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石文史】第151辑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一一董家岭》精选章节之四

灵石文史

编者按：根据县政协灵石文史书刊岀版计划部署，灵石县文史研充会组成课题组，历时三年，组织编写《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一一董家岭》一书，目前，仍在编审过程中。为推动编辑进度，现将业已定稿的部分章节分期发布。有关网站和个人全文转载或引用部分成果时，敬请注明出处。

作者:遆国宁

第四节 民国乱世急剧衰落

公元1911年是大清宣统三年，进入10月，一年一度的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在灵石，它是一年中与正月十五元宵节、五月初五端午节并称的三大节日之一，民间向来重视。与周围十里八村一样，整个董家岭村也沉浸在一派节日前的忙碌气氛当中：在外做生意的游子能回的都提前赶了回来，就为了能和家人团聚；村里各家各户都早早地烤了月饼，做好了“月牙”“葫芦”和大大的“团圆”饼，只等着十五这天分发享用；村东赵家大院的东家们财大气粗，更是聘请了手艺精通的师傅，连住几天专门操持架炉，用上好的面、油、糖加上核桃仁、花生仁、瓜子仁等佐料调馅，烤焙了精致的酥皮和提浆月饼，备好了瓜果酒水，准备十五的晚上摆供桌祭拜“月仙”，然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讲古，赏月饮酒，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他们不知道，一场改朝换代的巨变就要到来了！
　　1911年10月10日夜，中秋节刚过没几天，千里之外的武昌突然发生“兵变”。湖北新军的革命党人提前举事，杀死反动军官，冲进军械所夺取枪支弹药，攻占了总督署衙，不几日光复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并改国号为“中华民国”。起义的枪声如同火石电光一般划破神州大地沉寂的暗夜长空，各地革命党人闻风而动，许多省纷纷独立响应，清政府统治瞬间土崩瓦解，末代皇帝溥仪被迫宣诏“逊位”，在我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退出国家舞台，史称“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山西后，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群情振奋，10月29日在太原起义响应，攻占巡抚衙门，杀死巡抚陆种琦并成立了山西军政府，形势的急剧变化令各县纷纷不知所从。其时，灵石县知事恒玉闻息弃官潛逃，河东道委候补知事徐光弼接任，由于“地当孔道，今日民军，明日清军，往来络绎，又有学生队、铁血团接踵而起，千钧一发、岌岌可危，幸徐公应付有方，始化险为夷”（民国版灵石县志《卷十二·事考》）。1912年民国元年，天下国基初定，遂召团丁，立议会，分四科，全县政治逐渐就绪，局势趋于稳定。
　　民国时期，政府对地方管理实行区村制，灵石全县划为5区54个编村。据民国版灵石县志《卷十二·村制》记录，董家岭时为第三区（区署设在仁义镇原巡检司衙内）编村，辖有周边王家岭、沙腰、枣岭、毛家岭、东庄、南庄6个村，时任村长为张念本，村副为原卷书、张怀林。这种区划管理一直延续至1937年，最终随着抗战爆发被打断。 从民国初年至“七七事变”抗战开始，在20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政局一直处于表面统一实则割据混战的多变时期。这期间，先是北洋军阀把持北京中央政府，肆意破坏共和，互相征战不休；南方革命党人相继发起“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北伐战争，南北方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状态。1928年“东北易帜”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又成为大小新派军阀之间明争暗斗、互相角逐的战场。其时，全国各地交通常因战争阻断，各省割据势力在主要路口设置关卡盘剥过往客商，在国外金融资本和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冲击中艰难生存的山西晋商票号日渐式微、陆续倒闭。在这种整体大环境的影响下，清末通过经商达到辉煌鼎盛的董家岭赵家在延续了一段时间的光鲜亮丽后，终于风光不再，走向了衰败。
　　任何事物的变化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董家岭赵家的衰落首先根植于其家族内部观念的变化，这在其发展过程中其实已有征兆。在董家岭村中，曾流传着一段“火烧赵家院”的传说，说是很久以前，有一位皇帝西行路经山西平阳府，因为当时赵家店铺生意占据城内多半条大街，接待的任务就落到了赵家的头上。在接待过程中，赵家极尽表现之能事，所备膳食俱是山珍海味，饭后还让下人端来金盆让皇帝洗手，“金盆洗手”犯了皇帝大忌，于是便询问赵家金盆数量及家产财富情况，不明就里的赵氏借机炫富，说“天上星星有几多，赵家金盆便有几何”，又说“若要赵家倒，除非天火烧”。不想一语成谶，后来董家岭赵家大院果然发生了一场大火。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已经很难考究，但结局却似乎预示了赵家最后的命运，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一个事实：依靠经商富裕起来的赵家后期已经变得志得意满，对外高调炫富，生活追求奢侈，不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富有进取之心。在这样的思想观念影响下，一旦外部环境有变，导致衰败则是必然的。 民国初年，董家岭赵家表面依然一派繁荣景象。村东赵家大院仍然是全村最为气派的建筑，前期已经积累下巨额财富的各家财东依然过着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的后代有的迷恋城市纸醉金迷的生活，长期在外居住不愿回来；有的娶有几房姨太太，沉醉于妻妾成群的温柔乡里不能自拔；也有的无所事事，整日吞云吐雾，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当然，也有个别有远见的，在外攻读打拼，后来进入了更高雅的上层社会。
　　村西赵家几个分支原来多为普通家户，许多青年子弟在外做伙计、当店员，一些精明历练者逐渐受到东家赏识，升任账房，成了掌柜，甚至是拥有身股的代东掌柜。由于每年薪酬优厚，加上能够参与分享店中生意红利，一些人财力急剧增加，凭着多年积累的关系人脉和丰富的从商经验，也开始成为拥有店号生意的新东家，是村中后起的颇具影响力的实力派人物，赵化成、赵晋昌就是其中的代表。 赵化成，董家岭赵氏家族14世后裔，“崇德堂”创建人，生于清同治八年(1868)。光绪二年（1876）山西开始出现持续干旱，夏麦绝产，秋禾枯死，庄稼无收，一些原本就很贫穷的人家饥不择食，剥树皮、挖坩泥、掘地鼠、罗飞禽作为度荒食物，结果引起瘟疫流行，许多人死去，村中人口锐减。赵化成的父亲赵修文在这次灾荒中不幸染疫身亡，其母张晋灵时年27岁，守节不嫁，含辛茹苦，独自抚养8岁的儿子长大。
　　赵化成幼年聪慧，上学期间成绩优秀，年龄稍大后受村人外出经商观念影响，早早地就到赵家在外地的店铺里当了一名学徒。赵化成为人有心计、有眼色，接待顾客、清理柜台、盘算账务，各方面表现都很出色，由此得到掌柜信任，经常跟着外出谈生意，买进卖出。到民国初年，经过多年历练的赵化成，已经逐渐从学徒到店铺掌拒再到代东掌柜，最终成了拥有属于自己店铺生意、在外结交广泛的“东家”。 赵晋昌，住所与赵化成家相距不远，两人从小玩耍，是交情过硬的发小与玩伴。赵晋昌也是因为家境不好，很早就外出学做生意，因为肯吃苦，为人讲诚信，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规模越来越大，积攒了不少财富。村人提到赵晋昌，往往把他和赵化成相提并论，说“老板赵晋昌，银子堆成山；东家赵化成，挣钱最有名。”
　　民国五年（1916），赵化成之母年近七旬，因为40年守节矢志不渝受到大总统赐匾表彰。民国版灵石县志《卷九·烈女》记载，“张氏，赵修文妻，年二十七岁夫亡，家贫甘心守节，抚孤成人，大总统褒扬以匾额旌之。”此事轰动一时，在当地传为美谈。 当年秋季，赵化成为表孝道出资修建的“节寿坊”落成。整个牌坊仿照县城南街的牌坊样式建造，材料完全采用打磨的砂石，石缝之间不用泥灰，而是在石料中开凿方孔，用铁水浇筑固定。两侧立有碑石数通，内容分别是“前灵石县优行增广生员县议会议员李光裕”“前庆远府知府掌甘肃道监察御史桐封李春溥” “清邑庠生直隶房山县矿务局司事贺应昌”“前通奉大夫德安太守邑进士赵子璨”“清已酉科拔贡生平阳李光魁”等县内外官员、绅士撰写的祝寿碑文。牌坊高高矗立在村东入村路口处，是当时十里八村最为豪华的建筑。节寿牌坊直至解放后仍然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中被拆毁，石料被村人搬走做了他用。公元2019年，董家岭村委在清理村里旧蓄水池时，无意中发现了刻有“赵化成”字样的碑石两通，经辨认正是当年节寿坊两侧所立石碑，现已被妥善保存于赵化成之孙赵希望家中，成了印证当年这一盛事的珍贵史料。
　　在古代，修建牌坊需要官府审批，而且花费巨大，非普通人家所能为。赵化成修建节寿牌坊一事，足可见董家岭赵氏家族富裕程度和社会交往在民国初期确实非同一般。另外此时期，灵石西山一带“闹土匪”，蒙面匪徒常常深更半夜突然出现，破门入室、打家劫舍，将财物洗劫一空，许多富户人家都因此受害，一时流言四起，人心不安。在董家岭村，赵化成、赵晋昌都对居住的村西区域缺乏防守功能非常担心，两人私下商议，要合伙出资修建堡墙与东面赵家大院相连接，把西面住户全部围起来用以防盗贼和土匪搔扰，但却因种种原因一拖再拖，迟迟未能付诸行动。 民国八年（1919），就在赵化成、赵晋昌积极联络，准备尽快开始村西堡墙修筑工程的时候，意外发生了。这年秋天，“老板”赵晋昌因为老来得子筹办满月喜宴庆贺，兴冲冲从河南赶回村里的他席间开怀畅饮，结果导致猝死，作为总管的“东家”赵化成几天之内连办两场红白大事。过度的操劳，加上目睹好友乐极生悲、由生到死，又感于自己亲子早逝、后嗣不旺的境遇，不几日这位走南闯北、一生阅事无数的商场风云人物竟也闷闷不乐、郁郁而终。“死了个赵晋昌，捎带了个赵化成”，这一说法后来在村中流传至今。
　　赵晋昌、赵化成相继离世后，他们修建堡墙、加强村西防守功能的计划也不了了之，此事从此再无一人问津。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赵家在外经商者虽多，但在后继发展上已经出现人才“断代”现象，其中能够“扛鼎”之人已经出现缺失，偌大的事业后继无人，董家岭衰败的命运已无可避免地来到了。 民国初期，董家岭由于村中殷实之家颇多，在雄厚家底支撑下，当时村人孝善成风，一些人急公好义，不乏善举。民国九年（1920），灵石县修建南区学校（灵石县第三高级小学校），校址设在董家岭附近的道美村玉帝庙内，董家岭赵氏对此多有捐助。据民国版灵石县志《卷九·善行》记述：村人赵秉明，“家道殷实，见义勇为，补助南区学校伍佰元修筑道路，一遇荒旱，赈救贫民，县中公事从不推辞。前蒙知县请褒奖二品职衔，徐总统（即时任民国总统徐世昌）奖三等金色奖章、‘敬教助学’匾，救灾又奖‘行道有福’匾旌之。”此外，村人赵长吉、赵承基也分别为这次学校修建捐款“贰佰伍拾元”。一个村子同时有3人认捐助学，且金额不小，这在当时并不多见，由此可见董家岭村中富户之多。
　　到了三十年代的民国中期，当时灵石已经先后有太风公路、同蒲铁路穿越，因为军阀混战，地处冲要，过境军队不断，骚扰地方之事经常发生。据民国版灵石县志《卷十二·事考》记载，民国二十年（1931），“国民军团长鲍刚、张仁杰带兵过灵石，逗留不进，屡生事端，形同绑票，地方苦不堪言。如将王禹村牛仁之母及南张村张荣光均囚闭暗室，勒索银洋五万余元。”其时，城内军队蹂躏，乡间土匪扰乱，全县绅商无不惶恐。董家岭赵家大院的财东们虽然有高墙壁垒做保护，但心里终觉不踏实，为消除灾祸，他们有的出走躲避，有的隐匿财物，乱世安身立命的思想占据了上风，人们都尽量低调做人，村中再也不复往日热闹。 民国二十三年（1934），灵石县募修县志，本地26户绅商捐款，共得银币2078元，其中董家岭赵长春（即赵家九兄弟之老九）捐150元，金额位居第四。与十四年前村人捐助南区学校相比，这次捐助明显减少很多，显然赵家光景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民国二十六年（1937）， 日本帝国主义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其时，日军飞机深入山西腹地，几次飞临灵石上空实施轰炸，并分北、东两路侵入山西境内。第二年，日军沿同蒲铁路南下，于2月攻占沦陷了灵石县城，全县从此被分割为灵西、灵东两个片区。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灵石两个片区都成立了抗日政府，其中灵西县抗日政府下设王禹、双池、庆余3个区，董家岭属第三区王禹管辖。当时，日军在同蒲铁路沿线的重要村镇设有据点，盘踞在南关镇的日伪军经常从道美村经董家岭向河西山区一带进行扫荡，沿途所到之处烧杀抢夺，董家岭村也因此深受其害，村中大户但凡有办法者早已逃匿躲避、远迁他处，偌大的村子只剩下些没落家户和普通人家，昔日生机勃勃的村庄如同老树霜打一般，从此枝残叶落，急剧凋零。
　　面对凶残的侵略者，董家岭村民在灵西县抗日政府领导下展开斗争。当时村中成立有农民抗日救国会，组织群众搞好农业生产，秘密支援抗战。村中原来在道美高小上学的一些青年子弟，赵玉俊、赵正锦、赵明礼、赵明义、赵辛酉、杨忠信等受当地中共地下党人张龙涛（原为道美高小教师，系董家岭村民赵明哲舅父）的影响，参加了当时在西山活动的抗日队伍山西新军决死二纵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民国二十八年（1939）4月，日军400余人经董家岭进犯灵西抗日政府第三区机关所在地王禹，决死二纵队派出第五团迎击。战斗在罗汉、柏明两村一带展开，日军在遭到伏击重创、余部被包围的情况下，又调集重兵实施反包围。战斗异常惨烈，双方从清晨一直打到次日拂晓，最终以日军伤亡300余人、决死纵队伤亡100余人而结束。此即罗汉原阵地战役，在这次战斗中，董家岭籍战士赵明义牺牲。据1992年版灵石县志，整个抗战期间，包括赵明义在内，董家岭先后有5位烈士为国捐躯，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同年底，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在山西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灵西县抗日武装越过汾河转入灵东，西山一带抗日活动进入低潮。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后，包括董家岭村在内的西山一带属阎统区，经过八年抗战和此后三年内战的蹂躏，到1949年解放前夕土改时，全村仅有地主、富农各两户，其余全是无地或少地的贫下中农，这与周边村庄成分划分情况并无大的区别，可见古村早已经“铅华尽褪”，沦落成一个不显眼的普通小山村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董家岭村民彻底告别战乱，过上了稳定的生活。作为全县数百个自然村落中的一员，董家岭在灵石解放之初先归第四区（区所设在坛镇）管辖，1953年区下设乡后属第四区沙腰乡。大跃进时期灵石县并入介休县，董家岭村隶属于介休县灵石协作区钢铁（南关）人民公社沙腰管理区。1961年恢复灵石县治后，沙腰管理区撤销，董家岭村成为一个生产大队，正式归入南关公社管辖。1984年南关改镇，董家岭生产大队亦随之改设村委会。此后无变，沿袭至今。
　　纵观董家岭千余年的发展，曾经的辉煌虽然早已成为过去，却留下了厚重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那一座座保存完好、极具特色的层叠式民居建筑，在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正在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古村的“第二个春天”正在一步一步来到。 本期责编：梁志友 张文俊 赵希望 张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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