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英烈-余祖胜烈士

素缘了凡

余祖胜（1924年~1949年11月27日），小说《红岩》中余新江的原型. 革命烈士。1938年随父亲到重庆，1939年入重庆第二十一兵工厂（长安汽车前身）做童工，同时进夜校补习。1946年，以苍扉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丐童》一诗，此后，又写了大量的诗歌，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1947年，与几位进步青年组成“读书会”，出版《火焰》半月墙报，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近，于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挺进报》事件发生后，因叛徒出卖，于1948年4月7日被捕，囚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27日，不幸与200多名难友一道被国民党反动派集体屠杀于渣滓洞。

余祖胜，江西省湖口县舜德乡皂湖村余古堂湾人（清康熙年间一余姓先生来此建学堂教书，将原古仁村改为今余古堂村）；生于1924年8月。

其父余昭鼎，是一位有知识、有觉悟的时代青年，不甘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于1936年举家迁往湖北武汉。由于其聪颖好学，能吃苦耐劳，成为汉阳兵工厂的骨干。为了生计，忍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管理，工人只能像机器一样高负荷运转，生活无人过问。他们的工资经常被克扣，动辄遭人打骂，敢怒而不敢言。此时余祖胜随父进厂办子弟学校学习，成绩优秀。从小耳濡目染爸爸的工作生活遭遇，感悟进步文化思想，思想渐渐成熟起来。由于其和爸爸长得一模一样，人们习惯地称他为“小昭”。他团结身边的同学好友，天天策划着为父亲们报仇解恨。他们晚上摸到警察局投掷石头，遭到警察的围捕。余祖胜还和众多学生一道参加了有名的“二七”大罢工，曾身负重伤。

1938年随父亲到重庆，1939年入重庆第二十一兵工厂做童工，同时进夜校补习，开始阅读中共报纸《新华日报》；1944年，因时常流露对黑暗现实不满的言论，被厂方借故开除，同年秋，考入第二十一兵工厂附设第十一技工学校（今重庆理工大学）半工半读，1946年，以苍扉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丐童》一诗，此后，又写了大量的诗歌，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1947年，与几位进步青年组成“读书会”，出版《火焰》半月墙报，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近，于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受党组织委派再次入厂当工人，在工厂进步青工中发展共青团外围组织“青年读书会”；《挺进报》事件发生后，因叛徒出卖，于1948年4月7日被捕，囚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

余祖胜在狱中坚贞不屈，并勤奋学习革命理论和外语，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传来后，利用废牙刷柄刻出一百多颗五星、红星等小工艺品红心和短剑，用英文精心镌刻了“革命到底”、“不自由毋宁死”、“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激励难友们的革命斗志。

1949年11月27日，不幸与与200多名难友一道被国民党反动派集体屠杀于渣滓洞，其遗诗收入《革命烈士诗抄》。

余祖胜是著名红色小说《红岩》中主要人物余新江的原型。

生于湖北武汉，父亲是汉阳兵工厂工人，参加过“二七”大罢工。1938年，随父亲到重庆。1939年，入重庆第二十一兵工厂做童工。同时进夜校补习，开始阅读中共报纸《新华日报》。1944年，因时常流露对黑暗现实不满的言论，被厂方借故开除。同年秋，考入第二十一兵工厂附设第十一技工学校半工半读。1946年，以苍扉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丐童》一诗，此后，又写了大量的诗歌，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1947年，与几位进步青年组成“读书会”，出版《火焰》半月墙报，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近，于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受党组织委派再次入厂当工人，在工厂进步青工中发展共青团外围组织“青年读书会”。《挺进报》事件发生后，因叛徒出卖，于1948年4月7日被捕，囚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狱中，坚贞不屈，并勤奋学习革命理论和外语。人民解放军直逼南京的消息传来后，利用废牙刷柄刻出一百多颗五星、红星等小工艺品送给难友，鼓舞斗志。1949年11月27日，与200多名难友一道被国民党反动派集体屠杀。其遗诗收入《革命烈士诗抄》。

余祖胜的家乡余古塘湾（现屏峰皂湖村）滨临鄱阳湖，本当是山青水秀的地方，但因政治腐败兼以天灾，映入余祖胜眼里的是洪水汪洋，荒凉凄惨的景象。亲友们招待他的只有野菜，他所能玩耍的是与表哥一起放牛、学农活。在这里他体验到农民和工人一样的艰辛生活，看到了地主恶霸与资本家工头一样凶狠。洪水退后，余祖胜又随父亲回到汉阳。9岁时，进入私立道生小学读书，一年后抗战爆发，学校被国民党军队作了伤兵医院，他只好进“贫民夜校”学习。这所夜校是由进步知识分子周老师夫妇办的，每天晚上，作为课堂的酒曲作坊总是挤满了穷孩子。周老师教大家识字，讲抗日救国道理，教唱《大刀歌》，传授折纸工艺。余祖胜与周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不久，因宣传抗日思想，周老师被警察抓走。余祖胜为周老师愤愤不平，十分痛恨警察，邀了几个工人子弟，每天晚上偷偷地用石头掷警察，并唱起了自己编的儿歌：“黑良心，真可恶，抓走先生，不准上学；同学们，要记清，半夜起来打黑良心！”警察被打得鼻青脸肿，却又无可奈何。

1938年下半年，战火烧到武汉三镇，国民党政府和一些重要工厂先后搬到重庆。余祖胜一家也随厂并入了在重庆的21兵工厂，余祖胜进了厂子弟学校读了三年级。一年后，余祖胜才12岁，他见身体虚弱的父亲和14岁的哥哥在厂里做工虽然劳累不堪，仍难以维持家中生活，便主动要求辍学，进厂当了童工。

1940年日寇多次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余祖胜的七弟在一次轰炸中失去了双眼。父亲也因积劳成疾于1941年初含恨去世，才一岁的八弟被送给了别人。

童工的生活凄苦异常，每天做工12小进以上，还时常受到打骂凌辱，许多童工死于肺痨。在这种环境下，余祖胜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不倦地学习文化。通过几年的夜校补习和自修，他不仅能看懂书报，还能看出它的真伪好歹来。他最爱看中共在重庆的报报纸《新华日报》，省下吃饭钱自己订上一份，如饥似渴地阅读。在《新华日报》的哺育下，他的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时常发表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言论，引起了厂方的注意。主管员借一次技术故障罚了余祖胜25个工，并指使工头故意刁难他。脾气倔强的余祖胜忍无可忍，挥起扳手同工头对打起来。不久，主管员就借故将他开除。这是1944年的事，余祖胜才17岁，已是有四年多工龄的老童工了。

同年秋，由一位姓沈的老师介绍，余祖胜考入21兵工厂附设的第11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在校期间，他结识了不少进步师生，并常常到小龙坎、沙坪坝一带接近爱国民主人士，学到了许多先进知识，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抗战刚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就积极为内战作准备，余祖胜公开在学校作作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并和师生一道抵抗学校的法西斯教育制度，反对体罚学生，反对克扣学生伙食费。第11技工学校是为国民党军事工业培养技工的学校，它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适应国民党加紧内战准备的需要，校方严格控制学生流失。余祖胜的好友叶伟才同学有志于学医，想走“医学救民”的道路。对此，教务主任说，“叶伟才是个好青年，可惜误入歧途。”余祖胜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题为《好同学叶伟才》的文章。校方便以小叶离校曾得到余祖胜的帮助，要余祖胜赔偿校服，后来则趁他患病住院，以“久旷潜逃”为名将他开除。听到消息，余祖胜气愤地赶到学校，大声疾呼：“我是生病，请了假的，不是久旷，更不是潜逃！”但他毫不留恋这种压迫学生的学校，拿出准备好的小册子请师生题词留念。一位姓周的同学写道：“祝你离开这个樊笼，展翅高飞吧！”

从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7月，余祖胜失学失业呆在家里整整一年。这对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是十分苦恼的。他曾彷徨、忧郁、愤恨。在母亲和兄嫂的安慰和照料下，他坚强地生活着，更发愤地自学，更广泛地接触社会。他结交了附近许多工人、船工和农民，并以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写下了大量的诗歌。

他与兄嫂一起，自己动手在住屋前搭了一间小棚屋，解决家里住房拥挤问题。对这个家他是这样描述的：“阴沟里臭水在翻泡泡，从耗子洞涌进屋来了；破脸盆浮在水上打转，我的家，就是一座水牢呵！（《我的家》，1947.2.2）他把这房比作“罗汉寺”：一家烧火十八家冒烟；他把自己比作“栏外人”：牛马是关在栏内的，劳动人民不过是栏外的牛马而已！

他目睹和亲历了工人被压迫被剥削的辛酸生活：“主任的公子生日还得把‘份子’上，你若不然处处都遭殃，说不定两个山字一叠——请出厂，只得忍气把‘份子’上”（《工人》，1946年.10.29）。他也了解到农民的痛苦：“么儿病得瘦，中药几十剂，吃下没效力；大娃虽没病，保长好狠心，拉儿去充兵，一去不回程，痛杀为娘心，六月借的钱，而今没有还，债主逼得急，原借只两万，要还四万几……”（《葫豆长花的时候》，1947.2.1）。眼见童年的伙伴被黑暗的社会吞噬，他悲愤地控诉：谁个夺了你的命，只恨寻那贪馋的地呀？不！是那些人面兽心的歹徒毁灭了你！……但是，而今啊！那些都在何处？我知道，他们又走近与你一样命运的女郎身边哪！（《忆凤》，1946年.10.25）。他同情那些压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很想尽力帮助他们，可他自己也是个“栏外人”呀：“他抬起头默默的看了我一下，从胸前伸出一只手来，我知道他是一个乞丐……我停止了脚步，想给他一点钱，但衣袋里除了两张草纸外什么都没有，我惭愧地望着他滴着眼泪……”（《丐童》，1946.10.31写，载11.6《新华日报》）。

余祖胜以苍扉为笔名把《丐童》一诗投给《新华日报》，几天后居然以《陋巷》为题发表了。这给了他极大的鼓舞，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新起点。他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加油学习，向着进步诗人未走完的道路不停留地向前迅跑！”他立志作个诗人，为人民呐喊，向反动势力抨击。他对心中的偶像说：“普希金啊！我愿帮你把没有喊醒的喊醒吧！这就是我的享受，我不需要银星的奖章，不贪恋那没有灵魂的黄金，只希望人类平等！”（《忆普希金》，1947.2）。

他再也不是一个“忧郁的孩子”了，他明白“暗淡是多么可怕啊！”然而你愿意屈服，他的鞭子永远不会离开你。”（《忧郁的孩子》，1947.2）他邀集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工人组成“读书会”，在工人村办起了《火焰》墙报。他在创刊词中慷慨高歌：“火焰、火焰！燃烧着热情的火焰！你辉煌万丈的光芒，照遍了大地阴暗角落。你强烈火焰燃烧着魔鬼，温暖着我们每个战斗的心……”（《火焰献词》载4月1日《火焰》半月刊）。墙报还刊登了他《晒太阳》一诗。

墙报一贴出，立即吸引了大量读者。这个重庆市近效宁静的地方突然沸腾了。当局立即进行阻止，墙报仅出一期便被迫停刊。这并没有使余祖胜气馁畏缩，更让他看到反动派的腐朽没落，感受到民众强烈的革命愿望，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因而斗志更坚定了，毅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近。经过一位女工的介绍，余祖胜认识了地下工作者任达哉，于1947年5月由任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地下党的工运书记许建业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

1947年8月，党组织委派余祖胜再度入厂当工人，以利于工作的开展。经托人帮忙，他才在修枪所找到一个钳工的空缺，但要有几个月的试用期。他不计较临时工待遇低，看上去比以前卖力得多。实际上他在努力与工人建立感情，发到工人开展斗争，反对为内战生产武器。他和炮弹所工人高震明（地下党员）一道发起了共青团的外围组织“青年读书会”，经常带来《挺进报》让大家传阅，启发工人的斗争积极性。正当他组织工人偷运武器支援解放战争时，却发生了《挺进报》事件：1949年4月1日，任达哉被捕，出卖了领导人许建业，于4月4月带领特务将老许逮捕，敌人在老许的宿舍里搜出一些同志的入党申请书，余祖胜因此于4月7日在修枪所被捕。在此头天，余祖胜已觉察情况危急，将党的“七大”文件和《工运史》等革命书籍进行转移，并通知一位姓谢的同志烧毁文件，注意安全。这一天，他吃过早饭仍照常上工，母亲怕他受寒，要他多穿些衣服，他搭了件毛背心离开家，就这样与母亲、兄弟永别了。余祖胜被捕后，囚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楼二室。

在狱中，余祖胜坚贞不屈，积极参加牢笼中的特殊战斗。他受过老虎凳、鸭子凫水等酷刑，但始终不吐一字，还乐观地安慰其他难友。他爱憎分明：特务放进奸细来作耳目，他便唱起顺口溜进行奚落；难友生病，受刑致伤，他则殷切照料。在恶劣的条件下，他还勤奋学习革命理论与外语，准备出狱后更好地为党为人民服务。

余祖胜有一双灵巧的手，被难友们誉为狱中工艺专家。他用稀饭、棉花、泥土混合做成象棋，送给难友。他用楼板上的钉子磨成小刀，收集一些废牙刷柄，雕刻出色彩斑斓的五角星、短剑和红心，送给难友们迎接胜利，迎接光明。当听到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喜讯，他兴奋地在红心背面刻上“V”字，表达欢呼胜利之情。在他手中，就连小竹板也会变成精致的纪念品。他将一块竹板刻成心形，染上彤红的药水，由战友汪进仪用铁丝扭成的小链子连在小十字架上，伪装成宗教纪念品。小汪利用放风机会将这个工艺品赠给另一牢室的唐弘仁同志作为新年的礼物，他说：“小余希望你自己刻上有意义的字。”唐弘仁便在红心和十字架上分别刻上“共产党万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英文字样，一直珍藏在身边并带出了监狱。至今，这件蕴含着战友情谊和革命者必胜信念的历史文物仍陈列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展厅里。

战斗着便是欢乐，身居“两个天窗出气、一扇风门伸头”的牢室，也能“乐在其中”。1949年春节下午，大部分难友都在院坝里举行“联欢会”。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狱中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则集中在楼一室举行诗会，正式成立“铁窗诗社”。余祖胜是诗友之一，他和另一难友轮流在牢门外放哨，保证诗会的顺利进行。望着载歌载舞的难友，他憧憬着到胜利的时候做一个讴歌幸福的诗人……

1949年11月27日深夜，人民解放军的炮声震撼山城，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挣扎，残无人道的特务对被囚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屠杀。敌人在白公馆大屠杀之后，把渣滓洞的“囚犯”全部集中在楼下牢室，用机枪对着牢房扫射，然后又纵火焚烧……许多革命者在烈火中仍浴血奋战，以惊人的力量冲破牢门，穿过弹雨，推倒高墙，越过电网。结果，整个渣滓洞监狱仅15脱险，余祖胜和200多难友一起壮烈牺牲。

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各界群众在青年馆大礼堂隆重举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害烈士大会。会场陈列着罗世文、车耀先、杨虎城、陈然、江竹筠、余祖胜等33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画像。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及各界代表先后沉痛地来到烈士灵前祭奠，余祖胜烈士的哥哥余祖德代表烈士家属向大会致词，表示要发扬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投身伟大的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我整起了我的旅囊，

向着那自由的领域，

跨过那黑暗崎岖的道路，

明天，我第一个看见东方发出的曙光。”

——余祖胜

你可曾读过《红岩》？

可曾了解过重庆解放前期的地下斗争?

可曾记得历史长河中那些

为民族、为自由前赴后继

甚至不惜献出宝贵生命的英烈们？

有那么一位英烈

他曾是我校校友

更是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燃烧的青春

他就是《红岩》里余新江的原型——余祖胜

余祖胜生于江西湖口，1936年举家迁往湖北武汉，由于其聪颖好学，能吃苦耐劳，成为汉阳兵工厂的骨干。

1938年下半年，余祖胜一家也随厂并入了在重庆的21兵工厂（现重庆理工大学），他便在厂子弟学校开始了三年求学之路。

1939年，因其见身体虚弱的父亲和14岁的哥哥在厂里做工虽然劳累不堪，仍难以维持家中生活，便主动要求辍学，1939年入重庆第二十一兵工厂做童工。同时进夜校补习，开始阅读中共报纸《新华日报》。

1944年，余祖胜考入21兵工厂附设的第11技工学校（现重庆理工大学）半工半读。在校期间，他常常到小龙坎、沙坪坝一带接近爱国民主人士，学习了一些先进知识，了解了一些革命事迹。在国民党为内战作准备时，余祖胜公开在学校作作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1947年，与几位进步青年组成“读书会”，出版《火焰》半月墙报，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近，于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受党组织委派再次入厂当工人，在工厂进步青工中发展共青团外围组织“青年读书会”。

1948年4月7日，《挺进报》事件发生后，余祖胜因叛徒出卖，被囚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狱中，余祖胜坚贞不屈，并勤奋学习革命理论和外语。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逃跑前，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制造了屠杀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重庆"11·27大屠杀"，余祖胜也在其中壮烈牺牲。

而余祖胜先生即使是被困于监狱之中

仍不忘借诗词表达自己的心中所想

《晒太阳》这首诗

是余祖胜先生在狱中所作

表达了革命终将胜利的决心

就算身处黑暗

也仍然向往太阳

这首诗铿锵有力、锋芒毕露

表达了对黑暗旧世界的诅咒，对光明新世界的憧憬

晒太阳（其一）

昨天的太阳，

照着歌乐山的城堡，

被囚禁着自由的人们，

却无法享受灿烂的阳光。

借着晒暖的石头，

温一下寒冷的肢体，

换来的却是吸血鬼的咆哮，

因为法律是他们的，

太阳不能与被囚禁者分享。

先烈们站在石头上愤怒，

为什么是强盗们的春天？

穷人就只能任生命的鲜血，

在那无尽的冬天里流淌！

“总有一天，

站在这个城堡上，

高声宣布：

太阳是我们的！”

这就是先烈们当年的渴望和理想！

今天的太阳，

仍照着歌乐山的城堡，

可本该安息的英灵，

却无法安享这灿烂的阳光。

刚感到春天的后人，

已失去晒太阳的自由，

原来是精英们在叫嚷，

道德金钱是他们的，

太阳也不能与下等人分享。

先烈的心灵在花岗石下颤抖，

当年的城堡怎么变成了厂房？

包身工的生命之血，

真的只会永远在冬天里流淌！

我真的希望，

总有一天，

后人们会站在城堡上，

再次高声的宣布：

太阳是我们的！

让先烈的灵魂得到永久的安详！

晒太阳（其一）

昨天的太阳，

照着歌乐山的城堡，

被囚禁着自由的人们，

却无法享受灿烂的阳光。

借着晒暖的石头，

温一下寒冷的肢体，

换来的却是吸血鬼的咆哮，

因为法律是他们的，

太阳不能与被囚禁者分享。

先烈们站在石头上愤怒，

为什么是强盗们的春天？

穷人就只能任生命的鲜血，

在那无尽的冬天里流淌！

“总有一天，

站在这个城堡上，

高声宣布：

太阳是我们的！”

这就是先烈们当年的渴望和理想！

今天的太阳，

仍照着歌乐山的城堡，

可本该安息的英灵，

却无法安享这灿烂的阳光。

刚感到春天的后人，

已失去晒太阳的自由，

原来是精英们在叫嚷，

道德金钱是他们的，

太阳也不能与下等人分享。

先烈的心灵在花岗石下颤抖，

当年的城堡怎么变成了厂房？

包身工的生命之血，

真的只会永远在冬天里流淌！

我真的希望，

总有一天，

后人们会站在城堡上，

再次高声的宣布：

太阳是我们的！

让先烈的灵魂得到永久的安详！

余祖胜先生虽离去

但革命的火种经久不息

坚毅伟大的品格意志长伫不倒

世代绵延，生生不息

2012年5月4日，

我校余祖胜团支部正式成立

到如今，“余祖胜”骨干培训班也已进行了五期培训

一代又一代的重理工人

将会带着责任与担当、热情与活力

高举鲜红的团旗

听党话，跟党走

汲取英雄力量

艰苦奋斗，不断前行！

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

军统集中营对被捕的革命先烈

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321人遇难

其中，“11·27”大屠杀中，

包括罗世文、车耀先、杨虎城、陈然、江竹筠、余祖胜在内的

200多名烈士

壮烈牺牲!

烈士业绩照千秋，星星火炬代代传

没有你们的浴血奋战，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

我们会永远记得！

余祖胜，1924年12月19日出生于湖北省汉阳县。他父亲余桂喜早年离开江西湖北老家在汉阳兵工厂做工，曾参加过二七大-。余祖胜出生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工人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935年长江中上游闹水灾，汉阳兵工厂停工，工人没有工资，余祖胜两个弟弟在饥病中夭折，父亲只好带着他回到故乡湖口。

1936年，进入私立道生小学读书。一年后抗战爆发，学校被国民党军队作了伤兵医院，他只好进“贫民夜校”学习。这所夜校是由进步知识分子周老师夫妇办的，每天晚上，作为课堂的酒曲作坊总是挤满了穷孩子。周老师教大家识字，讲抗日救国道理，教唱《大刀歌》，传授折纸工艺。余祖胜与周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不久，因宣传抗日思想，周老师被警察抓走。余祖胜为周老师愤愤不平，十分痛恨警察。他邀了几个工人子弟，每天晚上偷偷地用石头掷警察，并唱起自己编的儿歌：“黑良心，真可恶，抓走先生，不准上学；同学们，要记清，半夜起来打黑良心!”警察被打得鼻青脸肿，却又无可奈何。

1938年下半年，战火烧到了武汉三镇，国民党政府和一些重要工厂先后搬到重庆。余祖胜一家也随厂并入了在重庆的第二十一兵工厂，余祖胜进了厂子弟学校三年级。一年后，余祖胜才12岁，他见身体虚弱的父亲和14岁的哥哥在厂里做工，虽然劳累不堪，却难以维持家中生活。便主动要求辍学，进厂当了童工。

1940年日军多次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余祖胜的七弟在一次轰炸中失去了双眼，父亲也因积劳成疾于1941年含恨去世，才1岁的八弟-送给了别人。

童工的生活凄苦异常，每天做工12个小时以上，还时常受打骂-，许多童工死于肺痨。在这种环境下，余祖胜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不倦地学习文化。

通过几年的夜校补习和自修，他不仅能看懂书报，还能看出它的真伪好歹来。他最爱看中共在重庆的报纸《新华日报》，省下饭钱自己订了一份，如饥似渴地阅读。在《新华日报》的哺育下，他的思想有了觉悟，时常发表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言论，引起了厂方的注意。主管员借一次技术故障罚了余祖胜25个工，并指使工头故意刁难他。脾气倔强的余祖胜忍无可忍挥起扳手同工头对打起来。不久，主管员就借故将他无理开除。这是1944年的事，当时余祖胜才17岁，具有四年多工龄的老童工了。

同年秋，由一位姓沈的老师介绍，余祖胜考入了第二十一兵工厂附设第十一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在校期间，他结识了不少进步师生，并常常到小龙坎、沙坪坝一带接近进步人士，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抗战刚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就积极为内战作准备。余祖胜公开在学校作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并和师生一道抵抗学校的法西斯教育制度，反对体罚学生，反对克扣学生伙食费。余祖胜的好友叶伟才同学因对校方不满，愤然离校而去。教务主任胡说：“叶伟才是一个好青年，可惜误入歧途。”余祖胜便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题为《好同学叶伟才》的文章。校方又以小叶离校时曾得到余祖胜的帮助，要求余祖胜赔偿校服，后来则趁他患病住院，以“久旷潜逃”为名将他开除。听到消息，余祖胜气愤地赶到学校，拿出准备好的小册子请师生留言纪念。一位姓周的同学写道：“祝你离开这个樊笼，展翅高飞吧!”

从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7月，余祖胜失学呆在家里整整一年。这对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是十分苦恼的。他曾彷徨、曾忧郁，他回忆，他愤恨。在母亲和兄嫂的安慰及照料下，他坚强地生活着，更发愤地自学，更广泛地接触社会。他结交了附近许多工人、船工和农民，并以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写下了大量的诗歌。

1947年8月，党组织委派余祖胜再度入厂当工人，以利于工作的开展。经托人帮忙，他才在修械所找到一份钳工工作，但要有几个月的试用期。他不计较试用期待遇低，看上去比以前卖劲得多。实际上他在努力与工人建立感情，发动工人开展斗争，反对为内战生产武器。他和炮弹所工人高震明(中共地下党员)一道发起共青团的外围组织“青年读书会”，经常带来《挺进报》 让大家传阅，启发工人的斗争积极性。1948年元旦，余祖胜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正当他准备组织工人偷运物资支援解放战争时，却发生了《挺进报》事件：1948年4月1日，任达哉(军统特务，隐瞒历史混入党内)被捕，出卖了中共重庆地下党领导人许建业，并于4月4日约定老许在嘉阳茶店碰头，带领特务将老许逮捕。敌人在老许宿舍里搜出了一些党员的入党申请书，余祖胜因此于4月7日在修械所被捕。在这以前的头一天，余祖胜已觉察情况危急，将有关革命书籍进行转移。并通知一位姓谢的同志烧毁文件，注意安全。这一天，他吃过早饭仍照常上工。母亲怕他受寒，要他多穿些衣服，他搭了件毛背心离开家，就这样与母亲、兄弟永别了。余祖胜被捕后，囚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楼二室。

在狱中，余祖胜坚贞不屈，积极参加牢笼中的特殊战斗。他受过老虎凳、鸭子浮水等酷刑，但始终不讲一字，还乐观地安慰其他难友。他爱憎分明：特务派进奸细来作耳目，他便唱起顺口溜进行奚落；难友生病，受刑致伤，他则殷切照料。

余祖胜有一双灵巧的手，被难友们誉为狱中工艺专家。他用楼板上的钉磨成小刀，收集一些废牙刷柄，雕刻出色彩斑斓的五角星、短剑和红心，送给难友们迎接胜利、迎接光明。听到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喜讯，他兴奋地在刻成的红心背面刻上“V”字，表达欢呼胜利之情。在他手中，就连小竹板也会变成精致的纪念品。他将一块竹板刻成心形，染上彤红的药水，由战友汪进仪用铁丝扭成的小链子连在小十字架上，伪装成宗教纪念品。小江利用放风机会将这个工艺品赠给另一牢室的唐弘仁作为新年礼物，他说：“小余希望你自己刻上有意义的字”。唐弘仁便在红心和十字架上分别刻上了“共产党万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英文字样，一直珍藏在身边并带出了监狱。至今，这件蕴含着战友情谊和革命者必胜信念的历史文物仍陈列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展厅里。

战斗着便是欢乐，身居“两个天窗出气，一扇风门伸头”的牢室，也能“乐在其中”。1949年春节下午，大部分难友都在院坝里举行“联欢会”，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狱中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则集中在楼一室举行诗会，正式成立“铁窗诗社”。余祖胜是诗友之一。他和另一战友轮流在牢门外放哨，保证诗会的顺利进行。望着载舞的难友，他憧憬着到胜利的时候做一个讴歌幸福的诗人……

1949年11月27日深夜，人民解放军的炮声正在震撼着黑暗的山城，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挣扎，惨无人道的特务对被囚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敌人在白公馆大-之后，把渣滓洞的“囚犯”全部集中到楼下牢室，用机枪对着牢房扫射，然后又纵火焚烧……许多革命者仍在烈火中浴血奋战，以惊人的力量冲破牢门、穿过弹雨、推倒高墙、越过电网。结果，整个渣滓洞监狱仅15人脱险，余祖胜和200多难友一起壮烈牺牲。

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各界群众在青年馆大礼堂隆重举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会场陈列着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陈然、江竹筠、余祖胜等33位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画像。刘伯承、邓小平及各界代表先后沉痛地来到烈士灵前祭奠，余祖胜的哥哥代表烈士家属向大会致词，表示要发扬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投身伟大的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以后《革命烈士诗抄》、《囚歌》等书籍相继选入了余祖胜的诗歌。

太阳倾泻在石头上，

温暖着我的身躯，

啊?这也触犯了吸血鬼的法律!

“哼!不讲羞耻!”眼珠翻滚，怒目瞪瞪。

在这人和兽混居的城堡里——

道德、法律、武力、金钱……全是吃人的野兽!

春天，是强盗们的，穷人永远生活在冬天里。

愤怒地站在石头上，我要回答——

总有一天，我们将站在这个城堡上，

高声宣布：太阳是我们的!

这首题为《晒太阳》的诗铿锵有力、锋芒毕露，是对黑暗旧世界的诅咒，对光明新世界的憧憬。它的作者就是小说《红岩》中余新江形象的生活原型——余祖胜。这首写于1949年3月9日的诗歌，是余祖胜19岁的作品。

1984年，重庆出版的叶挺等12位“红岩英烈”年画像中也描绘了余祖胜烈士的形象。烈士的形象和精神永在!

向遥远的地方思念

抬起我沉痛的头，

遥望着那远远的天边，

没有谁向我唱出有力的歌声，

为什么是那样软弱，

我们为什么都停留在阴暗的地方?

不要把眼泪流在破烂的衣上，

都有着一个完整的灵魂，

应该放开我们的歌喉，

唱出我们的悲愤，

为什么自己的天边永不给我一个召唤?

流着那苦痛的眼泪，

我们应该尊惜最后的一滴，

让它在微笑的时候流出来，

我们不要沉醉静的宇宙，

玩味着那美的浪漫的蒂克。

我整起了我的旅囊，

向着那自由的领域，

跨过那黑暗崎岖的道路，

明天，我第一个看见东方发出的曙光。

这首诗创作于1947年9月29日，抒发了对黑暗现实的悲愤和抗议，表达了对光明新世界的憧憬和追求。

1946年，余祖胜失学在家，他在彷徨和苦闷当中开始写诗歌，并以苍扉为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丐童》一诗。他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想尽力帮助他们，但因自身能力所限，只能把这种愿望和情绪表达在诗歌当中。此后，他又陆续写了大量诗歌，以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这首诗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全诗共四小节，头两节以诘问方式描写旧社会的黑暗和人们处于白色恐怖下的苦闷焦虑，表达了一个独立完整的灵魂渴望自由和光明的心声。后两节号召人们起来反抗，表现出作者高度的觉悟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整起了我的旅囊”，说明他已经付诸行动，前进在革命道路上。“那自由的领域”是作者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跨过那黑暗崎岖的道路”喻指斗争的艰苦曲折与坚持奋斗的决心。“明天，我第一个看见东方发出的曙光”表露了作者对革命必胜的信心。这首诗先抑后扬，从现状的沉痛到自身的觉醒，再到进一步付诸实际行动，层层递进，极具号召力。

余祖胜是著名红色小说《红岩》中主要人物余新江的原型。他于1944年秋考入21兵工厂附属第十一技工学校（今重庆理工大学）半工半读，是“11·27”大屠杀中牺牲在渣滓洞的数百名红岩英烈之一。

11月25日，重庆日报记者通过采访余祖胜烈士的侄女余和平及整理重庆理工大学“红岩精神展览室暨余祖胜烈士事迹陈列室”的部分历史资料，还原这位红岩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余祖胜祖籍江西，出生于1927年。他1938年随父亲到重庆。“余祖胜是我的二叔。”余和平告诉记者，1939年余祖胜到重庆21兵工厂做童工，同时进夜校补习，也是那时，他开始阅读《新华日报》等报纸。

由于从小耳濡目染自己父亲在工厂的生活遭遇，加上接受进步的思想，余祖胜渐渐成熟起来。余和平之父、余祖胜的哥哥余祖德曾在一篇文章《为有牺牲多壮志》中回忆：“那时看《新华日报》等进步报纸，小则丢饭碗，大则坐牢或砍头。”余祖胜是《新华日报》老订户，但报童不能将报纸送到宿舍，只好放在徐家花园的树杈或洞中，“二弟取到报后，便直奔姐姐祖珍家，请姐姐在门外放哨，二弟放下蚊帐，在帐中读报。”

1944年秋，余祖胜考入21兵工厂附设第十一技工学校（今重庆理工大学）半工半读。1946年，余祖胜便以“苍扉”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丐童》一诗，此后，又写了大量的诗歌，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

1947年，余祖胜与几位进步青年组成“读书会”，出版《火焰》半月墙报，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触，于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叔还在工厂进步青工中发展‘青年读书会’。”余和平说，但1948年4月，《挺进报》事件发生，余祖胜因叛徒出卖被捕，囚于渣滓洞监狱。

余祖胜在狱中坚贞不屈，并勤奋学习革命理论和外语，在狱中坚持斗争了19个月，还与大家一起创建了《铁窗诗社》。

“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传来后，二叔利用废牙刷柄刻出一百多颗五星等小工艺品，还镌刻了‘革命到底’‘不自由毋宁死’‘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激励狱友们的革命斗志。”余和平说。

1949年11月27日，余祖胜与200多名狱友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集体屠杀于渣滓洞，年仅22岁，《我的家》《明天》《晒太阳》等遗诗被收入《革命烈士诗抄》，并被译成多种文字。

20世纪60年代，一部《红岩》小说红遍大江南北，书中刻画的江姐、许云峰、刘思扬等英雄人物形象更是深入人心。而小说中第一个描述的人物是余新江——“在川流不息的人海里，走出一个匆忙的青年，茁壮的身上，换了一套干干净净的中山装，浓黑的眉下，深嵌着一对直视一切的眼睛。他不过二十几岁，可是神情分外庄重，比同样年纪的小伙子，显得精干而沉着。”

余新江的人物原型，是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渣滓洞监狱的革命烈士余祖胜。

工人共产党员

余祖胜，1927年12月出生在湖北汉阳。父亲余桂喜是汉阳兵工厂的钳工，参加过二七大罢工。1935年余祖胜的两个弟弟在饥病中夭折，1938年底哥哥余祖德离开学校入厂做工，余祖胜进入兵工厂子弟小学念书。1941年，父亲因病去世，迫于无奈，母亲将年仅1岁的幼子余祖庆送人。

1940年2月，余祖胜进入兵工署第21兵工厂做童工，开始了他的工人生涯。第21兵工厂，由内迁到重庆的金陵兵工厂改建而成。1938年武汉沦陷后，余祖胜父亲所在的汉阳兵工厂西迁重庆并入第21兵工厂，这是抗战时期大后方规模最大、员工最多、管理最完善的兵工企业。

第21兵工厂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极为重视的阵地。1938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21兵工厂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支部书记李友松，组织委员方楚松，宣传委员高乾镜。支部直属川东特委领导，领导人为廖志高、王亦清。

1939年9月，兵工厂内成立了以黄致祥为支部书记、陈昌茂为组织委员、张正云为宣传委员的第二届特别支部。他们在第21兵工厂内组织工人斗争，如1939年黄致祥带领工人进行怠工斗争，要求厂方给每位职工发放临时补贴；同时也在工厂里组织抗日宣传队，定期举办读书会、时事座谈会，学习进步书报刊如《新华日报》《抗日三日刊》《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群众》周刊等。

在这种环境下，余祖胜接触了进步思想。1944年夏，余祖胜因不满工厂的不合理现象与主管员张启林发生冲突，第一次被开除出厂。在这段时间里，余祖胜忍受着单调的生活：“不满意，总是有一些不满意，愤恨自己，憎恨朋友，我变得苦恼、心烦起来了。”

为了打破消沉的生活，1944年9月，余祖胜进入半工半读性质的21兵工厂技工学校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进步朋友，大胆揭露校方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反对校方贪污师生伙食费。余祖胜的反抗精神与兵工厂不合理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叶伟才事件”上一触而发。叶伟才是一位进步青年，也是余祖胜的好友。1945年叶伟才考取西康技专而离校，校方阻挠不成斥其为“误入歧途”，为此余祖胜著文《好同学叶伟才》对抗校方，引起校方不满。

这一系列举措导致校方在1946年7月，余祖胜因霍乱入院时，将其以“久旷潜逃”为由开除出校。这是余祖胜第二次被开除。

1946年7月至1947年7月，是余祖胜失业、失学的一年，同时也是他非常充实的一段时间。这一年，他与工人和农民广泛接触，使他对工人投入了更多的感情：“我同情他们的命运，胜过为我自己的遭遇惋惜，他们之间没有虚伪，更没有像政客那样玩弄手法，他们有一颗最纯洁的心，假若有什么集会，他们都是打先锋，在这块地方可以知道他们的真诚。我觉得除了这个再不能看见这样善良的人。”

在持续的斗争中，在与底层民众的相处中，余祖胜对共产主义事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思想上行动上不断地向党组织靠拢。1948年1月1日，余祖胜经任达哉介绍，被组织批准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共黨员，接受时任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的直接领导。

文学青年

余祖胜的求学经历大致分为4个阶段：私立道生小学、21兵工厂子弟小学、益智学校、兵工署第21兵工厂附属兵工署第11技工学校。他接受的程度较高且较为系统的专业教育是1944年9月至1946年7月在技工学校学习的阶段。

在学习之余，余祖胜接触进步文学，阅读《复活》《高尔基和列宁》《彷徨》《前线》《哀西湖》《西班牙诗歌选择》《静静的回流》《阿托诺莫夫一家》《奴隶船》《世界语战时读本》《托尔斯泰散文集》等书籍。正是通过勤奋努力，余祖胜成了一名文学青年。

余祖胜一生留下40多首诗、几篇短篇小说、文章以及一些私人信件，其中多数写于1946年至1947年间。诗文描写了工人、石匠、船夫、渔民、补鞋匠、妓女以及农民等社会底层民众，充满了对社会不平等的追问、对人民生活苦难的关注。

在余祖胜的作品中可以明显感受到鲁迅的影响。他的日记本上摘抄了鲁迅的有名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道：“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余祖胜一直将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在失业、失学的一年时间里，余祖胜和进步青年创办了《火焰》墙报，并将其张贴在第21兵工厂金工村宿舍区最显眼的位置，吸引了大量读者，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仅出了一期就被迫停刊。

在这惟一一期的墙报上刊登了余祖胜写的发刊词《火焰献词》：“火焰！火焰！燃烧着热情的火焰！你辉煌万丈的光芒，照遍了大地阴暗的角落。你强烈的火焰燃烧着魔鬼，温暖着我们每个战斗的心。为着真理……我们要唤醒沉醉的人们。”

《红岩》小说中有段文字描写余新江在狱中回忆自己当童工的时候，在嘉陵江边晒太阳的事情，余祖胜的诗歌创作中有一首《晒太阳》正好与这个故事情节相对应：“愤怒的站在石头上，我要回答——总有一天，我们将站在这个城堡上，高声宣布：太阳是我们的！”

余祖胜一首《我的家》通过对自己居住环境的描写，反映当时社会底层民众凄惨的生活现实：“阴沟里臭水在翻泡泡，从耗子洞涌进屋来了；破脸盆浮在水上打转，我的家就是一座水牢呵！”

1946年11月15日《新华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余祖胜以苍扉为笔名的一首诗《阴暗的角落》，这首诗的发表，给余祖胜极大的鼓励。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加油学习，向着进步诗人未走完的道路不停留地向前速跑！”endprint

这种通过文学不断拷问现实和抒发自身战斗意识，使余祖胜的工人身份兼备了知识分子的一面。但是他的内心又对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不开出一条新的道路让那些被生活压断了脊骨的劳动者，平稳的走完这人生漫长的道路，知识分子的缺憾就在此地。”

正是工人与文化人的身份融合，使余祖胜能够以“工人诗人”的身份，用当时社会底层民众所能接受的语言，抨击现实，憧憬明天。

“红心诗人”

1948年4月，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余祖胜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关押在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

被捕后，余祖胜面对“老虎凳”“鸭儿浮水”等酷刑，坚守共产党员信仰，保守党的秘密。在关押期间，和难友们一起坚持学习，巧妙的与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

国民党特务为摧毁革命者意志，在狱中人为制造恶劣的生存环境，其中一项就是控制饮水。盛夏的重庆酷热难耐，难友们利用放风的时间寻找水源。13岁的难友蒲小路在帮同志们取水的时候被看守人员发现，遭特务毒打，余祖胜看到后，怒喊：“不准打人！不准打人！”特务害怕把事情闹大，只好息事宁人。

在和国民党看守作斗争的同时，狱中革命者也通过文学的方式抒发心志。有对受刑同志鼓励的诗文，如《灵魂颂》《海燕》；有给亲人朋友的诗文以表思念之情，如《示儿》《献给母亲》；更多的是表达革命意志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热爱与期盼之情，如《把牢底坐穿》《花》《黑牢诗篇》等等。

在严酷的斗室生活中，这些爱好文学的难友们组成“铁窗诗社”，余祖胜也是诗社的成员之一。1949年狱中春节联欢会上，渣滓洞楼一室举行了“铁窗诗社”惟一一次诗会，余祖胜虽然很想和诗友们品诗吟诗，却把这宝贵的机会留给了其他诗友，和另一位难友承担在牢门外放哨的任务。

除了用诗文彼此鼓励慰藉之外，余祖胜充分利用自己长期做工的经验，制作了一些有意义的小工艺品送给难友们。他把铁钉磨成雕刀，用收集来的废弃塑料牙刷柄，刻出五角星、短剑、红心的形状。在得到解放军渡江战役的胜利消息时，他在红心上刻出“V”字，表达胜利的喜悦。正是这一颗颗炽热的“红心”和一首首铿锵有力的诗文，让余祖胜有了“红心诗人”的称号。

1949年11月27日，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被枪杀于渣滓洞监狱。他勇敢、热情、忠诚的形象通过史料、诗文真实地保留下来，他为之奋斗的事业也如他所愿：“正义真理一定结得成丰满的果实，自己虽不能享受这些果实，但，我们得相信我们的下代是能够享受的。”

1950年，余祖勝被烈士审定委员会审定为革命烈士。

一阵狂风卷过，寒气阵阵袭来，矗立在签子门边的余新江浑身发冷，禁不住颤抖了一下，屋瓦上响起了“哗哗哗”的声音，击打在人的心上。“是暴雨？”这声音比暴雨更响，更加嘈杂，更加猛烈。“冰雹！”余新江听见有人悄声喊着，他也侧耳听那屋瓦上的响声。在沉静的寒气里，在劈打屋顶的冰雹急响中，忽然听出一种隆隆的轰鸣。这声音夹杂在冰雹之中，时大时小。余新江渐渐想起，刚才在冰雹之前的狂风呼啸中，似乎也曾听到这种响声，只是不如现在这样清晰，这样接近；因为他专注地观察敌人，所以未曾引起注意。这隆隆的轰鸣，是风雪中的雷声么？余新江暗自猜想着：在这隆冬季节，不该出现雷鸣啊！难道是敌人爆破工厂，毁灭山城么？忽然，余新江冰冷的脸上，露出狂喜，他的手里激动得冒出了汗水。他忽然一转身，面对着全室的人，眼里不可抑制地涌出滚烫的泪水。

“听！炮声，解放军的炮声！”

余新江人物形象： 正直,勇敢,不屈。

余祖胜，1924年生于湖北汉阳一个工人家庭。日军占领武汉后，他们一家四口随父迁到重庆。12岁时，因家境贫困辍学进入兵工厂当童工；后入该厂技工学校半工半读。1947年，他与几位进步青年组成“读书会”，出版《火焰》墙报，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挺进报》事件发生后，因叛徒出卖，于1948年4月7日被捕，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 

1949年春节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抵达长江北岸的消息传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监狱地下党组织决定利用春节期间敌人放松监视的机会，举行庆祝胜利联欢会，要求每个人制作一件礼物送给难友作为纪念。余祖胜、汪进仪等从楼板上拔出铁钉磨尖作刻刀，利用旧牙刷柄和竹片，刻制了100多颗五角星和红心。这颗竹片制的红心是余祖胜刻的。红色是难友们冒着危险从狱中“医官”那里弄来的红药水染成。红心上用英文刻着“Livelong C.P.”(共产党万岁)。为迷惑敌人，他们用细铁丝做成链子，一头挂着这颗红心，另一头挂着一个骨质牙刷柄制成的十字架，上面用刻着“ONE FOR ALL”（我为人人）“ALL FOR ONE”（人人为我）。现在保存下来的已不完整，缺一个横架。这个红心是狱友唐弘仁出狱时缝在衣服里带出来的。 

在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下令屠杀关押在渣滓洞监狱中的革命志士。1949年11月27日，余祖胜在这场大屠杀中壮烈牺牲，年仅22岁。1962年罗广斌、杨益言等到贵阳搜集烈士遗物时，唐弘仁将这颗“红心”交给他们。同年11月罗、杨捐赠我馆。

余新江是中国共产党员，在《红岩》小说里出现。在《红岩》第一章里的第八自然段里出现。他是工长工人。是徐许云峰叫余新江到甫志高那理里。后来因甫志高叛变讲将许云峰、余新江、成岗、刘思杨给出卖。进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余新江在那与党员一起让“渣滓洞”变的很好。最后他与大家逃出了“渣滓洞”。

在重庆渣滓洞革命烈士纪念馆榜上有名的众多革命英烈中，在长篇历史题材小说《红岩》塑造的众多英雄人物中，有一令屏峰乃至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人，他就是在小说《红岩》中与英雄人物许云峰、江姐等齐名的余新江的人物原型余祖胜。

余祖胜系屏峰乡皂湖村余古堂湾人，祖辈三代一脉单传。他生于1927年8月，其父余昭鼎，是一位有知识、有觉悟的时代青年，不甘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于1936年举家迁往湖北武汉。由于其聪颖好学，能吃苦耐劳，成为汉阳兵工厂的骨干。此时余祖胜随父进厂办子弟学校学习，成绩优秀。从小耳濡目染爸爸的工作生活遭遇，感悟进步文化思想，思想渐渐成熟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长驱直入，武汉失守，汉阳兵工厂搬到了重庆。余祖胜跟着父亲，流亡到了四川，后来考进了位于重庆磁器口的长江兵工总厂当了一名职员。由于其工作认真负责，业务能力强，被提拔为长江兵工总厂本部办公厅庶务科的办事员。在此期间，余祖胜对时局深有感悟，中国的走向令他忧心如焚。

长江兵工总厂修配厂是总厂的核心，技术人才济济，余祖胜任厂总管。他利用自己接受到的进步思想，以修配厂为根据地，秘密开展革命活动。表面上修配厂有了盈余，因“领导有方”而大加赞赏，总厂厂长到修配厂来视察以后，很器重他的才干，任命他为修配厂代理厂长，后提升为厂长。这期间，修配厂党组织也有了发展，先后吸收余祖胜等多人入党。修配厂秘密成立了党支部，党的力量进一步增强。后来长江兵工总厂炮厂扩大，一批工人被调到炮厂去了，余祖胜任支部书记，他与上级党组织秘密联系，亲自参加厂里工人的活动，关怀工人的生活。

全面发动内战前夕，中共中央南方局撤离重庆红岩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采用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与共产党公开为敌。余祖胜和修配厂的许多革命人士遭逮捕。他们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余祖胜深处渣滓洞内，但不忘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立场不动摇，革命不停止。在狱中他作为所有渣滓洞牢房中全体被囚禁的伙伴代表，抗议国民党反动派非人的折磨，代表全体政治犯坚决要求谈判，面对大号手镣脚铐，毫不畏惧，挺身而出，最终被关进了“中正室”。

余祖胜号召组织了狱中绝食斗争，一直坚持了四天，在狱外共产党的舆论压力下，被迫国民党特务让步，对被迫害致死的烈士召开追悼会，取得了狱中斗争的胜利。余祖胜用牙刷柄，凭着自己布满老茧的手刻制成一颗颗小红星，分发给狱中同志。余祖胜还用春联同敌人作斗争，著名的有：洞中才数月 世上已千年 横批：扭转乾坤；歌乐山中悟道 渣滓洞中参禅 横批：极乐世界；看洞中依然风景 望窗外已是新春 横批：苦尽甜来；两个天窗——出气 一扇门风——伸头 横批：乐在其中。充分体现了其身处囹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同敌人斗争的大无畏气概。敌人要他写自白书，他借机写下表达自己意志的文书。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充分表明了余祖胜对革命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敌人对我革命同志用尽酷刑，不分昼夜地提审，余祖胜经常被拷打得半昏半醒，死去活来。衬衫被撕破，胸部尽是化脓的刑伤，炽热的烙铁，烫在皮肉上留下的乌黑焦烂的伤疤。

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变化。蒋介石意识到败局已成现实，难以扭转，秘密实施出逃台湾的计划，安排爆破、密裁、游击、潜伏四大任务。他要给共产党留下一个烂摊子。他们成立了“行刑队”，先渣滓洞后白公馆，解决所有政治犯，不留一个活口，然后焚尸灭迹。

面对敌人的阴谋，余祖胜组织劫狱行动。他们计划敌人一进牢房，就夺枪、夺钥匙。余祖胜的任务是立即把钥匙和枪送到女子监狱，帮助女牢越狱。硬是在敌人密集的弹雨中，用铁掌拧断了锁，击破了牢门。送走女室战友后，余祖胜没有一人逃脱，他迅速转过身来判断局势。铁门外的枪弹，一阵猛似一阵，像骤雨不停地倾泻，流弹穿过牢房，碎屑飞溅，烟雾腾腾。墙壁似蜂巢一样，早已密布着无数子弹穿过的洞眼，在愈来愈烈的扫射下，牢门、铁窗正吱吱破碎，空气里弥漫着血水的热气和窒息呼吸的火药味。余祖胜看见一些敞开的牢门附近，倒地躺下不少战友的躯体，还有些人影在挣扎。余祖胜迎着枪声密集、呐喊不绝的方向冲去。敌人的火焰喷射器向他射来，他周身着火，顿时，他脸上、臂上烧起了大块大块的血泡。余祖胜蜷缩着身躯在地上翻滚着，扑灭了身上的火焰，他不顾周身伤痛，一跃而起，冲向前去。此时，突然敌人一阵机枪扫射，余祖胜全身猛地一震，继而慢慢地倒了下去。

为了生计，忍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管理，经常遭受工资被克扣、动辄遭人打骂等不平等待遇。此时余祖胜随父进厂办子弟学校学习，成绩优秀。从小耳濡目染爸爸的工作生活遭遇，受进步文化熏陶，思想渐渐成熟起来。由于其和爸爸长得一模一样，人们习惯地称他为“小喜”。他团结身边的同学好友，天天策划着为父亲们报仇解恨。他们晚上摸到警察局投掷石头，遭到警察的围捕。余祖胜还和众多学生一道参加了有名的“二、七”大罢工,曾身负重伤。

1938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长驱直入，侵占武汉三镇，汉阳兵工厂迁往重庆并入十一兵工厂。余祖胜全家随厂迁往，流亡到了重庆。余祖胜因生活困难辍学了，进兵工厂当童工。由于迫于生计，还有母亲要赡养，他考进了位于重庆磁器口的长江兵工总厂，当了一名职员。由于其工作认真负责，业务能力强，被提拔为长江兵工总厂本部办公厅庶务科的办事员。

跨进这座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森严的兵工厂，余祖胜直接接触死气沉沉的黑暗世界：工厂冒着黑烟，车间闪耀着铁水浇铸砂型的火花，流着汗水的工人，操纵着机床，车床飞快地转动，一批批精良的武器从这产生。在此期间，余祖胜同志对时局深有感触，中国的走向令他忧心如焚。他经常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短诗，给《挺进报》主编送稿，组织厂工人搞读书会等进步活动，在厂内名声较大。

长江兵工总厂修配厂是总厂的核心，技术人才济济，余祖胜任厂总管。他利用自己接受到的进步思想，以修配厂为根据地，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修配厂有了“盈余”，他因“领导有方”而被大加赞赏。总厂厂长到修配厂来视察以后，很器重他的才干，任命他为修配厂代理厂长，后提升为厂长。

1944年，由于其追求进步的行为暴露，被厂方开除。同年秋，他考入重庆技工学校学习，同时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46年因为反对蒋介石发起内战又被开除。此后，他居家待业。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发愤自学，另一方面积极靠近中共组织，参加各种进步活动。1947年，余祖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重庆市工运书记的秘密交通员。

余祖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根据组织指示，进修械所当工人，他组织和团结工人，积极开展革命斗争。时局的发展一天天恶化，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指使下，不顾全国人们的反对，撕毁了停战协议，公开进攻解放区。1947年春天，内战的烽火日紧，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包围了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住在重庆红岩村的中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被迫撤回延安。

巨大的乌云在天空中翻滚，正当蒋介石把几百万大军赶运到内战前线，美蒋反动派即将向中原地区发动突然进攻，全面发动内战的前夕，中共中央南方局撤离重庆红岩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采用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与共产党公开为敌。军统局内勤组织共有八处、六室、一所，在各大城市设“区”，在各省设“站”，在重要城市设“特别班”，特工人员多时达5万余人。

为了统一调集力量，迅速破获不断组织罢工、破坏军工生产、阻滞兵源兵粮、煽动民变、威胁干部安全之中共领导机关，国民党西南长官署设立侦防处，有军、警、宪、特工人员，对进步人士严加缉捕，1947年4月，正当余祖胜等人准备私运武器支援人民解放军时，因叛徒告密出卖，他和一批党的地下工作者被捕。他们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渣滓洞是国民党反动派关押政治犯的牢笼，是他们杀人的魔窟，遭囚禁、迫害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学生，在这里受尽老虎凳、鸭儿浮水等种种酷刑。

余祖胜身处渣滓洞内，但不忘记自己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立场不动摇，革命不停止。在狱中他作为所有渣滓洞牢房中全体被囚禁的犯人代表，抗议国民党反动派非人的折磨，代表全体政治犯坚决要求谈判，面对大号手镣脚铐，毫不畏惧，挺身而出，最终被关进了“中正室”。

余祖胜号召组织了狱中绝食斗争，一直坚持了四天，在狱外共产党的舆论压力下，迫使国民党特务让步，对被迫害致死的烈士召开追悼会，取得了狱中斗争的胜利。余祖胜用牙刷柄，凭着自己布满老茧的手刻制成一颗颗小红星，分发给狱中同志。余祖胜还用春联同敌人作斗争：

洞中才数月 世上已千年 横批：扭转乾坤 

歌乐山中悟道 渣滓洞中参禅 横批：极乐世界 

看洞中依然风景 望窗外已是新春 横批：苦尽甜来 

两个天窗——出气，一扇门风——伸头 横批：乐在其中 

这些春联充分体现了其身处囹圄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同敌人斗争的大无畏气概。余祖胜和一些爱好诗歌的难友组成铁窗诗社，用诗歌鼓励同志，坚持斗争，迎接胜利。余祖胜还写下了“自白书”。

余祖胜工诗能文，不少诗歌在当时进步报刊发表，一些诗歌入选《革命烈士诗抄》和《囚歌》，他的诗歌充满革命激情，如1949年写的白话诗《晒太阳》：“太阳倾泻在石头上，温暖着我的身躯，啊？这也触犯了吸血鬼的法律！哼，不讲羞耻！眼珠翻滚，怒目瞪瞪。在这人和兽混居的城堡里，道德、法律、武力、金钱……全是吃人的野兽！春天是强盗们的，穷人永远生活在冬天里，愤怒地站在石头上，我要回答……总有一天，我们将站在这个城堡上，高声宣布：太阳是我们的。”

敌人对我革命同志用尽酷刑，不分昼夜地提审，余祖胜经常被拷打得半昏半醒，死去活来。衬衫被撕破，胸部尽是化脓的刑伤，皮肉上留下的是炽热的烙铁烫下的乌黑焦烂的伤疤。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玩起了两面把戏，拒绝在和谈上签字。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局势迅速恶化，余祖胜深处困境，但他十分担心地下党的安全，因为很多革命同志抓的抓，死的死，党组织损失惨重。

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变化，共产党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军分两部由川东川北入川，国民党全线溃退，重庆危在旦夕。蒋介石意识到败局已成现实，难以扭转，秘密实施出逃台湾，及爆破、密裁、游击、潜伏等四大任务。他要给共产党留下一个烂摊子。他们成立了“行刑队”，先渣滓洞后白公馆，解决所有政治犯，不留一个活口，然后焚尸灭迹。

1949年11月27日，刘邓大军西进的炮声在重庆市郊轰鸣，渣宰洞里的政治犯将遭受敌人的大屠杀。面对敌人的阴谋，余祖胜组织越狱行动。他们计划敌人一进牢房，就夺枪、夺钥匙。余祖胜的任务是立即把钥匙和枪送到女子监狱，帮助女牢越狱。硬是在敌人密集的弹雨中，用铁掌拧断了锁，击破了牢门。

送走女室战友后，余祖胜没有一人逃脱，他迅速转过身来判断局势。铁门外的枪弹，一阵猛似一阵，像骤雨不停地倾泻，流弹穿过牢房，碎屑飞溅，烟雾腾腾。墙壁似蜂巢一样，早已密布着无数子弹穿过的洞眼。在愈来愈烈的扫射下，牢门、铁窗正吱吱破碎，空气里弥漫着血水的热气和窒息呼吸的火药味。余祖胜看见一些敞开的牢门附近，倒躺下不少战友的躯体，还有些人影在挣扎。余祖胜迎着枪声密集、呐喊不绝的方向冲去。

敌人的火焰喷射器向他射来，他周身着火，顿时，他脸上、臂上烧起了大块大块的血泡。余祖胜蜷缩着身躯在地上翻滚着，扑灭了身上的火焰，他不顾周身伤痛，一跃而起，冲向前去。此时，突然敌人一阵机枪扫射，余祖胜全身猛地一震，继而慢慢地倒了下去。越狱行动失败，就这样二百多名难友在重庆渣滓洞被蒋介石反动派全部杀害。

后记： 由于余祖胜祖辈三代一脉单传，其举家随战乱跨数省的迁徙，其父子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壮烈事迹族辈无以知晓。在重庆渣滓洞革命英烈名单上，记录的也仅是其籍贯为江西省湖口县屏峰乡余鼓堂湾，因而余祖胜其人其事知之不详，知之甚少，其乡人在面对陌生的同时，尤倍感骄傲。

新年的夜

阴暗里呻吟的人，

不要悲伤！

自己的痛苦，

顶着自己的泪，

自己的幸福，

要着自己去创造。

狱中巧手余祖胜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展厅里摆放着一个红心和十字架，上面还分别刻着英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在渣滓洞监狱里面，有一位余巧手，他被难友们誉为狱中工艺专家。狱中工艺专家余祖胜，他在生活艰苦的狱中，用稀饭、棉花、泥土混合做成象棋，送给难友。他用楼板上的钉子磨成小刀，将收集来的一些废牙刷柄，雕刻出色彩斑斓的五角星、短剑和红心，送给难友们迎接胜利，迎接光明。

余祖胜的父亲余昭鼎，是一位有知识、有觉悟的时代青年，余祖胜小时候随父进厂办子弟学校学习，成绩优秀。余祖胜在狱中坚贞不屈，并勤奋学习革命理论和外语。当听到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喜讯，他兴奋地在红心背面刻上字母“V”，表达欢呼胜利之情。

在他手中，就连小竹板也会变成精致的纪念品。他将一块竹板刻成心形，染上红色的药水，由战友汪进仪用铁丝扭成的小链子连在小十字架上，伪装成宗教纪念品。小汪利用放风机会将这个工艺品赠给另一间牢室的唐弘仁同志作为新年的礼物，他说：“小余希望你自己刻上有意义的字。”唐弘仁便在红心和十字架上分别刻上“共产党万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英文字样，一直珍藏在身边并带出了监狱。至今，这件蕴含着战友情谊和革命者必胜信念的历史文物仍陈列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展厅里。

追溯余祖胜断断续续的受教育经历，可以看到他身上浓厚的工人阶级的成长特质——通过教育完善自我的努力。余祖胜的求学经历大致分为4个阶段：私立道生小学、二十一兵工厂子弟小学、益智学校、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附属兵工署第十一技工学校（后来发展成为重庆理工大学）。在学习之余，余祖胜接触进步文学，阅读《复活》、《高尔基和列宁》、《彷徨》、《前线》、《哀西湖》、《西班牙诗歌选择》、《静静的回流》、《阿托诺莫夫一家》、《奴隶船》、《世界语战时读本》、《托尔斯泰散文集》等。正是通过勤奋努力余祖胜成为了一名文学青年。

余祖胜一生留下40多首诗、几篇短篇小说、文章以及一些私人信件，其中多数写于1946至1947年间，诗文描写了工人、石匠、船夫、渔民、补鞋匠、妓女、以及农民等社会底层民众，充满对平等的追问、对人民生活苦难的关注。在余祖胜的文学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鲁迅和《新华日报》的影响。他的日记本上摘抄了鲁迅的两句名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余祖胜失业失学的一年时间里，他和进步青年创办《火焰》墙报。在这唯一一期的墙报上刊登了余祖胜作的发刊词《火焰献词》：“火焰！火焰！燃烧着热情的火焰！你辉煌万丈的光芒，照遍了大地阴暗的角落。你强烈的火焰燃烧着魔鬼，温暖着我们每个战斗的心。为着真理……我们要唤醒沉醉的人们。”《红岩》小说中有段文字描写余新江在狱中回忆自己当童工的时候在嘉陵江边晒太阳的事情，在余祖胜的诗歌创作中有一首《晒太阳》正好与这个故事情节相对应：“愤怒的站在石头上，我要回答——总有一天，我们将站在这个城堡上，高声宣布：太阳是我们的！”余祖胜一首《我的家》通过对自己居住环境的描写反映当时社会底层民众凄惨的生活现实：“阴沟里臭水在翻泡泡，从耗子洞湧进屋来了；破脸盆浮在水上打转，我的家就是一座水牢呵！”1946年11月15日《新华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余祖胜以苍扉为笔名的一首诗《阴暗的角落》，这首诗的发表，给余祖胜极大的鼓励。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加油学习，向着进步诗人未走完的道路不停留地向前速跑！”这种通过文学不断拷问现实和抒发自身战斗意识，使余祖胜的工人身份兼备了知识份子的一面，但是他内心又对知识份子在工人运动中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不开出一条新的道路让那些被生活压断了脊骨的劳动者，平稳的走完这人生漫长的道路，知识分子的缺憾就在此地。”

正是工人与文化人的身份融合，使余祖胜能够以工人诗人的身份，用当时社会底层民众所能接受的语言，抨击现实、憧憬明天。

晒太阳

太阳倾泻在石头上，

温暖着我的身躯，

呵，这也触犯了吸血鬼的法律！

“哼！不讲羞耻！”

眼珠翻滚，

怒目瞪瞪。

在这人和兽混居的城堡里——

道德，法律、武力、金钱……

全是吃人的野兽！

春天，是强盗们的，

穷人永远生活在冬天里。

忿怒的站在石头上，我要回答——

总有一天，我们将

站在这个城堡上，

高声宣布：

太阳是我们的！

1947年3月9日

明　天

我伏在窗前，

让黑夜快点过去。

希望的梦呵——

总是做不完的。

黑夜里总有星光，

白天怎能叫太阳躲藏？

明天，是个幸福的日子，

明天是我的希望！

1947年春

1939年，见身体虚弱的父亲和14岁的哥哥在厂里做工，虽然劳累不堪，却难以维持家中生活。余祖胜主动要求辍学，进厂当了童工。

在凄苦异常环境下，余祖胜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不倦地学习文化。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成了他最爱的报纸。

1944年，在《新华日报》等进步刊物的熏陶影响下，他在思想上有了更进一步的觉悟。因时常发表对黑暗现实不满的言论，被厂方借故开除。同年秋，考入第二十一兵工厂附设第十一技工学校(今重庆理工大学)半工半读。

1946年，以苍扉的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丐童》一诗，此后，又写了大量的诗歌，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

1947年，与几位进步青年组成“读书会”，出版《火焰》半月墙报，并主动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触，于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受党组织委派再次入厂当工人，在工厂进步青工中发展共青团外围组织“青年读书会”;

1948年，《挺进报》事件发生。4月1日，混入党内的军统特务任达哉被捕，余祖胜等地下党人被出卖。4月7日，余祖胜在修械所被捕。在这以前的头一天，余祖胜已觉察情况危急，将有关革命书籍进行转移，并通知一位姓谢的同志烧毁文件，注意安全。这一天，他吃过早饭仍照常上工。母亲怕他受寒，要他多穿些衣服，他搭了件毛背心离开家，就这样与母亲、兄弟永别了。余祖胜被捕后，囚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楼二室。

战斗着便是欢乐，身居“两个天窗出气，一扇风门伸头”的牢室，也能“乐在其中”。1949年春节下午，大部分难友都在院坝里举行“联欢会”，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狱中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则集中在楼一室举行诗会，正式成立“铁窗诗社”。望着载舞的难友，余祖胜憧憬着到胜利的时候做一个讴歌幸福的诗人……

1949年11月27日深夜，人民解放军的炮声正在震撼着黑暗的山城，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挣扎，惨无人道的特务对被囚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屠杀。最终，整个渣滓洞监狱仅15人脱险，余祖胜和200多名难友一起壮烈牺牲。

余祖胜最终没能亲眼见到胜利的黎明，愿他在天堂中成为那个讴歌幸福的诗人。

余祖胜与他的诗歌

余祖胜以苍扉为笔名把《丐童》一诗投给《新华日报》，几天后居然以《陋巷》为题发表了。这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立志作个诗人，为人民呐喊，向反动势力抨击。他对心中的偶像说：“普希金啊！我愿帮你把没有喊醒的喊醒吧！这就是我的享受，我不需要银星的奖章，不贪恋那没有灵魂的黄金，只希望人类平等！”（《忆普希金》，1947.2）

《丐童》

我走进了一条阴暗而潮湿的巷子里，

衰老的墙角两边生了一层绿苔，

没有都市的喧闹声，

人们把这冷寂的巷子遗忘。

墙角下好像有个什么东西，

远远的很难看得清楚。

黄昏带来了灯光，

渐渐能使我辨认他的面目。

他抬起了头默默的看了我一下，

从胸前伸出一只手来，

我知道他是一个小乞丐，

他没有控诉，

他那流着的眼泪替他说得太多。

我停止了脚步，想给他一点钱，

但衣袋里除两张草纸外什么都没有，

我惭愧的望着他滴着眼泪，

最后他向我点点头默默的走了。 

（原载1946年11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

他邀集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工人组成“读书会”，在工人村办起了《火焰》墙报。墙报一贴出，立即吸引了大量读者。这个重庆市原本宁静的地方突然沸腾了。当局立即进行阻止，墙报仅出一期便被迫停刊。

《火焰献词》

火焰！火焰！

燃烧着热情的火焰！

你辉煌万丈的光芒，

你强烈的火焰燃烧着魔鬼，

温暖着我们每个战斗的心。

为着真理……

我们要唤醒沉醉的人们。

你没有鲜明的火焰，

使多少人倾羡着你！

只有顽固的自私者，

想用残酷不仁道来毁灭你！

多少青年狂恋着你，

呵！你的爱赐给大众，

是那么普遍，

像天宇的太阳一样。

在黑暗里你指示正确的路，

他们举起了坚实的手臂，

向你致敬；

呵！投进你的怀抱！ 

（写于四月一日，《火焰》半月刊）

即便被困狱中，余祖胜依然勤奋学习革命理论和外语，并不忘用诗词表达自己心中所想。《晒太阳》正是表达了他对于革命终将胜利的坚定决心。

《晒太阳（其二）》

太阳倾泻在石头上，

温暖着我的身躯，

啊？这也触犯了吸血鬼的法律，

“哼！不讲羞耻！”

眼珠翻滚怒目瞪瞪。

在这人和兽混居的城堡里——

道德、法律、武力、金钱……

全是吃人的野兽！

春天，是强盗们的，

穷人永远生活在冬天里。

愤怒地站在石头上，

我要回答——

总有一天，我们将站在这个城堡上，

高声宣布：

太阳是我们的！

（写于1947年3月9日）

余祖胜先生虽离去，

但革命的火种经久不息，

坚毅伟大的品格意志长伫不倒，

世代绵延，生生不息。

红色羽毛分割线

一代又一代的车辆人，

将会带着责任与担当、

热情与活力，

高举鲜红的团旗，

听党话，跟党走，

汲取英雄力量，

艰苦奋斗，不断前行！

迎着清晨的阳光，一面红旗冉冉升起，我们凝神地望着，唱起那激昂的国歌，怎能忘记黑暗时不懈努力的人们，怎能忘记那一颗颗赤热的心。

余新江一个工人，一个在普通不过的职业，生活中，就有许多工人在各种各样的工厂里工作，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就这这样一位普通的工人，有着如此高尚的灵魂。

余新江不像江姐，许云峰那样，为众人所赞颂。他在第一章便出现了，那匆忙的身影，那气愤的表情，那坚定的话语，仿佛又出现在我眼前，又回荡在耳边。工厂失火，是狡猾的国名党派来的特务干的。他们想压制工人激昂的爱国情绪。当我知道，伟大的共产党员是绝不会让反动派得逞的，是绝不会拿自己清白的手来掩盖这件事情的真相。余新江要把此事追究到底，鼓舞人们反抗国民党的镇压实在令我敬佩。若是我，会不会犹豫地掩盖过去呢？会不会害怕被敌人抓住呢？这时，才知道面对无数革命先烈，我还胆怯得很。

当那个卑鄙可恶的人——甫志高，出卖了他们时，余新江的胸脯被烙下深深的伤疤，我的心里也同样被烙下了深深的伤疤，毒刑拷打磨练着那个再普通不过的人铁一样的意志，使它反射出黎明前的一颗炽热的心，忠于党的心。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拥有着一个伟大圣洁的灵魂，即使在暴风雨中也不肯低头。前进的脚步，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不需要赞颂，不需要用多么华丽的词藻，只需用一颗炽热的心，向余新江等革命先烈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