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八路的抗战经历

🍀扬扬扬🍀

《在太行山上》

红日照遍了东方

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千万丈

听吧

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 上战场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把他在哪里灭亡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把他在哪里灭亡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把他在哪里灭亡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把他在哪里灭亡

今天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十四年抗战，中华民族深受磨难，中国人民艰苦卓绝，不畏强暴，血战到底，付出重大牺牲。那残酷的岁月，奋死的抗争，血火的怒吼，令人热血沸腾。

让我们永远不忘国耻，永远铭记英烈。

打开尘封的记忆，我们以无比激动的心情，拜读一位老战士的回忆，分享他那难忘的抗战经历。

赵金来

束鹿入伍



我1926年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束鹿县新垒头乡新垒头村。

束鹿（今辛集市，衡水西30公里）地处冀中南，在子牙河的上游滹沱河与滏阳河之间，是一片冲积平原。河流交汇，世称“鱼苇之乡”，加之石家庄至德州的“石德铁路”经过此地，本是很富饶的地方。但是，由于当时军阀混战，年年战祸，民不聊生，弄得不少人家破人亡，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家乡的人民很早就想往革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打倒军阀”“求解放”的革命斗争。我们赵家在新垒头村是大姓。我家祖辈种地———我爷爷是有地的，但后来我的亲奶奶去世，我爷爷后续了一个奶奶，这个后奶奶很不好，过门不久，就把我父亲从家中分出来了，从此，我们家就没有地，成了贫雇农了。我父亲是老大，我有两个叔叔，一个姑姑。

我母亲也姓赵，可悲的是-——我5岁的时候，父母就都因病故去了。我成了一个孤儿，后来，是外祖母把我带大的。我的外祖母有40亩地，算是个“破落地主”家庭，她本人有文化，虽然不种地，但思想比较开明，束鹿解放后，土改时自动把土地交给公家。

当时，我的大舅母是一位“地下党”，在一家私立小学当教师。所以，我从小就受过革命的教育，在我8岁时，大舅母供我上过1年小学。当时教的虽然是“小狗叫，小猫闹。跳跳跳”什么的，但言谈之间，我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懂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穷人才能翻身得解放”的道理。

1937年7月，发生了“七七芦沟桥事变”，当时我才11岁，什么都不懂，但我从大人们嘴里知道，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又知道，蒋介石怕日本鬼子，采取的是“不抵抗的政策”，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抗日的武装。当时，我就十分仇恨日本鬼子，十分敬重八路军。但不久，日本鬼子就打进来了，听说东边的德州、济南，西边的太原，南边的上海、苏州，和我们附近的石家庄都被日本鬼子侵占了--我们这里是人心惶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938年，我12岁，束鹿地区受灾，我们家生活困难，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就在这时候，八路军129师385旅工作团到束鹿县扩军来了，工作团的同志们到我们新垒头村，号召有血气的青年们“参加八路军，走上抗日第一线”。当时，我很激动，想参加八路军去打日本，但又怕人家嫌自己年龄小，便和同村11岁的赵正杰一起，缠着工作团的同志，要求参军。后来，工作团的同志被我们缠得没办法，向上级请示，终于同意入伍。

我们参了军。我们是多么地高兴呀！于是，我告别了外祖母和大舅、大舅母他们，离开了生我的新垒头村，走进了革命的队伍。参军后，上级把我们编入了“新兵团”。接着，把我编到了385旅独立三团的武术连当战士，从此，我开始进入了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些新兵处处都感到很新鲜，你看，首长对我们无微不至地照顾，真像自己的父母，我们又有饭吃，又学文化，多好！当时，就有文化教员教我们“共产党、毛主席”等字，我们还知道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本来是国共合作孙中山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后来蒋介石叛变了”，“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我们才丢了东三省”，““七七事变’后，毛主席提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出抗日战争是一个艰苦的持久战”，“我们八路军的总指挥是朱德，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下统115师、120师、129师三师。”“我们129师的师长是刘伯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良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还知道115师的“平型关大捷”、“120师大败日军，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等等，我们的革命热情高涨，人人要求请战立功。因此，到后来，几个月的急行军，流动性很大，又经常没有饭吃，我们也没一个人喊“艰苦”。

1939年，抗战形势十分严峻，日军对我八路军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就在这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却趁机进行“反共”的罪恶活动。6月，河北国民党军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惨杀八路军指战员四百余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深县惨案”。深县，是我们束鹿东边的邻县，离我们只有几十公里，于是，我们转移到太行山老部队根据地。1939年11月，我晋察冀军民展开反“扫荡”斗争，在太行山的涞源地区，我八路军毙伤敌军1500人，并击毙日军的阿部中将，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我们，更加激发了我们的斗志。于是，准备展开更大规模的战斗。

1940年8月至12月，我们129师385旅参加了举世闻名“百团大战”。那时，我14岁，在旅部的救护所当卫生员兼当小公务员，我们常常参加一些抗日的文艺活动，成天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华北敌后最大的一次战役，在当时影响很大。百团大战由彭德怀指挥，组织了100多个团,40万大军，在华北2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向日本侵略军发起了大规模出击。主要是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摧毁日伪军深入根据地的据点。这次大规模的出击，打死和俘虏日伪军4万多人，破坏交通线2000多公里，拔掉日伪据点近3000个。这次战役以泰山压顶之势，重创了日军，同时也打击了顽固派妥协投降的暗流。但是也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力量，此后日伪即加深了对我的残酷“扫荡”，顽固派也加紧了反共投降的活动。

1941年，百团大战后，我调到七六九团当通讯员，又曾调到旅特务连，后因“百团大战”伤亡的战士太多，加之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竟下令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并加强了对我八路军和根据地的进攻，形成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而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德意法西斯的欧洲战事，加紧了对我八路军和根据地的进攻。为粉碎日寇和亲日派的联合夹击，上级指挥我部，争取时间，精兵简政，紧急补充基层连队，于是，我便被调到769团当战士。从此，我便经常在战斗第一线，金戈铁马驰骋疆场浴血奋战了。

打日本，救中国，当八路，求生存，保家园，当年的小八路。

赵家庄伏击战



一九三九年，日军的侵华战争更加疯狂，祖国的大片河山沦陷。为保卫华北平原，根据党中央发出的“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我八路军一二九师以太行山为抗日根据地向冀南、豫北及铁路沿线挺进，广泛开展冀鲁平原的游击战争。

那年我只有十三岁，在一二九师三八五旅独立三团武术连当战士。当时我们部队在河北束鹿县一带活动，主要任务是帮助组织地方政权、发动群众、建立民兵组织、打击汉奸、扩充部队，待机消灭敌人。

三月的一天，也是我刚参军不久，我们连接到上级的命令：指示我们连在河北束鹿县城东南四十里赵家庄设伏打伏击。由于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带，没有山包丘陵作屏障，高梁、玉米都还没有长出来，也无青纱帐可隐蔽，为设伏打伏击带来了许多不利因素，当时我们连也就七、八十个人。面且大部分是刚入伍的新兵，武器装备也不全，有一部分人还是用大刀、长矛。

我们埋伏在赵家庄村庄的平房上，作为制高点，等待敌人进入伏击圈。虽然我们的武器装备很差，但战土们对日寇在我国土上横行霸道，烧杀掠抢无恶不作的行径，怀着极大的民族仇恨，有着把侵略者赶出去的决心。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没有一点畏惧，只有必胜的信心。虽说有好多新战士都是第一次参加战斗，但战士们士气高涨。我们用仇恨的目光注视着前方，等待着战斗打响的那一刻。

约上午九点钟左右，有一队鬼子从城里出来，准备到附近的村子“扫荡”，大约一百七八十个。当鬼子的队伍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打”，随着李庆云连长的一声令下，我们的仇恨变成了力量，全连火力一齐开火，手榴弹从战士手中不停地投出去，“轰隆”！“轰隆”！炸得鬼子哇哇乱叫，血肉横飞，横尸满地，当时就将敌人拦腰截断，打死、打伤敌人四十多人。

但是敌人仗着人多，时间不长就纠集起来向我们发起了进攻，其中一股敌人占领了一处高房，用机枪、小炮向我猛烈开火。这时，连长见伏击的目的已达到，敌我兵力、火力悬殊太大，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就命令部队冲出去，连长和我负责掩护。敌人开始往房子上爬，我们连长虽然个子不高，却是个身怀绝技，力大无比的武术家，他拿起墙垛上的砖就朝敌人头上砸，一块砸死一个……，这时敌人成群往房上爬，连长见部队已冲出村子，于是手臂一使劲，一下子推倒了墙垛砸死砸伤了七八个鬼子。说时迟，那时快，连长一支胳膊挟起我，就从房子上跳下来。落地后，我们迅速从院子里进入屋内，拆炕砖堵窗户口，准备在房子里坚守。当我们俩正堵着窗口，从外面冲进来三个鬼子，前面一个端着枪冲到窗口正朝里张望。连长一手操起一支没有刺刀的步枪，顺着窗口用力地向外面的鬼子刺去，只听见“哇”的一声，就刺进了敌人的肚子里，再往回一拉枪，鬼子的肚肠子也给带了出来，当场毙命。其他两个鬼子见状，吓得转身就往回跑。趁敌人慌乱之机，我们两个顺势冲了出去。利用地形，很快摆脱追击的敌人，冲出了村子和部队会合。

这一仗打死敌人60多人，缴获了枪支20余支，使新战士都换上了“三八”大盖。而我连只有两名轻伤员，取得了辉煌战果。

刘家庄反偷袭战



一九四一年初，日本帝国主义急切想结束侵华战争，以使全力南进，配合德意法西斯伙伴在欧洲作战，将其在华兵力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集中到我敌后解放区战场，对我八路军和根据地展开了更为残酷的进攻。而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袭击新四军，在华北，蒋、阎顽伪军向根据地人民进行大规模扫荡、破坏，使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最高峰。为粉碎日寇和亲日派的联合夹击阴谋，八路军总部指示华北部队，必须尽量争取时间，进行扩兵和整军。

遵照上级指示，我团于四一年春，进驻武安县刘家庄、万家庄、白家庄一带地区进行整训。团部驻在刘家庄。部队一驻下，迅速开展了以深入进行政治教育，加强连队支部建设和刺杀、投弹、射击三大技术的训练，并总结实践经验，根据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进行小分队袭取据点战斗，野战进攻及伏击、遭遇等战术的演习、演练。大大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和作战能力。

四月二十日，日寇从武安县城出动了一千多鬼子偷袭我刘家庄、万家庄，妄图一举消灭我团。我团正在刘家庄团部驻地召开党代会。二十日拂晓，敌人分三路同时向我偷袭。我团立即组织部队进行了反偷袭，战斗打响后，由于部队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反复勘察、熟悉地形，做好了随时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充分准备，很快粉碎了敌人的偷袭，控制了战场局面。驻刘家庄的二营和团部当即冲出村庄占领两侧制高点，阻击敌人。

团部迅速转移到村后的山上指挥战斗，我在团部公务班，我们公务班的几个小鬼，帮助转移运送物资，组织群众转移上山疏散隐蔽。当我们安排妥当，这时见五连的小通信员吴同声一个人赶着他们连队的两头猪，不紧不慢地上山了，偷袭刘家庄的鬼子什么也没有捞着。偷袭白家庄的一路鬼子，将我团九连的哨兵摸掉，并在打谷场集合，这时被我带班的班长发现，班长当即开枪示警，部队听到枪声后迅速向打谷场集结，和在打谷场上集合的鬼子遭遇，短兵相接，与鬼子拚开了刺刀，并很快抢占了有利地形，变被动局面为主动，将摸进村的鬼子打出村去。

同样偷袭万家村的一路鬼子也被我一营击退。经过半天的激战，消灭了鬼子100多人，鬼子逞凶偷袭不成，丢下尸体也顾不得拉走，仓忙逃回武安县。后来才知道鬼子这次偷袭，得到的汉奸情报也有误，误认为:“在刘家庄、白家庄一带驻扎的是一个‘八路新兵团’。大部分用的是木枪，仅站哨用的几支破枪，没有什么武器”。原来汉奸特务把我们部队练刺杀的木枪当成了我军的装备，没想到却碰上硬钉子，碰得头破血流，被打得落花流水而去。我们打扫战场后，将敌人的尸体用白布包裹后给鬼子送了回去。

偷鸡不成蚀把米的鬼子恼羞成怒，不准退回武安的敌人进城，并扬言“不打下刘家庄，就让出武安城”。报复性极强的鬼子不甘心失败。于二十二日，再次纠集人马向我发起进攻。针对故人的器张气焰，全团指战员同仇敌忾，一致表示“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将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部队立即投入各项战前准备工作，修筑工事，部署火力配置，严阵以待。驻地的人民群众见部队要打仗，也都纷纷前来帮助修筑工事，烧水送饭，民兵也积极协助站岗放哨，传递情报，运送弹药物资，给部队大力的支持。这时，陈锡联旅长率领十三团、十四团（此时385旅辖769、13、14团）运动到我团后方，准备随时给予支援，更加坚定了全团指战员打好这一仗的信心。

二十二日晨，敌人气势汹汹地往刘家庄杀来了。当敌人全部进到刘家庄以东山沟，预先埋伏在南面山上的重机枪、迫击炮同时开火了，一颗颗炮弹在敌群中爆炸、机枪指向那里，那里便倒下了一片死尸。一阵猛打、只打得鬼子人仰马翻、头破血流。但鬼子仗着人多、很快纠合起来，在其大炮、机枪的掩护下，发动反扑，遭到我顽强抗击，我们顽强地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疯狂进攻，战斗中我军越战越勇，鬼子离得远时，战士们用枪瞄着打，离得近了就用手榴弹；冲上来就用刺刀，同敌人进行肉搏战，杀得敌人人仰马翻；一次次冲锋被我打退。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五点多钟，鬼子见久攻不下，又伤亡惨重，天色又慢慢地转暗，更惧怕和我八路军打夜战，无可奈何下被迫缩回到武安县城。当然，鬼子也没有按照其扬言退出武安城，只是龟缩在县城里再也不敢出来了。六月三日，我团主动出击，攻克武安县以南同会村的伪军据点，俘虏伪军四人，缴获枪支二十一支，我团无一伤亡。拔掉敌人伸出城外的爪子，使龟缩在武安城里的鬼子无法立足成天惶惶不可终日。

公司窑战斗



1941年8月，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129师发动邢沙永战役，在河北省沙河县，769团负责攻打日本鬼子的“公司窑”。

“公司窑”（今河北邢台沙河县）在沙河以西(当地又叫老狼沟)。这座煤矿西接太行山，东邻平汉路，位于太行山到冀南的交通要道，其军事、经济地位都很重要。可是，它却被伪军高德林部所霸占，为日伪军封锁太行山区的一把“锁”，也是我太行抗日根据地军民路东的一块绊脚石。

高德林原是国民党第29军的1个团长，抗战爆发后，投靠日军当上了伪“剿共第2路军司令”，手下有3个团及特务营、军教队、警队等共3500余人。这个民族败类自1938年5月窜到公司窑后占了煤矿，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既挖煤又制造武器无恶不作。

31日午夜，769团在团长郑国仲、政委漆远渥的率领下，开始攻打“公司窑”。战斗进行的很顺利，经过几天的战斗，在385旅13团和14团的配合下，通过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高部大部被消灭。 3日下午，从邢台方向400多日本援兵在6架飞机配合下向我扑来。这时我在团里当公务员，跟随部队在御路村对来犯日军展开突然袭击，给来犯的日军以沉重打击，毙伤敌人100多人。在完成阻击任务后，部队按命令逐步撤出战斗，机枪班掩护部队交替后撤。

敌人开始向我们后撤的部队不断炮击，突然敌一发炮弹在附近炸开，一块炮弹片飞来打中我的右脚，战友忙用急救包帮我包扎上，可是已经疼得走不动了。剧烈的疼痛影响了我的行动速度，渐渐落在了后面。日本鬼子迅速包围上来，我们负责掩护的部队已陷入重围。混战中，旁边一位老战士毫不畏惧，拿着一枚手榴弹与鬼子对峙着。手榴弹也扔完了，只见那老战士抓起地上的一把土，撒向日本鬼子，趁鬼子迷眼的功夫，扭头向回跑，可还是让鬼子在他屁股上刺了一刀。他看到行动缓慢一瘸一拐的我:“小鬼，快走”，拉起我就跑，—起迅速脱离了险境，这次是我在与穷凶极恶的日寇战斗中第一次负伤，也是在老战士的帮助下又一次脱险。

辽县反“扫荡”战斗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纠集了三万多兵力，对我太行山地区大规模的“扫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提出了所谓“变华北为大东亚作战基地”的新作战方针，变本加利的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

五月十九日，敌人的“扫荡”开始了。日寇第一步合围车田韩壁，企图消灭三八五旅，但在敌人合围圈快要合拢之际，我军灵活地从韩壁村跳出合围圈，敌人扑了个空，除了踩上几棵地雷，其它一无所获。敌人并不死心，接着又气势汹汹地向麻团合击。这时，我七六九团的大部随师和旅主力已经转移到外线作战。只有一营和团部在团长郑国仲、政委漆远渥的率领下，完成了掩护当地群众和机关坚壁物资的任务后，于五月二十五日拂晓前转移到南艾铺、十字岭一带隐蔽，准备当天晚上穿过敌人的合击圈。

天开始亮了，忽然发现东南方向有很多的人向南艾铺行动，经联系后才知道是我八路军总部来了。和总部在一起的还有后勤部、党校、抗大、新华日报社、冀南银行等许多高级机关和学校，但战斗部队很少。左权副总参谋长指示郑团长，要七六九团一营三连担负起保卫总部的任务，坚守南艾铺，十字岭，掩护总部安全转移。

郑团长、漆政委受领任务后，重新调整了部署。决定一营二连和四连，由营长李德生同志率领，坚守南艾铺西南山梁。阻击西南麻田方向的敌人。根据总部通报的敌情，东南西三个方向都有敌情，只有北面没有发现敌情，要转移出去十字岭上的垭口是能否突围的一个关键。团里决定把曾经护送朱总司令去洛阳的模范三连和团的警卫排配置在山垭两侧的山包上。为了加强指挥，参谋长何政文到三连，政治处主任孔竟标到团特务连警卫排，亲自指挥部队作战。

敌人从四面压缩过来，猛烈的炮火向我轰击，五架“小红头”飞机，不断地朝山沟里俯冲、扫射，敌人的步兵，攻得更加凶猛。我团指战员和总部警卫部队一起浴血奋战，打退敌人无数次冲锋，坚决将敌人阻击住，使敌人合围迟迟不能构成。对掩护总部突围起到了重要作用。

左权副参谋长站在十字岭山垭附近的一道山梁上，指挥着机关、学校向外突围。警卫员再三劝左权副参谋长快转移，但他仍然不肯离去。站在山坡上高呼着：“同志们！快上来，冲出山口子，就是胜利”。在左副参谋长的鼓励下，原来疲乏的浑身没劲的同志，也咬紧牙关，向山上冲去，穿过了炮火严密封锁的山口子、胜利地突围出去了。

突然，连续三发炮弹落到山梁上，我们全军所敬爱的左副参谋长英雄地牺牲了。左权将军的牺牲，激起了指战员无比仇恨，他们牢固的坚守着阵地，节节阻击敌人，迟滞敌人前进。特别是坚守十字岭山垭口两侧的三连和团警卫排，坚决守住阵地，决不后退一寸，使东西两面的敌人无法靠拢，迟迟封不住合围圈的口子。使总部安全转移。敌人妄想扼杀我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阴谋被我军彻底粉碎。后来为了纪念左权付参谋长，将辽县改为左权县。

朱德总司令为悼念左权将军专门作诗一首：“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拚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苏亭复仇之战



我团掩护总部转移后，团直率三连也跳出敌人的“铁壁合围”转移到拐八镇地区。寻找战机打击敌人。上级指示:“要报复敌人，要击毙敌人扫荡部队的一名司令或副司令，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团命令三连在苏亭（今山西左权县东南苏亭村）一带设伏，杀伤消灭敌人。虽然，经过十多天的连续作战，生活也很艰苦，但是，战士们的战斗情绪仍然非常旺盛。特别是当接到伏击的任务，能亲自为左权副参谋长报仇，干部战士的情绪更加高涨。

三连接受任务后，立即前往苏亭、东寺垴一带侦察地形。发现当地果然是个打埋伏的好地方。东寺垴前面是一排陡崖，崖下河滩大路已成“Z”字形，特别是东寺垴的左前方，有两条山梁，象伸出去的两只手一样，把东寺垴和苏亭之间的这段沟紧紧的掐住，只要敌人钻进来，那就成了瓮中之鳖了。部队很快进入东寺垴预设阵地，修筑工事，部署火力点，当地的民兵也前来助战。在山崖上堆集石块，在道路上及河滩，埋设地雷。一切都按着预定方案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有情报日军约有百余人已出发北来。主力已全部通过柏宫寺。三连即迅速进入阵地。十三时，敌人到达苏亭一带，因触雷被迫停顿。此时虽是打敌机会，但距离较远，敌大队人员仍未全部进入我伏击圈，我继续隐蔽。这股敌人非常麻痹、大摇大摆地过来了。前面的鬼子扛着膏药旗，接着是排成四路纵队的步兵，步兵后面是一群骑着大洋马，腰挂指挥刀的家伙，再后面跟着是车队，车上面装着死尸和抢来的东西。三时五十分，敌继续前进，先头部队刚至苏亭正东转弯道上又踏响了地雷，死伤二十余人，鬼子顿时乱作一团，有的奔向悬崖下躲藏，这时埋伏在崖上的二十多个民兵，同时把崖边垒得有两人多高的石墙猛推下去，只听得“轰轰隆隆”一阵震天裂地的巨响，刹哪间沙石乱飞，好多敌人连喊叫都来不及就被砸成了肉饼，有的被砸得缺胳膊断腿发出了刺耳的嚎叫。

敌人被打得人仰马翻，大部份逃向河滩，陷入我轻机枪、掷弹筒及步枪的交炽火力网内。敌人仓惶逃窜，在混乱中又踏响了两枚地雷。战斗仅用二十多分钟，敌死伤众多，其余狼狈地向木池方向逃窜。大约在十五时左右，敌人才纠集起残部，在轻、重机枪和火炮的掩护下，向我伏击地区反击。虽然，敌人遭到我重大杀伤，但还有力量进行反扑顽抗。而我军兵力太少不宜出击，而且弹药所剩不多，不宜恋战，重创敌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部队借着山梁密林为掩护隐蔽转移。

三连在民兵的配合下，巧妙地使用地雷、滚石等多种战法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击毙敌中佐副司令、毙伤敌一百四十余名，骡马八十余匹，缴获步枪五支、马两匹、军用物资一部分，我仅伤亡各一人，以极小的牺牲换取了大的胜利，受到刘邓首长的通令表扬。

军民团结，共渡难关

1942年和1943年，是我们八路军最困难的时期。

为什么特别困难?原因很多，就国际上来

说,1940年9月，德日意法西斯进一步勾结起来，称为“轴心国”。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一个公开的侵略性条约，使侵华的日军更加猖狂起来。接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建立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集中侵华的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野蛮的“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游击区实行“蚕食”政策，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步缩小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对敌占区采取“清乡”政策，加强法西斯的保甲制度，搜捕抗日志士。

就国内来说,1940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

开始了第二次反共潮。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新四军军长叶挺等，提出黄河以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应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已达五十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应缩编为十万人等无理要求。

“百团大战”以后，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于是，日本鬼子调转头来打我们了。此后，日本鬼子和伪军都集中力量对我们八路军进行大扫荡，使我们的根据地损失很大，范围越来越小。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又加紧了反共投降活动，更加重了我们的困难。

接着，蒋介石又在1941年初便发动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形势十分严峻。

1943年，日军在太行山根据地的中心，武乡县的蟠龙镇安了一个据点，住了一千多人，我们的交通、调防、军需都不方

便，攻打了好几次，都未拿下来。

7月18日，我们把蟠龙镇围个结结实实，敌人单个不敢出来了，于是，形成僵持阶段。

由于敌人的“大扫荡”和“大封锁”，使我们后方供给不上，部队的生活很困难，于是，中央决定部队缩编，接受陕北开明申土李鼎铭先生提出的关于“精兵简政”的意见。于是部队进行整编，由大团变小团，三营并两营；实在没有粮食吃，部队中年老的、年少的都得回家去。我因为家在束鹿县，位于平汉铁路以东，敌人严密地封锁了平汉铁路，我们根本过不去，所以才没有让我走。

当时，我们的生活极为困难，每人每天只能供给1斤小米，还得节约2两，支援给老百姓吃。我是班长，当然更要带头了。

个年青力壮的大男人，一天只有1斤小米，当然不够吃的，怎么办?我们就挖野菜(如苦苦菜、凄凄牙等等)，采树叶(如很苦的榆树叶和比较好吃的臭椿树叶)，把野菜和树叶渗到小米中，放在一块儿煮稀饭，一块儿吃。有时挖的野菜多了，就晒干，存放在老百姓家中，以备以后吃用。

有时，我们到村边的场上去拣豆子，有时一个人一天能拣一小把，我们放在锅里炒了吃，这就是最高级的美味佳肴了。

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拌糠吃，虽然糠吃多了，解不下大便，但也顾不得了。

虽然这样困难，但我们的战士思想决不动摇，越是困难，越是团结，还关心着老百姓的生活，大家说：“我们困难，解放

区根据地的老百姓更加困难。”

确实，我们人民军队是时刻牢记军民渔水关系的。我们八路军的一贯传统是每到一个地方就帮老百姓挑水，扫地帮老百姓搞生产。

当然，我们自己也搞“生产自救”，刨山坡的荒地。在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

针，号召各个解放区军民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解放区广泛地掀起了“大生产运动”。

部队战士关心解放区的老百姓，老百姓也关心部队战士，战士负伤住在哪个老百姓家，就和老百姓结上了深厚的情谊，老百姓知道他们熟悉的部队来了，一些老房东们往往跑几十里路去看望我们。

下面给大家讲一个“打狗充饥”的故事。

因为村里的一些狗乱叫，影响我们夜间的游击活动，于是，上级有指示，可以部分地杀狗，但是，命令严格地要求，牧羊的狗不准杀，如果谁杀了牧羊的狗，是一定要赔偿的。

赔偿?当时我们用的是“太行票”，我们每月的关饷只有一块钱，怎么赔？

由于肚子实在太饿，有些战士便“打狗充饥”，但有的战士违规，杀了牧羊狗，怎么办?他自己赔不起，只好由团里赔钱。

那天，我们的团政委赵兰田抱着一只黑耳朵的小狗，开大会说：“这是村里牧羊狗啊，老狗死了，这小狗怎么办?咱得赔人家的啊！”

开会讲，时时宣传，大家明确了，肚子再饿，也决不允许杀老百姓的牧羊狗，这是一条严格的纪律。当时上级还要求每个干部、战士自己都要解决当年三个月的粮食。

夜袭固漳

1944年5月，山西潞城县固漳镇。我769团驻在山西黎城东阳关，一方面肩负联军临时机场保卫任务，一方面寻求战机，消灭敌人，进行运动战。

这时，潞城武工队的张大海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将获得的固漳的敌人情报送到团部，那时我在特务连任通讯员。

当时，全国形势是这样的:日军为了打通由中国东北直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发起对豫湘桂的战略进攻。4月中旬，日军兵分数路由豫东中牟、邙山头渡河，向南进犯，集中优势兵力攻占河南地区。国民党汤恩伯、胡宗南部的数十万军队不战而溃，使日军频频得手。气焰嚣张的日军又由洞庭湖两侧地区进犯我湖南长沙、衡阳地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随着我解放区的巩固和扩大，人民军队也日益扩大，地方兵团作战实力、武器装备和兵员也进一步得到增强，民兵组织普遍建立。

担任抗日主要武装力量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形式，已经逐步由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

从1944年春天始，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战场已开始了局部反击，并取得很大的战果。其中，在华中，粟裕率领新四军

第一师五个团的兵力在淮安与宝应之间发动了车桥战役。激战两天两夜，消灭日军460余人，伪军近500人，攻克敌据点20多处，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的联系。李先念率领的第五师由鄂豫皖向豫南、豫中、湘鄂边方向发展，使这一地区成为一个面积达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920万的大解放区。

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对我极为有利，我太行、太岳军区也开始逐渐向南运动，进一步扩大解放区，打击日军，收复失地因此，攻打固漳镇的战斗就在这种形势下决定了。

6月4日，769团日夜行军，翻山越岭，通过黄岩镇，于6日夜来到敌占区的边沿。团部设在固漳北二公里的一个小村里。这时已与县大队取得联系。及时组织了民兵和担架队。

战斗决定在6月7日夜10点发起攻击。

当天，赵兰田团长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会上作了动员，根据武工队和我侦察人员提供的情报，又进一步布置了作战方案。为了防备和阻击由潞城和晋城增援的敌军，决定由二营兵分两路作掩护，一营从左翼，三营由右翼攻打固漳。

6月的天长，老是黑不下来，善于夜间作战的我方战士早已沉不住气了。战士的肚子也是早已空了。为了迷感敌人，不暴露我方今夜的行动计划，首长命令，晚上一律不许生火做饭。全团干部战士只好忍受着饥饿，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在炎热的工事里静静等候冲锋的命令。

夜10时，天地间浓稠稠的黑，随着赵兰田团长的一声令下，三发信号弹冲上天空，炮火过后，早已跃跃欲试的我团官兵腾身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左、右翼直扑固漳守敌。

战斗打响了。

敌人虽然有所警惕，但还是被突如其来的一阵炮火轰得晕头转向，立即组织火力，向我军反击，一时间火光冲天，炮声隆隆，枪声大作。

蹲在据点里的日军，用猛烈的炮火阻止我军前进。由于敌人火力凶猛，我军一时受阻。正在焦炽状态，潞城武工队员芦士英同志领着战友及时赶到，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在前引路，配合我一营、三营很快打进了固漳。

此时，从晋城县增援的300名伪军，也在外围与我二营交了火。战斗打得艰难、血腥。

镇内的敌人在我战士的英勇打击下，节节败退，最后退缩在一个大庙里，借助有利地形和制高点，负隅顽抗。又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战斗，被我团团包围的敌人已失去了信心，我军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向敌人喊话劝降。已无法继续顽抗的敌人终于全做了俘虏。

这时，与敌人援兵的战斗还在激烈的进行，从潞城增援的敌军也正乘着汽车向固漳开来。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我接到命令通知一营、三营迅速撤离现场。战士“小包公”与我随行，“小包公”负责通知担架队。这时空中出现敌机，炸弹落下来，我赶快卧倒。当我爬起来呼喊“小包公”时，他已经倒在血泊中。

深夜1时，我军撤出固漳，顺利返回。

这次袭击固漳，我军20余名战士牺牲，击毙日伪军100余人，俘获200余人。取得了夜袭固漳的胜利。

这次战斗后，不少武工队员补充进了我团。其中张大海同志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芦士英同志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现已离体，离休之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12军后勤部政委。

留在身上的弹片



1945年6月30日，我在河南安阳市北流寺打日本鬼子军官大队伏击战时又负了伤，伤的是右肺，这次伤得最重。

当时我是团指挥所特务连通讯排班长，敌人是路过，我们打伏击。但不知怎么的，我们的指挥所暴露，敌一顿炮弹袭来，一颗炮弹把树打断，树枝一下子插进了一名警卫员的肚子，他当场就牺牲了。

这时，我正在隆隆的炮声中警戒待命，我们久经沙场，已经习惯在炮火中“正常”生活了。忽然，我觉得好像有谁从后面打了我一拳，我一下子趴倒了。原来，是一块弹片，从我的后背打进去了。那个血，呼呼地直流。后来才知道，是打到我的右肺里去了。战友们赶快给我简单包扎起来，那鲜血还是一个劲的流。

大家把我抬上担架，担架队员跑了二、三里路，到后面的一个村，才找到卫生员给我上了药。上完药，我说:“让我回前线去吧。”，卫生员说:“不行，你的伤很重，我这里治不了，还得把你朝后方转移。”我也感到巨疼，只好不作声了。于是，卫生员又把我转给了两位老百姓抬的一副担架。

怎么把我转给老百姓？我不解。于是我被他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后转，一直到山西省武乡县，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我在那里休息了一个多月。

路上的辛苦不用说了，我还经历了次“老百姓要砸死我”的危险。由于我受的伤很重，鲜血把我的八路军的军服全染红了，没法穿，我身上穿的是缴获来的日军、伪军的衣服，老百姓担架队员误以为我是一个被俘的伪军俘虏。邻村那两个担架队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那天，他们躲在一边研究:“咱砸死他算了！”被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了，我挣扎着正准备解释，不知怎么的，后来他们没有付诸行动。

我想起来了，当时确实有伪军俘虏被老百姓砸死的事情发生过。于是，我赶快对我的担架队员说:“老乡赶快把八路的衣服给我拿出来。”一听这话，担架队员什么都明自了。

到了太行山区的革命根据地医院，给我喂饭、换药的都是当地妇救会的女同志，应当说是老百姓救了我。

我在医院住了下来，开始几天，由于血流到我的肚子（腹腔）里去了，我呼吸十分困难，喘不过气来了，一直昏迷。一个医生说我“完了”，竟把我送进了太平间。后来，还是同病房的伤员同志说:“虽然他流的血很多，但是他年轻，吸收快，或许能抗过去，我们看着他。”

结果，大家轮流看了我一个晚上，我终于战胜了死神的纠缠，又开始喘气了，伤员们欢呼起来，又把我从太平间里抬出来送进了病房，是同志们救了我。

我们团指挥所驻地的房东真好，房东老大娘知道我负伤住的地方后，还跑了好几天的路，带了东西来慰问我。由于当时医疗设备简陋，大的弹片取了出来，还有一块指甲大的弹片没拿出来，这是1945年。

1953年，当我从朝鲜战场回来，透视检查，才查出来的。1955年想拿，怕止不住血，有危险，没拿。后来虽然医疗条件好了，但由于工作忙一直没有拿。现在每到阴天下雨，伤口复发，还时时疼痛。

（部分相片来自网上）

赵金来任职履历

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6月加入朱德青年队，历任八路军129师358旅独立3团武术连战士、团部内勤通讯员、358旅卫生处看护员、769团团部通讯员、特务连副班长、班长；

1945年11月任晋冀鲁豫军区3纵队7旅19团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副 营长

1949年10月任二野11军31师91团3营营长；

1951年3月任志愿军12军31师91团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团长兼参谋长，第一副团长；

1955年10月任12军31师93团团长

1956年8月任南京军事学院学员；

1959年1月任12军31师92团、91团团长1961年4月任12军31师副参谋长、35师副师长、代理师长、师长；

1970年3月任12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1970年12月任12军副政委；

1975年10月任12军副军长。

赵金来同志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59年晋升为中校军衔，1962年晋升为上校军衔，1953年被授予三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独立自由奖章，1957年6月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百将团走来的一个兵——赵金来

不朽的军魂 永恒的丰碑——凭吊昔日羊山战役战场

永不磨灭的记忆——我的八处伤疤

当新中国诞生的时候，他们仍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