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录（刘万明著）

张老师

本人生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丑时，排行老三，前面有二个姐姐，当时由于缺医少药两个姐姐都因病夭折了，父母亲因相信迷信，就给我取小名“拴子”。意思为拴住不能再夭折了。

当时社会动乱，家庭贫寒，爷爷过世早，靠奶奶纺纱织布、父亲在山里挑炭卖维持生活。我有一个大爷爷，他有文化是教私塾的，因此我的父亲、二叔、三叔小时候跟着学了一点文化。大爷爷没有子女，后来我二叔过继给大爷爷做了儿子。

一九四九年正値解放战争结束时，农村需要大量干部。父亲因家庭出生贫寒，又有一点点文化——私塾一年半，被选举为红庙村村长，后又调任八角乡乡长。解放时期的干部要自己带头吃苦，为老百姓办事，我父亲很少顾及家庭。听妈妈讲我小时候因为是长孙，奶奶非常痛爱我，但家庭很困难，我的病又多。一九五二年背部长了一个大疮，发高烧，差点没有命了，被一个走乡串户的货郎先生用烧红了的粗铁针锥穿脓包才挽救生命。现在背部仍有一个很大的疤。

童年时光很幸福。一九五二年大弟弟刘万成(会员)出生，一九五四年妹妹刘万连(会英)出生，一九五七年三弟刘万清(盼福)出生。邻居刘明生大伯有一个儿子刘万忠，比我大弟弟小二岁，我习惯称为小弟弟，我作为老大领着他们玩，每天玩得都很开心。在农村可以到处玩，年龄大一些的时候主要是放牛，也很有意思。一九五七年上学，直到一九六三年小学毕业。后来又有弟弟刘万勋、刘万兵、刘万红、刘万军共八姊妹。我比最小的弟弟大二十二岁。

　　童年时代有三件第一次的事让我难以忘怀。

第一次看汽车：六岁时与我的好朋友，也是邻居毛兴家兄妹一起，由他们提出到雨林山岗子上放牛看汽车。这座山离子陵公路约七里地，那时汽车很少，等了很长时间才隐隐隐约约远远地看到了一辆汽车，车后冒着灰尘.....看到后高兴得跳了起来，别提多高兴了。在此之前，我还以为汽车和农村车水的水车一样呢。

第一次被妈妈打：也是在这一年，和我同龄的毛兴家比我机灵，也很聪明，约我到八角庙赶集玩。八角庙离我们家有八里路，说是很快就能回来，我从来没有去过，我也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家了，结果回家时已是下午了，弟弟妹妹没人管。回家后，妈妈狠狠地教训了我，挨了一顿打。

第一次遇险：一九五七年小弟弟(盘新)出生后，让我到八角庙集上买条(那时做月子都要吃油条和涝槽)。那是刚刚下了几天大雨后，到处的小河里都涨满了水。我买好油条回来时路过一条小河，过桥时不小兴一下就掉到了河里，被大水冲了有三十米远。幸亏河面上有一颗弯杨树横过水面，我抓住后大声呼救，一个叫孔凡秀的阿姨把我救了起来，脱离了危险。

一九五八年全国大丰收，大跃进，大办钢铁，提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十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我们小学生到学校住校，夜里我还曾帮助大人搬砖干活。大食堂大锅饭，也没有注意节约。一九五九年全国性的干旱，一九六零年干早最严重，冬天几乎断粮，这年冬季我没上学。在家挖野菜，剥树皮，跟着大人跑遍了方圆几十里地，哪里有就到哪里去，弄回来填肚子。那年冬天我的后爷爷王天太和我那一九六零年出生的清明弟弟因饥饿而死亡。

三年的自然灾害，一直到一九六一年的春干旱才有了改善，国家政策也有改变才慢慢好起来。一九六一年春我又继续去上学，学习成绩中等。一九六一年署假，杨庙村有一个叫刘斋公的老人办了个珠算学习班，我参加了学习，对我后来在农村几年的工作起到了大作用。在学习班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与联心村一个叫张良志的同学吵了架，她骂人很凶，给我的印象很差，但成人后她还当了县级干部。一九六三年小学毕业后我没参加升学考试，弟兄多、家里困难直接回乡务农了。在读小学期间存在二个问题：一是不善于动脑筋，二是没有目标，导致成绩平平。小学毕业时才十三岁，务农只能拿大人工分的十分之三、四。由于吃苦肯干，在当时的农村还算有点文化，十四岁时就当了小组记工员，十五岁当生产队出纳会计。这期间有一个叫宋德元的老会计给了我不少帮助，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参加珠算学习班也起了不少作用。

直到一九六八年初我十九岁时转机到了，适令青年应征参军，当时很多人不愿参军。我家庭人口多，劳力少，这时已有兄妹七人，加上妈妈和奶奶共十人吃饭，只二个劳力，我算是主要劳动力。按说是不能参军去的，我也很为难，犹豫不决。我妈妈支持了我，经过反复考虑父亲也同意了，身体捡查和政审合格后我下了决心去参军。这样我大弟弟就顶替了我的角色一直在家，在农村辛苦。后来在他的二个小孩参加工作时(大侄子，大侄媳，二侄媳)我帮了忙，安排在我们医院当医师和妇幼医院当护士。算我的补偿，心里才达到了一些平衡。在农村的几年我的思想比较活跃，晚上参加大队(村)的文艺宣传队，一九六六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根本不懂是干什么，上面贯彻、发动、学习后才知道了一些内容，参加了一些活动。六七年底大队成立什么红卫兵战斗兵团还选我当司令呢，我不干，正在这时我忙着参军。后来我接到参军通知后，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六日就走了。参军是很光荣的，戴大红花，敲锣打鼓相送。公社、大队领导一直送我们到县城。我当时的末婚妻，现在的妻子易明秀也相送到了县城。当晚集中住在龙泉中学，次日发军装，告别亲人坐汽车、轮船、火车经过沙市、武汉、郑州、西安、兰州，直奔新疆哈密。我们下火车后，又坐汽车到柳树泉八航校驻扎待命，而真正的目的地还在新疆和田。我是很幸运的，挑选卫生员时苏排长选上了我，这是改变我命运的又一个转拆点。我们留在八航校卫生处参加全新疆空军部队集中办的卫生培训队。时间八个月，学习后成了一个卫生兵。年底学习结束到达自己的部队：雷达四十一团卫生队，地址在新疆和田。同时心里给自己定下了前进目标：争取年年五好战士，一年入党，最后目标是当干部，脱离农村吃国家粮。由于我很机灵、爱学习又能干，完全按照我既定目标前进，只当了二年半兵，于一九七零年十月就提了干部，被任命为卫生队医助(排级)。再过二年提为连级军医。一九八○年提为副营级军医。

军旅生活既艰苦又有回味无穷的快乐感、幸福感，同时也是我人生旅途终生难忘经历。在部队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杨国银，既是好朋友，又是学习的榜样，赶超的目标，竞争的对手，后来成为我在军营和地方单位的终身领导。我们同年入伍，同时学医，同一个单位，同一个房间，同是荆门子陵人。我觉得他各方面都比我成熟，很优秀，我时时刻刻向他学习。在他当卫生队队长时还多给了我一次进修学习的机会。多收获了一些枝术。蔡其甲，当时的卫生队队长，他非常喜欢我，到卫生队三个月就把我作为入党对象培养，调动单位时又向调动的单位专门作了交待并写了介绍信，到了新单位刚三个月就发展我为新党员。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八日，介绍人是杨春芳连长（后为是四十一团的团长），张汝江指导员（后为四十八营教导员转业）。提干部时也是蔡队长提名，团后勤支部研究后上报团里审批。一九七四年也是他安排我去西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学校(医训队)学习。三年毕业为中专学历。杨志武，湖南医学院毕业大学生，军医，临时在卫生队负责。一九六九年，为了开展外科手术，他派我到和田地区医院外科学习麻醉和外科临床。我学习后回来开展外科手术很顺利。这样就增加了我提干的法码。卫生队对我的人生道路有影响的人员是：高国忠，蔡其甲，甘志彪，杨志武，刘权伦，谢载华，他们在不同的时期，在工作上，生活上都给了我一定的帮助。

当年新兵入伍时一路向西行，流传着：过了嘉裕关两眼泪不干，到了新疆更是风吹石头跑，只见沙漠不见草。弋壁滩气温是早穿棉袄中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湿度低，气温变化快，空气干燥，口唇开裂，因而很多人不习惯。有消极情绪而落伍。八航校学习结束后回部队路过乌鲁木齐时，是头一次到少数民族市区逛街非常不适应。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份我和杨国银，钟守金，李顺金，周连富，肖明武从新疆空军乌鲁木齐洪山招待所出发，顺着八一大道向烈士陵园前行，参观毛泽民、陈潭秋烈士陵墓回来准备吃饭时，没有一家餐馆可以吃饭，全是羊肉餐馆，因为我们刚从部队到地方完全不适应少数民族，整整饿了一天，晚上到招待所才吃饭。因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少数民族地区秩序又乱，在招待所等了七天，在雷达团农场场长带领下，我们才坐上解放牌大卡车归队。由乌鲁木齐出发，翻越天山后，又经托克、库尔勒、库车、轮胎、阿克苏、三叉口(巴楚县管)、阿图什、喀什、沙车、叶城、墨玉、和田，路上走了七天，全是扬灰沙石路，一天下来满脸满身都是灰和沙。晚上住宿床铺上有许多臭虫，真是遭罪，七天后才到达和田团卫生队。

一九七零年七月份和蔡队长一起换防到昆仑山的甜水海，一路也是七天路程，由和田出发，经叶城，转经新藏公路的库地、麻扎、三十里营房、康西洼、红柳滩(泉水沟)，到达甜水海，完全是在昆仑山上打转。经库地大板最危险，之字形盘山公路，山底是河流，半山腰的汽车好象就在头顶上走，从山顶望向山底汽车就象火柴盒大小。第一次上山胆小的都不敢睁眼。甜水海是个营部，海拔4888米。我们就住在这里。这里不是甜水而是苦水，吃水要到六十公里外的泉水沟去拉。气候非常恶劣，风大沙多，空气干燥氧气稀少，才上山时高山反应大，头剧烈的胀痛，头重脚轻，呼吸困难，不想吃饭，半个月近一二十天才适应过来。住防一年，期间送新兵到过狮泉河，这是阿里地区首府。环境不错。路过界山大板时高度是5770米，士兵脸上因缺氧全是灰色，给一点氧气后立即变红润。顺便路过日土，到善河找战友钟守金玩了玩。那里海拨4200米，氧气还可以。元月份要我到5243去替换那里的卫生员，这个地方就是和印度相邻，陆军哨所叫神仙湾。去的那一天下大雪，公路都看不见，一百九十公里地，全凭感觉开车。我全副冬装，坐在解放牌大卡车车箱上，才开始双下肢冻得疼，然后是麻木，后来是失去知觉。车开了约九个小时，下车时我是由战士们帮助抬下的车，然后用雪搓，慢慢才恢复知觉，差点造成终身残疾。一九七二年我又在5333呆了一年。这里的数字都是昆仑山上所在军营海拔高度。终年只七、八、九三个月开封，能运送青菜上山战士们吃，通信也只在这几个月看到家里来的家信。其他时间全为冰雪封山，吃不上青菜，只靠吃各种肉罐头。因为时间长了，根本就不想吃。那一年有个战士患肺水肿，因为山上缺氧根本没有办法，蔡队长派我送到三十里营房医院治疗，那里海拨三千六百米，氧气好多了。到医院后一个姓杨的护士给我做了大蒜炒鸡蛋饭真是香极了，至今记忆尤新。昆仑山上周围没有老百姓，全是士兵，男性，生活枯操无味。在甜水海的那一年，我只见过二次女性，一次给到西藏路过甜水海时生病了的中年女同志看病，她还笑我不大方。另一次是十二医院医疗队，其中有个牙科女医生姓任，捡查我的牙有一个小洞她给我补好了，此后我的牙管了三十四年才重新修补。我所在的部队是雷达团，除了卫生队是机关性质外，其它主要以连队为主，一个连队一个卫生员或医师，看病、打、，拿药全能。新疆以天山为界分南疆、北疆。我们团布防全南疆和西藏阿里地区，所以我跑遍了这些地方。阿克苏、阿拉、，叶城、民丰、于田、昆仑山阿里地区，在部队学习生活了十六个年头结束部队生活。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我又到西安市空军军医学校医助班学习三年，后又到西安市西电职工医院进修一年，这时是我医疗技术提高的又一个阶段。

一九八三年底我转业到荆门市二医院，当时是荆门市人民医院。主持工作的桂东立副院长不同意我搞外科，分派我到麻醉科，由于当时麻醉人员已满，我暂时在外科工作。在外科工作一年后，他们认为我还可以，就定在了外科。八五年安排我去上海海员医院进修骨科一年，回来后在骨科工作八年，任副主任。九三年调任普外主任，工作也还顺利。九五年医院发展了，要分出普外、骨外、脑外、胸外、泌外，这时又安排我去武汉同医院脑外科进修，回来任脑外科主任，直到二○○九年退休反聘到凤台医院任副院长。

　　我工作一直比较顺利，我是一九八四年元月正式转业，但八三年十月就由部队回家了，因为无事可做，我就提前到医院上班了。当时医院人员关系非常复杂，正因为这样给予了我很多机会而且我也把握住了。当时的副院长桂东立和原来集体组织工作的林凯、鲁习教、王建癸、顾志高等四人意见不能统一，造成外科也不团结，外科主任龚良栋在武汉学习，其爱人李府秀在护理部任护士长，桂东立调来李晓负责外科工作，然后又从四面八方调来很多人，都是只会说不会做的技术不太好的一些人，医嘱不会开，病人管不好，李晓脾气不好，与龚良栋有矛盾自然与李府秀也不和。主刀医生开刀以后，下属医生不会管理病人，弄得气氛相当不好，医生也不敢上护理部，开的医嘱又不合格，护理部拒绝执行医嘱。正在这种局面下我来到了外科。才开始桂东立叫我搞麻醉医生，由于这种局面，让我先到外科上班试试看，我在部队从专业技术方面来说有一定根底。才开始卫生培训八个月，上过三年空军军医学校，在和田地区医院外科进修两次，在西安西电职工医院进修外科一次，每次进修都是一年，而且在部队一直搞外科十六个春秋。上到外科住院部后很快稳定了局面，那一年病人由六个人很快增加到三十多人。当时的荆门市人民医院就是现在的凤台医院，内、妇科都在二楼，病房只有四间，只给外科一间，病人增加后我们就租借旁边的龙泉招待所二楼一层作病房，我也相当吃苦，一个人管三十多个病人，写病历，开刀，换药，两边病房跑，非常累，晚上一趟下就睡着了。这一年开展的手术种类有胆囊切除、胆总管探查、胃大部切除、食道癌切除、肾切除、前列腺切除、四肢骨折手术、中下腹手术等很多，也学了不少技术，得到了不少好评。

半年后又调来了余克森当书记，张齐铨当业务副院长，他们决定我就在外科工作，而且张院长决定我到湖北省人民医院进修骨科作为骨干培养，这时的外科负责人李晓又让我去上海海员医院进修骨科，我在夹逢中，由于李晓催得急，我就去了上海。上海医院的设备先进，条件很好，脊椎手术、股骨头置换，当时的手术和条件先进我们医院二十年，现在我们医院才跟上来了，骨科牵引床到目前我院也没有，前几年买了一张水贷牵引床谁也不会用，也没有人用，如果研究一下利用起来对病人很有利。比如股骨粗隆间骨折和部分股骨颈骨折在局麻下就可进行手术，对病人身体上和经济上都有很大帮助。在上海学习期间我们医院改换了领导，由市一医的秦兴春过来任书记兼院长，张于新任业务副院长。他们把我们划成了上海帮，因为我们到上海学习的人很多，张玲、陈丹、张祖、田大兵、王军、王瞻、曾俊和我，也都是李晓派去的，我们就受到了冷落，骨科他们己经任命黄平为主任，我回来在他领导下工作他还时刻提防我。经过二年工作后他们才了解和认识了我，逐浙相信我，并任命我为骨科副主任。我的病人一直比较多，工作到一九九一年，普外科不团结，李晓、肖双泉、秦本国几个人弄得科室一团糊涂。记得春节时张于新副院长给我做工作让我当大外科主任，秦本国也给我做个几次工作，我担心管不住他们，我没同意。一九九二年秦本国主任确实觉得工作太困难，就辞职下海去了。这时医院就把我从骨科抽到普外任主任。我担心工作有困难，提了一些条件比如有些骨科病人是我的熟人找我，我们科就可以收治，张院长同意了我的条件，我就去了普外。在普外虽然工作顺利，但有几个出血坏死性胰腺炎手术后死得太惨，当时有一个高占奎没有死，但得了胰腺脑病成天稀里糊涂。当时同济薛兴波教授来会诊看病人，我们建议转同济医院，薛都授说他们也有几个这样的病人没有办法。如果是放在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药物进步了，抢救成功率会相当高。

到了一九九五年，医院发展了，科窒也发展了，准备分成若干专科，这时派赵大海到上海进修普外，赵普到同济进修胸外，邹宝国到同济进修泌外，我到同济进修脑外，全是速成班。九六年下半年全部分开，我们这些全是专科主任。脑外科成立后工作很顺利，基本上都是心想事成，第一个重症脑外伤病人是原劳动局夏局长公子夏光松，颅骨骨折至颅底，颅骨开瓣后颅底处出血无法止住，颅内血肿清除后马上缝合头皮。家属询问病情时我心里根本没有底无法交待病情，我的心情很沉重，后来的结果是效果很好，一炮打红。紧接着就是成功切除颅内肿瘤，大脑运动区脑蠕虫病，微创钻孔引流治疗脑脓肿，脑血肿，全部成功。技术成熟后又开展幕下小脑肿瘤切除也很成功。最为得意的几个手术是：成功救治三岁女孩杨小露，钢叉由左枕部进入大脑从右前额穿出。七岁男孩许飞被市一医放弃治疗宣布死亡的重度脑外伤来我科治愈。患者钟如全头颈部爆炸伤，竹节从口颈直穿耳后颈动脉及颅内，我们成功救活。十岁小孩患先天性心脏病并心衰引起小脑脓肿在家属强烈要求下我们成功切除小脑脓肿。一成年女子小脑脓肿(术前诊断为肿瘤)刚来我科后中午突然呼吸停止，我立即气管插管，上呼吸机辅佐呼吸，第二天成功切除小脑脓肿，治愈出院。

脑外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声望在荆门越来越大地超过了一医。我也在一九九七年被当选为湖北省神经外科学会委员、荆门市神经外科学会主任委员，还上了湖北名医名人堂和名医网，与知名度很高的马廉亭教授、叶应湖教授、刘仁忠教授排在同一排，我感到很荣耀。

在二医神经外科工作近三十个春秋，我也取得了不少医学成果：“磁共振定位引导法在颅脑外科手术中的应用”获一九九六年荆门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自体颅骨腹壁埋藏再植颅骨修补”获一九九八年荆门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经颅多普勒对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血管的滥测在颅脑外伤中应用的研究”获二○○八年科技进步三等奖；指导和参加写论文发表在中华级|、国家级、省级论文二十六篇。我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有；“严重颅脑损伤双侧瞳孔散靠大的救治体会”中国基层医药，2003年11期；“颅脑损伤后癫痫持续状态7例治疗体会”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2003年8卷02期。“病情速变的重型小儿硬膜外血肿5例临床分析”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2004年9期05卷。“CT引导钻孔引流加脑窒外引流治疗颅后窝血肿15例分析”中国微侵袭神经外科杂志，2005年10卷09期。“首次头颅CT正常的脑出血病人临床分析，”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06年9卷03期。“颅脑损伤合并无颈椎损伤错位的颈髓锉伤28例，”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07年10卷09期。“脊髓肿瘤术后并发急性左下肢深静脉栓塞形成一例，”中华神经外科杂志，2007年23卷03期。“重症颅脑损伤气管切开术并发症的原因分析，”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08年11卷06期。“立体定向穿剌分流术治疗脑窒囊肿5例临床分析，”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08年11卷07期。“重症颅脑损伤后低钠血症126例临床分析及治疗体会，”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08年10卷01期。“立体定向穿刺分流术治疗脑窒囊肿5例临床分析，”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08年11卷07期。

我的信仰：不信神。宗旨：诚实，克苦，勤俭，不断奋斗。失败：家庭及家庭教育。终生愧疚：小女易(燕)艳的病与死。

我的爷爷：刘光焯。号刘云卿。生於一九一0年七月，逝於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三日，享年三十五岁。因急病去逝。送葬时日本人来了，大家都往树林里跑，等日本人走后才下葬。爷爷去逝时我还没出生。听传说爷爷长得很帅，一米八左右，很潇洒。但不兴家，爱赌爱玩，本来就不富裕的家被他变买田地后越来越贫穷了。

我的奶奶宋传秀。生於一九0八年二月十九日，病逝於一九九九年腊月二十五日。享年九十岁。没读书，不识字，但很勤劳，很传统，一辈子没在堂屋里吃饭，全在厨房里吃。多是吃剩菜剩饭。为家庭付出了全身心血，爷爷去逝后，她拉扯我父亲、二爹、(二爹六岁才被大爷要去当儿子)么爹成人。供么爹读书，解放后么爹上大学，毕业后当了高中老师、校长。除了他们以外，还带孙子辈和重孙辈长大。我们八姊妹，么爹的二儿二女。我的二个女儿，万成的二个儿子，万清的女儿等都得到了奶奶的帮辅。奶奶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去逝后立碑，么爹写的悼文：三朝沧桑，倍受煎熬。家父早逝，雪上加霜。竭力抗争，费尽艰辛。寒来暑去，昼作夜纺。争家兴业，哺育吾辈。佐辅众孙，国盛族望。恩重情深，德厚仁长。克已宽人，勤俭善良。辛劳一生，自未寸享。功业昭存，永世不忘。

　　我於二0一二年十月六日回家扫墓时，还见到大爷爷和我爷爷碑上都刻有辈派：正大光明，万世长荣，智仁怀义，德泽安民。我的大爷爷刘光娜，号云斋。生於一九0六年腊月三十日，逝於一九五九年六月初五日。享年五十三岁。患全身剥脱性皮炎并感染因医疗条件差而病死。大爷爷有文化，教私塾，解放前当过维持会文书。在我的印象中大爷爷非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中等身材，一米七左右，满面红光，很帅气。我们那里过年时的对联都是他写，字迹很公正。我上小学时的一把雨伞就是他用红油漆写的我的名字。在小学三年级时被一个叫叶德华的同学偷走了，就凭大爷爷的字体把雨伞找回来了，我的记忆特别深刻。

我的大奶奶周德香，生於一九0四年，病逝於一九九一年。享年八十八岁。一生未生育，年轻时脾气古怪，爱清洁，讲卫生。老年时脾气好多了。脸上可能由于出天花的缘故有几颗颗麻点点。但显得很精神，衣着讲究。一生很少得病，非常勤劳。在我的印象中她显得很高贵，由于我大爷爷有文化，二爹又有当志愿军的光荣历史，她一直很受周围人们的尊敬。

我的父亲刘明瑾，号达亹。生於一九二六年，因高血压脑出血，来不及抢救，於一九八三年五月四日发病半小时逝世，享年五十七岁。我父亲十七岁时我爷爷去逝，独立担当一家人生计，当时有我奶奶，妈妈，么爹。家里只有几亩田地，还靠到山里挑炭买，织布染布买维持生活。一生低调，为人和气，勤劳，对工作踏实认真。小时候曾读过一年半私塾，解放时工作积极，被选为解放后八角乡第一任乡长。但不善于迎奉领导的喜好。官越当越小。最后相当于排级。我干爹一个字都不识，与我父亲同时任职，一个是乡长，一个是农会主席后来还当过沈集区副区长(相当副营)。

　　我父亲一九五四年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因为与其它人相比还算有文化，一九五七年到荆州财贸干校学习后到曾集区供销社任经理，一九六一年因经济困难上级有就近照顾家庭的精神，调回南桥区(实为子陵区，区社设在南桥)供销社任经理，一九六二年调八角供销分社任经理，一九六三年又调南桥区供销社任副经理。一九六四年到河阳县搞四清运动，一九六五年在荆门县东宝小公社新生大队搞社教。一九六六年又回到南桥区社任副经理，一九六九年调荆门县丹江水库迁移人员办公室工作，安置了不少人员到子陵区，其中我们小队就有一家。一九七0年由供销部门调到行政部门任子陵区民政干事，一九七八年撤区并社主动将民政干事让与身体有残疾的武伯，自己申请到新桥村任总支书记，后来又调枣店任总支书记，带队参加修岩档水库，水库修好后就留在水库管理所当所长。一九八零年五十五岁提前退休，回家当农民，让三儿子刘万清接班。辛辛苦苦劳累一辈子。父亲一生克已奉公，勤俭朴实，待人和气，从不占公家便宜。还记得我小时候，他在农忙回家休息时都主动帮助生产队劳动，生产队给他记工分他都不要。单位调工资级别时，他多次让给别人，自己终身没调级。很节俭，一件衣服穿很多年。

我母亲简维英，生於一九二九年腊月。於一九八五年十月同样因高血压脑出血约一小时，未及治疗在家里去逝，享年五十七岁。我母亲辛辛苦苦一辈子，白天生产队劳动，晚上给我们八姊妹逢补衣服或者洗衣做饭，起五更睡半夜，还患有多种疾病。拉扯我们八姊妹成人，一点都没有享福。

一生中的两次困难时期：第一次是一九六零年全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粮食吃，前面已经谈了，吃野菜，树皮过日子。第二次是一九八五年，全家五口人，一月只有几十元的工资，两个小孩要上学，医院的效益不好，社会上流传着一医过年二医种田的顺口溜，手头常拮据。为了生计我办起了家庭副业，养猪、种菜、养麽菇。为了种地的肥料，晚上天黑后或早上天亮前到三、四里外的凤台医院的厕所或象山菜场的厕所挑大粪，种菜供全家人生活，每年杀一头猪约二百斤左右。这种生活持续了将近十年，医院的经济形势好了困难才得以缓解。

二○一三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