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那些事

高汉良

　　母亲走的那年已经是107岁的高寿。

　　那天凌晨，老人家平静地“睡去”了……她了无牵挂，走完了自己一个多世纪的人生旅程。

　　母亲的早年生活很艰辛，经历的苦难也许远远超过了被她呵护的儿孙们。

　　1911年冬天，母亲出生在辛亥革命的“大风潮”里，因为家里穷，从小做了童养媳。16岁那年她从常熟来到上海，一直在纱厂里做活，朦朦胧胧中母亲还参加过上海工人运动。

　　为求生机母亲一度去“跑单帮”，就像样板戏“沙家浜”里的故事一样，她上海、常熟两地奔波，还要躲避日本人的眼皮。那些揭不开锅的日子真没少过。

　　在我的记忆里，有一个“镜头”曾深深刺痛过心灵。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残夏秋初的中午。母亲带我从广慈医院回老西门家，三轮车默默行进在复兴中路上，见母亲无声地泪流满面，那辛酸的泪，从此深深“流”进了我幼小的心田……这一天，父亲被医院确诊为“不治之症”；雪上加霜的是我又得了很重的肾炎。大厦将倾！母亲啊，后悔很久以后才读懂你的泪。

　　父亲走的那几年，家里生活拮据，大哥挑起了生活重担，大姐刚刚满师，也拿出收入的大部。我身体不好，母亲千省万省，每天让我吃一个鸡蛋，还总有牛奶喝，现在想来，在我们七个兄弟姐妹中，我是唯一享受“特供”的，那时自己少不更事，还常常耍小脾气。

　　我在大同中学上学时，因为痴迷足球，腊月里天没亮，就起身去学校和同学一起等着开校门，到操场上踢球。母亲看了心疼，有一次她追出来，往我手心里塞了一毛钱，说：不能饿着肚子踢球。我拿着钱跑到老西门“乔家珊”，在灯火通明的店堂里美美享受了一碗“烂糊面”。嗨，那滋味至今还唇齿留香。

　　母亲为治好我的病，真是操碎了心，看西医，看中医，寻土方，到曙光医院抓一次药就要5块钱，那是一笔大数字啊，母亲换来了那一包包救命的药。

　　老西门老房子的“灶披间”感觉很大，中间有个八仙桌。常常放学回家，见桌边坐满人，那都是母亲或父亲乡下“来客”，有远房亲戚，也有村里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他们来上海办事、求医，我家就是“港湾”，母亲热心为乡里乡亲做饭炒菜，毫无怨言，晚上在阁楼上为他们张罗铺盖……一批来，一批去，是我家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大家都说：母亲海涵，量大福大。

　　现在想来，最开心是当兵第二年了。我到徐州参加军部创作学习班，一天听说母亲要来部队，高兴得彻夜不眠。儿行千里另一端，总归牵在慈母心中。母亲终于到了，她带着大姐的女儿，住在我们军部招待所。那些天我和母亲有说不完的话啊。 还陪她们去了“云龙公园”和“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母亲虽然六十开外，却健步如飞心情大好。

　　母亲的晚年，一直住在北京二姐家中。承蒙二姐和姐夫的关爱，她过得很舒心，二哥二嫂（在北京工作）也常常去看望她。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有位老领导倪天增同志参加中央党校学习，周日到家中做客，母亲兴致勃勃，亲手做了几个上海家常菜为天增同志改善伙食，倪天增连连夸赞说：老太太炒的菜太好吃啦！老人家开心的合不拢嘴。

　　俺家老太太八、九十岁了，还每天去复兴门天桥晨练呢！她抬腿可以上肩，弯腰双手可以平地，引来中央电视台记者的关注，把母亲的形象搬上了央视的屏幕。那天，二姐特地从北京打来电话，我们上海的晚辈们兴致浓浓，一家家打开电视，目睹了老人的风采。

　　往事如烟，母亲离开我们快四年了。那些珍贵的生活“浪花”，常在心底翻腾，挥之不去……

母亲，你在天堂还好吗？

（高汉良）

原載21.4.23.《长宁时报》（银发家园）；21.5.11.《杨浦时报》（副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