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果有可能

贺承德

班级里来了一个学生，也不知姓甚名谁。我放眼望去，她瘸腿拉地的。一旦走进教室，她的功课不是睡虫，就是画家。总之，她不是一块学习文化的料儿。这是“精准扶贫”的春风，把她吹到校园里来的。否则，她极有可能还坐在奶奶的家里，乐此不疲地看电视连续剧呢。 她从不和同学说话，也不和我说话，更不和自己说话。即使和自己说话，那也是她的悄悄话。我估计，除了她的奶奶，谁也别想听见她的心声。 记得那是一节语文课，我讲授完重点，要求同学们通过做练习来巩固所学。不经意间，我从她的身边走过。她正在聚精会神地画画。“你画得真好看，跟谁学的呀？”他用手舒缓地挡住了画面的“颜值”，并没有理会我的咨询，眼神里似乎还掠过一丝敌意。她的每一本书上，都没有她的署名。作业本也是如此。难道她叫无名氏吗？这怎么可能呢？我的猜测有两点：一是她根本就不会写字，二是她非常害怕别人知道她的名字。她害怕自己的名字，成为别人口中的“笑柄”。 我是她的语文老师。她的沉默不理睬我，就像语文书的沉默不理睬她一样。或许只有她的班主任才能和她说上两句话吧！ 我记得还有一次，同学们在上体育课。她有不上体育课的特权，本可以坐在教室里，安静地“养生”。只因教室里刚刚安装了交互一体机，没有课的部分老师要进行培训，所以她被班主任请到了办公室里。在办公室里，她显得特别放松。话多，就是她放松警觉的心态。她和历史老师说个没完没了。“我腿瘸，这能怨我吗？”历史老师支持她的观点：“这当然不能怨你！”那应该怨谁呢？她解释着：“出生的时候，我的大脑缺氧！”是呀，病梢落在了小腿上，但病根却藏在了大脑里。我们都怀疑，她是婴儿瘫的症状。对此，他却矢口否认。 她在六年制的小学里，只是勉强读了三年级、四年级和五年级的书。一年级、二年级和六年级的书，她连一眼都没有读过。书把她读得一塌糊涂。她似乎什么也不学，仿佛什么都不会。只是期间，爸爸勉强教她学会写成了几个字，如：大、小、多、少、上、下、左、右和花等。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这一次，坐在办公室里，她像一个讲师，把自己的名字和父母的名字和盘托出。办公室，是教师办公的地方。她在这里立足，找到了发言权的神圣感。她不再担心别人知道她的名字，只是担心奶奶责备：“我和别人说这些，奶奶知道了，会嚷我的！”历史老师安慰着她：“老师，不是别人！”她听罢，仿佛彻底卸下了思想包袱。 “学习太累了！”她不是在埋怨，而是在感慨。我发现，空气中并没有无病呻吟的味道。“你今年几岁了？”有一个老师在问她。她忠实地回答着：“十六岁！”“十六岁，你会做饭吗？”又有人问她。“不会！”“也该学了！”“我还小，又不急于出嫁，学它干什么？长大了，我全指望我的小弟弟了！”“你的小弟弟上几年级？”“大四。”大四？大学四年级吗？我们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幼儿园大班的四班。 “不会做饭，那你有什么特长吗？”“我会画画！”“画的什么呀？”“四口人？”“哪四口人？”“爸爸、妈妈、弟弟和我。爸爸是瘦的，弟弟是小的，妈妈是胖的，我也是胖的。”“你不画你的奶奶吗？”“也画呀！还画爷爷呢？”“奶奶穿什么衣服？”“橙色的。爷爷也穿橙色的”“那是情侣装呀！”“我还会唱歌呢？”“唱什么歌？《唱支山歌给党听》，你会唱吗？”“不会！但我会唱《冬天里的一把火》，还会唱筷子兄弟的《小苹果》和《小水果》。”长学问了。我只知道《小苹果》是筷子兄弟的歌，却不知道《小水果》也是他们的歌。 下课以后，她把她的绘画拿给我看。我定睛一看，她最爱画的还是“四口人”。只是，她把“四口人”写成了“四人口”。这一家四口，生活在美好的意境里。头顶上有鲜花，鲜花上面有阳光和云彩。她的妈妈和她一样，都是美的代名词，还扎着羊角辫哩！ 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应该继续被美化下去。音乐老师可以尝试着，教她《唱支山歌给党听》，顺便教会全班的同学。我相信，她好了，整个班级也就都好了吧！而我呢？当务之急，也许最应该教她学会写好那个“茹”字。她具备识文断字的基础。毕竟，她的爸爸早就教会了她写“花”字。“花草树木”，花是离不开草的。她是个爱花的人。草字头，当然不在话下。“四人口”的落款，足见“口”字早已烙印在了她的灵魂深处。我只是需要教她学会写一个“女”字，就算大功告成，就算功德圆满。她是一个女生，理应会写这个散发着红花香和青草味的“茹”字。 “茹”，果有可能，那她该有多美呀！我也会因此而倍感教书育人的神圣和幸福。精准扶贫，让我们一起努力吧！我在努力，我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