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较场坝！（之二）（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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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趟没有回程的旅行，父母是带你搭上人生列车并伴你旅行的第一位陪伴人。以后，与你相伴者的还有兄弟姐妹、爱人、儿女；还有在你人生列车周围的亲朋、邻居、同学、同事。人生列车上的人上上下下，与你相伴的人却越来越少。珍惜人生中的每一位与你有过交集的人，因为有缘他才是你人生的相伴者，并同你渡过了一段段难忘的岁月。 　 三位大娘 较场坝为斯民建、为斯民居。当我们把镜头对准当年的他们时，会触碰到自己心灵深处、产生莫名的惆怅。 上世纪5～60年代，乐山较场坝有这样三位大娘：肖公嘴卖粽子的毛大娘、新码头卖“冒耳头”的喜大娘、教场坝盐关十字口卖箜红苕的马大娘。她们装束一致：头挽着毛转，身着窄边扣、长及膝盖的粗兰布半长衫。这相同的装束，应该是她们那代人的标配。我懂事时，我的母亲从沒有挽过毛转，是短发辫子～这一来自西方的发式。而我母亲那时三十岁左右，那三位大娘应当是大我母亲一轮的，应当是四十多岁。不年轻的她们，装束发型已不去追逐潮流、而沿袭传统了。 毛大娘住在较场坝街南端安澜门西侧第一家、挨着清城墙。出安澜门下7～8步石梯便是全用红砂石铺就的肖公嘴码头。越过半椭园形的月耳台码头也以半椭园形石梯步向外向下延伸，直至沒入于大渡河的激流中。石梯约20来层、最后一道石梯坎有4尺多高，仅枯水季节才露出尊容：那含有2个近3尺见方的洞口与较场坝街两侧下水道相连。这三江交汇处的肖公嘴是乐山最大的码头、是乐山大轰炸后的建筑。 盛夏的酷热让傍晚后的肖公嘴码头变得魅力无限、引来无数市民来此乘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沿着石梯、层层迭迭、密密麻麻地坐着，有3~4百人。最好的座位是近水的那一层，脚能伸到从青海、川西冰川雪山上一路奔流到此、凉到透人骨髓的大渡河水中被激流冲戏。那低温巨流带来的高压冷气从河中向岸上阵阵吹来、源源不断，好凉爽、好悏意、肖公嘴好热闹！如今的肖公嘴已失去了当年模样，昔日码头的繁华已成历史。在这三江汇流处，那道后来建的割断人与水亲近的河堤是一大败笔。 毛家城墙外脚下安放着一条约1仗5长的雅石石条坐凳，如同苏稽儒公桥上的雅石硕大、结实、敦厚。不知它是否是我的父辈们当年在肖公嘴码头侯活路时坐的地方？那里白天始终坐着人观赏着蓝天白云、浩瀚三江、往来风帆，还有那连亘的凌云、乌尤、马鞍三山。 1943年初秋，刚考上西迁于乐山武汉大学的新生当今台湾著名教授学者齐邦媛先生在学长的引领下，就是从较场坝出安澜门下坡到肖公嘴码头，那三江汇流处咆哮奔腾的宏大江面对她的震撼胜过乐山大佛！可见肖公嘴在当年武大学生心目中是一道名胜景观。注1. 肖公嘴码头常起运来自宜宾的酒与芽菜。那装酒的陶器大酒坛高与直径均超过3尺。这大酒坛的运输装御全靠包装、那用楠竹条编织成简约的花蓝式结构既稳当又避免碰擦！这一坛酒连皮重达6百来斤，须由四个人将它从船仓里抬上岸再抬入库房。芽菜坛小得多、一人可挑2坛。 毛大娘在肖公嘴卖碗豆粽子、2分一个。还卖烤粽子～将煮熟的碗豆粽子放在抹有青油的平铁锅上用岗碳火烤、不断地煎翻直到颜色黄酥酥、气味焦呼呼为止。那香脆的味道只有吃了的人才知道，价格3分、买主自然是那些不嫌贵的好吃嘴。平常我们的零钱就只有早餐预算的2分，烤粽子吃不起、煮粽子只能买一个反而吃得心欠欠的，只好买郑家一分一个的黄糕糢糢二个了。故常憧憬一担有了钱要把那烤粽子吃过安逸。 毛大娘拖着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儿子毛胖儿～儿时的伙伴。靠这小生意维持着她们母子的生计。其实在1939年日寇飞机对乐山的那场大轰炸中，毛大娘才成了孤人，家也成了残垣断壁，儿子也是后来抱养的。 喜大娘家在板厂街南端猪宗厂斜对面，是被两边都是砖木二层楼房夾持着的一间低矮掤户，反差是如此鲜明。家有一个我们眼中的“大娃儿”人称“喜儿”。喜大娘个子不高，挽着毛转的头发蓬乱、眼睛似乎老是迷着、疑是被煮饭的柴烟子煍了所至。她卖饭的摊子是一条长桌、几根板凳、一个用竹条编成的灶台。位置在“搭人塔”的十字口东南拐角、紧挨着钟油糍耳家。背后是大轰炸后一遍充满瓦砾的空地，中央立了一扇约60米高的双电杆～是乐山城中最高的建筑，是若干节大园木用螺栓钢板联接而成的排方结抅。为防腐，通体经沥青薰烧后黢黑。底座是一人半高的水泥撱园柱台。它与河对面挂榜山上来自岷江电厂的高压电线相连、担负着老城的供电。与城北王浩儿双电杆这一南一北的黑兄弟俩却是给乐山城带来光明与活力的一对天使。 喜大娘饭摊的买主是船工挑夫等下力人。条桌顶端摆着个大甑子，锅中煮着竽头萝卜之类蔬菜。每当添饭喜大娘用小碗舀饭、在大碗中三二下给买主盖出一大碗热腾腾、满乎乎、紧扎扎、球形般诱人的白米饭～“冒耳头”。条桌上坐着三三俩俩买主吃着饭，直到把那一甑子饭卖完才收摊。不知喜家经历过何种变故、孤儿寡母的她默默地拉扯着儿子，儿子喜长明后来在新华书店工作。 马大娘家是在教场坝街与盐关街十字口东南拐角巴着一户人家朝向教场坝街的封火墙、沿街沿搭的偏坡房。长约7～8米、宽与街沿品齐，面积约七～八平米。偏坡房三方以竹笆笆做墙，做门。房子简陋逼仄，却占据了最好的商业口岸: 斜对着四圣公小学。 马家人称“马饼儿”、原靠男主人打饼子为生，家有一个泡泡苕苕的儿子。自从马家饼子不干净的事情传开后，生意萧条才改做箜红苕生意。主要由马大娘经由，买主自然是那四圣公的小学生。每早那露天的竹编灶头上，一大铁锅被一大木盆反扣着的红苕箜好了。揭开木盆露出垒尖的红苕，清甜香气随着满锅的蒸气向四周扩散，向络绎不绝上学的学生传递诱人的味道。这正时卖箜红苕的高峰期，学生纷纷递上二分钱、马大娘就从锅中捡出相应的红苕，交易标准全在马大娘的手上。因红苕块头形状颜色差异，常常引起买卖双方争执。头发蓬乱脚蹬裹着苞谷叶草鞋、拙言纳语的马大娘常常舌战“群儒"，说不赢时便一阵乱啳、引来人们的阵阵笑声与围观，圈子扯得很园；若不是四圣公小学备课玲声响起，这道每天必至的风景线还将继续。大饥荒时，红苕纳入了统购统销不许卖箜红苕了。马大娘又卖起了萝卜片、葁咕耳糖。那时我已进中学，买主仍是教场坝小学那一茬茬学生。双方关系仍是剪不断理还乱，学生中又传出了“马大娘的萝卜片、吃了要生癣！”、“马大娘的姜咕耳糖、吃了要断肠”的段子。她的生意做得费力、费神、被搞笑，她仍顽强地坚持着，这可是一家三口的活路呀！ 这三位都带着一个儿子、年岁装束过时的大娘为社会底层中的弱者，生活在社会边缘缝隙中，却承担着养家的重担。如此坚韧，平凡中透着伟大母爱。令人敬佩、让人难以忘怀！ 我的左邻右舍 我家在马房碥后园坝，有十一家人。 我家南隔壁住着一户回民名叫苏才英～一个年龄比我母亲大些的孃孃。不知为何却让我喊她“张伯伯”，她一人住4～50平米的房子。她中等偏高、皮肤白、口中镶有金牙子。她心直口快对人热情。每当我父亲下班，她总爱说：“哟，工人老大哥回来了！” 注1. 间或在张伯伯的客厅会看到：四～五个人头戴着白帽端坐着。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叫马俊林～在大中指挥棚后面宰牛房宰牛故认得，当然还有张伯伯。桌上点着香，一个不认识、蓄着白胡子的长者坐在上方轻声念念有词。我多次尖起耳朵试图听他说些啥，均告失败。后来才知道：那是阿訇领着大家做清真礼拜、用阿拉伯语念古兰经，连他的同族人听起都困难，何况我一个汉族小孩！ 1955年张伯伯要回隆昌，劝我父亲将她的房子以60元买下，当时我家四口人住不到20平米。父亲虽握有现金40元、不爱置业的他却犹豫不决。房子最终卖给了一位青神來乐山撑船的领江。以后我家成了五口之家，到三兄妹长大后，这不到20平米的房子如何住？放假回家只好去邻居家搭铺了。 北隔壁是码头工人朱家，是二伯土改时回老家分田地将房子卖给了来自山高沟深、浓荫蔽日之童家朱家沟的朱易章大爷。两家房子同样大，朱家竟住了两大五小七口人。 我们两家后面是腾家曾家，曾家北面是制皮革的吴家。吴家房子宽度相当于腾曾两家且进深一样，而住房前面的菜园宽与进深又与彭朱两家相当、品齐。 腾曾吴三家是简易的木结构房子。那木头架子不是榫卯结构、是靠钉子钉竹篾绑扎而成。竹编的墙也没有上泥上灰，打个喷嚏隔壁都能听得到。吴家，除与曾家间是竹壁外其余三方墙均用石条砖块垒砌，因屋檐矮没开窗靠开门与亮瓦采光。 不久吴家菜园的靠北的一半又让给码头工人广银顺大爷立了间由竹竿竹笆麦草挷扎而成的草房。广大爷一人拖着两个女儿广宝珍、广宝英生活。夏天，身材高大扎着便腰裤赤着上身的他常双手叉着腰站在家门口面向清城墙不知对谁大声说话，若是他女儿又何须背对家门口声音还如此之大？此刻他那双手肘上的两道白癣更显眼了。 对着我们两家后墙腾曾两家门口不到三尺宽、全靠亮瓦采光。腾洪元大爷是皮匠，中等高、人瘦。腾大娘挽个毛转象个婆婆级的人。腾狗儿比我大一岁，体父亲，瘦瘦的；腾么姑与我大妹读书同年、初68届。腾大爷原是腾大娘前夫皮匠店的工人，男主人不在后，与老板娘结为一家，因此腾大娘年长腾大爷。腾家四人少言细语，有时安静得以为家中无人。有时正碰上他家吃饭、发现他们食量小，饭菜量仅为别人家一半。愛喝酒的腾大爷常常是一小杯酒就着一小迭花生米或煮烩胡豆。 北隔壁的曾向云大爷是码头工人，中等个子，因络腮胡泛红大人们称他“红胡儿”。他不多说话、看到我们总是笑迷迷的、把对儿子的爱溢洒在我们身上好温暖！劳累一天后总坐在门口大石头上裹叶子烟。曾大娘不到1米5，挽着毛转着窄边扣半长兰布衫。说话时表情丰富爱撇嘴。儿子曾福友大我们六～七岁，有两个妹曾幺姑、曾老八。因哥是我们马房碥的娃耳头，曾老八小时很受宠，我们几个手下常在叮咚街推着坐在竹椅轿儿中的曾老八风驰电掣地放下坡。 吴家主人吴成荣二爷，身材中等，头发后梳，着中山装的左上衣包别着钢笔，待人说话有见识。女主人吴三孃是较场坝人、曾在丝厂当过工人。头上的毛转带着网状发罩、头发梳得光光生生；常穿着藏青色窄边扣短衫、右边扣缝中露出半截帕子。她心直口快、对人热情豪爽，招待客人从不怜惜。当客人多时～都是儿子的同学，换上那土黑漆大园桌，桌上摆满了她与小女儿满妹的杰作： 那现磨现点的雪白稀嫩的豆花、所配的迭子盛满了：用现炕、现舂、现溅的红油海椒，现炒的臊子，现舂的炒花生米末，及葱花、芫荽、霍香调制的沾水；还有那淹没在红油海椒、芝麻、芥末、沙糖、甜子调制的汁汤中八九成熟的大头菜；那红油蒜泥白肉；样样叫绝！这，在那物质短缺的年代、可是主人家忍嘴待客省出来的！ 吴家有四哥、六姐、老八儿、满妹四兄妹。原住在新码头南边清城墙外一栋孤独的四方大木房中。好奇的我偶尔跑着进去看事象，里面飞着很多嗡嗡嗡作响的绿头大蒼蝇；那有天井的房子有三层：底层是制革的作坊，对着天井的地下有一个碱池浸泡着牛皮；中层住人、上层堆物、层间都矮。 那是一个家庭式作坊，吴大伯在那儿帮兄弟。他头戴一顶高统黑山羊皮帽、很像苏联骑兵司令夏伯阳的帽子，身穿一件中式兰布长衫。他终身未娶。吴四哥十五六岁就在作坊干活，常徒步远走云南绥江、昭通收购生牛皮，租马驮回乐山。牛皮制革是： 先将生牛皮刮皮净面去毛、清除边角余料及留存的残肉。再进行化学物理过程的鞣制、要用不少化学原料，是一门技术活。 最后整纺定型成为熟皮，那时会看到：用竹竿竹片撑着上百张整牛皮，再用长竹杆将它们立起來，象一幅幅巨型四川地图摆满了新码头那一大坝河滩地、进行凉晒定型。那壮观的气势又像是战场上的盾牌方阵。有时又将那些牛皮边角余料熬制成如豆腐干宽厚、一尺多长的胶块，拿到那地坝上去搭晒。成品牛皮胶卖给山货铺用于木匠粘板子。常有娃耳去偷牛皮胶以制作过年打硫磺片的竹枪儿。人们称吴家或那作坊为“吴皮房”。 没读过书的吴二爷十多岁从荣县到嘉定府他叔父创办的皮房打工学艺。叔父一个儿子在成都，另一个在空军地勤云南绥江点～用无线电传递日机飞行讯息为乐山成都等城市防空报警抢时间。老了的叔父要去跟随儿子便把这份产业交给了值得托付的侄儿。 与吴皮房一城墙之隔还有一个猪宗厂，它是将以往无用的猪毛凉晒清洗后，选出猪颈部、背脊上的刚毛为猪宗作工业或民用刷子。淘洗猪毛是两名男工、其中一个名叫WYT，木讷的他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一个悦来乡地主的女儿。 　那些挑选猪宗的几乎是女工、他们坐在一很长的木案板旁，用镊子、一个手掌大的板子初选出等长的猪宗扎成梱在案板上叭叭舂齐后，用镊子挑出个别长宗、再用黄绳将整整齐齐猪宗扎成约5公分的梱子码放在竹筛内。工间内叭叭之声不绝于耳。 猪宗厂老板王经元先生个子高戴个眼镜、老板娘长得又白又胖。家中有几个女儿一个儿子，均体妈肤色很白。 其实在川南医社斜对面，高吉武先生办有一个“北冰洋肥皂厂”。我曾在那厂里看见：印有《北冰洋》三字的肥皂正在装箱。而《皂之王》肥皂当时也很出名，但不知是哪里生产的。 这是较场坝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三家企业。因猪宗能创外汇，猪宗厂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但已属外贸易局管辖。而吴皮房在公私合营中拆除了，并将那房子拆下的旧料在我们家旁边重建住房～房基地是吴家从龚豆耳手中买的。吴家从此成为我们的邻居，吴二爷从此到过街楼的畜产公司上班了。北冰洋肥皂厂也是那时不在了，也是公私合营了吧。 几十年后又重提发展私营经济；只不过玩了一次文字游戏、换了一种说法：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 腾曾两家背后的院子是李廷相先生的宅邸。院子中央是砖木结构的独栋二层楼房，共有3百多平米。院子大门外的大坝子对着板厂街、是板厂街南端尽头。李曾任川康绥暑少将参议。1950年逃往西昌，参加了由蒋经国、顾祝同主持、有贺国光、胡宗南、李弥、余成万等参与的“坚守西昌”的軍事会议，其间又升任中将参軍。在当时乐山，軍衔仅次于王陵基，是一个显赫人物，后来以战犯特赦。 李廷相有两个女儿李婕、李惠，一个儿子李正。最小的女儿李惠是我小学同学。不知是谁有才、编了个顺口溜： 你去、我不去，（去的乐山话发音：劫，同婕） 你正、我不正， 你会、我不会。 因啷啷上口，常常有娃耳在李宅院墙前坝子的洋槐树下，无厘头边踏步边喊这顺口溜，我也偶尔其中。 李宅楼房被没收后，开初是居委会办公地，后成为煤建公司宿舍，而李的家人住在靠西院墙的偏房中。以后，那门前大坝子又被饮食服务公司围起来变成了住宅地、成了泽厚永的后园坝，原存放在坝子那西北角一晃堆宜宾的空大酒坛不知如何处理了？从此“永善公”的黎家、“迎春茶楼”的陈家、后来的“邓强饭店”的邓家等都住在这泽厚永大院中。 那时我们除了上课晚上睡觉，成天围着大老四一起玩；耍法之多不胜枚举、“宰牛”便是其一～这可能是世界上少见的耍法。 大中航船指挥棚后面是回民的宰牛房，我们常站在那门口看宰牛： 一头待宰的牛被一人牵着鼻绳立在宰房中央、同时另一只手轻轻拍着牛的双眼安撫着它。另外二个人手拿叠双的绳子分蹲在牛的前后脚旁。将绳环绕一只脚，双头端从折处环中穿出收紧、先栓住了一只脚。再将双头端抛向对边一只脚绕回后来与原脚作交叉绕、来回三圈后，两人同时逐步收紧绳，牛的四脚收成了前后两个点。牛已颤颤巍巍，只须轻轻一掀，牛便倒地，再将脚绳套牢。若是水牛，只须将木撬棍从牛角中向牛的头底伸去、一撬，牛的颈项向着上方还紧崩着，只等一手拿刀、一手拿挡血瓜瓢的马四爷出手。而马四爷从布袋中抽出那一尺多长的刀后，先念可兰经才动刀。常跟着他的徒弟是一年轻白胖的苏哑巴、他的女儿却口齿伶俐还是乐山电视台的哑语播音员。 若是黄牛还须先在短短的两只角上绑上几圈绳子，此时囚在地上的黄牛总是以还能动的头与人玩“躲猫猫”。结局是：宰牛人将木撬棍从牛角上绑着的绳中间伸向牛的头底，再将木棍一撬。 此时牛发出哞哞的哀鸣…。 最后是“庖丁”解牛，一条鲜活的牛三下五除二，变成了一堆肉、一付带胸骨的骨架、一牛头、一张堆着下水的牛皮。 每年中秋至国庆、以及春节前夕，马房碥外河滩地布满了待宰的牛。候到下午5～6点钟宰牛房的人下班了，我们才开始“上班”、便玩起了“宰牛”的恶作剧。码头工人家绳子杠子是不缺的，技术早已烂熟于心，把牛放倒是手到擒拿、只差马四爷出手那一环节。每次取回牛脚上绳子时要格外小心，怕那受了惊吓的牛踢人。我们连续放倒到第三、或第四条牛时，天已黑才“下班”。当然，那鼻绳上衬着4~5尺长竹竿的打人牯牛我们是不敢去碰它的。 我们常常耍得乐不归家，各家大人几乎用同样话语训我们各自：成天不落窝，窃杆把铺盖抱走了，我看你回来睡个亏！可见铺盖成了家中唯一值钱约东西。处于底层的百姓几乎家徒四壁。但街邻之间和和睦睦、客客气气。 “温、良、恭、俭、让"这一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不知何时弄丢了，而台湾仍还在。 运动中的岁月 1957年掀起了“反右派”运动，在板厂街乐山搬运公司的礼堂兼食堂内、用细麻绳牵满了大字报。一个有点文化叫芦有林的工人被揪出来了，成为众矢之的。大字报上那打上了红叉叉的芦有林名字前贯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前缀。接着又开会喊着口号斗他。随着运动的“深入”，不久个子矮小、脸上有刀疤痕、爱说老实话的搬运公司经理、老红军吴三光也被揪出来了。 住在这搬运公司礼堂旁边的W师傅在后來运动中的忆若思甜中说道：不是“解放”，我哪能娶得了地主的女儿！正是这缺少感情基础的婚姻后来出现过危机。 58年大跃进开始, 我们家对着的岷江河对面的挂榜山崖璧上写上了五个巨型大字《大跃进万岁！》。每天开门见字，清清楚楚。那时说是要给钢铁元帅让出通道，在高北门外的洙泗塘、半边街、圣水街居民区，一夜之间、好几千人，在灯火通明、人头涌动中硬是折出了一条又直又宽直达张公桥的近干米大道。大道两边堆满了如山的旧砖旧瓦旧木料、及废料，两侧象是被一把巨型之刀剖切过一样、里面人家一览无余。以至多年以后，每当我用剖切图表达工件内部结构时，总是要想到当年那半边街的断垣断壁及那一览无余的人家。看来，钢铁元帅大摡住在高北门城里、而且体形非凡而伟大。 当时又在德胜门外那一遍官坟地开发新村。先要筑一条新公路、起点是月耳塘终点是张公桥。重点工程是劈开黄家山并将其土方回填山外那条深沟。工程全靠乐山城市民星期天义务劳动，故进展缓慢。于是有人便出了个馊主意：到每晚九点过川剧团等剧场散场，专门候在剧场外的一仆人将几百千把散场后还哼着回味曲调的人拉夫、从东大街赶到黄家山去挖方运土，当中不少是船工力气有的是，工程显然快多了。 半边街工程进入大道铺设。大道两边宣传栏里是彩绘的新街道的规划图显示：宽阔的大道设有街心花园、两侧全是二、三、四层楼无屋檐的西式建筑。一夜间失去住房的百千户人家眼巴巴地盼着新楼房，却迎来了大饥荒。不得已“有关单位”在那剖切房子上巴了层面子借用画笔与颜料描为假西式房子。甚至为了遮丑还建了仅一面墙的二层楼的房子、从那二楼窗子望进去竟是兰天白云。失去了住房苦等了几十年、挤住在别人家的人也不知道向谁问过一二三。“别人家”也不好过问、送客，最后成了一笔笔的“住房三角债”。这条折建大道成了一烂尾工程。 59年下半年吃的东西开始紧张起来，本过得紧巴巴的百姓日子变得艰难起来。开始定口粮，居民大人每月21斤，老师22斤～60年又减至19斤；那吃长饭的小人定量就十分复杂了。那时组织居民下乡挖红苕、以4斤折1斤米去拿自己那份口粮。我们坐船去天池坝挖红苕，马房碥除曾大娘一二个大人外，全是十一二岁的娃耳。一到那红苕沙地便打起红苕仗来。不知谁扔的一个红苕打在曾大娘脸上，痛得她一直撇着嘴报怨不停。我们终于停下了手浸着头，不开腔了。 形势愈发严峻了，肉油糖等付食品虽凭票供应却少得仅胜于无，全年仅春节前供应每人半斤肉及用红苕熬制黑黢黢的16进制的2两糖。 那时人们吃公共食堂，炊事员既让人羡慕：能吃饱肚皮被调侃“饿死了的炊事员都有300斤”、又因手执长眼睛的饭瓢耳很拽。又常遭人恨：人们常因炊事员指姆陷入打饭容器中挤占了饭的份量而争吵。 黑市上食品贵得惊人，一个大黄南瓜要卖2～30元顶一个小干部的月工资，故称“黄南瓜干部”。有些人连菜也买不起常用油盐巴下白眼饭。随父母从下江调港来乐山没读中学的小波儿、那时在肖公嘴码头常用“夾百耳”捞河中菜叶，不慎掉入大渡河中、一个鲜活少年从此不见了。同样的事发生在的宋老九身上，而他的命很大：他落水后、靠在旁边的粪船马上划船救人，在九龙滩上将他救起。一个七岁的娃耳手操近二米长的夾百耳捞一菜叶，不免让人流下含泪的笑。注2. 大约在59～60年之交，又发明了“碗耳饭”～据说可由1斤米生成4斤甑子饭提高到6～7斤。到1961年饥不择食的人们又嫌水稻结谷子受季节限制慢了，又到处建浅水池灌水用人尿作引子产生“小球藻”、靠其光合作用生产淀粉。这些水变淀粉的把戏如同水变油一样荒诞、又一场闹剧。 为了生存我的父母亲又在炮台耳外的坡地上开荒种菜，到61～2年达到好几分地，秋天种上洋玉、豌豆、胡豆等，到初夏收获颇丰，也刚好躲过洪水。其中的瓢耳菜青菜莴笋等可随吃随折，多时还送些给邻居。全家人都没有患上水肿病。注3. 那时吴家四哥、六姐刚参加工作、且在外地。吴二爷一人工资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已举步为艰了。近60的吴二爷正是在那时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一种因饥、寒而引起的病。俗称“吼包耳病”。那时，好多上了岁数的人都患上了此病。 大饥荒期间我正在乐山一中上初中读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对邻居的事有些隔膜了。不久听说曾大爷走了，失去了顶梁柱的曾家日子可想而知。不久曾大娘又走了。大老四进了搬运社，拖着两个妹子。 广家的大女儿广宝珍在大饥荒开始不久，与大佛寺山上一个年岁大她很多的荣誉軍人结婚、远离亲人故土去了贵州。广大爷后来在大饥荒中死去，只剩下小女儿广宝英一人。那草房因无力翻新而垮掉了，广宝英去了顺城街拱辰门城墙上居住。后成了1964年5月17日乐山第一批上山下乡知青，其实她只是一个初小生、也是最后一届初小毕业生。 腾家因节能型体质与生活方式，躲过了大饥荒一劫。 那时吴六姐、吴四哥相继有了孩子、都把子女带回乐山由家里人带。因大家的工资都不高以此共渡难关。孙儿多时达三个，这累坏了吴三孃及读走读中学的满妹。那时，吴家生活无论如何精打细算到月底总是差五元钱、陷入每月借5元钱的怪圈。其实是那五元钱的遗缺始终不能补上。繁重艰苦的生活也让吴三孃患上了慢支炎。 1965年吴老八从乐山高级中学毕业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给吴家带来了极大惊喜与希望，尤其是给已由慢支炎转成肺气肿肺心病的父亲一个满意的交代。 1966年春，也在乐山高级中学读书正高三冲刺的我，一个星期天回家得知：63岁的吴二爷走了。在北京的吴老八只能落泪遥祭了！ 1972年是吴老八大学毕业后在成都420厂工作的第二个年头，那是早春的一天，已由慢支炎转成肺气肿肺心病的吴三孃又厉害发作，那因严重缺氧致窒息性痛苦的呻吟声让人可怜却又无助。我急忙找了个板板车登着上坡路将她送进专区医院。入院时呻吟声已没有了处于人事不醒。虽已滴着液输着氧她仍昏迷着，对于赶来呼唤她的家人、亲戚、邻居沒有回应。随着输液的点滴、输氧的气泡逐趋缓慢直至停止，眼争争地看着生命逐渐离她而去、生命的年轮停留在62岁。她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1910年出生的。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一个人生命的逝去、看到一家人生离生别的哀伤。 1972年早春是我人生至暗的时刻，因没上山下乡，人生的活路处处被堵死、已煎熬整整三年了！ 　　注1. 原来是苏才英的夫家姓張。 注2. 齐邦媛名著《巨流河》P163。 注3. 因成渝铁路开通江津合江等港口水运萎缩，于是将船工船只调往乐山。水肿病：因缺乏食物造成脂肪蛋白质流失致全身水肿。若不及时补充蛋白质最终死亡。 注4. 大饥荒时又发明了“碗耳饭”：在单个的容器放入一定的米加入大量的水蒸饭。 61年春饥不择食人们嫌水稻结谷子受季节限制，又遍地建浅水池，在清水中加入尿液培养小球藻靠其产生淀粉。那时，乐山一中底楼教室窗外台階全部建起了小球藻池。最终是花了不少材料及工钱，结果是每人喝了一碗让人害腻小球藻汤。 PWK 2020.9 　　吴皮房制革净牛皮的弯刀。持作者身穿皮围腰，将牛皮置在一与弯刀门园孤相致的弧一形十八模上手握净皮弯刀两侧木手柄操作。刀法全凭乎上工夫，过了会刨穿牛皮，轻了净不了皮。 　曾经的肖公嘴码头，那奔腾不息的大渡河、那历经沧桑的明城墙 　　“夾百耳”，当细绳收紧时，竹竿开口地方会收拢直至夹紧远处的物体。故可取水中小物件。 　　在我家屋基上的嘉辉大厦顶层看三江汇流。 　　柑子码头街的“清真寺”至今尤存。 　　板厂街仅剩的老房子。 　　那近八十年历史的盐关街老铺子。 　　肖公嘴眺望行船。 —引自邓洪秀攝影图片。 　　拍攝在庙尔拐明城墙悬挂航标高台上的照片，时间1967年武斗结束后。 前左始：谢永林、彭文康 后左始：吴永成（吴老八）、毛永康（毛胖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