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馬山下(八)

潞邑

第四章 破晓风云(下)

土改运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但是龟缩在赞皇县城里的日伪政权不愿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队伍投降。1945年8月18日，在太行分区司令员秦基伟指挥下，太行第一分区十团及临城、赞皇两个独立营在2200余名民兵自卫队配合下包围了赞皇县城。19日晚发起进攻，20日清晨6时，县城解放，共毙俘顽伪500余人，俘获全部日伪政府工作人员，赞皇县全境解放。

1945年冬天，减租减息运动在新解放区普遍展开，同时在老解放区赞皇县的黄北坪、槐疙瘩、玉皇庙等村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当时，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正在谈判，全面内战还未爆发。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亦即《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形势的变化和解放区广大农民的要求，把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使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的斗争转为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的斗争，这是中国民主革命深入开展、保证革命战争胜利、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以支援解放战争的至关重要的一举。

1946秋，赞皇县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县推开，县委先后抽调近千名县区干部分期进行短期培训，然后派往各个村组织开展土改运动，各区村分别建立土改委员会，各村都成立了贫农团。农村土地改革从诉苦、清算起步。首先确定斗争对象，发动和组织贫苦农民在斗争到会上诉说地主罪行，查抄或让地主主动献出其土地和财产。

晋冀鲁豫太行区，土改时期也受康生、陈伯达在晋西北搞的极左运动的影响。即“有钱就是坏人，财富即是罪恶”。因此不仅要从精神上消灭富人，而且要从肉体上消灭它。有的地方土改运动搞的热火朝天，白天黑夜，斗地主，追浮财，打的地主老财鬼哭狼嚎。在土改运动中，对地主清算得相当彻底，在土地 分配上除“中间不动两头动”外，有的地方包括中农在内全部皆动，即打乱平分。1946年9月22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又发出指示，号召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翻身大检查，“割封建尾巴”（消灭封建残余），“干部洗脸擦黑”（反省并交出多占果实），开展“填平补齐”运动。到11月，这种运动达到高潮，普遍出现“左”倾，严重地打击了中农和富农，并错杀了很多人。1947年5月，根据上级有关指示，开展“五月复查”活动，依照“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原则，将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扫地出门，没收其全部财产。令富农主动退出多于其他农民的土地。地主、富农家产包括房屋和粮食、银元、首饰等浮财收缴后分发给贫苦农民。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一时期，赞皇县共斗争地主666户、富农752户。另外，根据群众的要求，对曾经有过重大罪恶的地富分子公开镇压。但由于一些村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乱抓乱杀现象，致使一些不应当处死的人被轻率地杀掉了。这一现象在一区二区比较严重，特别是在二区许亭一带最为厉害，仅许亭村就有20人被处死。一些地方在执行平分土地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扩大打击面、随意侵犯中农的现象，一度认为“有出租地就是地主；凡是雇人干活就算富农；有剥削就批斗；凡是参加过敌伪组织的就斗；人品思想不好的要斗；上找三辈有富裕的斗；土地超过平均数要斗；人多东西多的要斗”等，一度给土地改革运动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奶奶的侄女郭淑文土改时为太行冀西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在高邑、临城一带农村搞土改，郭淑文的丈夫马芳庭时为太行军分区副政委。郭淑文的亲姐姐嫁的是赞皇县花林村一户较富裕的家庭。抗战期间，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封锁，郭淑文的姐姐和姐夫都曾经给八路军办过事，如想办法给购买咸盐、粮食等物品。马芳庭担任八路军敌工站站长时，郭淑文的姐夫也曾帮助八路军敌工站收集提供过日伪敌方的情报。土改时郭淑文的姐夫家被斗争，其姐夫被批斗后，要用铡草的铡刀结果他的命，郭淑文的姐姐情急之下发了疯似的，扑上前去搂住她的丈夫不让铡，并哀嚎哭喊着：“你们要铡就把我也铡了吧！”结果村里就将她和她丈夫一同都铡了。据说事后她姐姐家的孩子还找到郭淑文，算是找他们的亲姨姨吧，哀泣诉说此事。郭淑文当时问：“人被铡了？”回答说：“铡了。”郭淑文说：“铡了，你们找我来干嘛？难道让我去找人家贫农团要人不成！”我的奶奶对这件事过后，曾给过她的侄女郭淑文这样评价：“共产党是六亲不认！”“郭淑文是铁石心肠”。其实，面对当时那种普遍“宁左勿右”的情形，如谁稍有不同看法，就会被扣上同情地主剥削阶级，思想右倾的帽子，甚至被批斗，被撤职查办。所以，她们也是有苦难言，无可奈何。

我们北邢郭村是个小村，没有什么大地主可斗。相比较我们家与本村前街的李家比其他人家境稍微好些。“矬汉子里抜将军”，于是，我们这两家就成了村里的被斗争的对象。土改运动越搞越厉害，也不知道再往后会怎么样？家里人惶惶不可终日，成天提心吊胆害怕极了。有的地方土改斗争的厉害，分房分地打死地主老财后，担心地主老财的后代将来复仇，连带把地主老财家中的成年男人都杀了。

李家门是个大家族，十多户人家，大小几十口人的性命。家里众人一时没有主意，弟兄们便找我爷爷商量。这个时候，我爷爷作为家里弟兄们中的老大，危难之中，必须站出来为大家拿主意了。于是我爷爷和我三爷爷几个就偷偷地召集李家门各户当家人开会商议。我爷爷分析说：“看现在的情况，这运动会越搞越厉害，下一步究竟会怎么样谁也难以预料，我的意见是各家的成年男人最好都先去外地躲一躲，等过了这个风头后，看看情况再说。”因为各家的情况不一样，一时难以形成一致意见。我爷爷就坦诚地表明个人的态度说：“我是决定先到外地躲一躲了，但我是怕我走了后会连累下你们。所以在这里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别到时怨我没跟大家说过。”最后大家意见一致，家里的成年男人都先躲出去避一避。因怕人多口杂走露了消息，决定事不宜迟，当下说走就走，各个分头回家给家人打个招呼顺便拿点随身带的东西，然后到村北沟里的小树林里碰头一起走。我的爷爷与前街李家是亲戚关系，当后街李家门男人决定外走时，我爷爷觉得应该也告知人家前街李家，不能只管自己家人走了，让人家一家留下后遭受祸害。于是我爷爷就让我的父亲把他们出走之事，悄悄跑去告知前街李家老爷子了。

土改时，前街李老爷子的三儿子李永泉已经参加解放军走了，孙子李士英（李印合）也在革命队伍太行军区后勤部搞运输工作。所以，当我父亲给前街李家通风报信，劝他们家也出去躲一躲时，该老爷子犹豫不决。因为他考虑的小儿子参加了解放军现如今还在前线打仗，孙子也在革命队伍里工作，家里也已经没什么金银财宝，就几间房子和几亩地，人家要就给人家罢了。再说，他也已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啦，在村里一辈子与人为善，也不曾得罪过什么人，人们不会对他个老头子怎么样的。最后，李老爷子决定让他的二儿子李永勤先到外面躲一躲，于是其儿子李永勤当天晚上和后街李家人一块跑了。

前面曾提到前街李家虽然姓李，但是与后街的李家不是一家。据说他家最早的老一辈的爷爷，原来姓李，是南马村人。因为北邢郭村的舅舅家没后人，为继承舅舅的家产，过继到北邢郭村。舅舅家姓崔，所以改姓为崔姓。舅舅百年后，他们家受崔姓大家族里一些人的欺负排挤，后来家中有人过世了，崔家却不让埋入崔家老坟。后来打官司，从县里打到州里，从州里又打到府里。最后府里判下的是，既然崔家不让入崔家祖坟，那么就返祖归宗，又改姓原来的李姓，一直延续至今。

前街李家人丁不旺，几辈单传，直到老爷子这辈才风水转换，人口旺盛起来。老爷子名字叫李元增，就从起的这个名字“元增”二字来讲，“元”开元，一元之始的元；“增”增添，增人添口的增。可见他家的祖辈是多么期盼有朝一日，家族人丁兴旺起来。到了李元增这一辈，其膝下生有三个儿子，先后排序为：李凤刚、李永勤、李永泉。老大取名为凤刚，凤刚，凤鸟才刚刚飞起来，美好的生活才开头。老二、老三给取名为永勤、永泉，寓意也是期盼用辛勤付出，保持永久长存美好的生活。这或许就是老爷子作为一个普通农民，一生所渴望获得的最丰厚的回报吧？。过去农村封建社会中时兴小女婿找大媳妇，其长子李凤刚才十四岁，家里就给他娶亲成家，十五岁就当了爹，有了其儿子李印合（又名李士英）。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的命运，有时真是难说。就在全家上下欢乐一片祥和幸福之中，可突然天降不测，李凤刚却不幸得急病溘然去世。当时他的儿子李印合才有四、五岁。李印合与他的两个叔叔，也就是李永勤、（小名老臭）、李永泉（小名老脏），虽然他们是亲叔侄关系，但是他们的年龄上下不差几岁。李印合比他二叔李永勤小一岁，比他三叔李永泉还大一岁。其实他们叔侄叁个就像亲弟兄似的，从小就在一块玩。长子李凤刚的不幸去世，对老爷子的打击不小。虽然儿子死了他很悲痛，但是活着的人，总还得活的。尽管生活过的很艰辛，不过让老爷子感到欣慰的是，他的两个小儿子和一个孙子，却在一天天的长大。曾经听人们讲，老爷子也曾多次感叹地给孩子们说：“别看咱们家现在老的老小的小，人口少。再过几年等你们都长大成婚后，光咱们一大家人，过年一桌酒席还坐不下呢！那种憧憬未来，脸上表露出的欣喜样子，充满了希望。

谁料想，土改运动后来果然是越来越搞的厉害，斗争地主老财，不仅仅是分房分地，附近的村已经是“村村见血”大开杀戒了。北邢郭村土改工作总不能落后吧，可这时，北邢郭村家境略好一些人家的男人都跑光了。土改工作队该怎么向上级交代呢？于是，大祸临头，李元增就在劫难逃了。

当时北邢郭村被土改镇压的还有一个人是后街李家我的四爷爷李自太（李竟芳）。当时后街李家人商议好是晚上在村北沟小树林碰头一起走，我四爷爷回家拿东西并与四奶奶告别，我四奶奶拉住他哭哭啼啼不让走。我四爷爷家没有儿子，有几个女儿。我四爷爷和四奶奶认为，他们家这几年也不算太富裕，再说两个女儿嫁给了村里贫下中农民兵为妻子，并且还是翻身积极分子。有这层关系，村土改工作队和贫协会能考虑的，不会对他怎么样的。所以他就没有外逃，结果也惨遭不幸。

据说，当时村里召开批斗大会，由工作队先宣布镇压决定后，贫协会民兵当场将我四爷爷李自太与前街老爷子李元增打倒在地，然后捆住他们的双脚，用牲口拖着一边往村外拉，一边乱打边用乱石砸。人啊，真是不可思议？贪婪之心，有时会让人失去良知，甚至会变得邪恶残忍。

　　李元增老爷子被镇压砸死时，他的儿子李永泉参加晋冀鲁豫野战军还正在前线打仗。全国解放后，才得知李元增的儿子李永泉早在部队上已阵亡，牺牲时间大约也就是在老爷子被镇压砸死后的不到一个月内。

李元增老爷子的孙子李士英，小名李大妮。李士英16岁时，就已经娶亲成家，妻子是南邢郭村人，比他大三岁。他妻子的哥哥名字王同顺（又名王维新）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年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长期在家乡一带从事地下革命。抗日战争时期，赞皇县城西的深山里属于抗日根据地。在离赞皇县城西南25公里的黄北坪村，曾为八路军太行军区一分区驻地。抗日根据地党政领导邓小平、杨秀峰、等曾到过此处，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在此坚持抗日斗争长达六年之久。王同顺当时在八路军太行军区后勤部工作（解放后任山西省食品公司总经理，1964年病逝。），驻在黄北坪一带。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年青人在村里不好待。李士英后来就找到他大兄哥王同顺，想参加八路军。王同顺考虑到妹夫李士英的家有老母亲和妻子，还得养家糊口，就安排李士英暂时以做小买卖为名，暗地里采购粮食、咸盐、布匹等物质，通过地下交通站，秘密送往抗日根据地。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士英就正式在太行军区后勤部工作，负责搞后勤物资供给运输。

土改时，李士英随太行军区后勤处部队在邯郸一带搞物资供给运输工作。1947年，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地方上给李士英所在部队的后勤物资供给处去信，要求其回村参加土改。连续几封信催促后，李士英从外地往家里赶，在走到离我们村20里的邻县高邑城时，正逢高邑城赶集，恰遇我们邻村一远房亲戚去赶集。那亲戚看到李士英后大吃一惊，告诉他现在可不敢回家。由于当时受土改极左路线的影响，李士英的爷爷已经在土改中被砸死了，他二叔也逃跑到元氏县城里。当时的石家庄还没有解放，元氏县城也属于敌占区。于是，李士英就跑在到元氏县找他二叔了。叔侄二人一见面抱头痛哭。这时的元氏县城曾经被华北解放军包围住攻打过一次，但是没能攻下。此时城内国军、保安队、还乡团戒备森严，查的很细，严防有共军密探混进城里。李士英进到元氏县城后每天也是提心吊胆的。因为还乡团里都是附近村里逃去的人，有的相互认识。也有人曾知道李士英参加过八路军。这时一旦有人告发说他是共军派来的奸细，被敌警备队抓去，那可真是说也说不清，性命难保。

李士英这个时候也不敢再返回原来的工作单位，因他爷爷是被政府镇压这种家庭情况，谁知回去后会不会被部队上再清除回原籍。万般无奈，这时他想起我村他一个远房亲戚表哥崔双贵，在东北曾给他通过信。于是，李士英又费尽周折辗转投奔到东北。在辽宁省的四平市城里找到崔双贵。

崔双贵当时是国民党部队上的一个后勤部门的小军需官，其所在部队驻扎在四平城。李士英就给崔双贵当了勤务兵，每天小心翼翼地伺候。国民党的部队中官僚恶习风气肆行，崔双贵虽然官不大，但一样沾染有国民党部队旧官僚的恶习，李士英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其呵斥责备。虽然李士英与崔双贵还是亲戚关系，但是眼下投靠人家，只能寄人篱下。

李士英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工作过，革命队伍中官兵平等，现在前后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其非常后悔不该投奔这里，可事到如今又有什么办法呢？当时他在四平时与该国民党部队一个汽车运输队驻在一起，其每天除了伺候崔双贵后，闲下时他就在旁边看人家开汽车修汽车。李士英原先在解放军部队时也是搞后勤物资运输的，当时他所在的部队后勤部门还没有汽车，运输全靠马车、牛车拉。他看到汽车时还在想，如果我们共产党的部队能有这汽车那该有多好啊！或许命运注定他这一辈子应该与汽车有缘，其一见到汽车就情不自禁，格外的喜欢，特别羡慕能开汽车的人。于是，他一有空暇，就跑到汽车队旁边看汽车。有时人家修汽车，他在旁边看，就给人家搭帮手。人家修车，他在一旁给递扳手、钳子什么的，帮助洗汽车打水。冬季里汽车不好发动，他就帮助摇汽车发动。一来二去，与汽车司机都混熟了，司机们有时就让他坐上汽车驾驶楼里，教他学开汽车。就这样，他竟然学会了开汽车。

1948年秋，辽沈战役在解放四平市中，李士英所在国民党部队被解放军包围后集体投降。原所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军官有的被俘虏关押起来，有的下级军官被教育后遣散回家，士兵可以参加解放军。辽沈战役中缴获了国民党部队大量汽车，李士英因为会点开汽车，就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第一纵队汽车队当司机。

李士英就这样在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后，又终于回到了革命的队伍中来。该部队也即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38军。李士英驾驶着汽车随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云南中缅边境。转战11省市，攻占大小城市100余座，解放了大半个中国。1950年10月19日，抗美援朝，又开赴朝鲜战场。在解放战争与朝鲜战场上，他先后四次负伤，被评为三等乙级伤残军人，四次立功。1953年7月从朝鲜回国，被组织上分配到北京解放军总后勤部军委工程公司工作，参加首都建设，后该单位整体划归转为北京市机械施工公司。李士英一直从事汽车驾驶工作，先后任汽车班长，青年突击队长等，多次被评为模范先进工作者，并曾获得首都汽车十年安全驾驶员标兵称号等。

土改中北邢郭村被斗争的一些家户里，男人都跑了，剩下的一群老婆孩子，被扫地出门。当时，有的人家妻子娘家成份还比较好，就逃到娘家去躲避了。有的人娘家土改时也是被斗争户，也被扫地出门了，没有地方躲，只好仍然留在村上。我们家遭斗争后，我的大娘和我婶子跑回她们的娘家去躲难了。当时家中留有我奶奶，我大伯，以及我的母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大哥和大姐。我大哥当时七岁，大姐不到三岁。被斗争后那一段时期，我母亲刚生下一个男孩就夭折了，我母亲就靠给别人家当奶妈，挣点粮食养活自己的孩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雇我母亲为奶妈的人家是当时本村的贫协主住。土改初期分财产时，村里有的穷人胆小不敢要， 贫协主任胆大，别人不要他可敢要。他挑的好土地，占的好房子，多分好浮财，日子一下子就好过起来，三天两头领着老婆赶集逛庙会、割肉、买油条。孩子让别人奶着，土地雇别人耕种，过起财主生活。只是好日子没过多长，后来上边又有政策，对土改进行复查。当初分财产少的穷人，这会不干了，开始找新工作组，对贫协主任进行揭发控诉清算财产。批斗时把他吊起来打个半死，随后又把他“扫地出门”，赶回其原来住的矮房中，并把他开除出党。土改运动中分房分地分财产，分的人的眼睛都红了，分的人也六亲不认了。据说斗争贫协主任时，吊起来打他打得最狠的，恰恰是其平时走的比较近的的几个人。

我母亲不再给贫协主任家当奶妈后，经人介绍又给陈村一户姓郭的人家孩子当过奶妈。陈村这户人家孩子的舅舅是我们北邢郭十字口焦家的。这户焦家人和我们后街李家为世交关系一直不错。土改时我们家挨了斗，男人都跑了，留下老婆孩子被扫地出门。他们家看到我们家当时的情况可怜，就介绍我母亲给他外甥当奶妈。为了照顾我母亲家里也有孩子，不能离开我们村，对方就把那孩子接到北邢郭村舅舅家。这样我母亲一边给人家奶孩子，挣上点粮食，还能养活自己的孩子（我的哥哥、姐姐）。我母亲奶的那户人家的孩子名字叫郭增群，小名叫郭眼子。这户人家人不错，从来没有难为小看过我们家。后来我们两家还成了干亲，郭眼子认我母亲为干妈，我叫他应该为干哥哥。两家的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后辈人还有来往。后来我母亲和我奶奶我大伯开始磨豆腐做豆腐，我奶奶和我大伯负责做豆腐，我母亲领着七岁的儿子我哥哥抬着豆腐担沿着街叫卖，维持生计。做豆腐，卖豆腐也算是我们家祖传的老本行了，当年我太爷爷太奶奶就是以卖豆腐起的家，后来才把家业做大。没想到世事难料，几十年后一夜之间，这个家又什么也没有了，还得重操旧业以卖豆腐糊口。

听我母亲讲，刚开始卖豆腐喊不出来，让我哥哥喊我哥哥也不好意思。特别是在外村卖豆腐，碰到旧时的亲戚朋友，联想到自己家沦落到如此地步，感到很难为情。还听我母亲讲过，有一次我七岁的哥哥拿卖豆腐的钱，偷偷去卖了根麻糖吃，被我奶奶发现后把我哥哥好一顿揍。

不管怎么样，我们家总算走过来了。李家门其余的家就不同了。李家门我七奶奶年年轻轻就守了寡，一直也没有改嫁，后来要了我二爷爷家的最小的那个儿子顶门。土改时那要的儿子也跑了，房子也被别人占了，她也被撵了出来，一无所有，没办法回到娘家后又改嫁了。我十爷爷李竟高的媳妇和孩子也是被扫地出门后，没有办法才改了嫁。我八奶奶虽然也是早早的守了寡，但是生有个儿子，她的儿子名字叫李东书，我该称之为东书叔。东书叔还小时，大概有六七岁时，家里就给他找了个童养媳，童养媳比他大有五六岁。土改时我东书叔有十一、二岁，他们家也被斗争了。我东书叔童养媳的哥哥在八路军里还当着个官，人家的哥哥就来把做童养媳的妹妹领走了。并且还安排其童养媳妹妹参加了革命工作。建国后，那个童养媳好像也是当了个什么妇女干部，还嫁了个当官的。据说，人家那个童养媳全国解放后还专程回北邢郭村看望过我八奶奶和东书叔。因为毕竟她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六年时间，我东书叔也就像她一手带大的亲弟弟，彼此是有感情的。

土改时原来我太爷爷住的房子也分给一翻身户，那房子为五间青石根基一砖到顶的前檐房，另外还有东西厢房。可那户人家住进去没几天，说什么也不在里边住了。据后来这户人家自己说，那房子半夜三更黑夜里闹动静，大梁一直有响声，所以才把房子又退给村里了。因为没人敢去住，这房子后来就做为村里的办公所了。

我们家的房子也曾分给了翻身户，但因为我们家的房子盖在村北口上，孤零零的一座院落，也没有人愿意去住，所以在土改中我们家的房子没分出去。

纠偏

我们村土改中遭遇最惨的是人家前街的李家。在旧社会，农村封建家族势力很厉害。北邢郭村四大家族为焦、崔、耿及后街的李家。前街李元增家因为是外来户，势单力薄，在村子里为人处世都很低调，祖辈靠种地为生，艰辛劳作，勤俭持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家境才日渐富裕起来。这家人在村里与街坊邻居相处的也很融洽，为人也宽厚善良。听人们说，他们家那时养的牲口，在牲口棚拴着，村里乡亲们谁家要用，你牵上用就可，有时也不用给主家打招呼，用完了送回来就行。夏天麦收，有时他们家在前边收割麦子，后面就有穷人跟着捡拾麦穗。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家老爷子就会吩咐家里人，收割麦子收拾的不要太干净了，也给人家捡麦穗留下点，要不人家捡什么呀。

土改中李元增被砸死时，他的小儿子李永泉参加解放军还在前方打仗，他的孙子李士英也在革命队伍中工作，可在当时那种土改极左路线的情形下，砸了你也就砸了，没人给你去讲什么道理。还有就是他们家最小儿媳妇，也就是参军牺牲了那李永泉的妻子，那才叫个冤枉呢！她给李永泉结婚后时间不长，还没有生个孩子，李永泉就参军走了。按说人家起码该享受革命军属的待遇吧，但她不仅没有享受到军属待遇，还被划为富农分子接受改造。李永泉媳妇当时人年轻也长的漂亮，村子里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总想讨她的便宜欺负她。被迫无奈李永泉媳妇嫁给了村里一户成份好的人最过日子了。

后来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纠偏。特别是纠正土改打击面扩大的错误。根据中央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政策规定，强调要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特别是强调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必须注意不要把本来是中农成分的人，错误地划进富农圈子里去。斗争错了的要按政策进行退还。

1947年11月，根据上级精神，赞皇县针对土改运动偏激和过“左”的倾向，开始纠偏，共为1773户被错误当作富农而斗争了的中农（通称为“错斗中农”）返还了财产和土地，重新改变了其成分。按照政策划分，北邢郭村被斗争的这几户人家，也只能算是属于中农，不该被斗，算是错斗中农。但政策是政策，可在土改中斗也就斗了，打死你也就算打死了，财产等已经被分配用了，这也就不了了之？

土改运动归根结底就是解决农民“耕者有其田”土地问题。关于 “耕者有其田” 农民的土地问题，千百年来历朝历代都曾试图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从古代王莽的土地“井田制”以及晁错，王安石等历史上的“抑制豪强”，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近现代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基本上传承的也即“耕者有其田”这一思想。

远的不说，就从近代说起。如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天下农民耕种，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但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天朝田亩制度》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维持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乌托邦，不可能付诸实施。太平天国打下南京建都天京后，领导者封建特权思想膨胀，争权夺利，贪图享乐，集体腐败，结果断送了革命前程。所以直至太平天国灭亡，所谓的《天朝田亩制度》也仅仅是一纸空文。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是出自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主要的思想是在地主和农民之间找到一个田租的平衡点，由政府来调节。对于“耕者有其田”目标的达成，孙中山认为可通过两个阶段实现：第一阶段，宣传联络农民与政府合作，用政治和法律手段，和平解决农民收获不公的问题。第二阶段，强制地主与政府合作，否则把所有的田地充公，分给农民耕种。1924年底，孙中山亲自签署了“二五减租令”，以“减少农民现纳租税——从百分之五十中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并将之作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重要步骤。但是，这项法令未及贯彻，孙中山即已在北京逝世。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也是根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制定的。中国共产党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年至1937年）也即红军时期，就建立苏维埃政权就实行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土地制度，领导人民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因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称之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县成立，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一时期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为了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苏维埃政权的县、区、乡各级都建立了土地委员会。分田的大体步骤是：（一）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二）发动群众清理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账簿，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家，现金和金银器交公。（三）丈量土地，进行分配，公开宣布分配方案，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积。 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家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为了保卫获得的胜利果实，广大农民积极参军参战，红军队伍也大量扩红招兵。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仅半年之内，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3万多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黄安七里坪的一个招兵站，一天就招收800名农民入伍。当时在苏区，父子、兄弟、姐妹一家子参加红军的比比皆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放弃瑞金根据地，开始进行长征时，有的红军的战士怀里还揣着苏维埃政府颁发给他们的土地证。曾有一对红军父子在战斗中，父亲负了重伤，临终时还将怀中的土地证掏给儿子，并告诫儿子说：“这可是咱们自己家的土地证，千万要保存好，革命胜利后咱还要回去种地呢！”所以说，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其诱惑力太大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所以这一时期，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不能再提“打土豪，分田地”了，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实行的是减租减息政策。所以说，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当时颁发的“五四指示”土地政策，也是在当时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制定的过渡性政策。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委又在西坂坡召开党的全国土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下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没收地主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同时决定结合土改进行普遍的整党运动。这个会议和纲领与中共中央之前颁发的“五四指示” 土地政策不同之处就是，明确提出没收地主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

中国国民党在其历史上也曾三次主张或实行过“耕者有其田”：一次就是前面提到的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 民生主义的土改。一次是蒋经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赣南时期进行的土地改革《新赣南土地政策》。《新赣南土地政策》规定，土地的分配依人口而决定，超额由国家银行照价收买，再转贷给佃农，地价由人民开会来决定，分五年还清。事实证明，国民党的烂摊子，比蒋经国想象的要难弄多了。一是垄断土地的土豪劣绅，封建保守势力极力阻扰，二是官方的银行一下子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去购买土地。所以蒋经国着手进行的《新赣南土地政策》一系列土地改革举措，最后也流产了。再有一次即1949年，国民党败退至台湾后，吸取在大陆惨痛的失败教训，开展的土地改革。蒋介石战败退至台湾后，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大陆的土改政策后得出结论，在对待地主的问题上，台湾当局是通过赎买政策取得地主的土地，政府先出钱把土地买过来，再根据当地农民的实际需要和能力，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把土地卖给贫苦农民。实事求是的说，台湾的土地改革还算是比较成功的，但似乎有点马后炮感觉。

总的来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惨遭失败的原因很多，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但共产党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重大举措，却是加速其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的重中之重。这点连蒋介石本人后来都不得不承认。

元氏石头城

1946年秋天深夜，我爷爷他们一行仓促的从家里跑出来的，因一时没有地方可去，走投无路，只好跑到了邻县的元氏城。元氏城当时属于国民党部队占领区域。当时我爷爷他们走的急促，都也没有带多少东西或现钱。其实经过那么几年兵荒马乱的，当时各家也仅仅是空架子，没有什么钱财了，就是想多带点钱财一时也没有。

据我父亲回忆，他们到逃元氏城门下时离天亮还早呢，进不了城，他们只好蜷缩着在城外城墙边等。天亮后城门虽然打开了，但有卫兵严把，不让人随便进。说是怕八路军密探混进城里，外地人进城必须找有本地人担保才行。城门前聚集着从附近县农村因为土改逃来的人很多，乱哄哄熙熙攘攘。我爷爷他们寻思着上那找个担保人呢？后来打听到城里有个保安副团长是赞皇县东郭家庄村人，名字叫郭修师。可是与人家也不太熟悉，况且怎样才能见到人家呢？他们正在一筹莫展发愁时，听到人群里有人嚷嚷，说是郭家庄的郭修师过来了。这时看到郭修师带着几个卫兵从城里往外走来。人若是急了，胆子也就大了，也顾不上考虑那多。我爷爷和我三爷爷就硬着脸皮上前找郭修师，和人家套近乎，说我们是老乡，刚从邢郭逃来，想进城。我奶奶是东郭家庄村人，我爷爷算是郭家庄村的女婿，说起我们北邢郭村李家，郭修师也听说过。所以经郭修师与城门守卫打过招呼，我爷爷他们一行人才都进了元氏城。

我的老爷爷包括我的父亲这一辈人，一生命运多舛，几经坎坷。他们渴望能过上好日子，但是命运仿佛在故意作弄人，让他们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各种苦难。况且生逢乱世，兵荒马乱的老百姓想过好日子，谈何容易。再往早前的就不说了。自从我父亲出生后，那时候北方地区军阀混战，乡下各种苛捐杂税繁多，兵乱匪患不断。好不容易国民政府南北统一，又开始了蒋、冯、阎中原的大战。接着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三省。随后日寇又虎视眈眈，在华北制造事端，武装挑衅。不久卢沟桥“七七”事变，华北沦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八年，好不容易盼来抗战胜利日本鬼子投降了，才说好好种地，过几天安生日子吧，不久国共内战又全面爆发。接着，土改运动开始了，自己家又面临着被斗争的厄运，最后不得不背井离乡亡命天涯。

我爷爷他们弟兄一大家人初到元氏城时，租了间房子，大伙吃住在一起。北邢郭前街的李永勤（李老臭）一个人，因为他和我们家是亲戚，他应该叫我爷爷为姑父，我爷爷就让他和我们这一大家子共同生活在一起。我们一大家子人加上老臭有十多口人。我爷爷和我父亲及我叔叔三个，光我二爷爷家就父子四个。当时在这里边，数我二爷爷家的三儿子李凤义年龄小，大概是十三四岁吧。因为是逃出来避难的，所带的东西有限，人又多，每天的饭菜也不好。李凤义当时年龄小，不谙世事，多有不满，有时就当着人家外人李老臭的面说难听话。我的父亲看不惯了，为此事还给凤义打了一架。

在元氏城待得时间长了，人多口杂，各种矛盾也就都暴露出来。后来弟兄们也只得散了伙，就各顾各自谋活路去了。

元氏城就那么大，一下涌进那么多逃亡来的人，想找个活干混口饭吃也不容易。当时元氏县城的周边村，如火车站附近的村庄还在元氏一方控制。我父亲和李老臭就在东关外一个好像叫铁屯村给人家抗过活打过短工。因人多都挤在一起也不好找活，我爷爷后来带上我叔叔李凤山去了石家庄，在那里我爷爷通过找他们同一个会道门里的朋友，给我叔叔安排在一个工厂做工。

我父亲当时没和我爷爷一同去石家庄，我爷爷安排他留下，想让他能随时了解家里的情况。因为元氏城，毕竟相对离我们村近些。再说，我父亲牵挂着留在村里的家人，特别是惦记着我的哥哥，他还想瞅机会回村探下情况，看能不能把我哥哥也接出来。

当时，元氏县城里住的有各县的地主武装还乡团，也经常晚上出城到其各县村庄去袭击抢劫。城里也流传有各种“发动”宣传，有说某某村在土改中，把地主老财打死后，分配了其财产后，还把他们家的女人也发给穷人做老婆了。有的村干部怕地主老财家后人将来会报仇，干脆斩草除根把其家中凡是男性小孩子也全杀害了。总之，五花八门各种传说都有，让你也不知道到底孰真孰假。听的多了，不由的会产生疑惑。在一个晚上夜深后，我父亲和李老臭还有我二爷爷家的二儿子李进义三个人，就偷偷地溜回北邢郭村想摸下情况。一是想打探下家里人如何，另外想看能不能从家里搞点吃的东西。因为那段时间里，经常发生还乡团回村报复烧杀抢掠事件，各村的民兵都警惕性很高。所以当他们才刚悄悄地走到北邢郭村边，就被村里民兵发现了，民兵一鸣枪，吓得他们没敢进村，就又灰溜溜地跑回元氏了。

在元氏城不好找活干，我父亲后来也就去石家庄，通过我爷爷的关系在铁路上打零工。

抗战胜利后，因为国民党正规大部队大多在我国西南地区一带，一时赶不来，于是国民政府就收编委任原日伪保安部队、皇协军等为先遣军代为防守各自领地，等待国军前来接受，拒绝共产党八路军的队伍接受失地。太行区部队，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收复失地。8月20日，首克赞皇城，9月连破高邑、临城、内邱、邢台四城。10月初，又与冀南部队一起解放邯郸城，11月10日拿下柏乡城，太行、冀南区连成一片。而此时，唯有元氏一城，没有解放，元氏县周围赞皇、高邑、临城、柏乡等县伪保警队也退聚在元氏。

当时驻守元氏县的是国民党河北保安第5团，团长魏永和。魏永和河北省元氏县方中村人，生于清宣统二年农历九月(1910年10月)，1930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后来回到县里做了高小教师。1937年7月“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占领元氏，年轻的魏永和投身抗日队伍，参加国民党冀察战区游击挺进第四纵队（后改为十三支队），也即侯如墉率领的抗日队伍。魏永和在该部历任连长、骑兵营长。1939年2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魏永和追随侯如墉部与八路军搞磨擦，先后在元氏、赞皇杀害抗日干部，在获鹿围剿冀西游击队，在束鹿、晋县围攻抗日政府，同时不断与太行军区的第35团和36团搞摩擦。1940年1月12日，侯如墉率部配合河北民军乔明礼部队6000人，向八路军驻赞皇地区范子侠部发动进攻。八路军予以反击，将其大部歼灭。魏永和率领残部投降了日军，被日本人任命为“元氏复兴自卫团团长”。

抗战胜利后，侯如墉被任命为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先遣军总司令，奉命“接收”石门（石家庄），组建石门警备司令部。侯如墉将石家庄市及周边各县原日伪皇协军、保安队统一收编为国民党“先遣军”，任命和魏永和为先遣军第一旅驻守元氏县。前面文章中提到的曾被八路军包围在大陈庄村的国民党先遣军，就是魏永和的队伍。后来魏永和还曾先后任河北省保安处副司令，第十一专署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河北省保安第五团团长等，并被授予少将军衔。

元氏城是有名的石头城，整座城市的城墙全部由花岗岩红石砌成，当时民间流传有“铜获鹿，铁井陉，金钢铸就元氏城”之说。

据资料记载当时的元氏城墙外侧，除东南角有20多米的砖墙外，其余均为石头筑成。内侧为土堆城，城基宽二丈五尺，城顶宽一丈，城高达三四丈，沿城顶筑有大量碉堡，各碉堡之间修有很多单人掩体，城墙中布满了枪眼。城外则有两道围城沟，第一道在城关以外，第二道在城关与城之间，深宽都在二丈左右，沟内壁筑有地堡和碉堡，城墙与围城沟之间有盖沟。城内主要街道与街口筑有工事，城四角各有一个大碉堡，坚固程度可想而知。

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曾先后三次攻打元氏城。

一打元氏城：1945年11月12日，八路军（解放军）太行一军分区部队与冀南部队一部，从南北西东四面形成对元氏城的监视包围。围城部队在元氏城西的万花山山腰架起一排农用大车，巧加伪装权当九四山炮指向元氏县城，营造大军压境的阵势。晚上支起几个土喇叭，不停地向元氏南关、西关炮楼和城头守军喊话。相传，时任太行一军分区五十团政委兼团长的王维国，还以同乡师友的名义给魏永和修书一封，劝其迷途知返放弃抵抗。另外，赞皇籍的太行军分区副政委马芳庭，也通过地下渠道给魏部副团长郭修师（赞皇县人）传话，私下探摸魏永和的守城情况，让他认清形势好自为之。八路军包围元氏城，实际上是在造成一种声势，想强迫守城敌人投降。后来因考虑到敌方城墙坚固，防守严密，当时八路军缺乏攻城重武器大炮，一旦强攻交战会造成部队大的伤亡，所以秦基伟斟酌再三，随作出撤围的决定。八路军围城三日，临撤那天晚上，指示机炮连向元氏城发射三发迫击炮弹，也算是敲山震虎以示军威。魏永和的保安团当时很嚣张，12月22日，魏永和率部偷袭中共元氏县政府驻地南佐镇，残杀军民44人，抓捕数十人，制造了"南佐惨案"。 

1946年1月5日，国共两党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于1月10日正式签字。同时，分别下达了“停战令”，协议规定1月13日生效。为了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除在北平设立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部外，全国下设三十八个军调执行小组，石门（石家庄）为第十二军调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陶希晋、王昭、徐德操，国民党代表胡屏翰、萧之琳、侯如墉，美方代表玛尔丹(中国名葛瑞波)。调停小组的主要使命为:一是监督国共双方遵守停战协议的时间限定，切保双方军队原地待命。二是修复高邑至元氏到石门的破损铁路，保证铁路运输畅通。三是协调双方出现的军事对立，化解矛盾不再发生武装冲突。工作开展不久，八路军代表王昭、徐德操另有任务调离。2月8日，太行军分区司令秦基伟和副政委马芳廷接替二人工作。新上任的谈判代表秦基伟与马芳廷在谈判中直指美方代表没有站在公允立场，袒护国军和保安团搞内战的大量实事，指出像魏永和这样一支日伪旧部，不作受降遣散，反而冠以国军名号，占踞元氏。提出元氏、高邑、赞皇150余村1000余民众联合控诉侯如墉、魏永和部破坏抗日、残害人民的罪行证据。并且扳着指头一条一条地悉数魏永和如何投敌，如何残杀抗日军民，如何制造南佐惨案的行为。面对中共代表的有理有据慷慨陈词，美方代表和国军代表，竟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美方大鼻子怕担不公嫌疑，国军将领怕惹养奸狐骚，谁也不好站出来为魏永和辩护。最后谈判结果竟然为:一、元氏魏部受降问题电请北平军调部待示。二、军调部答复之前，解除魏部武装，该部武装弹药集中监管存放。三、双方辖区群众可以自由行动，不受军事分界线缓冲带约束。四、双方军事管辖以京汉铁路为基线，东西延伸十公里为国军管控，其余为八路军管控。石门军调执行小组元氏决议七天后，三方组成的执行小组成员，搭乘京汉铁路专列(五节车厢)，到元氏城南富村一带勘查铁路受损程度，再到县城查验魏部武器收缴进展情况，最后到城西纸屯一带进行现场调查，商议军事分界线的划分和缓冲地带的设立问题。当时，八路军的发言代表为太行军分区副政马芳庭，国军的发言代表为先遣军暂二团团长魏永和。马芳庭与魏永和都属于当地人，抗战之初国共合作两人还曾在抗日义勇军一个战壕里共过事，后因政见不同，分道扬镳。这次两人代表国共双方各为其主出席谈判发言，两个本地人家乡通，在列车厢里一会面就开始争吵，下车亲临现地更是争论不断，唇枪舌剑互揭对方软肋，直把美方代表葛瑞波急得是摇头摆脑，翻译也一脸无奈无所适从，要不是有随从拦着，大有徒手干架之势。天色将晚，美方代表宣布现场调查取证完毕，所有争议下次再议。国共双方代表铁嘴钢牙各说其理，最终调查取证无果，傍晚时分石门军调执行小组成员，在元氏县城吃一顿烧肉浇顶熬菜走人。元氏军调取证没过几天，南京政府蒋委员长亲签的授予元氏县“戡乱治安"模范县通令下来，魏永和捧着南京发来的一纸通令，感慨万端，他这顶汉奸的帽子不辩自摘，依旧官复原职还在元氏当他的团长。1946年6月，国共谈判破裂，战事又起。

二打元氏城： 1947年4月8日，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发起清扫石门外围县城为目标的正太路战役。陈正湘、胡耀邦指挥四纵队和孙毅、周彪指挥的冀中部队，在石门东南栾城、元氏一带作战。10日解放栾城。12日晚，四纵司令员陈正湘、政委胡耀邦挥师元氏。以十旅配野炮4门，由城南、西南主攻；十一旅一部配野炮两门，由东面助攻；十一旅32团于14日控制马村、西郝、使庄铁路两侧，预伏阻击，防敌向石门逃窜；冀南一分区部队在城北，阻敌向西北山区逃窜。15日18时攻城开始，部队在炮火掩护下突破了两道城壕，迫近东南西三关，与敌对峙。18日19时第二次攻城，我军架梯登城，敌人从西门出来，把梯子打断，造成我方攻城伤亡很大。四纵久攻不下元氏城，后奉命撤围，转移到正太线作战。四纵攻打元氏城，6门野炮居然无法轰坍元氏的坚固城墙。经此一战，元氏被国民党中央政府称赞为“戡乱治安” 模范县城，吸引了周边高邑、赵县、赞皇、获鹿、柏乡等13县的保安团及还乡团等死硬分子，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小县城居然聚集了各类武装人员7000多名。这伙人拼命加固城墙，修筑工事，城外三里的树木全被砍平，还修了护城壕两道，城内外遍布钢筋水泥碉堡和暗堡。当时民间编有顺口溜 :“  魏永和真草包，城外挖了二道壕。两道壕还不算，明堡暗堡修一片。深挖沟高筑墙，枉称要学朱元璋。拆俺家房，占俺家地，你说生气不生气……”为鼓励魏永和“与元氏城共存亡”，蒋介石还曾派飞机给元氏城空投弹药、食品等，并嘉奖晋升魏永和为14县“剿共总司令”、“石家庄市市长”。

三打元氏城：1947年11月12日，历时6昼夜的石家庄战役终于结束，石门胜利解放，大片的解放区连成一片，方圆几百里，只剩下元氏孤城一座。我解放军各参战部队于11月17日，挺进元氏，先将外围敌部歼灭，为攻城扫清障碍。11月22日，首次实施坑道爆破，但由于缺乏经验，突击并未成功。23日拂晓，各团在火力掩护下强攻数次未成，独八旅二十三团两个连突进南关的第一道围城沟，占领150余米的一段沟壁，敌人拼命地组织反击达16次之多，均被我军击退。至此，敌人于23日下午慌忙将各城关工事焚毁，撤离各城关，固守城垣及第二道围城沟。我军总结了第一次挖坑道未成功的教训，开始不分昼夜地轮班挖掘。12月2日下午15时，我军发起总攻，几声闷雷般的巨响，地动山摇，硝烟卷裹碎石，冲天而起，敌人号称固若金汤的元氏城，被一举炸开五处缺口，南门缺口最大，长达96米，城楼200余名守敌，随石块飞上天空。坍塌的残垣断壁，填平了壕沟。攻城部队，冒着硝烟飞石，呐喊着，冲向城内。魏永和率百名敢死队，拼命抵抗，但大势已去。元氏城内，枪声四起，杀声震天，敌我双方展开激烈巷战。午夜，魏永和与残部被围困于小北天，眼见大势已去，下令从东北方向突围。魏永和经过化装后带领一班亲兵，从西北城脚处，用白布缒城，仓皇逃窜，企图逃往西部山区，孰料被预伏城下的我元氏独立营逮个正着，一阵猛打，除30人逃窜外，余皆覆没。据传说，魏永和身中数弹，气息奄奄，躲在同伙尸体下，天亮被当地百姓发现，用乱石砸死，面目全毁。

前面提到八路军部队在1945年11月12日一打元氏城时，太行军分区副政委马芳庭曾通过地下组织渠道给魏永和部副团长郭修师传话，劝郭修师认清形势好自为之，私下探摸魏永和的守城情况。郭修师为赞皇县东郭家庄村人，与马芳庭的妻子郭淑文是一个村人。当时郭修师是否接受了马芳庭的规劝呢？现已无法考证。也是听人说好像郭修师抗战初期曾在八路军队伍上干过，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就不干了，又进国民党的什么军校培训过。日本投降后，他被委派到元氏任魏永和部任保安团的副团长，并且还负责有关作战部署。据说魏永和对郭修师一直怀有戒心。也不知是马芳庭与郭修师之前秘密联系被泄密，还是郭修师后来确实动摇了有弃暗投明之举。在解放军第三次打元氏城之前，魏永和就将郭修师除掉了。

据说当时魏永和邀郭修师到城边视察布防情况，魏永和和郭修师在前面走，两人的卫兵跟在后。魏永和的卫兵突然掏出枪来把郭修师的卫兵击毙，郭修师听到枪声急忙扭身看，此时魏永和在身后开枪把郭修师击到在地，郭修师倒地后仍挣扎着要掏枪，魏永和上去连补几枪将其打死。随后，魏永和回去就逮捕了郭修师的亲信中队长邢相礼，以及怀疑与郭修师通共关系密切的人100多人，全部给枪毙了。仅东郭家庄村就有好几个人，就因是与郭修师有老乡关系也同时被杀害了。之后，魏永和又重新调整了城防部队兵力部署。关于郭修师的真实身份，当时其具体与城外的解放军是否有关系，现在也就说不清楚了。记得听人说过当时郭修师的妻子怀着孕，后来生下个独生女儿。郭修师的妻子解放后戴有富农分子的帽子被管制。

（元氏战役中，解放军炮兵向敌人阵地轰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