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童年

Blue Sky

我们

老师

同学

妈妈

学姐

幼儿园

每天

小学

蚕虫

放学

　　一晃眼，我小学毕业已经五十年了。

幼儿时，我就读于台城第三幼儿园，幼儿园旁边是台城儿童乐园，对面是当时当地最高级的湖滨宾馆，坐落在小城最美丽的人工湖畔。这所幼儿园，就是我求学的第一课堂。

　　读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几个女孩子很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小公主，凭我们小小的幼儿想象力给笔下的小公主添上各色各样的头冠、耳环、项链、服饰，尽心令自己的公主美轮美奂，然后在小朋友中互相交换。 

幼儿园小朋友睡午觉的卧室在二楼，每天午睡前，我们都要排着队，双手搭着前面小朋友的肩膀或扯着衫尾，一起唱着儿歌：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开火车，

轰隆隆隆，轰隆隆隆开飞机，

开火车，开飞机，

开到北京去，

见见毛主席。

　　大家边唱边走上二楼，纷纷爬上床睡午觉。好多时候我和好朋友小华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虽然我俩不是睡在同一张床，但总喜欢探着头说悄悄话，伸着手交换小公主的图片，若看见老师来了，赶紧不敢吱声，缩回头，闭上眼睛，详装熟睡，果然，很快就真的进入梦乡了。

　　记得有一天我在午睡，梦里听到老师在轻轻地叫我名字，迷糊中被老师抱起来了，我分不清是梦里还是梦外，仍然闭着眼睛任由老师把我抱到楼下大厅，我才揉揉眼睛睁开，看见外婆站在大厅，要接我去医院拔牙，我好害怕啊！每次拔牙都要家人和护士用尽全力按住拼命挣扎哭闹的我，医生才能操作。也幸亏我妈妈对我的牙齿很关注，从小就带我不停看牙医，及时矫正牙齿的位置，才让我拥有一口整齐健康的牙齿。

　　每天午睡醒来后，我们都可以喝到一杯牛奶。教室的一边有一个架子，里面放着每个小朋友的杯子，那是一个个漆着墨绿色的小钢杯。架子旁边挂着每个小朋友的小毛巾，毛巾的一角缝着写上名字的小布条当挂钩。这些杯子和毛巾都是我们日常喝水、洗手所用，我们睡午觉的枕头被褥都是放在二楼的大卧室。

　　读了三年的幼儿园，那环境，那氛围，让我感觉很温暖，很快乐。尤其是我每天在幼儿园喝的牛奶很香甜，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味道，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幼儿园毕业后，我再也没有喝到过那种味道的牛奶了，非常怀念。

崭新的一页

　　1963年6月，我刚满7岁，考上了台山实验小学（以前是“台城一小”）。在当时，这是台山县最好的小学，早年已开始实行新的教育改革十年制的试点学校，即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的十年制教育。我们这些孩子绝大多数是先通过幼儿园的考试，再由老师上门一对一考试，最后才被录取的。我很记得老师来我家对我面试的那天，当时我正站在凳子上看妈妈在灶间做猪肉伴凉瓜，老师的造访让我们很意外也很高兴，她对我提问了一些简单的汉语拼音和算术，我的回答让老师非常满意，因为我看到了老师亲切又开心的笑容。我爸爸妈妈都是有文化、重知识的人，从小就鼓励我认真读书，尤其是我妈妈，我每天从幼儿园回家后，她都费心地给我准备一些适当的家庭作业，总在我耳边唠叨要我考上实验小学。当然，那时候我还太小，根本不懂妈妈口中所说的实验小学有多好，但我对学习还是蛮有兴趣的，成绩也不错，所以，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台山实验小学。

　　开学的第一天，我穿着新衣服，背着新书包，满心兴奋地跨入了这个将给我灌输知识的摇篮。

课堂上，一个个稚气天真的小孩子安静又端正地坐着，两手相握放在身后，用一双双清澈明亮，纯洁无瑕的眼睛望着我们亲爱的李美星老师。这个班里，有好多是我的幼儿园同学，我们在读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曾数次带我们到小学听课，让我们对小学生活有一些最初的了解。当我们真正的成为小学生坐在课堂的时候，我们就很自觉地效仿我们听课时见过的学生坐姿。看着我们这班可爱的孩子，老师欣慰地笑着说：“我很高兴做你们的班主任，也很开心看到你们坐得这么端正。现在学生上课的坐姿已经改了，学生双手不再放背后，而是放在课桌上两小臂交叠，这样会舒服一些，你们试试看如何？” 孩子们轻松地笑了，纷纷地模仿着我们的老师。

就这样，小学生活的一页就这么掀开了。我贪婪地吮吸着新生活中的新鲜空气，我跳跃着，歌唱着，开心着，欢笑着，幸福着。

　　入学不久，我第一批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戴上了鲜艳的、让我脸上绽放光彩的、让我精神足以自豪的红领巾。

　　我非常深刻地记得入队宣誓的情景，我们穿着洁白的衬衫，一排排整齐地站在神圣的广台上，是我的学姐周婉兰亲手给我系上了红领巾，当时我的心情异常激动，眼睛发亮，脸蛋绯红，望着婉兰学姐傻傻地笑着，只懂得说一句话：“春娜排在我后面几行呢。”（可见我总是记得我的同学）。她笑着说：“我知道，先给你戴好，我再给她戴。”婉兰学姐是我在实验小学的第一个朋友，而且是在老师的引导下认识的。在我加入少先队之前，老师带领我们低年级的小同学与高年级的大同学交朋友，让他们帮助我们了解学校的生活，学习少先队章程，指导我们如何写入队申请书，温柔聪明的婉兰学姐就是专门辅导我和春娜的朋友，虽然是老师分配的，但也因此成了我以后的好朋友。我在台山一中读中学时常常见到她，我永远都记得我的婉兰学姐。一个七岁女孩子的世界是多么的纯净啊，是婉兰学姐给我幼小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美丽的窗户，让我看到了许多新鲜又向往的事物，就象我的大姐姐一样引领着我成长。在过去那几十年的岁月中，无论什么时候想起她，都会让我的心里洋溢着一股浓浓的亲切感，想念婉兰！

　　因为胸前的红领巾，我常常象着了魔似的在街上到处走，一见有解放军叔叔，立刻跑上前，仰着阳光般灿烂的笑脸，举起右手行了一个队礼，用清脆甜美的童声问好：“叔叔，您好！”叔叔高兴又庄重地回了我一个军礼：“小朋友，你好！”很多时候，解放军叔叔会慈爱地摸摸我的头，有的还会把我抱起来聊几句。那时候在台山的驻军很多，小城里有不少军人走动，一天里遇到十几个军人行队礼是常有的事情。

　　从小学一年级起，我就知道了雷锋的故事，他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雷锋的事迹、雷锋的日记，我们学了又学，读了又读。“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是雷锋崇高的愿望。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无时无刻不在实践着自己的理想。经过了年复一年的宣传和学习，雷锋的一些名言早已深刻地印在我的心灵里。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和善于钻。” 

“但愿每次回忆，对生活都不感到负疚。” 

　　我7、8岁的时候虽然还很小，但在学雷锋，做好事的高潮中是绝对不落后于人的。我每天晚饭后就约几个同学出去做好事，我们去过很多单位：在药材店分装药材、切莲子，在理发店捏煤球，洗毛巾，在新华书店整理书籍，在电影院带位，在车站扫地，在饭店擦桌子，在杂货店清理垃圾，在中旅社厨房掏炉灰……。但是，我们学得不够彻底，雷锋叔叔做好事不留名，而我们呢，每次做完好事，都要求单位领导写一封表扬信让我们带回学校交给老师，老师就把所有的表扬信贴在学校教室的一个专栏上，谁的表扬信最多，谁就是学习雷锋的积极分子。所以，每个孩子为了当这个积极分子，课余时间都在走街穿巷，到处去找事情做，甚至有的孩子把自己的一、两分钱当作是捡来的而交给老师，就为了当个拾金不昧的好儿童。

　　逐渐地，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越来越多，懂得的道理也越来越深刻，雷锋精神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了我的骨髓，做好事再也不是为了图表扬，而是满腔热情、诚心诚意地给人帮助。在很多事情上所想的所做的常常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虽然我的付出会因此多了，但我的精神收获却是极大的，因为给予的快乐远远地大于受予的开心。

　　一年级入学不久，我们班转来了一个随军的女孩子，名字叫李娟，白里透红的脸蛋，清晰明亮的眼睛，长得十分秀气。由于她家刚刚到台山，部队暂时没有合适的房子安置他们。于是，临时安排她家住在天桥旅馆，那里离我家很近。因为她人生地不熟，老师嘱咐我负责带她上学放学，并叫我把之前学过的课文教给她。于是，我们俩每天形影不离，每天进出旅馆几趟，每天放学途经儿童乐园都要进去玩一玩。

　　有一天放学后，我把她送回旅馆的家，她妈妈从抽屉里拿出几本新的作业本送给我，说很感谢我对她女儿的帮助，但我死活不肯接受，几番推让，我还是跑掉了。谁知道，第二天排队放学时，李娟从书包里掏出昨天那几个本子又塞给我，我硬是不接，结果，本子都掉到地上，我头也不回地继续走，没办法，她只好很无奈地把撒落在地上的练习本一一捡起来。我认为她亵渎了我帮助她的好意，而她又完成不了她妈妈的嘱托，我们为此都不高兴了。

那时候我觉得我做得很对，但现在我不这样认为，我可以设身处地为对方想一想，收下一本，其余的留给她自己用，这样就会皆大欢喜。因为在平凡的生活中，心情愉快是很重要的。

　　上图是我、小红、李娟的合影，右边的李娟是部队子弟，与我们从一年级读到三年级，然后随部队调防而离开了我们，她是我们班唯一一个至今联系不上的人，真希望能够找到她。

　　《一代一代往下传》是我们班表演的一个大型舞蹈，曾经在学校、文化宫、灯光球场等许多地方表演过多次，得到很多观众和各级领导的好评。这得归功于我们的指导老师朱小玲，她是一位多才多艺、年轻活泼、温柔又漂亮的好老师，无论是对歌唱或舞蹈都很有造诣，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她从选曲、编舞、服装、道具等等无不全力以赴，加上我们的努力，所以，这个舞蹈在当时演得很红火。

表演出场的时候我是排在最前头的一个，记得有一次在校务处排练的时候，朱小玲老师喊“开始” ，不知道为什么排第二的同学没有准备好，导致后面的同学都没动，只有我一个人高举着火炬冲了出去，眼睛望着神圣的火炬，身子随着歌曲中的波浪前后摇摆，动情地一浪推一浪，待听到同学们哈哈大笑才醒觉过来，实在是太投入了，我觉得非常的难为情，所以，也就深深地记住了。那是多么天真烂漫、纯洁美好的时光啊！

流连忘返的乐园

　　二年级开始的时候，教体育的岑植庭老师在我们班首先挑选了我和春娜同学参加学校游泳队，随后陆续又有很多同学加入。

每天早晨，我们都集中在人民广场训练，因为我们学校就在广场旁边，得天独厚，那里是我们经常的运动场地。体育老师教我们做一些陆地上的体格训练和游泳动作的基本要领，比如让我们的身体俯卧，把肚子压在那一掌宽的长条板凳上，四肢腾空划动。我的模仿能力较强，肢体也柔软，经常被老师拉出来给同学们做示范。当完成了陆地上的训练，老师就把我们带到游泳池做水上训练。但我一看到水就发晕了，我不敢下去，我害怕潜水，淹没在水中的窒息感觉让我很惊慌很无助，我经常找借口不下水，因为每次下水前老师都会问有没有同学感冒或不舒服，而我一定会举手的。那时候的小孩子很少有游泳衣，老师规定，三年级以上可以穿背心短裤下水，二年级只准穿裤衩，所以，我们数个只好光溜着上身，象一条条小白海豚钻进水里，按照老师的要求训练。

　　老师还鼓励我们学跳水，我抬头望着那高高在上的3米跳台，头发晕，脸苍白，腿打抖，心狂跳，阶梯都爬不上去，更别说要往下跳了，那还不要了我的命了，我是绝对不敢尝试的。但是，好多队员很勇敢，尤其是军英、小红、春娜等同学，她们咚、咚、咚地往阶梯上爬，砰、砰、砰地往泳池下跳，跳进水里脚一蹬再冒出水面，只有我和曼青等几个胆小鬼傻乎乎地站着发呆。由于我天性怕潜水，又缺乏坚强的意志力，不久，我就要求从游泳队退出来了，虽然老师仍对我寄予期望，并指派曾参加佛山地区少年游泳比赛获奖的学姐李爱玲专门带我，后来我还是不再去了。我感到很愧对老师，老师真的选错了我。但我却因此而与学姐爱玲、月玲姐妹成了好朋友。这花朵似的姐妹俩我也没见几十年了，甚是想念！

　　虽然我怕潜水更怕跳水，但我却很喜欢玩水，喜欢仰着头游泳，喜欢和小朋友一起玩找宝的游戏，还喜欢潜在水中唱歌、猜歌名。而且，我们的体育课也常走出校门，到游泳池游泳。我从8岁起，就一直是游泳池的常客，每年的4月底就去医院做体检，办游泳证，买月票，那时候每次游泳收费是2分钱，但是月票只需2角钱，可以游30天，如果每天游3次 (早、中、晚) ，一个月就可以游90次，多划算啊！我的学校离游泳池很近，我每天游2次是经常性的，尤其喜欢中午去游泳，老想把皮肤晒黑，很不高兴听到别人说我的皮肤白白净净。

　　一天早晨，太阳还没升起，我带着弟弟和楼里的几个邻居小朋友到游泳池玩水。清晨的泳池很安静，只有我们几个小孩。当我们玩得兴起，忽然泳池的救生员唤我们赶紧上来，于是，我们都上来了，纷纷站在泳池边，莫名其妙地看着那个人。

　　问：“你叫我们上来做什么呢？” 

“刚才地震呀，这里动得很厉害呢，你们在水里没感觉到吗？”他满脸疑惑地问我们。

“没有啊，我们一点都感觉不到呢。” 

我们在上面坐了一会，再没什么事情发生，他就又让我们下去了。游泳完了我们就回家，一走进城区，就听到满城的人都在对早上的地震议论纷纷，还听说在天桥饭店饮早茶的所有客人，不管吃饱还是没吃饱的，全部跑了出来，没人要交钱也没人要收钱，逃命要紧。

　　我参加学校游泳队不久，我叔叔在广州给我买了一件粉红色的露背吊带游泳衣，非常好看，只是嫌太大了，我小小的身子穿起来松松垮垮的，但没关系，把带子拉紧一些就行，这样，我就再也不用别扭地光着上身下水了。这件游泳衣的背带由拉紧、放松、再放松，让我穿了好几年，伴随了我童年的整个小学阶段。后来，文革期间游泳池关闭，又改为水泥预制件工场，之后数年，我们的县城没有了游泳池。我们只能到通济河、三角海、夹水等内河游泳，到了70年代中，在石花山挖建了一个新的游泳池，我又光顾了2年。建这个游泳池我也曾出力，高中的一个暑假，我参加了建泳池的义务劳动，到那里挖泥两个月。泳池从开工到竣工持续了五、六年之久，实在是漫长之极。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二年级发生的一件事，那天的少先队活动是在通济河的沙滩上打野战，结束之后我们几个同学仍在沙滩玩，班长说他的照片掉进水里不见了，我们几个愚蠢的女孩子就随着水流帮他找照片，越走越远，水越来越深，也越来越急，由小腿漫到大腿，再由腹部漫到胸部，最后都快到我的脖子了，根本无法站稳，个子小小的我拼命的攀附着身边的高个子同学，几个人都还不会游泳，只能紧紧地团抱在一起，拼命地努力地向岸边靠拢，终于在快到桥底时，牵着一把长长地从岸边伸出水面的草让我们靠了岸。真是大难不死啊，想起来都后怕。为了班长的照片，我们几个女孩子差点命丧通济河，这个起因真是极幼稚、极愚蠢，却又极可爱。班长啊，他的影响力竟然这么大！能让几个女孩子义无反顾地为他赴汤，不知在那以后几十年的岁月长河中，是否有女孩子为我们的班长蹈火呢？

　　那几年里，由于我常喜欢在水里扑腾，妈妈总是把我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而且是非常短，虽然我很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我多么羡慕我们班的小宁同学啊，长长的两根辫子垂及腰际，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辫子上的两个花结就象两只翻飞的蝴蝶，要多漂亮有多漂亮，真是神气极了。

由于我们学校就在通济河边，所以我们的少先队活动常在沙滩举行，野炊、打野战等等，我们常常玩得兴致勃勃、乐不思蜀。除了玩水、捉鱼、捉虾、摸蚬，还把摸到的为数不多的蚬带回家煮汤喝，放上几片生姜，可美味了。那片洁净的沙滩啊，还有那湾清澈的河水，简直就是我儿时的天堂。

      我还喜欢与小伙伴们在草丛中扑蝴蝶，捉王美（蜻蜓），我们常唱的一首童谣是：

      王美美，

      有人来捻你，

      给楂米你呼呼飞。

      我们也常在学校后门，通济河畔的石凳底下的缝隙中找到几个棕色的虫蛹，下身圆圆，头顶尖尖，象不倒翁一样，我们称它“东南西北”，玩它的时候，我们一边用手轻轻捏着它的肚子，一边轻轻地问它：

东南西北，

你妈到乃煞 (你妈在哪里) ？

      然后它的头就会东南西北到处乱转，寻找它的妈妈。

      我们还会在窗台上捉“倒米筋杠” ，其飞蝇如苍蝇大小，身体瘦瘦，两腿特长，把它的两腿捏住，它的上身就象农村人常用的倒米堆一样，上下不停地倒米，它的勤劳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对它唱的童谣是：

你倒米，

我放你；

你吾倒米，

我吾放你。

      仅这几种小动物，几首歌谣，足见我们女孩子是多么善良，多么温柔又有趣。

　　我童年时候的另一个乐园就是群山环抱的台山人民医院，那里安静宽阔，风景优美，周围山连山，岭接岭，连绵起伏，翻过群山，就是石花山水库。因为妈妈在人民医院工作，我经常在放学后回家牵上我心爱的小狗，带着弟弟或同学，在医院周围的群山疯跑，爬树、摘果子、捉迷藏、翻山越岭，远至跑到石花山水库的九孔桥那边，真是犹如一个猴子般地满山乱窜。这样好玩的我在10岁后开始慢慢的安静下来，医院图书室和新华书店成了我常常留恋不愿归家的地方。

好奇心趣事

　　我小时候好奇心很强，在书上学到的丁点知识总想实践一下。

比如造纸，我把捡来的树皮树叶和剪碎的布片放进一个罐子里，用水浸泡数天，再捞起来，放到一个磨盆里用磨棒把它们磨烂，然后铺展在一个扁平的小竹筐上晒干，制成一张什么也用不了的、一掰就碎了的东西。

入学不仅，在课堂上老师介绍了农民种庄稼需要大量肥料，草绿肥就是其中的一种好肥料。于是，我按照老师讲的方法，自己学习沤草绿肥。在每天上学的路上，途经儿童乐园，公园旁边种着一排茂密的、叶子肥硕的葵树。我用木棍在树下的泥土挖一个小坑，在周围拔几把草放到坑里，上面覆盖上泥土，再做个记号，每天背着水壶上学，在那个地方倒上半壶水。一个月后扒开泥土一看，草还是草，没有发酵腐烂，只是由青草变成了黄草而已，根本成不了肥。我想可能是材料太少，洞穴太小，泥土太浅而成不了发酵的气候吧。

　　对于蚕茧的形成，我也怀着极大的好奇，尤其想看看它们是如何作茧自缚的。我有个邻居大姐姐，我称她瑞姐，她中专毕业后分配在南海大沥工作，她告诉我那里很多人都养蚕，每年卖给国家很多蚕茧，我央求她下次回家一定带些蚕虫给我养养。果然没让我失望，她用纸盒装回来十多条蚕虫，还给了我两张象砂纸般厚的卵如芝麻般大的蚕卵纸，我没理这些纸，只是欢天喜地地捧着那个装着蚕虫的纸盒。在瑞姐的指导下，我把它们放到一个竹筐里安置好，拔腿就往人民电影院旁边的公园跑，因为那里种有好多棵桑树，我要马上采摘桑叶喂蚕虫。据瑞姐说，这些蚕虫已长到中期了，大概还有两个星期就可以吐丝了，我是多么期待啊。蚕虫很懒蠕动，好吃又好睡，每天吃的桑叶还真不少，我常常听到它们啃桑叶时发出的细细的声音。一天放学后，我又去看我喂养的蚕虫。哗！真的！我看到了白白胖胖的蚕虫昂着头，摇头晃脑地沿着竹筐的边在吐丝做茧，一圈一圈又一圈，直至把自己团团圈住。过了几天，我把其中一个蚕茧用剪刀剪开，发现里面的蚕虫已变成蚕蛹，其它的约十多天后由蛹变成蛾飞走了，留下了十几个雪白可爱的蚕茧。

　　我还喜欢学别人种菜，在通济河畔，有好多人在裸露的沙土上种农作物，看着这些作物一天天长大真不错，我的心里就跃跃欲试。约了与我同桌的女孩子迎素同学，放学后我们沿着河边一直走，希望能找到一块适合的地方种植。找了很久，一无所获，后来终于在桥底下发现一块很平整的沙土，竟然还没有人去开垦种植，我们象发现了新大陆，兴奋地欢呼了，赶紧向别人借了一把锄头就干起来，很快就整出一块小菜地。星期天，我们到市场上买了一些小菜苗，兴冲冲地去种菜了。之后，我们每天放学去给菜苗浇水，几天后放学回家，用一只竹筐装上尿壶，提到菜地上给菜施肥。但是勤劳归勤劳，不代表一定有收获，因为我们没有实践经验也缺乏种植作物的知识。十几天过去了，菜苗一点不见长，反而越来越黄，这是怎么回事呢？很快，我就想明白了：万物生长靠太阳。我的菜地在桥底，且靠着桥墩，很难见到阳光，根本就不是作物生长的好地方，难怪会没有人光顾，只有我们这些笨小孩才当它是一快宝地。

　　后来，我又约了曾增和军英同学（我们几个都是医院家属的孩子）还有羞梅同学，在医院病人厨房后面的山坡上开荒种豆，播上了黄豆和红豆，每天放学就拿着小桶，把水提到山上给植物浇水，适时松土、除草、施肥，精心打理，随着豆苗的茁壮成长，豆荚的逐渐丰满，我们的心情被惊喜不断地充盈着、激动着，终于在豆子成熟的季节里，我们收获了我们的劳动成果----豆荚长毛的黄豆和豆荚光滑的红豆，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我们快乐地分享着丰收的果实。

　　小时候我看到妈妈生病了，她总是自己给自己打针，因为妈妈在医院工作，医生给她开了药，她就把针药拿回家自己打。

每次看见妈妈自己扎针，我都很心疼地问：“痛吗？”

“不痛。” 妈妈微笑着轻松地说。

　　怎么会不痛？我实在难以相信。但妈妈那坦然的表情却又令我不容置疑，她手不抖，眉不皱，拿起针管“嗖”的一下，针头就戳进了肌肉里，看得我目瞪口呆，而妈妈却泰然自若，仍然笑嘻嘻，就象剪指甲剪头发般的无关痛痒，可那是有血有肉有神经有感觉的肌肉呀，我对妈妈的勇敢佩服得五体投地。

瞒着妈妈，我常常拿着针管往苹果、洋葱、红薯上扎。后来被妈妈发现了，她见我那么一本正经地玩扎针，就仔细地教我打针的要领：首先要确定下针的位置，进针要快又要稳，注射药剂不能太急，左手拿着的棉签轻轻地搔着针头周围的皮肤，以此宽慰和安抚病人的紧张情绪，拔针的动作也要快和利索。在妈妈的指导下，我很快就学会了打针。从9岁开始，我就是家里的家庭小护士，给妈妈和弟弟打针。

　　台山实验小学有一个校办农场，位于岑边山，即原来的陈宜曦铜像后面的山上（开放改革后，新铜像安放在台西路口原台山车站旧址）。在校三、四、五年级的学生每个星期都有一节课去农场劳动。一天，劳动结束下山时，我的目光被一丛丛迎风摇曳的、软柔轻盈的狗尾巴草吸引了，我想起了家里阳台上我们养的几对白鸽，它们孵育鸽子宝宝的窝是用稻草做的。我想，为什么不用这种松软暖和的毛绒绒的狗尾巴草呢？这可是上好的做窝材料呀，我似乎已经看到了那破卵而出的小鸽子了，它们多么感谢我为它们做这个舒适的窝啊！于是，我就停住下山的脚步，在山坡上采摘了一大把美丽的狗尾巴草，兴高采烈地一蹦一跳往家里跑。

回家后，我就忙不迭地把鸽子窝里原来的稻草扔掉，换上我采摘的狗尾巴草，再放上鸽子妈妈生的两个蛋，哗，多么温暖舒适的小窝啊！它们一定会很高兴的，我满腔的感动和期待，掰着手指天天算，每天去查看动静，看着鸽子爸爸妈妈勤劳地轮流孵蛋。但是，大半个月过去了，毫无动静，又等了一个星期，还是这样。我非常不安，照往常，鸽子宝宝不会超过20天就破壳而出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百思不解，四个星期后，只好把蛋敲开，两个蛋都坏掉了，我那满腔期待的心情也坏掉了。是什么原因呢？我冥思苦想了好久，仍不得要领，躺在床上一直翻来覆去，忽然脑子灵光一闪，我想起了我读过的一本书，说鸡蛋是会呼吸的，蛋壳不是绝对密封的，它有很多气孔，里面还有气囊，所以，母鸡的体温会使鸡蛋里面的宝宝感觉到、体会到而慢慢成型长大，自己啄开蛋壳钻出来。那么，无疑是因为狗尾巴草的绒毛把蛋壳的气孔都堵住了，宝宝没有了呼吸，怎么能存活呢？对，一定是这个道理。于是，我赶紧从床上翻起身，把灯拉亮，到阳台上把鸽子窝重新换上稻草。从此以后，我的鸽子又孵出了鸽子宝宝。我欣喜地看着窝里的小鸽子张着粉红的小嘴，扑打着羽翅未丰的小翅膀迎接着它们的爸爸妈妈，看着鸽子的爸爸妈妈嘴对嘴地喂它们的宝宝，它们那种全心全意的期待与关爱，让我多么的感动啊！

校园轶事

　　我们一、二年级的班主任李美星，是一位和蔼可亲、热心尽责的好老师，她象我们的母亲一样，对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关怀备至，让我们这班刚离开幼儿园的孩子迅速地适应了崭新的小学生活。她的语文课教得非常好，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掌握语言，她要求我们不仅上课的时候讲国语，甚至下课的时候也要多讲国语。而我，又是个听话的孩子，所以，我的汉语拼音至今记忆犹新，未曾忘掉，国语也讲得很好，久而久之，我的阅读、思维、写作都是用国语，这要归功于我的启蒙老师。

我敬爱的老师们

　　我们三、四、五年级的班主任李奕民，是一位聪明英俊的年轻老师。虽然他有深度近视，但他的课讲得很好，对我也很关照，所以，我喜欢这个蛮不错的班主任。

有一个学期刚开学，老师要给我们编新的座位了，但他没象往常那样拿预先编好的座位表让我们就座。

他说：“我今天给你们一个选择的机会，你们可以先自己选自己喜欢的朋友同桌，选好以后，把名字交上来，在这个基础上我给你们酌情安排，但不会是100%按照每个人的意愿。”

　　刹那间，教室就象一锅烧开的水似的，沸腾了起来，到处都是找朋友的邀约声。我和我的同桌迎素同学都没动，我们安静地坐着，我们轻声地说着，我们仍然选择对方。于是，我用纸条把我们俩的名字写好，起身正要拿上去交给老师，想了想，又坐了下来。

　　我跟迎素说：“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坐哪里都无所谓，是不是？” 

她说：“是的。” 

于是，我摊开纸条，再写上一句“我们两个都不是近视，坐哪里都没问题。” 然后，我把纸条交给老师。老师把纸条打开，看了看，不知道是意外还是高兴，反正，他望着我们开心地咧着嘴笑了，我也回了老师一个甜甜的、灿烂的笑容。结果是，除了个别同学，大家基本如愿，我和迎素还是原来的位子，只是两个人左右对调了一下，我们满心欢喜。

我的老师们在学校操场上拍的照片，

教学楼最左边的楼上和楼下曾经是我们

读一年级、三年级和五年级时的教室。

　　那时候，我们的老师正值婚恋年龄，在学校厨房做饭的阿姆的女儿看上了老师，真是好眼光。老师的房间就在我们教室的斜对门，有时候看见阿姆的女儿来房间找老师，教室里“哗” 地一下子冲出去一群小孩子，拥族在老师的房门外，企图听到或看到一些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一个调皮的孩子敲了敲老师的房门，老师随即就把门打开了，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大女孩坐在老师的书桌前，外面围观的孩子们嘻嘻地笑着闹着一哄而散，老师笑了笑，又把门轻轻地关上了。

　　小学生向解放军学习最基本的方式是行军。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打起背包，系上草帽，挎上水壶，雄赳赳，气昂昂，从学校向温泉进发，一天来回，行军18公里。不累，因为太兴奋。更幸运的是，在温泉疗养院前边的台阶上，岑植庭老师为我们四个小女孩拍下了一张很有意义的照片，照片上的我、曼青、小红、李娟都穿着白衬衫，系着红领巾，背着背包、草帽和水壶，迎着太阳灿烂地笑着。

　　在那个年代，由于美国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并且入侵中国海南岛和云南上空进行轰炸，随时威胁着我们逐步安定的家园，所以，全民备战的气氛异常紧张。学校里经常组织我们采摘树枝做树仔帽(用小树枝扎成一个圈)，演习的时候戴在头上，大家排着队，迅速地往台山二中的牛山疏散，因为我们从学校到牛山最近。这种演习隔三差五就有，全民性的，如果在家，就得迅速跑向城外的山坡。我呢，从家里跑出去，不用10分钟就可到达卫生局后面的山坡。那个响彻云霄的防空警报汽笛声啊，在我听来是那么的恐怖和凄厉，每次响起，都让我心脏狂跳，呼吸困难，神经紧张，汗毛倒竖，死去不少细胞，不知道是演习还是敌机真的已在上空，这个“狼来了” 不管真真假假，我们都得赶快跑。我记得有一次正在学校上课时走警报，当我们跑到牛山，分散藏身于灌木丛或小树林下，坐了很久才解除警报。在隐藏期间，不知是太无聊还是怎么，我班一个男同学竟然把口袋里的一盒万金油全部吃掉，那种东西都能吃得下？真是让我惊讶不已。

　　正是由于备战，所以我始终没有离开我的学校和我一直居住的小城。因为之前我爸爸已经调往佛山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家属住房已租好，妈妈的工作单位和我的学校也已落实，但我老师跟妈妈说，希望让我读完整一个学期才转校比较好，我妈妈也同意了。后来，鉴于当前形势所迫，战争随时会引发，大城市已开始疏散人口。于是，我们的搬迁就搁下了，家属继续留在这个小城，只有我爸爸一个人在地区走马上任。

　　五年级初，我们行军去了开平。来回两天，晚上宿在开平中心小学的教室。能有机会在校外活动两天，真是令我们这些常年不迈出小城的孩子们欢呼雀跃，兴奋不已。记得在到达荻海时，刚好是轮到我负责扛我们的队旗，我们一路走来踏上了由木板做成的浮桥，桥上的风很大，我很吃力很小心地扛着队旗，桥已过了大半，但我扛的队旗还是被浮桥上的桅杆挂住了，手中只剩下旗杆，我惊叫了起来，大家也跟着叫开了，还夹杂着埋怨声：“你不够力就出声呀，干吗死撑呢？” 

我满脸火辣，非常难过，觉得很对不起大家。还是我的班主任老师把队旗取了下来，交给另外一位同学。

老师安慰我说：“没关系，桥上的风是太大了，你休息一下，走一段再扛吧，不用太难过。” 

老师的话在我的心里激起了一股难以抑制的热浪，我的视线模糊了，喉咙梗塞了，我只好冲着老师点了点头，我很感激老师能理解我的心情。

　　文革初期，中学生、大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连，我们小学生不能长期离家外出，只能跟邻县的小学生做些两三天的互动。比如，我们行军去开平县中心小学后，开平县的小学生也行军来我们学校。老师和孩子们一天走路十几公里是非常累的，每次有邻县师生到校之前，我们老师就组织本校学生从家里带来小桶、小脸盆，等他们到达学校，我们就去学校厨房打上热水，并放上适量的盐，然后，一个个给对方师生泡脚并按摩，以此法去除疲劳。

　　由于这样的互动，我交了一个开平县中心小学的朋友，她叫张卫珍（张如珍），我们一直保持多年的书信来往，但中学毕业后就失去联系了。岁月匆匆几十年，不知道她现在何方？很想念她。

　　由小到大，我们都要向解放军叔叔学习，学习解放军叔叔崇高的思想品质，严谨的军纪作风，为人们服务的精神。有一段时期，我们除了每天的升旗、集会、早操都在铿锵有力的进行曲中列队进入，学校还要求我们每天上学、放学也要排队，处处向军人学习，两人成行，三人成列。不仅这样，整队时还要喊口号。

领队喊：“立正！”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同学们齐呼。

“稍息！”

“时刻准备着！”同学们又呼。

还有：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起步走等等，都有相应的口号。我不知道当时的军队是否这样练兵，还是我们向解放军的学习过了头，比现役军人还军人。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喊得无比兴奋的。当然，班长是我们班当之无愧的领队，我们每天已习惯了听他的口令整理队列，但在这种全民学军的形势下，三几个人就成一支小分队，加上我们全班同学的住家几乎遍及小城的东南西北各方，光是排队上学、放学的街队就有十个八个，所以，相应的许多小领队就因此而产生了，我也就成了其中的一个，努力模仿着我们的班长神气十足地指挥着我的小分队。

这是老师们在学校的校务处门口拍的照片

门前种有几棵漂亮的紫荆花树

　　在那些快乐的日子里，我自由自在地充分地吸收着生活和知识的阳光雨露，无忧无虑地跳跃着，有滋有润地成长着。那时候，学校经常从各个年级里选出一些较好的节目，组织我们上街头宣传，为市民们表演。这种街头宣传，一般是在晚饭后进行，地点通常是选在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如天桥、牛屎巷、燕喜、湖滨、友好等地。每到一处，街上的市民纷纷驻足围观，我们就唱啊跳啊地乐不可支。我想，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表演欲吧。这种到处流动的街头宣传，让我的衣服都丢了好几件，常常是出门时穿上了，但回家时就没有了，根本也不知道在哪里弄丢。尤其是我有件才穿了几天的漂亮新毛衣，是我妈妈托人到上海买的毛线，妈妈精心编织的一件色彩鲜艳、款式别致的毛衣，也让我不知丢哪里了，为此，我妈妈罗嗦了好久。别看我个子小小的，还蛮粗心大意的呢。

　　我们学校的大操场有一个舞台，那是各种活动的司令台，平时如升旗、宣誓、集会、表演等等，那个司令台是众目所向的地方，是庄严又神圣的所在。我们读五年级时的一个时期，学校把这个神圣的舞台下放给我们，每个班每个星期可以用一天，我们班星期一，二班星期二，三班星期三，四班星期四。做什么用呢？就是利用每天中午的午饭后，下午上课前的一个小时，为学校的学生表演文娱节目。这么一来，可就热闹了，几乎所有的女同学都倾巢而出(男同学也有，但不及女同学积极)，投入排练，因为节目不仅要多还要好，才能让那一小时的舞台表演有声有色。所以，一组组人数不等的同学都在抓紧排练不同的节目，莺歌燕舞，兴致勃勃，好一派娱乐升平的热烈气氛。

我的老师们在操场舞台前面拍的照片，

他们身后就是学校操场上的大舞台，

舞台旁边有一棵绿荫婆娑的凤凰树，

我们升旗、集会、表演都在这里，

舞台上面是我们读四年级时的教室。

　　学校主体教学大楼的楼梯下面是学校的体育室，里面有一些简单的体育器材。有时候因为天气的缘故，不能在室外上体育课，我们就会转到室内的体育室上课，打打乒乓球、跳跳山羊或翻翻跟斗。就说翻跟斗吧，绝大多数的孩子翻前卷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是翻后卷翻比较困难，不容易掌握要领。老师一拖开地垫，一个个的小孩就相跟着咕噜咕噜地往前翻滚了去。这么简单容易的前卷翻谁不会翻呀，可偏偏就有人不会，我的同桌迎素同学她竟然翻不了，怎么努力也翻不过来，再使劲地翻，也是东倒西歪，不是滚左边，就是滚右边，老师也教了她翻前卷翻的要领，注意用后脑勺着地，但她仍然掌握不好。而令我惊奇的是，她翻后卷翻居然毫不费劲，一下子就翻了过去，而且很好，我都看呆了，那也太神了吧。

疯狂的玩乐

　　在工人文化宫里宽阔的水泥空地上，一群10岁、11岁左右的小孩子在猜拳，由“石头、剪子、布” 定输赢，一个一个赢出，最后那个输者蹲在一个小铁罐旁边，闭着眼睛(也可能是眼睛望着地面) ，双手抱着头，口不喋声地数着“1、2、3、4、5、6……100。” 从她数1开始，所有的小朋友呼啦一下四面八方散开，大楼内外、树上树下、草丛中、石凳底、围墙边……，各自迅速地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到那个守罐的孩子数至100时，她站了起来，场地上已没有了所有夥伴们的踪影，她必须凭着她的感觉和判断去寻找那些隐藏起来的孩子，但还要不时回头照看她所守护的铁罐。

走了不远，她看到身边的一棵树在晃，抬头一看，“思玲。”她大喊一声，随即转身往回跑。

说时迟，那时快，思玲飞身从树上跃下，也向着铁罐狂奔，两人速度不相上下，快接近目标时，冷不防在就近的草丛中窜出另一个孩子，上前飞起一脚把铁罐踢翻，叮叮咚咚的铁罐滚得老远。

完了，守罐的孩子输了，她还得继续守罐，除非她发现一个藏身的孩子，并跑在所有的孩子之前，亲自把铁罐踢翻，那么，下一个输者就是那个被发现而又跑不快的孩子了。

　　这就是六十年代中异常火热的少年儿童游戏“撞盅”，几乎每个孩子都为之乐此不疲，每天傍晚都这样疯跑几个小时，我们常去的地方是工人文化宫、工人球场、灯光球场、展览馆和人民广场等地。

　　当然，除了这个游戏，我们也常常玩踢毽子、扔沙包、打乒乓球、打飞机(这几个游戏我玩到读高中的时候还在玩，真是长不大。) 还有跳格子、跳橡皮筋、跳绳、抓子、挑竹签、挑大海、猜东南西北、抛瓦片、捉迷藏、不许动(12345678910) 等等。

　　很记得在我读五年级时的一天早上，我们全班女同学在早操之前，从学校后面钻进风雨球场，再进去灯光球场，玩起我们疯狂的“撞盅” 游戏，忘乎所以，根本就不记得还有上课这回事，也可能在潜意识里不愿意记得上课。后来，李老师气势汹汹地找到灯光球场的地下室，把我们全体抓到，一个个跑得脸色痱红，汗如雨下，大眼瞪小眼，不敢哭也不敢笑，排好队，被老师押着回学校。另外一次，也是早上，我们全班女同学在通济河沙滩上玩，不回学校上课，被老师追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家撒腿就跑，甚至有的同学试图要涉水过河。当然，毫无例外，又被老师全体抓住，又排着队往回押。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每次都是全班女同学呢？因为那时候小朋友中有一种恶习：如果是几个男同学先进入教室里，那么，里面陆续就座的将全部是男同学，女同学一个都不会进去的，反之也一样，这就是孩子们中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的偏激行为。

　　还有一次是我们一班的一群女同学和三班的女同学不知道因为什么打群架，我和迎素两个女孩坐在人工湖边聊天，没去打也没去看。后来听同学说谁谁谁很勇猛，谁又扯了谁的头发，谁又抓了谁的脸，谁又撕破了谁的衣服，喋喋不休、兴致勃勃地说了好久。那时候的孩子是多么的无拘无束啊！由于学校位置的得天独厚，在广场、球场、人工湖、游泳池、通济河到处都洒满了我孩童时的足迹。

　　在我的少儿时代，我们不仅常常在校园内外疯狂玩乐，还喜欢结伴上同学家玩。我有一个两小无猜的好同学叫曼青，我每天上学要途经她的家，几乎每个中午我都会到她的家报到，在那里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一起牵手上学。曼青的妈妈、姐姐、妹妹都待我非常好，把我看作她们家的一员(至今我仍然很想念她们)。

　　有一天午饭后我很迟才出门，曼青的小表妹阿梅在家里窜来窜去地问了好多遍： 

“为什么你的同学还不来呀？” 

“你为什么总盼着她来呢？”曼青不解地看着她问。 

“她来了她会给我香花呀。” 

“噢，原来如此，你是在等香花呢。” 

那时候每逢白玉兰盛开的季节，街上就有人摆摊卖香花，用一片玉兰树的叶子折成一个小畚箕，里面装着几朵美丽淡雅，清香扑鼻的玉兰花，两分钱就能买到。因为我很喜欢白玉兰，所以经常买，口袋里常常有花，我是很乐意分给小表妹阿梅几朵的，看着阿梅拿着香花那欢天喜地的样子，我感到格外开心。

　　我也常到其他同学家玩，在曾增、瑞娟、小平家里捉迷藏，尤其喜欢在曾增家厨房的柴堆里和小平家的椰衣堆里藏身，把圆溜溜的椰衣壳顶在头上，就象戴着日本鬼子的头盔，然后把细小的身子缩进如小山般的椰衣堆里，如果不乱动，是很难把人找出来的。

　　羞梅自小就是一个非常美丽又文静的女孩，温柔又随和，可她也是跟我们一起常常疯玩的哟。

　　我很记得在瑞娟的楼里也有好多小孩，其中有一个3、4岁大的男孩子仍吃他妈妈的奶，浑身散发着一股奶臊味，玩捉迷藏的时候，不管把他藏在什么地方，我们只要循着那股奶臊味就一定能找到他。

　　我们还常在曼青、小红、春娜家楼顶连连绵绵的天台上打飞机、扔沙包；并常常在小红奶奶居住的天台上的小屋徘徊，老想看看奶奶那双三寸金莲的小裹脚。因为奶奶非常重视她的小裹脚，任何外人都无法看到裹脚的真面目，这种神秘就不停地吸引着我们极大的好奇，有事没事都往小屋跑。

　　我每天上电影院旁边的公共厕所总会经过若仪的家，贪玩的我常常会与若仪玩一会儿，要不就坐在门口大台阶上聊天，要不就一起跑到外面的花园玩耍。

　　我们喜欢在思玲家里煮菜肴，思玲有一套儿童厨具，而她的家长总不在家，我们就玩得特放肆。在小宁、迎素家里踢毽子、玩扑克；小宁家里有一个小阳台，我喜欢扒在阳台上看风景，迎素家里朝街的大窗台又是我常喜欢爬上去坐的地方；碧青家里更好，不仅可以呆在安静整洁的客厅玩，还可以下去台城镇三小的操场上疯跑。

　　我也常去玉贞的家里玩，虽然她家里地方不大，但我对她家里的人很尊敬，因为她家是军属，她哥哥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最可爱的人，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觉得军人很伟大，军属也很了不起。在六十年代中，一次特大的水灾袭击汕头，玉贞的哥哥为了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英勇地牺牲了，我和她一样感到非常痛心。之后她家就成了军烈属，少先队活动常去她家慰问。

　　毫无例外，我的同学也是我家里的常客。我记得在读二年级时一个酷热的下午，放学后丽云到我家来玩，由于天气太闷热了，我和丽云两个傻瓜跑到阳台，拿起自来水管就直接往头上、身上喷水，成了两只湿淋淋的水鸭子，玩得非常尽兴。

　　除了这些疯狂好动的玩乐，我也做一些安静的、细致的、用心的手工。如剪纸、折纸、做树叶书签、绣花、织袜子、给布娃娃缝小衣服、用彩色胶线编织金鱼、玉米等等。当然，我更喜欢看书、写字、画画、唱歌、跳舞、拉手风琴（外公在香港买给我的儿童手风琴，只有十几个键而已，非常容易拉。）

      维加同学曾经这样问我：“你记得我们以前上课之前，每次都把那节课的课本端正地摆放在课桌的左右角上方吗？”

      “是的，我记得。”

      “那时候我们都很年幼，很好奇，因为你的课本封面包得很漂亮，不仅是我，还有不少男女同学都偷偷翻看过你摆在书桌上的课本，看见里面夹着许多美丽的卡片，有剪纸书签、有树叶书签、有风景书签、还有公仔纸、彩色糖纸，很美，很漂亮，给我印象很深。”

      “哇，还有这么回事啊！我从小就喜欢漂亮的书签、卡片，但我不知道有人翻看我的书呢。“

      小时候每个学期发新书，我妈妈都能找到漂亮的旧画报或彩纸帮我包书，而且她给我包的书总是与众不同，前后页四个书角是加厚的，不易卷曲，彩纸的边剪成流线弧形的，很美观，很整齐，象一件艺术品。后来妈妈教会了我，以后所有的课本都是我自己包，做得也很不错，还常为同学服务，帮好友包书。

      夹在课本里的书签几乎都是自己制作的。比如树叶书签，原材料是香花树（玉兰树）的树叶，选叶子小的、老的最佳，用水泡上几天，再轻轻刮去已经腐烂变软的树叶表皮，边刮边洗，把树叶双面表皮都去掉，只留下经络清晰的叶脉，然后用红墨水染色，晾干，在叶柄上系上一根彩线，就做成了一个漂亮的书签。

      还有剪纸书签的制作也很有趣，首先是从一些旧的书报中或从高年级的同学朋友中找到剪纸的模板进行雕刻、复制，方法很简单：把母模样板平放，盖上一张彩纸，彩纸的底面朝上，手握铅笔，平向轻轻扫描后，整个图案就黑白分明的显示出来了，再把白色的部分用小刀或剪刀进行雕空，就成了一个很美的剪纸书签，也可以只用白纸复制雕刻，再用彩纸托底，就衬托出色彩斑斓、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各种剪纸图案，很被女孩子喜欢。那时候我常用的剪纸工具除了小剪刀和刀片，最喜欢用的是妈妈问同事拿的医院手术室废弃的手术刀，锋利，小巧，特别好用。

文革的无奈

　　四、五年级的时候，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就读的台山实验小学被改成为台城解放小学。我也由以前的学雷锋积极分子成为当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三好学生变为五好学生。记得有次我被选为台城镇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全校几十个被选上的学生排着队伍，举着红旗，敲锣打鼓地到镇政府报喜，镇领导给我们每个人颁发了奖状和奖品雄文四卷，那一刻的我真的觉得很光荣和自豪。

　　一个星期天下午，几个同学来我家找我，一上楼梯就叫开了：“好消息，好消息，我们去天安门照相吧！” 

“什么？” 我以为我听错了。

接着，她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说照相馆有一个新的天安门布景，有这样的照片，也可代表我们去过天安门了。她们的提议让我也兴奋了起来，好吧，终究是我们一直向往的北京天安门啊！于是，我翻箱倒柜找换穿的衣服，因为她们都穿着长裤，只有我穿着裙子，我的长裤和冬天的衣服都被妈妈收进大衣柜里了，我取不出来，而我夏天的衣服几乎全是裙子。

“裙子就裙子吧，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都在催我了。

咚、咚、咚地跑下楼，我们几个说说笑笑的女孩子旋风般都卷进了照相馆，纷纷拿起桌上放着的时髦道具----红宝书，站在天安门前，神气活现地照了一张划时代的照片。

　　那时候，中学生到处串连、游行、写大字报、散发传单，我们这些小学生什么也不懂，我们的少先队组织已被红卫兵组织(滞留在学校的六、七年级学生) 取代，取代就取代吧，由不得我们这些小孩子，小学的红卫兵组织很快又改为了红小兵组织。但是，红小兵组织不接纳我，把我们几个拒之门外，理由是我们的父亲是当权派，是造反派斗争夺权的对象，虽然我爸爸当时是在佛山中级人民法院，不归台山县管，但红小兵组织认为他是更大的当权派。所以，我们这样的小孩只能是逍遥派。

然而，小孩子总是好奇好动的。我家住在天桥附近，是城市中最旺、人群最密集的地方之一，每天都有很多不同派别的红卫兵在天桥上散发传单，看着纷纷扬扬如雪片般飘飞的传单，街上的人争相拥抢，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景观。我住的楼里有好多个小孩，我是老大，其他都比我小。我们常常跑上街去抢捡传单，无论什么内容，不管什么派别的传单，统统照收，捡回来集中放在我家一个大抽屉里，塞满了就拿出来，每个小孩各拿厚厚的一叠，当然是五花八门的内容啦，我们再把这些传单从天桥上散发下去，看着别人在下面拼命的抢，街上各人手里拿着抢到的且内容不一的传单在对骂，吵得脸红脖子粗，我们在天桥上面乐得直跳，真是幼稚单纯，好动又好玩的小孩子啊。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同桌迎素同学被我妈妈拉去她们医院的文艺宣传队到城市各处表演，在她们的节目中插入我们的歌唱或舞蹈等儿童节目，很受大家的喜爱。所以我们也就经常兴奋得引吭高歌，手舞足蹈。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持续深入就再也不好玩了，辩论、武斗、绝食、静坐、打人、捉人、抄家、批斗、游街，甚至杀人，到处喊打喊杀，批倒批臭，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交通瘫痪，全城戒严，一片腥风血雨，人心惶惶。那些头戴高纸帽，胸挂大木牌，剃着阴阳头，衣衫褴褛，步履蹒跚，神情凝重，打着赤脚，敲着破锣，骂着自己的当权派和臭老九们经常被造反派押着在市中心游街。北京路(原台西路) 是游街的必经之路，每当游街队伍经过我家楼下，我就带着两个弟弟趴在阳台上仔细地往下看，我的心里砰砰乱跳，唯恐在某一天我的父母会突然出现在那个怪异的、可怕的游行队伍中。而我，也在这个时候小学毕业了。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各个领域都处于非正常状态，我无优无虑的生活也逐渐变为苦涩和无奈。我爸爸由佛山中级法院去了地区五、七干校，妈妈由台山人民医院去了大隆洞五、七干校，我这个刚满12岁的长女就成了家里的小家长，除了操心家务还兼顾弟弟们的教育。而且我们68届的小学毕业生不能直接上中学而被滞留家里，怎么办呢？对于好学的我是不会让自己停下来的。于是，我到新华书店买来初中的教科书自学，并且约了我的好同学迎素一起学习珠算除法和一些有趣的读物，我还给自己制定一个日常的工作、学习作息时间表，把它贴在我的书桌上方，用以鞭策和约束自己，其中包括家务、自学教科书、阅读课外书、练书法、身体锻炼和玩乐等。(这个方法一直用到我结婚，只是阶段性地变换内容和更改时间而已。)

　　那一年里，原来就很喜欢阅读的我更是到了疯狂的地步，我已不满足于医院的图书室，常常流连于新华书店和县图书馆，还有别人家里的一些藏书。

　　台山实验小学，这个知识的摇篮，给了我许许多多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那里，我洒下了无数的欢声笑语，度过了我生命中最纯真最美好的五年。我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女孩，没有天分，没有美貌，更没有才能，在孩子堆里一点都不起眼，充其量也只是班上的一个小组长，少先队的小队长而已。由于我的善良诚实、天真活泼，所以人缘还蛮不错，与同学们都很要好，甚至还有一些好朋友是比我大的学姐和比我小的学妹。

　　感谢淳朴的母校，感谢辛勤的老师，感谢友善的同学，感谢亲爱的家人，这一切，让我拥有了一个幸福快乐又灿烂美丽的童年，我实在是个非常幸运的女孩。

此文发表在美国侨刊

《台山人在美国》

第七期 —— 散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