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二）

简洁

　　说真话，理应是做人的本分，可在特定时期的某种环境下，若直言不讳实话实说，搞不好，会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

二

七十年代末，我调到检察院工作。

来院之前，原单位对我的入党问题，已做完政审，并确定了召开支部大会讨论的具体时间。

却不想，会前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不久，国家政治上发生重大变故，随即，有关组织部门下发通知，停止发展工作，加之后来的机构调整等原由，我的入党问题被搁置下来。

到检察院工作时间不长的农历大年初一，院里时任的曲世英检察长，和办公室季连奎主任到我家，与父亲谈起，春节过后，院里即开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

父亲听后却表示，还是放一放多考验锻炼为好，曲检察长尊重了父亲的意见。

这样，我的入党一事又被放置下来。

时间不长，老检察长调到区人大任主任，院里来了位新检察长。

这位新来的检察长是个老干部，面沉，少有笑样。

那时，全院在一个不大的老式小楼里办公。二楼有一溜三个相连的房间，最里面的一间，是检察长办公室，中间是我所在的法纪科，依次是批捕科。

三个房屋之间，都有一扇可以打开的木门，平日，哪间屋里说话声音稍大些，临间听得真真切切。

法纪科除我之外，都是年龄较大的公检法归队老同志，因科里查办的多是辖区领导干部涉嫌渎职犯罪案件，每每研究案件时，这些说话直爽的老政法，常爱比对往昔，常爱发些感慨。

出于多种考虑，科长让大家将我们那间办公室与相邻另两间的木门边缝处，严实地粘贴上双层纸条。

一日，检察长将我叫到隔壁他的办公室，问我，科里的老同志们最近都发了哪些牢骚。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内勤，越级向领导汇报同事们私下讲的一些牢骚话的做法不妥，便说，我觉得老同志发些牢骚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再说，面对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法犯罪案件，有些看法很正常，没有必要向您汇报。

检察长脸一沉，摆摆手，示意让我走。

过了些天，再次被唤到检察长面前，问起同样的问题，我又做了同样的回答。

你不是想入党吗，入党就要靠拢组织，积极向组织汇报情况，懂吗？

我觉得从行政角度讲，科里有科长；从组织角度讲，科里有党小组长，他们都可以向您正常汇报，我是个内勤，越级向您汇报这些内容不太合适。

你是有私心，怕得罪他们入不了党。

不是的，我不怕得罪他们，就是觉得他们说的话没有原则问题。别说是他们，如果我知道您有违法违纪问题，也敢越级向区里反映。

这是我的真心话，是想表明自己并不怕得罪人。

不料，此话却引起了检察长的勃然大怒，他听后起身，拍着桌子对我高声说道，你就这样还想入党？

明显感觉，他是在利用权力威胁恐吓我，不解作为领导怎可说这样的话，便直接回了句：共产党要是你们家开的，我马上将申请书撤回来。

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可自己说的确实是真心话。

如此这般，带来的之后果可想而知，我的入党之事，被打入了冷宫。

为此，也是感觉异常委屈，甚至有些恐惧，曾反复思虑：是不是自己错了？因那时毕竟才二十五六岁，毕竟那时的年轻人，是极其在意政治上的进步。

是父亲的话，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坚持下去的勇气：即使晚几年入党，也不能无原则地向领导打小报告，这关乎一个人的品行。

直至五年后，院里的二把和三把检察长，专为我的这个问题，分别找到时任区委刘瑞生书记，和组织部的马桂荣部长反映。

刘书记责成组织部，成立了专题调查组，在与我院所有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党总支有关人员一番认真谈话调查后，我的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那天，由全院党员参加的讨论会结束后，李宝文大姐拉着我的手留着眼泪说，唉，总算解决了，这是怎么说的。记住啊，以后说话不能太直了，怎么想就怎么说，特别是跟领导。

就是那日，傅景龙检察长本该去参加区委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却特意请了假，是因担心我控制不住情绪，在讨论会上与一把检察长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