吧。”我去他家他给我讲完题后，我说：“听说您要考研究生了，以后我就不来找您啦。”他真诚地对我说：“你还是要继续来，你是年轻人，前途重要，我今年考不上，明年可以再考嘛”。当时我感动地说不出话来，我使劲的点头，把他的话牢牢地刻在了心里，永不忘记。后来在我上大学期间，因为我的偏头疼和神经衰弱很严重，以至于影响到了我的学习，他还写信开导我，鼓励我，像亲人一样的关心我。另外，在我到西宁看病回单位路过都兰县的时候，我去看望我高中的化学老师陈从善，他让我暂不要回单位，住在他家给我辅导几天化学。记得他给我辅导了一周的化学，还送给我一本文革前的高考化学试题汇编。七八年我的高考成绩化学科得分最高，除了那年化学试题较为容易之外，陈老师对我的辅导也是功不可没的。

2015年8月，我们都兰一中高中同学组织了毕业40年的聚会，我借此机会与李长江、兰少平去了一趟诺木洪农场（这是我们共同工作过的地方）。当我踏进二大队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分：那熟悉的学校、熟悉的大队部、熟悉的宿舍、熟悉的医务室……，只是没有见到一个熟悉的人。我从这里考上了大学，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地方。

注：诺木洪农场二大队子弟学校教师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