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油画家之二——徐悲鸿

陀罗山人

徐悲鸿（1895-1953年）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 　　徐悲鸿（1895-1953年），汉族，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市屺亭镇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者。他的作品熔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技巧和广搏的艺术修养，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在我国美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 他擅长素描、油画、中国画。他把西方艺术手法融入到中国画中，创造了新颖而独特的风格。他的素描和油画则渗入了中国画的笔墨韵味。他的创作题材广泛，山水、花鸟、走兽、人物、历史、神话，无不落笔有神，栩栩如生。他的代表作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中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巨幅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表现了人民群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威武不屈的精神，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忧愤和对光明解放的向往。他常画的奔马、雄狮、晨鸡等，给人以生机和力量，表现了令人振奋的积极精神。尤其他的奔马，更是驰誉世界，几近成了现代中国画的象征和标志。 徐悲鸿长期致力于美术教育工作。他发现和团结了众多的美术界著名人士。他培养的学生中人材辈出，许多已成为著名艺术家，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中坚骨干。他对中国美术队伍的建设和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无与伦比，影响深远。 《珍妮小姐画像》徐悲鸿代表作之一 《珍妮小姐画像》，布面油画，136×98厘米，1939年。 　　《珍妮小姐画像》是徐悲鸿所有油画里用色最好的一幅，他用法国印象派的手法，将光影效果处理得非常细腻纯熟，达到了同时代中国西洋画画家中的高峰。而且这么大一幅画，没有任何涂改，用笔相当果断，流畅，很是难得。 除了绘画技巧上的造诣，这幅人物肖像画背后的故事，也是令人趋之若骛的原因。上世纪30年代，战火正酣，徐悲鸿带着自己的画作及所收藏的历代书画精品，前往南洋，在新加坡等地举办抗战筹款画展。画展相当成功，义款悉数成为当时广西第五路军抗战阵亡遗孤的抚恤金。 1939年，受比利时驻新加坡副领事勃兰嘉之托，徐悲鸿替一位名为珍妮的小姐画一幅肖像画。画主珍妮小姐乃是星洲名媛，亦心系战事，慷慨出资10万美元，邀徐氏为其作画。须知，十万美元在当时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 画作完成后，勃兰嘉为徐悲鸿先生的艺术才华叹赞不已，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揭幕仪式，时在新加坡的各界名流——郁达夫、张汝器、黄曼士、谭云山、李葆真、徐君濂等皆欣然前往。徐悲鸿自己也十分满意，特意在画作前留影。 徐悲鸿生平 自幼习画 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随父亲徐达章学习诗文书画（6岁时跟着父亲读四书五经，后来又学绘画）。出生在屺亭桥镇的一个平民家庭的徐悲鸿，原名寿康，年长后改名为“悲鸿”。父亲徐达章是私塾先生，能诗文，善书法，自习绘画，常应乡人之邀作画，谋取薄利以补家用。母亲鲁氏是位淳朴的劳动妇女。徐悲鸿9岁起正式从父习画，每日午饭后临摹晚清名家吴友如的画作一幅，并且学习调色、设色等绘画技能。10岁时，已能帮父亲在画面的次要部分填彩敷色，还能为乡里人写“时和世泰，人寿年丰”等春联。 赴外辗转 13岁随父辗转于乡村镇里，卖画为生，接济家用。背井离乡的日子虽然艰苦，却丰富了徐悲鸿的阅历，开拓了其艺术视野。17岁时，徐悲鸿独自到当时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卖画谋生，并想借机学习西方绘画，但数月后却因父亲病重而不得不返回老家。 确立思路 在20岁时再度来到上海，在友人的扶助下，他考入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震旦大学，为日后的赴法留学打下了一定的法语基础。其间认识了著名的油画家周湘、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高奇峰、高剑父，在画作上得到了他们的赞许和指点，增强了绘画创作的信心。他还结识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其影响下确立了自己的创作思路。在康氏“鄙薄四王，推崇宋法”的艺术观念影响下，他对只重笔墨不求新意的“四王”加以贬薄，认为只有唐代吴道子、阎立本、李思训，五代黄筌，北宋李成、范宽等人的写实绘画才具精深之妙。在康有为的支持下，他观摩各种名碑古拓，潜心临摹《经石峪》、《爨龙颜碑》、《张猛龙碑》、《石门铭》等，深得北碑真髓，书法得以长进。后获得赴日本东京研究美术的资助，在日本，徐悲鸿饱览了公私收藏的大量珍品佳作，深切地感受到日本画家能够会心于造物，在创作上写实求真，但在创作上缺少中国文人画的笔情墨韵，无蕴藉朴茂之风。 徐悲鸿从日本归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在京期间，相继结识了蔡元培、陈师曾、梅兰芳及鲁迅等各界名人，深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树立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留学期间 1919年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西方美术。在北洋政府的资助下，24岁的徐悲鸿到法国学习绘画。抵欧之初，他参观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国家画廊、皇家学院的展览会以及法国的卢佛宫美术馆，目睹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优秀作品。徐悲鸿感到自己过去所作的中国画是“ 体物不精而手放佚，动不中绳，如无缰之马难以控制。”于是，他刻苦钻研画学，并考入巴黎美术学校，受教于弗拉芒格先生，开始接受正规的西方绘画教育。弗拉芒格擅长于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其画作不尚细节的刻画而注重色彩的和谐搭配与互衬，对徐悲鸿日后油画风格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徐悲鸿每日乐此不疲地进行西洋画的基本功训练，上午在巴黎美术学校学习，下午去叙里昂研究所画模特儿，有时还抽空去观摩各种展览会。此期间他有幸结识了著名画家柯罗的弟子艺术大师达仰，每星期日携画到达仰画室求教。达仰“勿慕时尚，毋甘小就”及注重默画的艺术思想对他影响较大，使得他没有追随当时法国日渐兴盛的现代派画风，而是踏踏实实地钻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学院派艺术，在继承古典艺术严谨完美的造型特点的同时，掌握了娴熟的绘画技巧。留学4年之后，徐悲鸿的绘画水平已达到可与欧洲同时期的艺术家相媲美的地步，其油画作品《老妇》入选法国国家美术展览会（沙龙）。 由于北洋政府一度中断学费，徐悲鸿被迫转至消费水平较低的德国柏林。在那里，徐悲鸿仍然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他求教于画家康普，到博物馆临摹著名画家伦勃朗的画作，并且常去动物园画狮子、老虎、马等各种动物，以提高自己的写生能力。当徐悲鸿重新获得留学经费后，便立即从德国返回法国继续学习。他抓紧每一寸时光，在名师们正规而系统的训练和他本人孜孜不倦的努力钻研下，绘画水平日渐提高，创作出一系列以肖像、人体、风景为主题的优秀的素描、油画作品，如《抚猫人像》、《持棍老人》、《自画像》等。 徐悲鸿在旅欧的最后阶段还先后走访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及瑞士等地。美丽的异国风光令他陶醉，欧洲绘画大师们的佳作令他受益匪浅。长达8年的旅欧生涯，塑就了他此后一生的审美意趣、创作理念和艺术风格。 技融回国 学有所成的徐悲鸿在32岁这一年回到中国，开始在国内投身于美术教育工作，发展自己的艺术事业。他参与了田汉、欧阳予倩组织的“南国社”，积极倡导“求美、求善之前先得求真”的“南国精神”。他陆续创作出取材于历史或古代寓言的大幅绘画，这些画作借古喻今，观者从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画家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挚之情。1931年日军侵华加剧，民族危亡之际，徐悲鸿创作了希望国家重视和招纳人才的国画《九方皋》；1933年创作了油画《徯我后》，表达苦难民众对贤君的渴望之情；1939年创作《珍妮小姐画像》，为徐悲鸿最著名的油画人物肖像之一，为支持国内抗战而作；1940年完成了国画《愚公移山》，赞誉中国民众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夺取抗日最后胜利的顽强意志。除此之外，还创作了《巴人汲水》、《巴之贫妇》等现实题材，《漓江春雨》、《天回山》等山水题材以及大量人物肖像和动物题材的作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在担任政务、行政工作的同时，仍笔耕不辍地进行创作，满腔热情地描绘新中国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面貌。他为战斗英雄画像，到山东导沭整沂水利工程工地体验生活，为劳模、民工画像，搜集一点一滴反映新中国建设的素材。不幸的是，这一切艺术活动因画家过早地离开人世戛然而止。 家庭生活 徐悲鸿17岁时父母为他娶亲，但他不满这门婚事离家出走，后被父亲抓回来结婚。18岁生子取名为劫生，意即“遭劫而生”，但家人为他改名为吉生，后早夭。徐悲鸿不愿被家室拖累，到上海学画。认识老师兼同乡蒋梅笙教授，同时认识他二女儿蒋碧薇（棠珍），蒋碧薇原已安排好许配给苏州查家，在徐悲鸿到法国前与他私奔。后来生了儿子徐伯阳，女儿徐静斐。28年后分手做了张道藩的情人。廖静文是徐悲鸿的学生，徐悲鸿身体不好的时候照顾他，1946年嫁给比自己大28岁的老师，生子徐庆平、女徐芳芳，一直陪伴徐悲鸿直到他去世，结婚共7年。 徐悲鸿长女徐静斐记忆最深刻的是小时候父亲和母亲蒋碧微常常吵得不可开交。母亲专横跋扈，脾气非常暴躁，因此，徐静斐在感情上并不依恋母亲，她几乎没有感受到多少真正的母爱，也没有得到过多少家庭的温暖和幸福。但是，徐静斐极爱戴仅比她大6岁的继母廖静文。从40年代她与廖静文相识，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她与这位感情丰富、心地善良、深明大义的继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让徐静婓感佩不已的是，继母虽然比父亲小28岁，却极为敬重父亲的人品和画品，为父亲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徐悲鸿油画作品欣赏 《奴隶与狮》 《奴隶与狮》，布面油画，123×153厘米，1924年。 取材于普林尼《自然史》中记录的一个虚构故事：不堪虐待而逃跑的非洲奴隶安得罗克勒，被主人捉住后押送到罗马，准备喂给马戏团的狮子，就在他被扔进狮笼，眼看就要被大卸八块的时候，却不期然地被狮子认了出来——原来在几年前的非洲，安得罗克勒曾为它取出过爪子上扎的一根刺。狮子知恩图报，没有伤害他。这个前所未见的场面甚至感动了残暴的奴隶主，安得罗克勒的死刑得以赦免，并获得了自由。这个故事因后来被收进中世纪的动物寓言而得以更广泛的流传。 《奴隶与狮》在艺术上很有特色。两个仅有的主要形象——狮子和奴隶，被安排在一个幽暗的山洞中，它们一左一右对视着，使得画面极具张力和内在的紧张性。光从居于画面正中的洞口射进来，洞外的阳光、白云与洞内的黑暗形成强烈的对比，加剧了人与狮的紧张关系；用来遮盖奴隶下体的围布为暗红色，似乎显示着奴隶的生命渴望。两个形象都强调力量感，肌肉强健，笔触阔大。整个画面不拘于细部描写，整体性很强。 《田横五百士》 《田横五百士》，布面油画，1930年，北京徐悲鸿纪念馆藏。 　　画面选取了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场面，着重刻划了不屈的激情，表现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鲜明主题。徐悲鸿创作此画时，正值中国政局动荡，日寇开始在中国横行，徐悲鸿意在通过田横故事，歌颂宁死不屈的精神。 《傒我后》 《傒我后》，布面油画，1931-1933年。 　　此画取材于《尚书-仲虺之诰》中的一句话：“徯我后，后来其苏。”（意思是说：等待我们贤明的领导人，他来了，我们就得救了。）此画描写了百姓不堪忍受夏桀的暴虐，殷切地期待商汤带兵来解救。大地干裂了，瘦弱的耕牛啃着树根，人们的眼睛里燃烧着焦灼的期待。 《九方皋》 《九方皋》，布面油画，65.5×91厘米。 《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布面油画，1940年。 《漓江山水》 《漓江山水》，布面油彩，775x580厘米， 1936年。 《广西三杰》 《广西三杰》，布面油画，400×300厘米，1936年。 《康有为像》 《康有为像》，木板油画。 《任伯年像》 《任伯年像》，布面油画，51×39厘米，1927年。 《陈散原像》 《陈散原像》，布面油画，1930年。 《蒋碧薇女士》 《蒋碧薇女士》 《箫声》 《箫声》，布面油画，80×39厘米， 1924年，北京徐悲鸿纪念馆藏。 《读》 《读》，布面油画，85×66厘米。 《琴课》 《琴课》，布面油画，38×45厘米，1924年。 《凭桌》 《凭桌》 《蜜月》 《蜜月》，布面油画，93×118厘米，1925年，北京徐悲鸿纪念馆藏。 《抚猫人像》 《抚猫人像》，布面油画， 65×53.5厘米， 1924 年，北京徐悲鸿纪念馆藏。 《执扇的蒋碧薇》 《执扇的蒋碧薇》，布面油画，73x53厘米，1920年。 《蒋碧薇肖像》 《蒋碧薇肖像》，1941年。 《画家孙多慈》 《画家孙多慈》 《少妇像》 《少妇像》 《廖静文像》 《廖静文像》，布面油画， 62x48厘米， 1943年。 《徐悲鸿夫人像》 《徐悲鸿夫人像》，布面油画，67×54厘米，1947年，中国美术馆藏。 《放下你的鞭子》 《放下你的鞭子》，布面油画，1939年，私人收藏。 　　《放下你的鞭子》本是著名剧作家田汉根据德国作家歌德小说改编而成的独幕剧，后被陈鲤庭执笔改编成抗战街头剧。1939年10月，徐悲鸿在新加坡一个广场上看到当时知名女星王莹为宣传抗战正在演出此剧，深受感动，随后用了约10天时间创作了这幅抗日题材画作，徐悲鸿以接近真人的比例将王莹入画。王莹身穿白底蓝纹的服饰，服饰上有祥麟瑞凤的图案，手持红绸，飞翩起舞。画中扶老携少的观众，有人衣衫褴褛，有人着军服持枪，双手交叉，神情陶醉，徐悲鸿将抗战时的生活状态及群众心态细腻地刻画了出来。 《放下你的鞭子》是徐悲鸿画作中题材非常独特的一幅，是大师惟一抗战题材作品。从作品的年份、题材、背景及画作尺幅而言，是徐悲鸿创作中最重要的爱国题材油画巨作，画家创作时正处于创作的鼎盛时期，艺术上已非常成熟。 《女人体》 《女人体》 《浴》 《浴》 《月夜》 《月夜》，画布油彩，65×85.5厘米，1935年，北京徐悲鸿纪念馆藏。 《徐悲鸿自画像》 《徐悲鸿自画像》 徐悲鸿素描作品欣赏 《自画像》 《自画像》，1922年。 《鲁迅与瞿秋白》 《鲁迅与瞿秋白》 《人物素描》 《人物素描》，1926年。 《人物素描》 《人物素描》，1948年。 《山东劳模吕芳彬》 《山东劳模吕芳彬》 《印度男子》 《印度男子》 《印度女子》 《印度女子》 徐悲鸿国画作品欣赏 《奔马图》 《奔马图》，国画，326×112厘米，1941年。 　　大师采用了豪放的泼墨和劲秀的线描写意方法，着重刻画出马的神韵和气质。画中的马雄骏、矫健、轻疾，颇有“瘦骨铜声”之美感，奔马强壮有力，生机勃勃，这幅《奔马图》不仅表现了马的精神和特征，更赋予了画家自己的个性和理想——为振兴民族艺术而奋斗！ 《九方皋》 《九方皋》，国画，纸本设色，139×351厘米，1931年，北京徐悲鸿纪念馆藏。 　　此画取材于《列子》所载的九方皋相马的故事，画中人物和马匹都采用的是饱满宏大、庄严稳定的构图，笔墨上也表现出了徐悲鸿高超的技巧，其中在九方皋身上的用笔特点突出，而在骏马身上则用墨更为彰显，一张一弛，极具特色，特别是在九方皋的眼睛以及骏马的眼睛的表达上，更是传神。徐悲鸿笔下的马都是不带缰绳、追求自由的野马、奔马，而唯有这匹黑缎似的骏马心甘情愿被红缰所制。对此，徐悲鸿解释说：“马也如人，愿为知己者所用，不愿为昏庸者所制。” 《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图》，国画，纸本设色，143×424厘米，1940年，北京徐悲鸿纪念馆藏。 　　此幅《愚公移山图》极具现实意义。它作于1940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的危急时刻，画家意在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表达抗日民众的决心和毅力，鼓舞人民大众去争取最后的胜利。抗战中南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局势紧张，物资匮乏，徐悲鸿奔走于香港、新加坡等地，举办画展募集资金捐给祖国以赈济灾民。1939至1940年，应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之邀，徐悲鸿赴印度举办画展宣传抗日，这期间他创作了不少油画写生，但最重要的成果却是这幅《愚公移山图》》国画。 《泰戈尔》 《泰戈尔》，国画，纸本设色， 50×50厘米，1940年，北京徐悲鸿纪念馆藏。 《山鬼》 《山鬼》，1942年。 《巴人汲水图》 《巴人汲水图》，国画，300×62厘米，1938年。 　　《巴人汲水图》创作于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是一幅真实记录民众阶层生存景象的艺术珍品，被誉为徐悲鸿最具人民性和时代精神的代表作。 《巴之贫妇》 《巴之贫妇》，国画，1937年。 《漓江春雨》 《漓江春雨》，国画，纸本，水墨画，1937年。 《双鹊》 《双鹊》 《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国画，立轴，水墨纸本， 54.5×33厘米。 《雪山》 《雪山》，国画，立轴，纸本， 98×60厘米， 1943年。 《松林图》 《松林图》，国画，立轴，纸本，96×71厘米，1937年。 《松月图》 《松月图》，国画，立轴，纸本，98×45厘米。 《树下双人》 《树下双人》镜心，纸本，52×45厘米。 《古柏长春》 《古柏长春》，国画，镜心，设色纸本，145×60厘米，1944年。 《峨眉古寺》 《峨眉古寺》，国画，立轴，设色纸本，111.6×53.2厘米。 《鸡足山》 《鸡足山》，国画，立轴，设色纸本，82.4×45.8厘米，1942年。 《马》 《猫》 《狮》 《牛》 《鹰》 《兔》 《鸡》 《鸭》 《鹅》 《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