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崖洞防御战：创造抗战以来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纪录

军营子弟

黄崖洞防御战：创造抗战以来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纪录

军旅警营 前天

“谁怕冷风，谁怕冷雨，谁怕那雪花儿纷飞！勒住我们的战马，看一看黄崖洞边的血迹，数一数黄崖洞边的尸体！黄崖洞是我们的！黄崖洞是我们的！我们的英雄们在这里写下了英雄的诗篇！留下了光荣的记忆！”——129师先锋剧团《黄崖洞英雄赞》

设防黄崖洞

黄崖洞，旧称黄烟洞，位于山西黎城县北45公里东崖底镇上赤峪村西的板山岭下，面积约10平方公里，因一座海拔1600米的黄色崖壁上有一个可容百人的天然山洞而得名。该区地形起伏，峰峦叠嶂，绝崖多，死角大，隐蔽地多，坡陡难登，联络困难，在战术上属于易守难攻之地。1939年7月，八路军军工部遵照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的指示，在黄崖洞水窑山（亦称水腰山）建立兵工厂，主要生产步枪、手榴弹、马尾弹、50炮等，每年所生产的武器可装备16个团，是当时八路军的主要兵工基地。朱德总司令曾将该兵工厂誉为“掌上明珠”。

兵工厂自创建开始，就倍受重视和保护。1940年4月开始，由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担负警卫任务。该团前身是1935年12月在陕西延长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指挥部特务团，其更早渊源可追溯至井冈山红4军特务营。部队基础好，红军干部多，政治觉悟高，能打硬仗，半数官兵为共产党员，是总部高度信任的一支部队。当时，该团1营首先奉命开赴黄崖洞设防。同年11月，全团在团长欧致富、政委郭林祥的带领下进驻该地区。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示该团，要据险修筑永久性工事，就地演练部队，做好打硬仗、恶仗的准备。副参谋长左权带着129师工兵主任王耀南亲自到特务团指导设防工作，领着特务团干部勘察地形，绘制地图，实地研究作战预案，确定了防御方向、兵力部署、阵地编成、火力配系、障碍设施和具体战法，并抽调129师385旅、386旅和新4旅的工兵连协助特务团修筑工事。

左权对黄崖洞的布防呕心沥血，亲力亲为。他一到工地，就扑下身子和战士们一起干，每天只带着一壶水几个馍，奔走在山上山下，沟沟坎坎，把洞区查看了个遍，为工事定点。哪里应构置暗堡，哪里应是明堡，哪里利用天然洞穴加以改造，哪里做投弹的地方，各点的火力怎样射击才能组成交叉火力网等，都一一给特务团干部讲明白。他还指示要把各级指挥员的位置、部队的支援路线、转移路线、防区区分、工程编号，一一登记造册，使干部战士了如指掌，做到“平时滚瓜烂熟，战时一丝不乱”。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

构筑工事开始后，干部战士顶风沙，斗严寒，争分夺秒抢时间。扛石头，挑土灰，抬钢轨，劈山洞，凿枪眼，干得热火朝天。前后经过8个月的苦干，全洞区共构筑坑道11节，堑壕9000米，掩蔽部和碉堡190个。整个黄崖洞形成了一个以营为守备区、连为防区、排设阵地、班组筑工事的有机联系的环形防御体系，能够对付敌人从不同方向的进攻。工厂外围各口，还构置了2道防线、3道雷区。各阵地明暗碉堡林立，火力俯仰交织，既能相互支援，又能独立作战。

特务团在兵力部署上和阵地编成上，分为7个守备区。以战斗力较强的1营，坚守易攻难守的黄崖洞西北部海拔2000多米的左会垭口南北山，以籍钳制从武乡、辽县东下之敌，编为第1守备区；2 营防守东部绵亘崎岖的制高点桃花寨和险要崖口跑马站以及延伸“洞”外的阳坡，编为第3、5、6守备区；3 营（由晋察冀500名新兵组成，老3营调防良沟兵工厂）负责坚守西南部沟深崖陡的老板山、1529高地、前后水窑地区及面对河谷盘地的南口，以防来自黎城之敌，编为第2、4守备区。团指挥所设在黄崖洞南沟，观察所设在1588和2008.5高地。团预备队负责直属守备区，并视战斗情况临时机动。至此，特务团在黄崖洞完成了周密的设防，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堡垒。

日军的企图

对于黄崖洞兵工厂的巨大作用，日军方面视为心腹大患，早就欲除之而后快。在1941年华北方面军第1军的“肃正”作战计划中，明确要求参战部队，要对共军根据地彻底“扫荡”，摧毁共军后方设施、工厂、武器制造所等，真正消灭共军根据地。为了捣毁黄崖洞兵工厂，当时驻在山西东南部的日军第36师团制定了黎城作战计划。

第36师团于1939年3月在日本本土组建，下辖有第36步兵旅团（第222、223、224联队）和搜索、山炮、工兵、辎重等联队，为治安师团编制，定员为13952人。当年4月侵入我国，进驻山西太原。同年底移防潞安（长治）、泽州地区，与第20师团换防，接管了晋东南沁县、榆社、武乡、黎城一带的防卫任务，其作战对象主要针对我八路军129师，周边另有独立混成第1、4、9旅团经常配合其“扫荡”行动。

该师团早知道我黄崖洞兵工厂的各种坚固防御设防，曾数次试行进攻，均被粉碎。1941年秋冬，日军以222联队联队长葛目直幸大佐为总指挥官，抽调3个大队组成黄崖洞突击部队，即原子大队（222联队第2大队）、田岛大队（222联队第1大队）、柿大队（224联队第3大队），另配属有工兵中队和步兵炮队，总约3000余人（我方资料一般称有5000余众）。这次进攻，以摧毁我兵工厂军事设施为主要目标，以消灭我守备部队有生力量为目的，借助36师团主力对太行区根据地“扫荡”为掩护，集中兵力，一路疾进深入，采取以夜间偷袭结合强攻的作战手段，偷袭不成立即强攻，妄图一举夺取险关，占领并捣毁兵工厂。对于这次偷袭，日军高层是参照了1940年10月冈崎支队进攻黄崖洞时，采用偷袭获得成功之经验，在周密侦察和充分的战斗准备基础上制定的，志在必得。

11月5日夜，日军这支突击部队从黎城北犯西井，此地为八路军总部附近，距西北方向的黄崖洞只十几公里，遭我129师385旅阻击。6日，该敌全部返回黎城调整部署。9日，又从黎城突然辗转进犯西井，自诩为“闪电转击”。10日战斗展开，日军凭借优势兵力占领西井后，直扑彭庄、上下赤峪、赵姑村、东崖底等地，主力集合在上下赤峪，迫近黄崖洞南口我前哨阵地槐树坪前沿隐蔽。与此同时，日军独立混成第4、9旅团，沿辽县、武乡道路南、北对进，向黄崖洞北口左会垭口接近。

　　黄崖洞兵工厂正进行生产

对于日军的这次“扫荡”，彭德怀和左权分析敌意图就在于合击八路军总部机关，破坏黄崖洞兵工厂。于是在11月6日夜命令已出山迎敌的总部特务团全部撤进黄崖洞，坚守阵地5天，一定要把兵工厂的机器设备、产品和其他物资掩埋好，把工人安全转移走，并随时和总部保持联系。左权特别强调部队在作战中要拿捏一个“稳”字，要充分利用有利地形，猛中求稳，不焦不躁，不惶不恐，不紧不慢，以守为攻，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他将这种战法形象地称为“咬牛筋”。在时间安排上，左权要求特务团先在山口处顶上一两天，挫挫敌人的锐气，在第二道防线再顶几天，然后再上山，待我增援部队赶到后再来个反包围，消灭来犯的日军。

日军11月9日再犯西井的行动，更加坚定了彭德怀和左权的判断：日军主攻方向为南口，北口为钳制方向。看到日军把我特务团次要作战方向当成主攻方向后，左权提醒特务团团长欧致富：要警惕敌人声东击西，防守西北左会垭口的第1营不要轻易使用。

首战南口

11月10日下午，日军兵力部署完毕，开始试炮，企图用炮弹扫雷。特务团设雷组的战士则与敌人炮弹打起了“游击”，待敌人全面炮击后，又突击埋雷，专等其步兵的到来。当日深夜，黄崖山区乌云密布，天黑地暗。日军柿大队几次以偷袭方式向我南口7连阵地扑来，均遭我阵地火力和地雷杀伤而未逞。

日军无奈之下，于11日天亮后转入强攻。这时突然狂风大作，风雪交加，路滑泥泞，视野受限，对进攻的日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葛目直幸先命令山炮猛轰我一线阵地，而后工兵排雷，步兵随后强攻。一次不行，再攻还不行，就拿出了所谓“武士道精神”，排队端枪挺胸，大喊着向我冲锋。对于这样的“活把子”，我7连官兵毫不客气，以密集火力大量杀伤。上午10时，天气好转，太阳也出来了。日军改变进攻战法，把抢来的100多只羊驱赶在前头踩地雷开路。岂知特务团的战士们在这一路埋的是大踏雷，人踩马踏才会响。羊蹄小脚轻，除偶尔踩响几个雷外，雷区安然无事。日军似乎放了心，300多名步兵紧跟在羊群后面，企图分头夺取各个目标，一举攻占兵工厂。突然间，一颗颗地雷轰然炸响，7连前沿各机枪阵地也猛烈开火。山口前的羊群顿时四散逃命，日军也乱作一团，撤了回去。

一小时后，吃尽了地雷苦头的日军以两门山炮在离垭口2000多米处抵近射击。炮火未停，日军的机枪又响起，压向我7连的阵地。在强大的火力压制下，7连部分工事被炸塌，一时没有还击的机会。欧致富在观察所里见日军的那两门山炮太嚣张，便命令团炮兵排把仅有的12发迫击炮弹全部打了出去，重创了日军槐树坪炮兵阵地，炸倒了好几十日兵。

灭绝人性的日军，见偷袭不成，强攻不下，竟向我南口7连阵地前沿和纵深施放毒气，欧致富和3营营长涂玉山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时，不幸中毒昏了过去，救醒后仍继续指挥战斗。左权接到日军施放毒气的报告后，指示立即抢救中毒人员，并果断命令特务团，要榆树坡方向的6连以侧射火力支援南口7连阵地，同时要7连加紧补充前沿阵地的人员和武器弹药，抢修工事，准备迎接敌人新的进攻。

17时左右，连续遭到失败的日军为了收拾残局，拖回阵亡士兵尸体，组织了当日最后一次猛烈的进攻。冲锋的日军每人手上拿着几条绳索，见着尸体就猛甩绳圈来套，套住腿拖腿，套住头拖头。前沿陡崖阵地上的战士们看清了日军的意图后，冒着敌人炮火的袭击，将滚雷、手榴弹都扔下崖去，把前来拖尸体的敌人又炸倒了几十个。剩下的人连头也不敢回，不管拖的是死的还是活的，拽起绳子就拼命往回跑。

这一天，7连打垮了敌人10余次进攻，歼敌二三百人。英雄的连司号员崔振芳在最前面石崖上的投弹所里，在战友的配合下，一个人打死打伤敌人十几名后光荣牺牲。

再战桃花寨

12日早晨，日军既不打炮，也不放枪，战地沉寂了。上午9时，特务团观察所报告说，日军指挥官在上赤峪、赵姑村一带向桃花寨反复观察，其部队正在那里构筑新工事，可能是选择新的攻击方向。的确，当时日军指挥官用望远镜（炮镜）反复观察，并详细听取了突进南口狭隘瓮圪廊谷内第10中队中队长清水中尉的说明，判断不能直接突进谷内，决定改变战术，选择新的进攻道路，先夺取侧翼，突破八路军阵地，消除八路军火力。在花费了半天观察对手防御工事阵地后，发现在后河北侧两个险峻断崖中间的鞍部高地前面是倾斜45度的山坡，这里正是南口左侧的跑马站、桃花寨。这些迹象表明，日军要选最险的地方作为突破口了。欧致富马上将情况报告了左权。左权指示：充分准备，待机行动，以变应变。

指挥黄崖洞保卫战的特务团团长欧致富

13日拂晓，日军集中10余门火炮，向着桃花寨、跑马站1461高地和高地后边大断崖上2营4连的工事开始猛烈炮击。炮火刚停，4连阵地前沿马上响起喊杀声。原来有几十名日军在12日夜就用抓钩偷偷爬上了石崖潜伏了下来。这么近的距离，开枪已来不及，4连1排马上以白刃战展开反击，2营整个前沿阵地的战斗骤然达到了白热化。当遭到我军打击后，日军前面一队队的尸体滚向山下，后面又一队队地拥上来。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我阵地前、阵地中，敌尸枕藉，2营也付出了很大牺牲。

欧致富来到2营的指挥所，经过观察，他认为日军从最难最险的地方下手，主要是想争夺跑马站山下的沟，借路进攻兵工厂所在的水窖洞。于是他把情况向左权作了汇报，并建议给敌人让出一条路，守备部队都撤到山上，在“一线天”沟底布雷，然后两边火力夹击，把敌人消灭在沟底。左权同意了，命令南口方面给敌让路，放进口里打。2营方面，放弃前沿，全营撤上主阵地1650高地。

14日，看到八路军不再坚守一线，进攻的日军兴奋异常。他们一面催促后面的人迅速跟着攀崖，巩固刚占领的地段，一面从右侧攻下沟来，企图一举攻占水窖洞的洞口。但下到沟底后，情况却比他们想象的更糟。水窑口沟底，300米长，宽仅12米，两边是50米高的悬崖。这弹丸之地，密密麻麻埋了上百颗地雷。敌人进攻心切，都不顾命地往前冲。开始，日军急于占领洞口，多路攻击前进，结果踩响了好多地雷。为减少伤亡，他们又改成一路进攻。这样一来，便陷入了特务团左侧高地和水窖洞口右侧崖上两翼火力的夹击之中。日军是躲不开又逃不掉。整整一个下午，突进到沟底的200多日军，还未接近水窖洞口的核心工事，就悉数被歼。

水窑口阻击

15日，日军加强了兵力、武器，连刚刚配发的喷火器也用上了，两路猛攻。一路夺占桃花寨2营前沿阵地的敌兵，企图下沟来，被我水窑山口强大的侧射火力堵在半山腰，2营主阵地1650高地则以强大的火网射伤敌人。另一路，日军猛攻南口两侧第7、8连阵地，企图夺取进入厂区道路两侧的制高点。战斗出现了交战以来最激烈的场面：弹若飞蝗，炮似连珠，爆炸声不绝于耳，黄崖洞上硝烟迷漫，天昏地暗。

2营方面，日军把数门山炮搬上山坡，以抵近射击水窑山口我阵地。日军喷火兵借炮火掩护冲到我阵地前，八路军根本没有见过这种武器，烈焰腾腾之下，8连王振喜、韩立合、李小苟等12名战士猝不及防，壮烈牺牲。8连指战员以一当十，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守住了南口到断桥的通道和水窖洞口的阵地。

此时，总部彭德怀来电，敌人无非想“参观”一下兵工厂，机器搬完了，就让他们爬进去参观好了。左权在电话里问欧致富，5天时间已经到了，能否再坚持？欧致富很有信心地回答说还能再坚持5天。左权高兴地告诉他，我外援部队即将赶到，特务团把敌人再拴个三四天就足够了。要求特务团一定要以静制动，晚上把所有部队撤到第二线，既要诱敌深入，又要顽强防守。天黑后，欧致富令第7、8连除坚守阵地的外，其他人员乘夜幕在通往水窖洞口的路上及敌人的退路上布雷，随后撤到第二线。

16日一整天，敌人还是被拦阻在水窖洞口，进不了工厂区。晚上，欧致富向左权报告，兵工厂机器设备已转移完毕，只剩下一个大锅炉无法转移，请求指示。左权要欧致富派人把工厂的所有厂房全部炸毁，特别是那座锅炉房，把石头炸塌后，在其周围埋上地雷，并做好标记。至此，仗已打了6天，可是日军却连兵工厂是什么样子都还不曾见到。

一个小小的黄崖洞，让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军”吃尽了苦头，也丢尽了颜面。在受到上级的严厉斥责后，进攻黄崖洞的日军于17日发了疯似地向水窖洞口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击。在遭到特务团顽强火力阻击后，又有一部分日军改攻2营5连防守的1650高地，企图迂回控制整个黄崖洞，但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不过，最终有一小股日军闯进了兵工厂区。但是，他们所见到的却是这样一种场景：十几座厂房倒塌在一片碎石瓦砾之中，这里一个人也没有，不要说机器，就连带有兵工厂标志的一个螺丝钉都看不到。几十个敌人在工厂区折腾了半天，一无所获，反而引爆了埋在里面的各种地雷。这些敌人此时斗志全无，挨了子弹也不敢恋战，更顾不上找什么机器，一个个只好胆战心惊地贴崖站着或蹲着，等待援军的到来。

18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分三路向特务团1营防守的左会垭口、南山、北山阵地发起了攻击。1营指战员几经恶战，打退了日军数次疯狂的进攻。当日午后，进入工厂区的那几十名日军，舍下机器不找，拼命向我南山最高点2008.5高地攻击，企图捣毁高地后边的我团指挥所。1营2连与敌在主峰上反复拼搏，歼敌过半。战士温德胜等3人，将敌人引向东南面悬崖上。敌人妄图活捉，他们从容不迫，甩出最后一枚手榴弹后，纵身跳下百丈悬崖，壮烈殉国。

目睹了勇士们的这一壮举，我各阵地纷纷要求反击，为烈士报仇。深夜，左权打来电话，敌人已发现山外有重兵伏击，可能要连夜逃走。于是，团命令各连不断夜袭，不断恢复阵地，不许敌人脱离战斗。1、3连齐心协力，一阵秋风扫落叶，将敌人扫出了北山。7、8连也乘夜黑反击出水窑山口，扎住了断桥。可惜，大部分进入黄崖洞的残敌，已在半小时前悄悄从原路逃走了。特务团随即追击，消灭了桃花寨上担负掩护的少部敌人。19日拂晓，我全部恢复了阵地。

黄崖洞我军工事遗迹

在敌攻击黄崖洞时，我129师386旅、新4旅等外线部队已将敌供应线切断，向敌撤退路上秘密集结，以待战机。19日晨，退到西井的进攻黄崖洞之敌向黎城撤退。我已在距西井15公里的三十亩村、曹庄之线布好了伏击圈。11时战斗打响，疲惫沮丧的日军，毫无斗志，不敢恋战，交战仅半个小时，即全线溃乱，被歼300余人，余皆逃往黎城。我乘胜紧追，迫敌弃城再退往潞安，我遂收复黎城。至此，黄崖洞保卫战胜利结束。

战斗伤亡及分析

在这次保卫战中，特务团以1300余人的兵力英勇地抗击了3000多装备精良的日军的疯狂进攻，鏖战8个昼夜，彻底粉碎了华北日军妄图摧毁黄崖洞兵工厂，破坏我军工生产的阴谋。战后，毛泽东题词“全军学习黄崖洞保卫战”以示褒奖。八路军总部通报表扬特务团打的英勇顽强，嘉奖了有功人员，并授予该团以“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光荣称号和“保卫水窑立战功”锦旗一面。

军委在《1941年战役综合研究》中指出：“总结1941年以来，在各地区历次反‘扫荡’中，黄崖洞战斗为最成功的一次，不仅我受到损失小，同时给了敌人数倍杀伤，应作为我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对于敌我双方的伤亡，我方长期以来较为一致的宣传为：特务团歼敌1000余人，自身损失166人，以6∶1的战绩创造了抗战以来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纪录。但通过查找当时文献资料和当事人回忆发现，特务团本身在坚守防御中杀伤日军只有七八百人，日军逃跑时，又遭我兄弟部队截击杀伤300余人（也有说500余人的），如此累加则超过千人。

特务团自身伤亡和外围兄弟部队的损失累加也有300余人。因此，歼敌千余人中涵盖了兄弟部队的战绩，而自损166人则只为特务团一家。即便如此，黄崖洞保卫战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胜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充分体现了八路军顽强不屈的气概和不畏强敌的斗争精神。

日军方面，东京广播电台大肆声称消灭了八路军守军2000余人。虽然自认为伤亡远没有八路军宣传的那么大，但也承认八路军作战英勇和黄崖洞工事构筑坚固，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战后，参战的第222联队原子大队老兵镰田回忆说：“我自1939年进入中国到1945年战争结束，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场黄崖洞战斗，也是我经历的最激烈战斗！那简直是铁要塞！如同苏联军设置的阵地，非常专业，构筑的非常完备。”日军战史中也记载道：黄崖洞战斗的对手是八路军精锐部队中的精锐！

黄崖洞保卫战之所以取得胜利，主要经验有：特务团正确领会了作战指导思想，由游击战转变为阵地防御战；其次，充分利用了良好的地形条件，构筑了完整的防御配系，弥补了武器装备处于劣势和阵地作战经验不足的缺陷；再次，实施兵力机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最后，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维持了部队战斗力。

参加黄崖洞保卫战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后来发展为两个团，一个为12集团军36师108团，现在是12集团军工兵团。另一个为54集团军160师483团，1998年体制编制调整时撤销。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最早前身——“中国工农红军总指挥部特务团”，是红军北上抗日，进入陕北根据地，取得直罗镇战斗胜利后，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加强警卫工作，更好地保卫党中央和红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扩建警卫部队的决定，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旬，在陕西省延长县正式成立的。团辖三个步兵连，一个炮兵连和一个工兵排，无营部。以军委警卫营一连，军委教导连（长征归来的干部组造）和十五军团青年连，依次编为一、二、三连，总部炮兵连（红一、三军团炮兵营长征后缩编而成）和工兵排编为团的炮兵连、工兵排。团机关有参谋、军需员、通讯员数人。全团共600余人。团成立时，在延长县城召开了大会，宣布了干部任职名单，总部授于团旗一面。首任政委邱创成。特务团成立后，除炮兵连在瓦窑堡单独执行任务外，其主要任务是警卫毛主席和红军总指挥部。

　　

组建团的几个连队中，以军委警卫营一连成立最早，是卓有功绩的一个模范连队。

　　

1936年4月，军委特务团与红一方面军独立团合编，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前线总指挥部特务团（前总特务团。）

1937年8月，红军前总特务团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特务团（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同时、该团三营两个连调入七一八团。同年10月，特务团一营调入一一五师，团直一部和三营剩余部队调入晋察冀军区组成二分区。

1938年1月，特务团重新补入一一五师警卫二连、六八六团警卫连和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战士五百余人、孝义自卫队、晋太路游击队及平遥、汾阳新兵营。1939年初，特务团分编为特务一团、二团。同年10月，特务一团、二团又合并恢复为特务团。

抗日战争胜利后，特务团一分为二，团长欧致富带团机关大部，主力二、三、五、六、七、九连调往延安，编为警一旅二团(一团即为401团，瑞金团)。1945年7月下旬或8月初，警一旅编入南下三支队离开延安，任务是赴广东开辟根据地。八月下旬行至河南沁阳焦作一带，日本投降，停止待命，后奉命挺进东北。

后发展沿革为四十五军一三四师四0二团(五十四军一六一师四八三团)。政委带机关一部和一、四、八连等分队留在山西，后发展沿革为十二军三十六师一0八团。

欧致富

欧致富（1913～1999）原名欧阳致富，壮族。广西田阳县人。1929年12月11日，参加了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时期历任排长、连长、连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副营长、团长，参加了百团大战、黄烟洞保卫战等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野战军旅长、热中军分区司令员，热河省军区独立一师师长，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三十一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一四二师师长。建国后历任江西军区吉安军分区司令员，第五十五军副军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广西军区司令员兼军区党委第二书记，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委，广西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党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年2月在广州逝世。



郭林祥

郭林祥（1914—2010）江西省永丰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一方面军干部团连指导员、师组织科科长、团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和直罗镇战役。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抗大总校队长、大队长、团长，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委，太行军区分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百团大战；1944年任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1946年中原突围时，任中原军区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与皮定均等率部向东线突围，完成了掩护主力向西实行战略转移的任务；后任华东野战军独立师副政委、华北军区军副政委；参加了鲁南、孟良崮、太原、西南等战役。1950年后，历任川北军区副政委，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副政委，成都军区副政委、政委，总后勤部、新疆军区、南京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军委纪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纪委常委等职务；郭林祥同志是中共八大、十一大、十二大代表，中顾委委员，第三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解放勋章。郭林祥同志是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4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