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新北京》之四，——后勤学院幼儿园

郝斌

我们家搬到东院后不久，后勤学院幼儿园就开办了。我爸爸妈妈毫不犹豫地就给我报了名。自此，我就成了后勤学院幼儿园（全托）首批入园小朋友，那应该是1955年我6岁。 　　幼儿园在西院东北角，应是以2楼与北院墙围起来的一个小院。2楼是与西院其他楼一样的一座红砖两层筒子楼，据说这样的楼都是当年日本人盖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楼房是住宿区；连接楼房与北院墙西侧有一小排平房，是我们的活动室；北院墙下是否也有一溜平房，记不清了；南边楼、西边平房、北边院墙或平房、东边院墙，围成了一个小小的院子，这个长条的院子就是我们的室外游戏场。这就是后勤学院最早的幼儿园。 　　我现在能记得的幼儿园的日常生活只是一些片断。 我的履历卡片上记载着我的幼儿园老师姓齐。我对她的印象是：齐老师梳着两条辮子，白白的、长脸型，个子中等，不胖不瘦，是个有文化的年轻老师。 　　我们住在宿舍楼的二层，宿舍是大房间，很多小朋友住在一个宿舍。全园好象只有我们一个班。晚上全班小朋友不分男女，在大的公共洗漱间排着长队等着洗漱，老师用一个水盆盛着水，用毛巾给排队的小朋友逐个地洗小屁股，男女小朋友还没有什么性别、羞耻意识。现在想想，这种盥洗方式也真够不卫生的。 　　我记得那时晚上七点钟就上床，我每天都要躺一两个小时才能睡着，这段时间我就会多次地去上厕所，这个坏毛病之后贯穿我一生。晚上入睡都这么困难，午觉就更睡不着了。我每天中午都是闭着眼睛熬时间，除非这天下雨，我才可能甜甜地睡一觉。 　　我们的教室在楼下平房。我记得有一次，午睡起来，小朋友们都下楼到教室去，可是有一个小朋友已经先于大家进到了教室里，她把教室门从里面别上，任我们怎么喊怎么叫，她在里面看着门玻璃外焦急喊叫的大家，高兴地又是拍手又是跳，僵持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她终于打开了教室门，我在前面第一个冲进去，可能是太气愤了，我居然伸手打了她一巴掌。直到现在我都记得，被我打的小朋友叫葡蓝平。 　　幼儿园在楼北边与院墙之间有一个长条的小操场，这就是我们平时的室外活动场地。每天下午就是室外自由活动时间，这时老师就会搬出一些大型积木，让大家搭积木玩，也可以自己随意玩。 　　幼儿园生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连续两个月的隔离日子。幼儿园有一个小朋友得肝炎了。当时对肝炎的管理非常严格，我们幼儿园的全体小朋友和教工就被隔离在幼儿园一个月。这一个月大家都不能回家，眼看就快到一个月了，又一个小朋友得肝炎了，我们又继续被隔离了一个月。幼儿园和家只隔了一条马路，我们却回不了家。这两个月真让我觉得有点长了。 　　幼儿园对我最重要的意义是：我在幼儿园结交了我人生第一位社交朋友——大象。我从小生活在照料我的张阿姨的呵护下，几乎与其他小朋友没有什么交往。到了幼儿园后，很快就和一名叫大象的小男孩成为了好朋友。我和他很相似，都长得白白净净、文文静静；平时话不多，但不是不能说；不爱凑热闹，可以安安静静地两个人玩。每天下午自由活动时，我们两个人就避开大多数小朋友，躲到一边两个人玩堆土包，玩得津津有味。 　　我对幼儿园的最后记忆就是文艺汇演。幼儿园排了一台节目，安排在学院俱乐部里演出。我是报幕员。那天我穿着连衣裙，没有一点紧张害怕的心情，非常坦然大方地第一个走上台，说了我的台词。我看见我爸爸坐在台下的长条凳上，我感到很诧异；我觉得爸爸不应该出现在我们小孩的演出观众席上。散场后，爸爸还没走，在等我。我这才觉得爸爸很重视我参加的演出。那时的父母都是工作的父母，爸爸亲自观看我们的演出真让我受宠若惊！现在想来，这应该是我们从幼儿园毕业的汇报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