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那几年(一丿

青春

　　不知是年龄渐长，还是看多了人世间太多的突然变故，或者是不想把这些记忆日渐遗忘，总想着找个时间把它们记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或平平淡淡，或轰轰烈烈。

大学毕业后，同学介绍我一起去了北京一家农科院做科研，她在市中心我被安排到了顺义基地，同去的还有一位刚入职的农大博士。每天负责养一种国外进口蜂，它的作用是为冬季大棚授粉。几个20多岁的打工妹来自全国各地。单纯、无知、手脚麻利。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山东男人，除了喂峰还负责给我们做饭，他是个善动脑筋的人。工作，生活中总是在思考，也爱琢磨每个人的心思。基地的环境很好，每天早上我都在花园式的基地看书散步。看一池的荷花，有时也看到池边看书的博士。养蜂的工作挺好的，上午给他们准备食物(花粉糖水丿。下午开始一箱一箱地饲喂，在红光的屋子，用捏子麻利地捏出旧花粉，换新粉换糖水。大个儿的熊蜂从产卵到成群，一天又一天。这些工友们也是十分和善，每天打打闹闹，无忧无虑。不同的是，他们吃饭总是拿个巴掌大的小碗，扒拉几口便饱了，我却拿着饭盆，吃饱为止。每天都有销售经理来这里拉蜂，她总爱和我聊天，虽然我最不擅长聊天。我住的房子便是领导的，像宾馆一样。每月有四天休，我便将两个月的假期兑到一起，八天回趟老家。回家的那次。女经理专门派人把我送到车站，叮嘱我回来时她来接我。

八天是为了回家帮助麦收，大学四年与农活儿脱节，每天的抢收浑身像散了架。 那段有关家乡的繁忙麦收记忆也就定格在了那一年。在女经理里的几次问候中，我如期回到基地，工资有600变为800，为了解决每天的买菜问题，我自告奋勇地无偿要求早上上班前去买菜。骑上要来的自行车每天早上飞驰在路上，终于可以换个地方透透气了。这个让我仰望的城市我想更深的走进你，了解你。后来才发现，原来顺义也不过和老家差不多。20多天后，山东男人突然要查账，而且一再说我为了讨好领导或者另有企图，随他们去吧，做自己喜欢的就好。最终我的账目不对，不是少了而是多了100多，查帐的事再无发生。第三个月，我的工资又成了1000。

顺义打工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要在这里谈一下，有一次我坐车遇到一位自称葡萄园的老板，想让我去做技术顾问。并给了地址名片。于是择日到访，打车越走越远，直到看见一大片的葡萄园和一栋小楼。好心的司机问明来由叮嘱我说他在路边等候。心存疑虑的我，闲聊几句便匆匆而回，也没有了下文。

第三个月，我和博士一同回到市中心的农科院，我和同学同住一个宿舍。博士和女销售经理对我照顾有加，时常约我一起吃饭。或者女经理要我去她家里住，她姓迟，离异，从东北带儿子在北京打拼，也算是个很了不起的女性，她叫我走路要注意用余光看人，我却终会两眼向前，她总是笑着说我傻。北京市中心才算是北京，平安夜，圣诞节，我与同学在大前门看那些外国人狂欢，一个于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的节日。来农科院访问的荷兰，日本，俄罗斯专家同他们一起吃饭，聊他们眼中的中国。也算是走近过外国人，在这里同领导们一起吃饭，感受各种美食。农科院的老专家每每吃过晚饭都要和老伴一起来找我打乒乓球，说实话，我的球技很差，他也不咋样，他总会笑着说:"小史，咱俩这水平正好。″

第四个月，我的工资又涨了200，五一假期外地的两个发小带着朋友要来北京玩儿。博士很慷慨，把他的两室一厅让给我们霍霍。因为他五一要回老家。日子依旧无忧无虑。年底，父亲来北京出差，我把积攒两千块的提成的两千块钱给了他。后来母亲谈到父亲回到家着实高兴了许久。因为弟妹都上大学，家里实在入不敷出。日子又这样过了数月，直到同学知道我的工资，而她的工资还是可能还是刚开始的600。一切便发生了变化。我还是我，她却已经不是她了。友谊瞬间变成了仇恨，让你左右无法躲闪。最终我申请去了平谷大棚。事隔多年握手言和，刚毕业的我们还是个孩子，人这一生都在成长的路上。

作为技术员的我，同安徽老板一家一起吃住，你还是不能理解安徽人的生活，每天午、晚都是满满的一桌菜。每天，工人们早已把大棚拉开。我才揉揉双眼去看小蜂们是否已经出箱。十几个大棚转一圈便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工人的厨师是平谷本地的一个大妈，热情好客，会单独给我做点儿拿手的小吃，或者约我去她们家里玩。冬天的平谷雪花满天，严寒笼罩下，却是我的一颗温暖的心。

草莓出棚后，我便回到了农科所，也离开了农科所。由于当时的通讯技术不够便捷，许多朋友便成了过客，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挺想知道他的近况，却无从找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