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至「文革」前新疆人口迁移与社会经济发展

六〇虎

姚勇 张磊

和平解放后的新疆地广人稀，生产力落后。为了开发建设新疆，新中国有计划地从内地动员各类人员进疆。到1965年，新疆的人口已经由1949年的433.34万增加到789.1万。大规模的省际人口迁移极大地缓解了新疆人力资源的稀缺，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本文对建国初至“文革”前人口迁移对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加以分析。

一、建国初至“文革”前新疆人口迁移高潮

1.人口迁徙的阶段分析。

（1）1949—1954年为新疆人口稳步增长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农业落后工业无基础的新疆，急需大批劳动力。在国家的动员和鼓励下，通过军队转业安置、到内地招收女兵及少量的知识青年进疆、自发迁移等形式，加上新疆生活条件、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等，使得新疆人口稳步增长。1954年，新疆总人口达500.08万，比1949年增加66.74万，年均增长13.35万。

（2）1955—1959年为新疆人口迁入的第一个高峰阶段。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新疆进入建国后第一次大开发时期。1956年的河南垦荒队，1959年开始的湖北、江苏、安徽支边青年进疆等，加上自流人员大量流入，形成了建国后新疆人口迁入的第一个高峰。1959年新疆总人口达648.98万，比1955年增加了137.2万人，年均增长34.3万人，年均增长率达6.16%，高于全国同期的2.26%，但同期新疆人口的平均自然增长率15.86‰，低于全国同期17.79‰，反映出这一时段向新疆迁入人口较多。

（3）1960年到1965年为新疆人口增长波动较大的阶段。1960年至1965年，新疆人口增长了102.77万人，年均增长20.55万人。尽管支边青年及家属持续进疆，加上内地灾民的不断流入，1960年和1961年，新疆人口继续增长。但由于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前苏联单方毁约等原因，造成我国经济困难。1961年新疆依据国家政策，关、停了大批企业，对事业和机关单位实行精简。对于精简下来的人员，或劝其返回原籍，或下放农村。1962年，新疆又发生伊犁、塔城边民外逃事件，致使1962年成为新疆20世纪80年代以前净迁移人口为负值的唯一年份，当年净迁出人口达19.46万人，净迁移增长率-27.62%。度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新疆人口出现了补偿性的猛增。1964—1966年三年中，新疆净增人口125.2万，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54%[1]69。总体来看，从建国初到1965年为新疆人口迁移增长的高峰期，16年净增355.76万人。

　　2.人口迁移的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内地迁移至新疆的人口经历了以政府计划迁移为主、自发迁移为辅到以自发迁移为主的转变过程，并呈现出大起大落和明显的阶段性两大特点[2]99。其迁移方式如下：

（1）军人转业安置。建国初期，驻疆部队主要由进疆人民解放军部队（9万多人）和起义国民党部队（7万多人）组成，这些官兵绝大多数来自内地。1953年，根据中央指示，驻疆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1954年10月7日，生产部队的广大指战员10.55[3]300万人集体就地转业，组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后又相继有大批内地复转军人被安置在新疆工作。1955年10月，辽宁、浙江的675名复员军人进疆从事驾驶员、汽车修理员、电工等各项工作[4]98。1958年，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动员转业官兵奔赴边疆，1960—1974年动员转业官兵8.24万人，支援新疆兵团[3]82。

（2）动员支边。1950年至1952年，新疆在湖南、山东、四川等地招聘万余名女兵进疆，1954年又招收山东妇女6528人[5]进疆，主要解决驻疆官兵的婚姻问题。1955年，新疆兵团招收河北、河南等地初高中毕业生和支边青年3857人。1956年，又招收四川、广东等省知识青年4894人。1956年，4.6万[6]河南青年垦荒队员奔赴新疆，1957年，又有4万多河南青壮年，迁入新疆军垦农场当工人[7]143。1959—1961年，国家动员苏、皖、鄂三省支边青年约24.56万人支援新疆建设。1963—1966年，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四市及江苏、浙江两省知识青年12.67万人来到新疆兵团。在此期间，国家每年有计划地分配一些大中专毕业生进疆，还有一部分内地搬迁至新疆的工厂企业带来一些工人干部。由于这两部分人比较分散，难以统计。

（3）自流迁移。解放以后，内地自流进疆人员日渐增多，尤其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内地大量灾民流入新疆。1955—1958年，新疆共安置内地自流人员1.45万人。1959年，内地自流入疆求食工作的人员达5.3万，1960年猛增加到30万人。1961年 21.78万，1962年 3.54万，1963年 2.38万，1964年3.29万，1965年2.71万，1966年7.6万人[4]184。据专家推算，建国后的30年间，进入新疆的自流人员在100万以上[8]279。

（4）家属随迁。建国初期，为稳定驻疆部队，鼓励军人家属进疆。其中，转业军人随迁家属1961年111524人，1963年6350人，1964年13638人，1965年87057人，共计118569人。1959年，苏、皖、鄂支边青年随迁家属13802人，1960年21471人。1961年从甘肃转来河南支边青年家属11524人[4]122。1961—1965年，新疆接迁支边青年家属共87057人[4]125。

（5）特殊移民。改造犯罪人员在新疆就业形成了特殊移民。根据中央的安排，从1951年起，内地部分监狱的罪犯遣往新疆改造。1951年以来，进疆改造达102373人，调疆劳改犯人在1952—1957年共创造4.35亿元财富[1]141。这些劳改人员大部分留在新疆就业。为让刑满人员安心边疆，1957-1959年，兵团接移家属4833户[3]743。1961年，甘肃严重缺粮，中央从甘肃河西地区分三批将劳改犯人、刑满人员和劳教分子共1.9666万人调到兵团“移工就食”，这既减轻了甘肃的困难，也给了犯人生活出路[3]744。

　　

 二、建国初至“文革”前新疆人口迁移高潮奠定了现代工农业的基础

1.推动了新疆农业经济大发展。

（1）开垦了大量荒地，提高了粮食产量。新疆和平解放后，为不给国家增加负担，1950年起，驻疆部队就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至1954年，驻疆部队共开垦15.33余万公顷土地，创建了20多个垦区和39个大型军垦农场[9]14。1954年，以迁移人口为主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以后兵团就成为接收迁移人口的最重要的组织。到1965年，兵团的耕地面积达到1212万亩。1949年，新疆人口433.34万人，耕地面积1814万亩，粮食总产只有84.77万吨，人均占有粮食195.6公斤。1965年，新疆人口增加到789万人，耕地面积达4747万亩，粮食总产261.74万吨，人均占有粮食331.7公斤，不仅满足了各族人民的生活需要，而且还有余粮支援内地省区。1960年到1966年，新疆共向内地10个省市区调出粮食4.9亿公斤，食用油340万公斤[10]236。

（2）兴修水利设施。解放前，新疆水利建设落后，“全疆仅有大小灌溉渠道1657条，3.3万公里，坎儿井1000多条和3座不完整的水库，蓄水3000多万立方米”[9]159。新中国诞生后，党和政府把水利建设当成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来抓。1950—1952年，驻疆部队新修和整修大小渠道300多条，全长达2318公里，建堤坝4.27公里，修筑各类水利建筑物349座，恢复和增灌耕地面积653万多亩 [11]185。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期间，在昌吉回族自治州10万劳动力中，支边青壮年占4万，他们担负了全州80%的农田水利建设任务。在1959—1960年的两年内，修建水库18个，水渠310条，扩大耕地面积130万亩[4]124。到1966年，新疆兵团共建成水库37座，总库容14.94亿立方米，总灌溉面积达842.3万亩[3]587。

（3）积极发展林果业、渔业。1950年，驻疆部队植树1065亩，育苗38亩，至1954年底，造林28500亩，育苗2000亩。兵团成立后，兵团党委提出“边垦荒，边生产，边植树造林”。到1966年末，兵团造林面积达36.35万亩，果园面积10.65万亩，年产水果6909.85吨[3]630。1958年以前，兵团主要有博斯腾湖和布伦托海两大渔场。到1965年，兵团有渔场75处。1966年，渔业产值达153万元[3]636。（4）优化了农业人口结构。内地迁移新疆的人口不仅解决了新疆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同时增强了迁移人口与新疆各族人民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的能力，优化了农业人口结构。以和田地区民丰县为例。内地汉族农民流入自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不断。这些自流农民主要来自山东、河南、四川、甘肃、安徽等地，在民丰县定居后，以种植棉花、水稻和蔬菜为主。这些人迁入新疆后，产生了示范效应，他们的亲友、同乡也吸引到民丰县，人数聚集，而且较为安定[12]8。新疆兵团从成立开始就将帮助地方农民增产作为己任。1956年，兵团帮助指导的137个农业社，粮食产量比1955年提高30%—60%，社员个人收入增加近一倍，其中2个社被评为自治区级丰产社[3]763。

2.促进了新疆工业化。

（1）驻疆部队的人口迁移模式奠定了新疆工业化基础。驻疆部队执行毛泽东主席“你们到新疆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和军队参加经济建设的指示，投身于新疆经济建设。他们节衣缩食，自筹资金，一边剿匪，一边建设，以“农业为小家务，工业为大家务”为指导思想，在戈壁滩上开垦良田的同时大办工业，在短短三年内建立起一大批现代工业企业，改变了新疆没有现代工业的历史 [13]105。到1954年，新疆部队创办的工业企业达87个，主要有新疆八一钢铁厂、迪化六道湾露天煤矿、乌拉泊水电厂、新疆第一水泥厂等等，这些企业奠定了新疆现代工业的基础。

（2）生产建设兵团的人口迁移模式对新疆工业化的贡献。新疆兵团工业企业由军事管理方式向行政管理方式转化，采用定员定额制、经济核算制、物资管理制的管理方式，形成以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农业机械修造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兵团工业基本分布在乌鲁木齐及各师师部的所在地。至1966年底，兵团建成现代化国有工业企业297个，其中有重工业123个，轻工业174个[3]637。1965年，兵团工业总产值为5.31亿元[14]633，而当年整个新疆的工业总产值是13.77亿元[10]237，兵团占38.6%。1965年，兵团总人口只有129.32万人[14]607，只占新疆人口的16.4%。

（3）内地企业搬迁的人口迁移模式推进了新疆工业化。为了扶持发展新疆的现代工业，国家将内地的一些工业企业连厂带人一起迁往新疆。1951年上海益华钢铁厂连人带设备迁往新疆，和驻疆部队共建新疆钢铁工业基地——新疆八一钢铁厂。1956年，国家电力工业部从西安基本建设局第36工程处抽调628人支援苇湖梁电厂二期扩建工程。东北地区煤田地质勘探工程技术人员来疆组建了新疆煤田地质勘探队伍。长春第二建筑工程公司2500多户职工迁往新疆，改建为自治区第一建筑公司，结束了新疆没有建筑公司的历史。1965年，上海新丰电器厂迁入新疆，建立了新疆低压器厂。所有这些从内地迁来的工业企业，有力地推进了新疆现代工业的发展。1949年，新疆只有363个工业企业，没有一家大中型企业。到1965年，新疆已形成了煤炭、电力、钢铁、石油、建材等工业生产部门种类齐全，初具生产规模的工业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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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建国初期人口迁移与新疆开发（1950—1966）（10BZS06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姚勇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磊为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