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堂的传说——纪念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仪式75周年

一缕轻风

　　这是一座承载了光荣历史的著名民国建筑。她，曾经是民国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1949年以后，先后是华东野战军军政大学、解放军军事学院、原南京军区大礼堂，现在是解放军东部战区第三野战军军史馆。

　　1945年9月9日9时9分，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永远牢记的日子：那年那月那天那时，中国战区在这座大礼堂里举行了侵华日军投降仪式！投降仪式上，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了字，正式宣告英勇的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战斗，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中国人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首次以正义战胜侵略的伟大壮举，在这座大礼堂里正式画上了庄严圆满的句号，这也是大礼堂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说到这座大礼堂就要从黄埔军校说起，1926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黄埔成立陆军军官学校，史称黄埔军校。

　　1928年黄埔军校从广州迁到南京黄埔路，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此地当年是明代皇宫的后花园，清代成为屯兵之地，民国初期，还是清朝新军的旧军营。在黄埔军校迁来时，这儿只有几个破庙似的房子。

　　当年军校远眺。

蒋介石一向重视军校建设，特批一笔巨款要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建设成为花园式的学校(这词听着就耳熟)。他大笔一挥匡定了军校范围：西起小营，东抵北安桥，南起黄埔路，北到太平门，这个范围基本就是现在东部战区营区的格局。

　　蒋介石指名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负责建校，并同意了他提出的军校得有个大礼堂的建议。于是钱大钧又是成立设计委员会，又是“出国考察”（听起来和现在差不多）。忙得不亦乐乎的钱大主任一口气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百八十张图纸，却均让老蒋一一否定了。

那到底该怎么搞呢？蒋介石在钱大钧面前伸出了三个手指曰：智，仁，勇，是军校大礼堂建设的三字方针。最高指示一下，设计委员会中一个高人名叫张谨农的还真拿出了设计方案，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样子。蒋介石看到此图纸非常满意，于是要求八个月完工，准备在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使用。在蒋公本多次亲自到工地视察督导中，最后军校大礼堂仅用六个月完工。

那大礼堂传达的建筑语言是什么呢？它正面既宽又高，像一个人聪明的大脑袋，这是“智”的表现；它的中间既深又宽，如一个人宽厚的胸膛，这是“仁”的意思；大礼堂上面的塔楼像一个利剑直刺天空，则体现了“勇”的精神。

　　一年后，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先生赠送中国的第一尊孙中山铜像，被立于军校大礼堂前。抗战南京沦陷期间该铜像被南京汪伪政权迁到新街口，文革中又移至于南京中山陵藏经楼。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转移成都，南京沦陷后，大礼堂陷入敌手。这是日本侵略军在大礼堂前的合影。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回迁南京，军校原址成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所在地（后来改称国防部）。侵华日军投降仪式就是在这个大礼堂里举行！大礼堂成为中国重要历史事件见证人！这也是大礼堂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受降典礼的仪式决定于１９４５年９月９日上午９时9分，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举行。这是当年何应钦签发的参加受降仪式邀请函。

　　受降那天，大院门口扎起了庆祝胜利的彩色牌楼，礼堂前的广场上悬挂着52个国家的国旗,站在会场内外和沿途道路两旁担任礼仪和四周警戒任务的部队是在缅甸战胜日本王牌军日本第十六师团的中国新六军，这支部队是特地从湖南芷江空运到南京执行这个不同凡响任务的。

　　受降签字仪式定于上午9时9分开始，中外来宾于8时30分陆续签到入场。8时53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大将等７人分乘汽车３辆，由“陆总”王武上校导引至“陆总”大操坪下车后引日军投降代表至休息室。

　　此时，受降大厅里中外各观礼人员和外国来宾均已依席次坐定。礼堂正中央的长餐桌为我军受降席，对面设置一较小的长案为日军投降代表席，席后各立严肃之士兵12名。受降席与投降代表席的四周环以白绸。礼堂之左侧为我国高级将领席和记者席；右侧为同盟国军官席及外国记者席。会场内外约有观礼人员1000余人。

　　8时56分，何应钦率参加受降的军官４人入场，中外军官、来宾均肃立致敬。何应钦就座于受降席中央，其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其右为陆军上将顾祝同、中将肖毅肃。条桌正中置一个时钟与一套中国文具。

　　8时58分，国军王俊中将引导日军投降代表等出休息室入会场至规定位置，以立正姿势面向受降席居中端坐的何应钦上将等行45度鞠躬礼。何应钦欠身作答并命坐下。日军投降代表等乃依照规定（发有“备忘录”规定），分别就坐于投降席内，冈村宁次居中，面向受降席上的何应钦，举首可以望见会场上面的中、美、英、苏四大盟国国旗和巨型的金色“Ｖ”字标示。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总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参谋、陆军中佐小笠原清等，依次就坐于冈村宁次左侧；日本驻华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译山春树，第三十八军参谋长、陆军大佐三泽昌雄等，则依次就坐于右侧。日军投降代表共7人，均遵照《中字第十九号备忘录》之人员规定出席；均着戎装，不佩军刀。日军译员木村辰男，则仍着赴芷江洽降时的灰色西服，以立正姿势肃立于冈村宁次背后。各自就位毕，何应钦宣布：“摄影5分钟！”中外记者群纷纷在四周及走廊上选择适当镜头，拍摄电影及照片。

　　9时零4分，何应钦命冈村宁次呈出证明文件，冈村取出证件交付其小林总参谋长呈递与何应钦上将。经何检视后当即将该证明文件留下，将日军投降书的中文本两份交由肖毅肃参谋长递交给冈村宁次。冈村当即起立，以双手接受，日军小林总参谋长在旁为之磨墨。

冈村一面匆匆翻阅降书，一面握笔吮毫，在两份降书上签字。

　　冈村签完字后于右衣袋中取出圆形水晶图章一枚，盖于签名下端。冈村签字、盖章后，一面令其小林总参谋长将降书呈递何应钦上将，一面点头，表示日军业已完成了投降仪式。

　　小林乃将两份降书谨慎地持至受降席前，以双手递呈何应钦上将。

此照颇被后人诟病，因两人身高、角度和桌上有物等原因，此照仿佛是何应钦曲腰接受降书。

　　何应钦检视后即在日军降书上签名盖章。然后将其中一份令肖毅肃参谋长交付于冈村，冈村起立接受。何应钦复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第一号命令”连同受领证，递肖毅肃参谋长转冈村。冈村即在受领证上签字盖章，并将受领证交小林总参谋长送呈何应钦上将。

　　至此，何应钦宣布日军代表退席。仍由王俊中将引导日军代表离坐，日军代表向何应钦上将鞠躬后退出礼堂，整个仪式仅２０分钟结束。

　　日军代表退出会场后，何应钦上将即席发表广播演说，庄严地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日军在华投降签字仪式，已经历史性地胜利完成，此时全场掌声雷动。何应钦旋即率领受降人员退席，并将自己签字时所用之笔墨携出，留作永久纪念。

　　受降仪式结束后，盟军代表和中外来宾在大礼堂前摄影留念。

　　这是原南京军区政治部画家陈坚根据历史照片创作的著名历史油画《落日》（后改名《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作品以大礼堂为背景，再现了当年日军投降仪式，主要人物都有具体真实原型。此画现被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所收藏。

　　这是大礼堂现在的照片，现在是第三野战军军史馆。细心的朋友们一定会发现这张照片和原来的大礼堂照片有诸多不同。说到这里，又有一个曲折的故事。

　　华东军大开学典礼。

1949年南京解放后，原民国国防部中央军校所在地先后成为华东野战军军政大学、军事学院、南京军区的校址和办公地。曾经在此生活过的尤其是军事学院的子弟来说，它不仅仅是座著名的历史建筑，更是我们对人生美好年华记忆的标志，是军院情结的代表物。凡定居在外地的军院子弟再回南京都会找时间去大礼堂前转转留个影。

　　军事学院时期，凡有重大活动大礼堂均是首选场所。这是外国军事代表团在大礼堂前检阅学员队列。

　　这是学员毕业留影。

　　这是教研室同事合影。

　　这是小伙伴合影。

　　大约在2004年年，定居济南的军院子弟张晓云回南京，他又一次来到大礼堂前，但他看到的却是拆的只剩一个门脸的大礼堂，如同残垣断壁。他回忆到，当我推开礼堂的一扇门，发现里面已经成为一家书店的仓库。仓库的人告诉我，他们6月底之前就要搬走，因为这礼堂要拆，然后移前几十米重建一座新礼堂。我听了大吃一惊：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竟要拆中国战区日军签字投降的旧址？我立即从各种渠道打听，一天内得到的几个消息都说礼堂要拆建，只是月份有所不同。我试图向主持这件事的部门打听，从不同途径得到的三个回答都是：不会告诉你的。还有人好心地劝我：这事你就别问了，问也没用。我感到，老百姓在这件全民族的大事上，连知情权也难以行使。更令我吃惊的是，文物部门说这座礼堂还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如果要拆，他们根本管不着。

　　于是这个消息在军院子弟宇花校友中传开，南京军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年的前夕，竟然要拆掉60年前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举行地———南京的原民国中央军校大礼堂的行为，极大伤害了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感情。帖子一发，如同拉响了一颗手雷。

　　这是当年羊城晚报的报道。

南京军区要在特殊的时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特殊的地点（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约地），干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激怒了军院子弟、宇花同学们。无论是政界、军界、警界、报界、商界的同学们都在行动：或直接面呈于高层，或发内参于领导，或发贴于网上呼吁，或发报道于报纸披露……

　　多方努力取得令人欣慰的结果。南京军区终于终止了这个令中国人痛、小日本快的决定，保住了礼堂并重新做了维修。2005年的9有9日《义勇军进行曲》再次在大礼堂上空凑响，当年国共的抗日老兵和英雄们齐聚大礼堂前，既有共军上将向守志，又有国军新六军的老兵，他们携手共同纪念中国人的胜利，对此央视作了现场报道。

但是大礼堂已失去了原来外貌。

　　这是专业摄影师镜头下的大礼堂，巍峨屹立，高耸入云。

　　这是我本人1968年时用海鸥203照相机拍的大礼堂，雄浑壮丽，美轮美奂。

　　这是现在的大礼堂。

不需要我再说什么了，所谓的修旧如旧让一座经历了90余年风雨沧桑、凝重庄严的大礼堂，完全没有了民国建筑的雄浑和大气，变成了一个花俏如小家碧玉的复制品，对此，无论有多少理由原南京军区都是有责任的。如果老天有灵，也许蒋公要说，还我礼堂原貌！也许领袖也会操一口的湘音道：我为军事学院题的“努力学习、保卫国防”的训词呢！……

　　大礼堂在各种力量的努力之下终于保住了。一个大礼堂是保住了，但是还有多少这样的抗日战争的纪念物被毁？

　　重修的芷江受降纪念坊。

文革中，湖南芷江的日军投降纪念坊被砸！也是在南京，一座亚洲最大的慰安所原址在隆隆的推土机前被夷平……。中国人再也不能干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事了。

俄国人可以骄傲地说，1945年5月7日的红场，数以百计的纳粹旗帜被扔在领袖脚下；

法国人可以自豪地说，1945年6月24日，在兰斯小镇，德国人签订了战败条约；

美国人可以神气地说，1945年9月2日，在密苏里巡洋舰上，日本人低头承认战败。

　　而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抗日战争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之约是在何处签订的呢？据说李敖说过一句话：“我想找一个可以给英雄下跪的地方”， 我们如果还是那样不负责任地对待这些可以见证历史的建筑，多少年之后，当一些日本人在东京公园的某处指着这、点着那说，这是我们从北洋水师缴获的；当某些政客在国会大放厥词否认战败时，我们拿什么去反驳！我们真有可能找不到一个可以给英雄下跪的地方。

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告诉他及我们的后代，在南京、在原民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解放军东部战区大礼堂前就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及我们的后人可以向抗日英雄下跪，以祭祀他们流芳千古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