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老高

延安镇镇

9月7日上午我就办了出院手续，下午和晚上一直收拾行李。9月8日早上8时准时从延安出发去西安。途中下高速进三原县城，吃了吃罢几年的剪刀面。饭馆还是老样子，也没见再装修，吃饭的人还是很多。这里主要是菜面都有，凉菜、炒菜都家常可口，面也家常可口。自从黄帝陵的同事引了第一次后，每次去西安都要下高速去吃。在黄陵工作时，常感慨黄陵有这么一家饭馆就好了。回到延安工作后，又常感慨延安有这么一家饭馆就好了。几年前，第一次没人带，又走了新高速，进城后找不见，还用了导航，结果导航也没导对，导到别的地方。依稀记得下老高速时间不长就到了，后来一直顺着老高速入口走，总算找见了。

已经过去四五年了，黄陵和延安都还没有这么一家饭馆。想开饭馆挣钱的人不少，大部分开起来时间不长就倒闭了。主要是文化程度不高，不动脑子，不研究市场的需求。前几天在延大附院住院时，我和病友每天都为三顿饭熬煎。找不下一样适合病人吃的饭。豆浆是冲的豆浆粉，酒店厨师几乎每道菜都要放糖，只有甜的、香的才好吃，甜的、香的都离不了糖。地软包子里主要是粉条，有些为了南瓜、茄子包子更甜，也会加糖。大烩菜主要是土豆和粉条，很少有青菜。这些都是病人的忌食。

两点多到西安后正下雨，谁也没联系，窝在宾馆想东想西，整理了一下午、一晚上思绪。一是因为我刚住了半个月院，对人生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二是母亲是2019年9月9日早上从西京医院呼吸科病危拉回宜川老家去世的。母亲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能和伟人毛泽东同日离世，可以说是对她一生最好的评价。母亲去世一百来天后，父亲也相继离世。从此我们兄妹三人就成了孤儿。那一阶段我一直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难以自拔。一位小我20多岁的朋友看到我当时的样子很担心，她告诉我，她上高中时父亲就去世了，我50多岁父母才去世，应该算是很幸运了。表哥也劝我，天人不同道，让我除了节气，再别回老家上坟，少打扰父母。

快10点时，我在朋友圈看见江苏盐城的一位母亲当年病友的女儿小吴在晒机票，我猜想她又带父亲来西安看病了。母亲住院时，她父亲住对面，她是外地人，一个人陪护父亲，很辛苦，我常看见她坐在凳子上就睡着了。有一次，父亲正输液，科室让她去办手续，她过来让我帮她照看一下父亲，从此我们就开始说话，他爱人在盐城财政局上班，工作太忙，照看几天就要回去。看见她微信后，我一联系，她果然又带父亲来西安了，这次已经是第六次来西京医院看病了。有一次她父亲住完院想去延安看看，她告诉我后，我热烈欢迎！我安排他们住在金泽酒店，并且专门让好友延运集团总经理李强挑选了看宝塔山位置最佳的房间，并且专门给他们办了接风宴会。我深知肝病的危险，在举杯欢迎的时候，內心祈祷上天能更多的眷顾他。小吴说因为下雨，飞机晚点了一个小时。我埋怨她没提前告诉我，我也来西安了，可以去机场接她。她这次又是一个人陪护父亲，没时间出来吃饭，也没时间见面，我第二天见罢老高，就匆匆忙忙的回延安了。刚才就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她告诉我又在忙着做各种检查。就在前几天，住在母亲右边病房老郑的女儿告诉我父亲去银川了，她家在宁夏的农村，去银川肯定是病情发生变化。他们都没有经过这种事，不知道该咋办？我当时听了感觉到不妙，一直担心他们。在和盐城小吴聊天的同时，我给宁夏小郑发了信息问她父亲的情况，她说又回老家了，我听后心中为之一快。虽然是母亲的忌日，但是她如果在九泉之下听到左邻右舍又都逃过这一劫的消息，一定会很高兴的。晚上我回想了母亲住院时的那40多天。

50来岁就开始话头长，说开了就刹不住车，说了这么多，都是题外话。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老高。晚上我给老高发了信息，说我到西安了，第二天见他。最近好几个朋友都告诉我，老高正集中精力写一本关于一带一路的新书，概不会客，劝我等他新书完成后再下去看他。他们说归说，我总认为象小马过河一样，各有各的情况，各有各的考虑。对于和老高的关系，我很自信，他不见任何人都有可能，肯定不会不见我。如果他不见我，就降低了我们感情的层次，把我和他们混为一谈，那我就要怀疑人生了。

为了第二天有充足的时间和老高一起，去西安前我就预约了西安国际医学中心胸科医院超声诊疗中心的韩增辉教授。9月10日我们七点起床，吃完早餐就直奔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在西太路，距离我们住在新城广场的酒店20多公里。一路上总是堵车，大家都在感慨医院建的离城太远，还是不太方便。5月底经朋友介绍已经见了一次韩教授，他看了延大附院做的CT和B超，给我亲自做了B超后，认为我的甲状腺结节正常，半年复查一次即可。这次去西安，虽然才时隔4个月，我还是找了他，这种害怕耽误的心理，应该是病人和家属的普遍现象，可能家属更甚。韩教授仔细地看了我这次住院新做的B超、CT和加强CT，又亲自给我做了B超，他做B超时反复查看、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让我感到十分信赖，我们先前只有一面之交，第二次见他时，我几乎都记不起来他长啥样子了，但西安国际医疗中心的形象，却因他在我的记忆里已经很清晰了。他告诉我不用担心，结节钙化，活检穿刺时因为太硬，难度较大，现在里面看见了滤泡，就说明取样成功，后面一年复查一次。我在老高丰庆公园的高看两眼工作室见过两次国际医学董事局主席刘建申，在朋友刘峰丰庆公园的职工灶上和老高、刘建申一起吃过两次午饭，以前常为刘建申担心，那么大的医院，要办好，要让大家认可，要有效益，确非易事。自从见到韩教授后，我放心了。有韩教授这样的好专家，看来我以前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10时左右我从医院出发时，给老高打了电话。我说今天是教师节，我要看他。他略有迟疑，就马上答应去丰庆公园对面的24楼高看一眼工作室等我。看来他是真忙。快要到时，才发现早上光顾了给医生拿各种病历资料，给他拿的中华烟忘在了酒店。赶紧又调头回酒店去拿，一路不停地自责，不停地催司机快点。10时40来分，他打电话问快到了没有，我只好编谎说路上到处堵车，马上就到。看来堵车对城市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借口。11点10几分，我终于满头大汗地走进位于24楼的高看一眼工作室。看到丰庆公园刘峰公司的刘朕宏，听到她说沾了我的光，因为高老师要等我，她才有机会见到高老师后，我觉着老高确实高看我一眼，我们的友谊已高过高官、美女，很有面子。其实他们也很熟悉，老高在丰庆公园高看二眼工作室办公时，就和朕宏公司在一起，朕宏公司的几个美女天天给他叠纸、铺纸、研墨、洗笔、泡茶、招待客人，老高整天生活在花丛中，幸福指数超级高。因为常去找老高，我和她们都熟悉。今年第一次见朕宏，也很高兴。朕宏不停地叠纸，她是一个精精干干、利利索索的米脂女人，是一个贤妻良母式的女人，把家庭和孩子看的比啥都重要，在公司很能吃苦很敬业，里里外外一把好手，是那种眼中有活，人都喜欢的有眼色人。

老高正在写《丝绸之路千问千答》，象每部作品问世前一样，他信心满满，我们充满期待。在等我的时候，老高给我写了两幅字，一幅是“大风吹宇宙红日照高山”，一幅是“承先贤衣钵开自家面目”，并且以此为主题为我作画。

大约是1982、1983年吧，在《延安报》当副刊编辑的老高在堆满办公桌的投稿中，发现了我的散文诗《一本书给主人的话》，并且把它刊发在三版“杨家岭”副刊，开启了我的文学梦。那时还没有做生意的，流行文学、崇尚文学，能够在报纸上发表作品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情。对于十六七岁的少年来说，不只是少年得志，简直就是自命不凡！这种荣耀已经伴我一生，只有我知道，我身上一辈子的自信和自负，都是老高给的。处女作发表后，我狂热痴迷地写作，每天都要给报社投稿，每天中午休息都要到县上的图书馆去看《延安报》有没有发表出来。就是因为一头扑进写作，耽误和影响了文化课的学习。也许不要热衷于写作，不要偏科，我还能考个好一点的大学。从这点上说，老高又害了我。老高时不时地给我发一首短诗、一篇小散文、小小说，鼓励一下我这个文学青年。几年下来，高考时我已经发表了20多篇文学作品。在高考志愿填表时，我把这些作为特长写了上去。接着我就如愿以偿地录入了延大中文系文秘专业，那是延大第一个不当老师的专业，很抢手，也很难录取。后来中文系录生的胡俊生老师给我说，他就是因为这点才录了我。录取通知书收到后的那一段时间，一想到去延大上学，就能见到老高，总是特别的激动。入学后每天都想着去拜访老高，但一天推一天，总是不敢成行，请原谅一个小县城孩子对于城市初来乍到的怯懦。有一天，终于鼓足勇气去延安报拜访了老高。老高上班的政文部在报社薄壳楼的二层上，坐北面南，太阳晒的暖洋洋，老高拿着大洋瓷缸子喝着浓茶，坐在火炉跟前，用报纸点着，一根接一根抽烟，他想一句话，说一句话，慢慢腾腾，每句话都经过考虑，很慎重。和他一起的杨葆铭说话象打机关枪，夸老高夸的他自己和老高都脸红。我没见过这阵势，更不用说了。

万事开头难，自从走出第一步，我就常去报社找老高投稿，听老高讲文学。在延大上学期间，老高又给我发表了一些作品。有一次，延大搞活动，延安报的赵卫东朗诵了老高的诗歌《人生百味》，赵卫东的普通话很标准，他长的高高大大，象俄罗斯男人，头发也是略黄微巻。他的朗诵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直至现在过去三十多年了，我还历历在目。后来延大毕业后，我也如愿以偿地分到了报社，和老高、杨葆铭、赵卫东都当了同事。赵卫东因为婚变，遭到了报社群众的一致斥责。但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是他在延大礼堂朗诵《人生百味》时的样子。我一直想说，一个让北京《人民日报》美女记者一见倾心、抛家舍子的陕北男人，能不优秀吗？

1987年《遥远的白房子》发表后，引起文坛的强烈轰动。34岁的老高狂傲地给同办公室的追随者杨葆铭说，做一块陕北第一才子的牌匾挂在办公室门口。我时常想起老高一家三口住在那间十来平米办公室的情景，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老高写出了《遥远的白房子》，写出了不朽和传奇，写出了史诗和丰碑。想起《最后一个匈奴》前半部分被延安教育学院的文学评论家张宝泉假期拿回宜川老家先睹为快时，收假回延安从车站到学校的三轮车上丢失后，老高失魂落魄、痛不欲生的样子，那时他才知道什么叫绝望？他急红了眼，杀人的心都有，一时间找遍了延安所有的公厕和小偷。忘了具体是在哪一年？老高的生活发生了转机，终于分到了一套印刷厂工人刚腾下的两室一厅的旧房子。在报社这个几百人的大单位，很多老工人的工龄比编辑、记者的年龄都大，年纪轻轻能分到楼房，是一件了不起和不容易的事，我们都羡慕老高，并为他高兴。房子有个小阳台，窗外是南关街，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很吵，站在阳台上对面能看见市场沟，老高就是站在这个现在已经用柱子支撑着、随时有可能倒塌的临街的阳台上思考人类的命运和生活的意义。报社的楼房都没电梯，老高每天早上上班前要双手提着暖壶分别去水房给家里和办公室打热水。因为张宝泉的粗心大意，老高靠着回忆一夜一夜补写《最后一个匈奴》丢失的部分时，我常去他家听他一讲半夜小说的构思和布局，他常兴奋地说中国文学又要热闹一阵子了。我常记着他写累了、写疲惫了，一个人蹲在市场沟口大口吃着流着肥油的烧鸡的样子。

老高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小说《遥远的白房子》、《雕像》、《大顺店》、《最后一个匈奴》、《六六镇》、《古道天机》、《愁容骑士》、《白房子》，散文集《新千字散文》、《我在北方收割思想》、《惊鸿一瞥》相继问世。他也从报社记者部主任被推选为延安市文联常务副主席。后来又被推选为省文联、省作协副主席。他刚到西安住在二府庄，我去看他时，一进家门，看到我刚下车满身大汗，就要带我去洗澡，官虽然当大了，成了大名人，人却还象在延安那样没有一点官架子。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勋仓准备出陕北题材的摄影集，我推荐老高写序，我认为只有老高熟悉陕北，只有老高能写好，能写到骨蚀里，并且自告奋勇去找老高。看见我来，老高一口答应写序，并且给我写了幅书法，那是他给我写的第一幅书法，那时我才知道他还会写书法。

我在黄陵当了两年多县委副书记、黄帝陵管理局局长，老高也在黄陵挂职过两年多县委副书记。有一次我去轩辕酒厂吴作鹏开在丰庆公园对面的店里，听作鹏说老高就住在楼上，我马上联系了老高，他很快就从外面赶了回来。老高不会电脑打字，我让作鹏安排店里的美女店员，一定要给老高做好后勤服务。并且给几个美女店员做了动员，我给她们说，老高不是一般人，是个大人物，大作家，大思想家，不是命好，一般人不可能和他认识。服务老高是她们的运气，是她们一生的光荣。后来她们高诉我，当时听不太懂，也不太相信，现在看是真的。老高和作鹏也成为好朋友，为作鹏的茶、酒产品题字作画，提高了产品的品味和知名度。2014年，我当市旅游局长时，在陕西卫视《陕西新闻联播》前策划推出15秒的《我要去延安》形象宣传片，在依次推出宝塔山、延安革命纪念馆、南泥湾、西北局旧址、黄帝陵、乾坤湾、壶口特写画面后，最后在李龙演唱的《我要去延安》歌声中，由老高题写并落款的“我要去延安”几个大字推出收尾。当时考虑题字人选时，大家提出了很多人，有些还是领导钦点的，最后我还是坚持用了老高的字。面对各种压力，我的心里也很矛盾，但是我还是认为用老高的字最合适，只有他和延安是血肉相连的，也只有他才能代表延安。不用他的字，事情就好像没闹对，我就对不起他一样。无论如何，我不能做让自己一辈子后悔的事。哪怕得罪某些人，并且留下后遗症。我在任期间，宣传形象片连续播了两年。每个晚上等着看新闻的人，都能看见“我要去延安”五个大字。大家也都知道，看新闻的人主要是领导，自然也包括所有的省上领导。我同时挑选了咸阳机场高速第一个跨线桥做了“我要去延安”形象宣传，一面是黄帝陵、壶口瀑布的画面，一面是宝塔山、延安革命纪念馆的画面，正反两面中心都是老高题写并落款的“我要去延安”五个大字，一做也是两年，使每一位来西安的宾客飞机一落地就能看到延安的宣传。

市上机构改革，考核办降级后，我被安排到了社科联，我去西安看老高，老高连声说好，我们之间没有客套和敷衍，我知道他內心是这样认为的。他专门给我作画，并题字“不能成良相退而成良医”。为了支持我的工作，他第一个受聘成为社科联的市外高端智库专家。今年疫情发生后，我半年多没去西安，也半年多没见他，上月我见他时，他给我题字“才不为世用乃著经世书”。

老高很懂人情世故，每次看他，他都要为我的亲朋好友签名一大堆新书。回回都是他签名给我，我再拿回去送人。这次我带了照顾我住院半个月的永红弟，永红长期在县区农口工作，接触的对象以农村、农民为主，我带他去看老高，是为了让他长长见识。他跟我来嘴上说是为了见世面，其实我知道，主要还是担心我刚出院，身体还没恢复好。老高一见他，没等我开口，就主动给他签名送了新作《我的黑走马》，让老实厚道的永红很激动。

到了中午，我提议大家好长时间没见，一起吃饭。老高说什么也要回家。为了留住他，我说过了12点，家里还有饭？他说有。临出门时，他又要给我茶叶。我一开始没准备要，拿了书画，再拿茶叶，确实太过分，不像话。但一想到他的茶叶都是名茶、好茶，又心动了，就顺手拿了一盒包装精美的象山云雾。他说那是商洛的名茶。一起下楼后，我又挽留他，他还是要回家。他走后，朕宏也要回家，说她刚给家里说了回家吃饭。我无论怎样挽留，也没能留住，最后还是回家去了。

提前出院，选在9月10日教师节这天去西安看老高，是我的良苦用心，也是再合适不过了。我告诉老高，再过两三年，我退到二线后也来西安住。女儿上班的莲湖区税务局也在丰庆公园附近，离他家很近，那时我们就能经常见面，经常在一起了。（作者：马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