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田黑船遐想

铭湖

位于伊豆半岛南端的下田，是一个美丽宁静的渔港小城，因历史上曾发生过著名的“黑船事件”而成为日本的开国之地。
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准将率四艘军舰驶入浦贺港，要求幕府开放港口。翌年，两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日本对美国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并在下田设立了美国的总领事馆。从此，日本结束闭关锁国的时代，转而拥抱来自西方的海洋文明，走上现代转型之路。
因为是第一次见到美国的铁甲军舰，船体为黑色又冒着黑烟，故日本人称之为“黑船来航”。
黑船来航作为历史事件本身并没有太多曲折复杂的情节，有意思的是日本在面临西方现代文明挑战时的应对态度与同一时期的大清国适成鲜明对比，这直接导致了此后两国不同的发展路径及其命运，也折射出两国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
此前十四年，1840年，英国的“黑船”开到广州珠江口，要求清政府开放通商贸易，以改变大清对英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清廷君臣的心态是：我大清乃万国来仪之天朝上国，怎可受此等憋屈鸟气? 打！于是就有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称为“通商战争”），打打停停，直到1842年在南京签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五口通商。
尽管倍感“屈辱和不平等”，但在条约中清廷的面子还是挣得足足的，凡英国得利处均是出于我“大皇帝”之“恩准”。
1842年，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从此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疑惧之下，朝廷上下对“西方敌对势力”由此埋下深深的仇恨种子，以至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至今仍是很多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靥。鸦片战争在我国教科书的叙述中一直是百年耻辱的开端。在这样的认知框架下，我国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目的在“制夷”）的洋务运动一路走来，虽然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却始终脱不了“中体西用”的思维惯性，一切器用可变，惟中华帝国之“体”万不可变。就这样在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对抗与挣扎中磕磕绊绊地蹒跚而行，迄今仍未有张臂拥抱现代西方主流文明的心态。
再来看看日本对黑船来航是怎么应对的吧。
佩里此行有两个目的，第一，向江户幕府递交由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签署的友好国书，从而促使日本开国建交。第二，如果江户幕府拒绝接受国书，拒绝开国，就向日本展现来自工业文明的强大武力，迫使日本向美国开放口岸。
日本官员在参观了四艘巨大的蒸汽舰船，仔细观摩了舰上的巨炮后，自知无力抵御美国的进攻，与其选择无谓的抵抗，不如接受来自大洋彼岸的“友好致意”。
于是，幕府接受了开港要求，于1854年3月31日（嘉永七年三月三日）在神奈川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自由贸易条约），日本同意开放下田、箱馆（今函馆）两港口，美国船只可以在这两个港口加煤上水，并得到粮食等物品的供应。条约还允许美国在上述两港派驻领事。
日本由此开国，并开启了开放改革的近代化历程。
下田开国博物馆 几乎和大清朝同时开国的日本，选择了一条与大清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艘本来一直追随中国的老旧航船从此掉头西驶，从文化开始，由制度深入，全方位地主动向西方现代文明靠拢，力图在精神上脱亞入欧。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日本政府向美英诸国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和使团。这些从西方归来的人都被认为有广阔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尊重，不少人最后都成为了政府要员。相比之下，大清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在记录自己感悟、表露出应向西方学习的《使西纪程》发表后，却被朝野上下斥为国贼，被召回国内后黯然度过余生。（我读过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其实他对西方的认识还是很肤浅表面的，思想远不及同时期日本启蒙学者福泽谕吉的深度，即便如此，仍为举国上下所不容。）
当年黑船停靠的港口现在已经被命名为佩里公园，成为了著名景点。公园内耸立的纪念碑上有日本首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手书的汉字：“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
佩里登录纪念碑 现今的日本人回忆和记录当年那段历史时，既没有憎恨佩里，也没有对当时那段历史感到屈辱，而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佩里帮助日本了解世界、走向世界，让封闭落后的日本呼吸到了来自大洋彼岸清新的空气，让日本得以融入先进的西方文明。
如今，每年5月的第三个周五、周六和周日，下田市都会举行盛大的黑船祭，以纪念佩里帮助开国之恩。
黑船祭海报 在很多国人眼里，会觉得日本人很贱，怎么纪念和感谢当初侵略欺压他们的人？错，日本人很正常，这是国人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以及被灌输了经筛选的历史知识所造成的偏见。日本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以及判断事物的标准并非虚骄的民族主义情怀，而是从现实的理性角度去衡量当时的结果对于日本的发展是否有益。
下田的了仙寺是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日米和亲条约）的地方，当时佩里带领的美国人在下田登陆后的休息之地就设置在了仙寺和玉泉寺。现在了仙寺的大殿牌匾为“开国殿”，两旁的对联，上联：日米缔交法灯下，下联：和亲友好万世擎。
了仙寺开国殿 此后不久，日本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跟中国的洋务运动大不一样，不仅全方位地实行政治、经济改革，而且不放过每一处细节，不仅是器物的引进和改进，更注重政治体制的革新，大兴教育以培养具有新思想新意识的现代人才，还有摈弃陋习，改穿西服，留西式的分头等等，堪称推行了日本版的“胡服骑射”、“崇洋媚外”。如此彻底的移风易俗和全盘西化，才使封闭落后的日本通过脱胎换骨的改造，走上了高速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奠定了日本崛起的基础。正如福泽谕吉所说：“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
当然，日本在明治维新中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其政治改革很不彻底，未能真正实行虚君共和，其愚昧的忠君思想以及偏执的武士道教育，此后被野心勃勃的好战派军人集团所利用，演变成了后来的军国主义，将日本一步步推向了对外侵略扩张的不归路，既遗祸世界，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直到二战后，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重建中一方面促进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帮助铲除日本文化和行为中对外侵略的因素，才使日本走上了现代社会转型的正途。此是后话。
从中日两国近代开国历史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两国有着很不相同的民族文化心理，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即从帝王大臣到平民百姓共同具有的心理，他们潜移默化地制约影响着人们的判断和行为，却不易自觉地意识到它。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一是老大心态，两千多年大一统皇权专制的超稳定统治，使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心态，哪怕是在最底层艰难挣扎的贩夫走卒，也会莫名其妙地有一种“我大中华”天下第一的自豪。说穿了，老大心态就是帝国心态，大家都希望出现“千年一帝”的明君，带领中国成为世界的带头大哥。哪怕因实力不济不得不“韬光养晦”时，心里也总是念念不忘地惦记着那个老大的座椅。二是缺乏向外学习的开放心态，什么都是我们祖先的最好，遇到先进的东西，首先不是虚心学习，而是先拒斥为“奇技淫巧”，或不屑一顾，或惧新守旧，即使到后来不学习不行了，也非要探幽发微地去寻找我国“古已有之”的“证据”，这才得到心理的满足。抛开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不说，仅就国人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来看，如果不能有清晰的觉醒，中国要融入现代世界主流文明，顺利实现社会的现代转型，恐怕也不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