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记忆里的海安中学及我的父亲望阳

一望无际

　　1958年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终于落下了帷幕，父亲因在运动中应中央某主要大报的约稿，“不合时宜”地写了一篇批评社会上不良风气的文章，不料祸从天降，父亲被错误地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遭到了极其不公正的处理，被迫脱下了军装，离开了军队。父亲因文字获罪，从北京被遣送到了江苏省海安县，父亲先在海安县文教局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被“安排”到海中担任高中语文教师。父亲“安顿”好后，1960年年初，母亲带着年幼的我和我姐姐，离开了南京童家巷十号的家，来到了举目无亲、人地生疏的海安县和父亲团聚，从此我们全家终于在海安团圆了，新的家就在海中校园里，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全家与海中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海中是什么模样，那时的海中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现在的年轻人是不知道了，也许有人会说，我要知道六十年代海中的那些事儿干什么，可是对于我来说，对于我这个从小家在海中，在海中长大的我来说，那却是一段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 ...   先从海中的大门说起吧，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海中老大门是木质大门，两扇门对开，刷的是蓝色的漆，年代久了，那漆都斑驳了，依稀记得大门磨损得太厉害，只能用角铁箍住了大门的下侧。看大门的是刘爹，刘爹叫刘广舟，虽是门卫，但兼信件、报纸收发。大门关闭时，人员都从传达室进出，最早的传达室在大门东面，传达室一分为二，里面是刘爹的卧室，外面有一张办公桌，一张八仙桌，一张太师椅和一长大凳。办公桌上放的是一摞摞报纸，有公家的，也有私人的，那时父亲自己订有报纸，我每天下午四点半准时去传达室取报纸，信件都插在传达室的玻璃窗上，过往行人一目了然。从老大门向北是一条宽敞大道，直通小操场，大道全是由小青砖竖铺而成，大道中央的校长室门前是一环形小花圃，花团锦簇，香气袭人，月季、玫瑰、芍药，甚至还有一株粉色的牡丹，花圃里还有几棵叫不出名的小树，那树枝下垂接地，弯弯绕绕似藤状。“破四旧，立四新”时，花圃被当做“封资修”的东西给平掉了，改成宣传墙，墙上是由韩珊老师画的“毛主席去安源”画像（当时画得最好的储祥林老师已被革命造反派打倒，他被定为“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校长室西山墙走廊外挂有一铜钟，上下课敲钟最初是刘爹敲，刘爹老了，走不动了，后来是教导处的杭村吟老师敲。校长室门前有三棵两人才能合抱的大柳树，那长长的树枝一直垂到地面，微风袭来，树影婆娑，枝叶荡漾。校长室的东侧是“大殿子”（即是现在广福禅寺的“大雄宝殿”，现在的“大雄宝殿”只有原先“大殿子”的三分之一大，也矮了许多）。大殿子相传建于宋代，地面全是由很大的方砖铺砌而成，殿里竖立着四根十分粗壮高大的柱子，一人抱都抱不拢，听说这四根柱子的材质全是金丝楠木，我们也不知真假，只是那柱子上刷着红色的漆，不知是什么做成的，几百年了，始终保持着鲜艳的色彩。大殿子正南面，从东到西全部是门，两两对开（不像后来修建时，不伦不类地搞了个半墙，见图），每扇门上都雕刻着各种不同的图案，山水花鸟、亭台楼阁、飞禽走兽、仕女官人，现在看来，这每扇门都是一件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可惜啊，“破四旧、立四新”时，这些图案雕刻都被人凿掉了，铲平了。大殿子门前的地坪全是由青石板铺成，竖铺五块，横铺七块，青石板是长方形的，每块青石板的面积不到一个平方。也许是年代久远了，在上面走路的人多了，这青石板的表面上十分的平滑锃亮，手摸上去，给人的感觉是凉凉的、润润的，也许，这就是历史的积淀吧！。

1966年夏天的一天，海中的学生不顾生命危险爬上了大殿子顶，硬是把顶中央的宝葫芦给撬下来了，当时围观者多达百十人，当宝葫芦刚被撬下时，我清晰地记得下面是一片欢呼雀跃，唉，那个年代的人啊，你想不革命都不行！可惜了，那个宝葫芦，放在地上比我当时的身高都矮不多少，那可是纯紫铜打造的呀！

1967年海中专门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就设在“大殿子”里，在“大殿子”的西北角，“牛棚”是用木板和纸板箱隔开，里面阴冷、潮湿、黑暗。当时的大殿子东、西两边山墙上各开有南北二个小门，一共四个小门，“牛鬼蛇神”们全都从“大殿子”西北角的那个小门进出。那时所关押的“牛鬼蛇神”，除了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所谓的“三反分子”、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的“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父亲因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于1967年下半年亦非常“荣幸”地成为了“牛棚”中的一员。

　　海中有个非常著名的“小洋楼”（后来又有人叫做“将军楼”），沿着校长室向西走，经过一排教室到河边，过桥就是。听那个时候的海中的老人们说，“小洋楼”是当年侵华日军占领海安时，专为一个日军司令官修建的。“小洋楼”的楼梯很陡，楼上又非常非常的矮，我们一个小孩子站在那里伸伸手就可以碰到天花板。六十年代“小洋楼”成了海中的教师宿舍，一楼住了三个教师，二楼则是董魁如、郑纪华夫妻俩的家。海中还有个著名的“十八间”，那是对教师宿舍的称呼，我家最初住在中间，后来搬到最东面，靠河边，门前是一菜地，菜地东侧是“物理实验室”，泥墙草顶，里面有一些破旧的机器和仪器（海中还有个化学实验室在“小洋楼”南，董魁如老师经常在里面忙碌）。我家东隔壁最先住的是顾秀清老师，他当时还是个半大的小伙子，南通人，刚刚从省篮球队下来，是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头儿，我们都非常喜欢跟着他玩，他搬走后住进来的是李萍老师。我家西隔壁是江兴梅、刘荣娟老师，她们的西隔壁是校长徐远绍，再西隔壁是庞福泰老师。那个年代，官民是平等的，校长只住了一间房，而我们家人多，住了两间房。

海中的小操场与大操场之间有一大块菜地，向北一直延伸到河边。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学校把这块菜地分给有需要的教师，种些蔬菜，补贴家用。父亲经过争取，也分到了很小的一块菜地，全家人很开心，只是这块菜地紧靠大操场，土质较硬，父亲就用钉耙，硬是把土刨松，种了些西红柿、茄子、南瓜和韭菜。蔬菜要施肥了，那个年代可没有化肥，好在菜地的东侧，紧靠小操场有个厕所，父亲用向学校借来的粪桶舀了大半桶粪，找了根扁担让我和他一起抬粪，我那时还小，还没上小学，抬不动啊，尽管父亲把粪桶挪到了他的身前了，可我还是抬不动，我龇牙咧嘴，摇摇晃晃、磕磕绊绊地往前走着，腰都驼下来了，啊呀，从厕所到菜地这短短的二十几米路，差点没把我压趴。菜地里长势最好的是南瓜，瓜藤粗又壮，顺着地面蔓延到别的菜地里去，我每天都要跑到菜地里，把瓜藤重新牵回来。菜地里总共结了七八个南瓜，其中有个南瓜长得最大，扁扁圆圆的、厚厚的，像个小磨盘，外表一层白白的粉霜，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瓜王”，瓜王平时就躺在茂密的瓜叶下面，安安静静的，我和父亲每天都会“关照”它几次。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瓜王终于成熟了，晚上，父亲对我说，明早我们早点起来，去把瓜王摘回来，我听后，兴奋得一个晚上都没睡好。第二天，我早早地就赶到了菜地，跑到瓜王那里一看，啊呀，地面上只剩下被人拽断的瓜藤和瓜叶，瓜王没啦，瓜王被人偷啦！气得我在菜地里大蹦大叫。到了晚上，父亲回来说，他已知道了瓜王是被谁偷去的，父亲说：“算啦，我已对他说了，就送给他吧，他们家比我们要困难得多！”我当时特不理解父亲的决定，以后我才懂得，这就是父亲的为人之道，这就是父亲一贯的善良之心和仁义之道。

　　1964年，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席卷神州大地。这一年的暑假期间，全县所有的中小学教师全部集中到海中，参加约有一个礼拜的学习，接受教育，要帮助“四不清”分子“洗手洗澡”。一天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要转播一场正在北京召开的大会实况，全体教师集中在小操场上，坐西面东，集中收听。说起来现在的人可能都不会相信，那个时候的海中，居然没有转播设备，怎么收听呢，原来有人告诉四清运动的负责人，说我们家有台电子管收音机，把它拿来直接播放就行了（1962年，我父母亲省吃俭用花了120多块钱买了一台上海生产的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那个年代，收音机是好多人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那年全县总共就五台收音机计划，全部凭票供应，我母亲托人找关系终于买到了一台），他们居然没有征求我父亲的同意，甚至都没有告诉我父亲，就直接跑到我们家，骗我说是你爸爸叫我们来的，我和我弟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收音机捧走。许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总是自嘲地说，啊呀，那时的产品质量有多好，二个小时的时间，音量已扭放到极限大，可收音机一点儿都没有受到影响，声音依然是那么清晰，这也算是我们家对四清运动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1964年的下半年，我记得天已经有点冷了，省里派来的四清运动工作组进驻了海中。一天晚上，外面冷风嗖嗖，人们都在家里不出门，这时一个神秘的客人悄悄地来到我家门口，我刚刚开门，一个人影就一闪而进，并迅速地掩上了门，我父亲看到他后，先是一愣，然后又是大吃一惊的模样，只见那人一个大步上前，双手紧紧地抓住我父亲的胳膊，用力上下摇晃着，嘴里喃喃地说：“老首长啊，十多年啦，终于又见到你了”！他显得异常激动，讲话有些语无伦次。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位神秘的客人就是省工作组的负责人。1950年春，解放大军云集福建，时任新华社第三野战军九兵团分社正营级记者的父亲，奉野司首长命令，携一部电台和电台工作人员以及一个警卫班赴福建前线，负责三野司令部与福建前线攻台指挥部之间的联络工作，而这位神秘的客人就是当时一直跟着我父亲的电台台长，父亲和他们在一起共同战斗了几个月，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直至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抗美援朝，大部队纷纷北上，父亲他们也奉命从福建撤回，电台台长和警卫班的战士们接到命令，返回了自己原来的部队，准备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电台台长告诉父亲，这个警卫班的战士们后来在朝鲜战场上全部阵亡，父亲听后，唏嘘不已）。父亲也多次打报告要求回到自己的老部队第27军参加抗美援朝，但组织上一直没有批准，父亲先是在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人民前线”报社担任编辑，然后又调至刚刚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师范学校担任副团级政治教官，最后再奉调北京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从此并和他们失去了联系。

　　“四清”后校长徐远绍下课了，新来的校长叫刘宗维，他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圆圆的脑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有一女儿和一儿子，女儿好大了，在海中上初中，可儿子比我们还小，大名记不得了，小名叫“小六子”。大概是1967年的8月份，小六子正在和我们玩，他姐姐哭着跑来，拉起弟弟就跑，我们开始不知是什么回事，后来才得知刘校长上吊自杀了，我跟着跑过去一看，啊呀，头歪斜着，脸黄蜡蜡的，一只脚有鞋，一只脚光着，姐弟俩抱着哭成一团，其状惨不忍睹… …从这以后，我再也没看到过小六子，也不知小六子现在哪里！

和我父亲最要好的同事是朱一麟老师和储祥林老师，朱一麟老师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英俊潇洒，他有两儿子，大儿子叫朱能，小儿子叫朱力。储祥林老师风趣诙谐，幽默搞笑，浑身都是戏，走到哪里，哪里笑倒一片，他的那双眼睛，眼镜片后永远闪烁着狡黠的目光。如今，朱一麟老师早已作古，储祥林老师一直在如皋，也不知现在情况如何，算起来也该是九十岁左右的耄耋老人了。

“四清运动”以前海中的老教师、老会计、老工友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多，那时我虽小但至今还记得不少，居群、肖葆初、徐炳坤、崔叔同、崔少秋、叶志云、徐碧影、李贤厚、陈彭根、戴贤传、王复佑、杨葆仁等以及食堂的徐元、韩爹、崔爹、王五爹和那个早在1965年放忙假回家时误吃了农药去世的傅应官，他们每一个人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始终都是栩栩如生。

1967年深秋的一天，海中革委会负责人顾某，造反派教师张某、肖某等带着一大批红卫兵小将到我家抄家，我们一个小小的穷教师家里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那个年代是不讲法的，他们搜走了我父亲多年来的几十本藏书，搜走了我父亲精心保存的战争年代的十几本战地采访笔记，搜走了我父亲当宝贝一样珍藏的解放军大尉军衔肩章和领章（少校军衔肩章和领章已于1958年被迫上缴），特别让我父亲痛心疾首的是，他们强行抢走了国防部于1957年授予我父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奖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那可是我父亲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和日本鬼子拼刺刀，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冲锋陷阵、浴血奋战、九死一生换来的呀！

时光如白驹过隙，往事却不堪回首。而今的我也已步入耳顺之年，但上世纪六十年代生活在海中的那些日子，却是我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

六十年代的海中，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后话（1） ——

1955年2月12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条例其中规定：… …

勋章分一、二、三级，持有证书和编号，奖章不分级。

勋章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奖章由国务院批准，国防部长授予。

“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奖章”授予1945年9月2日以前，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担任排级职务的军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授予1950年6月30日以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担任团级、营级职务的军官。

后话（2） ——

许多年后，父亲彻底平反了，父亲恢复了党籍、军籍，恢复了原来的14级行政级别和所有政治名誉，父亲向当时的县委领导提出了要找寻这两枚奖章和勋章的请求，经过有关部门千辛万苦地寻找，终于发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的踪迹，当我父亲手持有着我父亲本人的照片和勋章编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的证书并在有关部门派人监督、核实下，以证书上的编号去核对勋章上的编号而完全一致、准确无误时，那个勋章的占有者才彻底哑口无言、无话可讲了，无可奈何下，那人只能乖乖地把勋章归还给了我父亲。而那枚“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奖章”因没有证书和编号，和被搜去的军衔肩章、几十本藏书以及那十几本战地采访笔记一样，永远地失去了踪影，成了我父亲心中永远的痛！

望南江

—— 2020年9月 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