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纪实 _ 来自歌乐山的传奇报告(之四)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相关链接内容) 毛人凤再次下令屠杀令。渣滓洞警卫连长被约进黄茂才的宿舍，与狱中的共产党员谈话。刘康接到胡其芬的密信，立即实施营救的计划。

就在江竹筠等人就义的第二天，蒋介石又由毛人凤陪同着乘“中美号”专机飞到重庆。飞机还没在重庆白市驿机场降落，他就把儿子蒋经国唤到跟前，让他先不要进市区。留在机场把飞机油加足，把起飞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机组人员必须24小时全天候待命，随时准备起飞。

对于战局的发展，他比儿子心中更有数。刘邓大军直逼重庆，依靠共产党的手下派将宋希濂率领的两个兵团，根本挡不住共军的势头。重庆的陷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可不想当共产党的俘虏。

蒋介石这次来重庆，带来了四大任务: (破坏、屠杀、潜伏、游击)。而这些任务主要是由毛人凤指挥他的部下来执行。

毛人凤一到重庆，就紧急召见徐远举和周养浩，把他们把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禁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分别造册送核，一律杀掉、一个不留。

周养浩问:“新世界看守所里的那些人怎么办？”新世界看守所位于重庆旧市区内，原来是小梁子新世界饭店，1949年被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改成临时拘留所，关押的全是当年逮捕的人。这些人并不都是共产党员，有许多人只是被特务认定有嫌疑，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起来。

“你回去搞一个名单，把那些情节较重的全部杀掉。记住: 宁严勿宽。”毛人凤指示道。徐远举和周养浩唯命是从，匆匆离去。

　　江竹筠等难友牺牲后，渣滓洞里的气氛好像凝固了。难友们的心情不仅仅是悲痛愤怒，还有焦急和期盼。谁都明白，随着解放大军的逼近，一场更大规模的屠杀正在悄然逼近。

一连几天，特务们都带进一批理发人员，将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政治犯一律剪成平头，以示死囚的特征。

敌人还在松林坡、步云桥一带挖尸坑。

难友们盼望着解放大军能够如神兵天降，把这里的吃人野兽收拾干净。

他们当然知道，坐以待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要做最后的努力，和死神抗争。“从来壮烈不贪生”，但是只要有一丝可能，就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狱中党员陈作仪、韩子重联合何雪松，通过黄茂才，曾两次趁放风时机将渣滓洞监狱警卫连长邬治声约到狱内黄茂才的宿舍谈话。邬治声率领的警卫连有一百多人，他和连队里的一些人眼见解放军就要打过来，内心十分恐慌，都想逃走，只是找不到适当机会。他们见特务杀害了那么多人，也深感同情和愤慨。但是，要让他带人把狱中的难友全都放了，他还没有那个胆量。不过，要是有人来搭救狱中的人，他表示倒是可以网开一面。

女牢的难友和警卫连的官兵以及一般的特务看守关系更好一些。当时除了李磊和徐贵林外，渣滓洞的匪特官兵全都没有家属。他们出身大多贫苦，一个月挣的钱也不多，经常找女难友给他们缝缝衣物、补补袜子。那时候人们都穿线袜子，破得快，补起来也麻烦，很少有男人会干这种活。

徐贵林的老婆听说女牢里的人针线活好，亲自上门要求给她绣一对儿枕头。她的态度特别客气。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活不能干，李青林却认为不应该放过这个机会，亲自出面承接下来。李青林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什么花都会绣，还会自己画样子。她绣出的枕头，谁见了谁夸好。

　　江竹筠和李青林遇难后，很多敌特官兵见了女牢的人，都低下头一脸难过的样子。可是就在策反工作逐渐深入，个别敌特很有可能掉过头来帮助难友们的时候，邬治声所在的警卫连接到了调防的命令，看守所的一般特务、看守也都被撤换了。

11月20日，黄茂才来到女牢门口，告诉胡其芬，他明天早晨就进城去，可能再也不回来了。像他这样的人，大都被遣散返乡。胡其芬当机立断，立刻动手写了一封信，托黄茂才带出去。她已经意识到，如果黄茂才一走，狱内外唯一的联系渠道就可能从此中断。

11月21日早晨，黄茂才不贸所托，把胡其芬写的信交给了家住七星岗协合里的地下党员况淑华。况淑华当即将这封信转交给了沙磁北碚区地下党领导小组组长刘康同志。刘康展开这封写在草纸上的信，首先注意到这封信的署名为“吉祥”，而且注明以后沿用此名与党组织联络。

吉祥必能如意。刘康领悟了狱中同志起用这个化名的用心。他急急地从头看下去:“10月28日，歌乐山难友公开枪决10人后，11月14日又秘密于白宫(白公馆)附近电刑房内烧死50人，竹姐亦在其中，我们无限沉痛。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谋。... ... 我们是第二看守所，与24兵工厂连界，现住有二百十余人。十之八九都是经过长期革命工作的锻炼，在敌人面前表现忠贞亮节的人。其次是提供我们的意见，作营救我们的参考。公开争取切实保障政治安全，秘密谈判方式，以保障张群及徐远举将来优厚待遇，作为将来交换条件。将来如点交政治犯(确数蓝可告知)，阻止屠杀，徐于执行命令有大权。可以拖延处决，等待大军到来。此外，希望派人到禁区工作。我们侧边有一炭厂，是私人经营；同时我们尽量争取监视我们的友军，等局势紊乱，内部时机成熟时，盼外面朋友，亦设法布置抢救我们。我们即积极进行了解周围情况，有充分了解时，再设法通知你。... ...

这封信中提到的“蓝”，就是指黄茂才。胡其芬在如此紧急的关头，还没有忘记委托组织上为他解决职业及经济问题，留他在重庆住一段时间。

可惜的是，第二天况淑华去找黄茂才时，他已经离开了重庆，不知去向了。解放后，黄茂才曾被判处无期徒刑，1964年释放回到农村老家。从渣滓洞脱险的同志得知了这个消息，把他当年的表现如实地写了一份报告交给组织。经过各方的调查核实，1982年4月他被宣告无罪，并在5月被增选为县政协委员。

读完信后，刘康立刻意识到狱中同志们的情况万分危险，命悬一线，他决心不顾一切，单独组织武装营救。

刘康与有关同志不断碰头，日夜奔走。在短短的五六天里，终于为武装劫狱筹集到相应人员(约20人)和武器，并设计了两条劫狱后的退路: 一条是经中梁山撤往北碚，北碚有民族资本家卢子英作掩护；一条是通过磁器口趁夜过嘉陵江退往江北第10区，10区乡长陈秉国是有把握的策反对象。刘康迅即派人赶往两地联络布置。与此同时，劫狱经费(50两黄金)也准备好了。就在这万事齐备的时候，大屠杀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