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抗战的典范

卿卿如来

黎城：全民抗战的典范

（山西 杨尚军）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它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奴役压迫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重新振兴奋起的重要起点。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除了战争本身的爱国、进步、正义性质这一内在因素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倡导与坚持的人民战争和全面抗战的方针路线。从一定意义上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实行人民抗战的胜利，是贯彻群众路线的胜利。晋冀豫“抗日实验县”黎城①在抗战中群众路线的执行实践，就是这一观点的很好诠释。

一，人民抗战与群众路线的本质与关系。

人民抗战，亦即全民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所提出的一条全面抗战路线。它最早出现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1月27日发表的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对外宣言中。中共中央针对日本侵略引起的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变化，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响应。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在中共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告国共两党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但是，国民党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使抗战的进行不致损害其统治地位，并且在抗战胜利后继续这个统治，因而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单纯由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反对人民大众的抗战。相反，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提出一条全面抗战路线。指出，中国抗战力量最深厚的根源是广大人民，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才能赢得抗战胜利。这就是人民抗战的本质。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它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中，进行革命活动得到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总结。是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理论升华。

不难看出，人民抗战与群众路线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把人民群众作为主体。两者间的关系，一方面，只有执行人民抗战才能贯彻群众路线，反过来，也只有落实群众路线才能实现人民抗战，并最终实现人民抗战之目的，赢得抗战胜利。

第一，群众路线，首先是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体现在抗战中，就是相信群众能够实行抗战并赢得胜利。

实行人民抗战，前提是相信群众，相信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曾满怀激情地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动员与组织广大群众支持和参加抗战，是开展人民战争的前提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民主，给予人民以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毛泽东在1937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但是，国民党一方面不相信民众力量，迷信军队抗战，一方面出于维护与继续自己专制统治的目的，拒绝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蒋介石曾对冯玉祥说：“现在许多自己人也都说民主，真是大错误。现在说民主的人实实在在都是共产党。共产党要拿民主来打击我们。民主起来，我们还建国吗？”这样，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就出现了两个政权，一个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坚持独裁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一个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主张民主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国民政府的一党独裁本性，决定了其不可能依靠群众，实行群众路线。相反，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的人民民主性质，决定了其成为群众路线的忠实贯彻者和执行者。

从黎城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和开创全民抗战局面的历史看，1937年11月石拐会议前后，八路军115师与129师地方工作团相继抵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首先，在县城和几个村庄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建立起了中共黎城地方组织。继而，面临日军攻陷武安入侵黎城在即的局势，积极向国民政府县长田齐卿介绍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发动民众共同抗日。但却遭到田的冷漠对待，其不但丝毫没有抗日的表示，反而在背后召集黎城大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杨仲文、韩敏德、李魁芳、高菑山和一些豪绅名士开会密议。田齐卿首先声言他是“外地人”，日军来了可以“一走了之”，言外之意投降事敌。地主绅士们考虑到自己的身家财产，决计投降维持。应邀出席会议的黎城第一高小校长、中共地下党员李静波会后及时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党支部和工作团。党支部和工作团研究认为，大敌当前，如不立即推翻不抗日的国民旧政府，建立抗日民主新政府，就不能扫除准备投降事敌的反动地主豪绅势力，也就不能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创建根据地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由此，确定由县牺盟分会出面，发动组织100余名青年学生冲进县府收缴了国民政府印章，并将田与四大地主一同扣押送上处理。随即，山西第三行政公署专员薄一波任命中共党员何公轸为县长，于11月18日组建成立了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使黎城人民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轨道，摆脱了国民党的反动专制统治，实现了人民的自由民主和解放。从此，黎城抗日根据地得以开辟，全民抗战路线得以实行。

黎城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即在中共黎城县委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促成全民抗战。首先，是建立地方武装抗日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1937年12月下旬，成立了第一支抗日人民武装黎城牺盟游击队。不久，又相继成立了公安大队、漳河游击队和偏城新华游击队。半年时间，总人数达到近2000人。同时，着手组建农民抗日自卫队，规定凡18岁以上青壮年都可参加，在“不武装，活不成”的口号鼓舞下，不到一个月，多数村即建立起了自卫队组织。到1941年，全县民兵发展达到22856人。当年十月反扫荡，黎城民兵5000余人参战，战斗343次，歼敌80余人。1942年春季反扫荡，配合主力部队，取得歼敌870余人的显著战绩，受到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高度赞扬。1943年5月反击日军对黎城最后一次扫荡，仅西井、东崖底、南委泉、北委泉和南港沟5村就利用地雷战炸死日军41名。显示出人民战争和群众性游击战的强大威力。

其次，是成立抗日群众团体，动员参军支前。1938年6月，相继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和儿童团组织。9月，成立工人抗日救国会。1939年4月，成立文化教育抗日救国会。全县参加各种抗日团体6万多人，童少青壮群众几乎全部组织了起来。在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组织下，各群众团体纷纷制订抗敌公约，发动会员坚壁清野、除奸反特、支前参战、拥政爱民。此外，农救会开展起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民主民生运动。工救会开展起了“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生活待遇”斗争。青救会积极发动青年参军入伍、支前参战。妇救会提出妇女解放、参加劳动。文救会提出开展抗日教育和抗日文化宣传。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与蓬勃，推动了全民抗战的深入发展。

同时，发动起来的抗日群众成为人民军队无尽不竭的兵员来源。1937年12月底，八路军工作团抵黎不久，就在刚刚成立的抗日民主政府和中共黎城县委协助下，招收500名新兵加入115师东进冀鲁豫。这是抗战开始以来晋东南第一次有规模成批量和人数最多的参军运动。1945年开展“争当胜利军”运动，一次参军1061人。抗战期间，黎城共参加八路军5000余人，占人口（1946年统计77955人）比例近7%，为八路军抗日提供兵源，壮大力量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二，群众路线，还是一种方法途径和措施保证。体现在抗战中，就是相信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创造能力，尊重群众和向群众学习，使抗日战争真正成为人民战争。

中共领导的抗日人民战争，是敌后游击战争。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群众性，即全民皆兵，全民参战。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进行的是民族的正义的群众战争”。②这个特点，决定了人民抗战的具体实行，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事实正是如此。抗日游击战中的许多具体战法，如地雷战、地道战、窑洞战、麻雀战、滚石战、袭扰战、围困战等等，无不是从群众中来的，由群众的创造产生的新战法。而这些战法在各个根据地的广泛推广，也就是到群众中去的应用和结果。

武器的制造也是如此。百团大战之初，八路军受到日军一种新式武器掷弹筒的严重威胁，这种单兵小型火炮曾被美军评价为“二战日军陆军唯一值得评价的兵器”。彭德怀亲自召开会议下令军工部抓紧试造，要求“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并将任务直接交给黄崖洞兵工厂。然而，制造掷弹筒和弹面临必须解决的两大难题，一是筒身与弹体原料，二是加工方法。正是依靠群众力量和集体智慧，黄崖洞兵工厂奇迹般地解决了这两大难题。掷弹筒筒身需要的粗大钢材，根据地没有，群众想出办法，拆掉日军的铁路道轨来替代，把敌人的铁路交通线变成了我们的“钢铁厂”。弹体用材量大，道轨难以为继，留学德国的冶金工程师陆达和技术员孙兆熙向群众学习取经，以太行盛产的白口生铁为原料，把国外铸铁韧化处理工艺和太行民间烟火技术结合起来，发明出火焰反射加热炉和白口生铁焖火技术，试产出了合格的弹体，实现了冶炼工艺上的一次飞跃。就这样，土洋结合造出了掷弹筒，我们叫“五〇炮”，不仅实现了彭德怀“敌人有什么，我们也必须有”的要求，而且战场表现和火力效果甚至超过了日制掷弹筒。日军震惊之余惊呼：“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兴建了现代化兵工厂，拥有先进设备与外国专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群众力量和智慧的强大。

同样，黎城百宝峧和源泉化学厂试制硫酸和现代火炸药的成功，也是走群众路线，集中群众力量和智慧的结果。硫酸被称为火药之母，当时通用的制造工艺有两种：一是接触法，装置复杂而又需要细白金粉做触媒。二是铅室法，工艺简单但需要大量铅板建造铅室。根据地既无白金，也无铅板，两种方法都不能采用。工厂科技人员依靠群众，在老百姓的启发下，就地取材，用村民盛水储粮的陶瓷缸代替铅板，创造了缸室法取代铅室法制造硫酸的成功。硝化药的制造照样借助群众才智，以硫酸、硝和棉花为原料，大铁锅脱脂，陶瓷缸硝化，石面磨碾粉，土火炕做烘干机，擀面杖作碾压辊，大剪刀代替切片机，硬是用“土法”造出了“洋药”，使现代火炸药走进了八路军武器库，大大增强了我军枪炮弹和爆破的威力。

再比如，随着人民抗日游击战争规模的不断发展扩大，深受八路军战士特别是民兵、游击队喜爱的游击战利器地雷，单靠工厂生产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怎么办？还是群众有办法。他们从当地条件出发，大量制造石雷，“一块青石蛋，当中钻个眼；装上四两药，安上爆发管；黄土封好口，线子在外边；事先准备好，到处都能安；鬼子来扫荡，石雷到处响；炸死大洋马，留下机关枪；保卫老百姓，保卫公私粮；石雷真顶事，大家赶快装”，把太行山上最不缺的石头蛋变成了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致命武器。经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成年人几乎都学会了制造地雷的技术。由此涌现出数以千计的“造雷英雄”，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村村碾炸药，户户造地雷”的群众性爆破运动，创造下许许多多的“地雷战”经典战斗，把人民战争发挥发展到了极致。黎城县樊家窑地雷战就是其中的光辉一例。至今，在樊家窑村还矗立着一座“抗日地雷战纪念塔”，铭记下了这一切。

（二）人民抗战是依靠群众的体现。根据地是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基地，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建立保卫巩固根据地。

第一，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建立、保卫和巩固根据地，为人民战争提供坚强堡垒。

中国共产党发动人民抗战的主要战场是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是贯彻实现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战和争取胜利的坚强阵地。中国共产党坚定认为，只有切实依靠群众，才能建立和保卫巩固根据地，从而坚持抗战，赢得胜利。这是对群众路线在人民抗战中作用发挥的科学认识和经验总结。

事实正是如此。黎城抗日根据地的成功开辟，不仅为民族敌人日本侵略者所不允，也为阶级敌人蒋阎反动派所不允。1939年8月，日军在对晋东南第二次九路围攻中占据黎城县城，并在邯长线设立少数据点。此前，春夏之交，在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蒋阎反共顽固派先后派所谓“国民党黎城县党部”、“敌工团”、“精建会”来到黎城“收复失地”。一方面，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活动诬为非法，污蔑攻击八路军游而不击，破坏人民战争统一战线。一方面，依靠地主豪绅及其子弟组织所谓“难民救济会”、“学生救国会”反共组织，以地富分子和反共知识分子为主要发展对象，勾结反动头面人物作支撑和靠山，公开与秘密反对我党在根据地实行的抗日各项政策和措施，煽动抗拒合理负担，恐吓破坏参军参战，窃取机密情报，进行暗杀活动。一时，黎城根据地受到“虎狼夹击”，斗争空前尖锐和壁垒分明。面对恶劣局势，中共黎城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坚决依靠群众，“前门打虎”：一方面，号召群众日军来了不维持，不投降，不当亡国奴。一方面，组织自卫队、游击小组，除开展独立活动，四处打击日军外，还配合驻黎八路军主力构成游击集团，包围孤立日军据点，使日军最后只能龟缩在几个据点内，日夜惊恐不安，不敢轻举妄动，并于12月25日被彻底打出黎城。“后门据狼”：针锋相对，广泛深入群众，争取群众支持，通过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表明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存亡而抗日到底和为争取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坚定立场，宣传蒋阎反动派在黎城的造谣污蔑所作所为和摩擦暗杀卑劣行径，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倒行逆施反动立场，使广大群众认清了谁是在真正抗战，谁是在妥协投降；谁是真正代表人民和国家利益，谁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独裁利益。思想觉悟提高了的广大抗日群众，表示出对蒋阎反动派的极大愤怒，纷纷要求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对他们进行处理打击。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接受群众要求，遵照上级指示，领导广大群众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运动。各抗日群众组织采取面对面辩论方式开展“说理”斗争，使反动分子们理屈词穷，无地自容，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孤立，无处立脚。“晋西事变”发生后，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进一步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开展起一个“欢送‘敌工团’到敌占区”的群众斗争运动，迫使这些反动组织及极少数追随者退出了黎城县境。一方面，清除了日军在黎城的所有据点，使黎城从此再也没有日军据点存在，一方面，彻底清除了境内不利于抗战的蒋阎反共顽固派的公开势力，确立了共产党在黎城的绝对领导，从而使黎城成为了太行区最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和“版图上完整，政权上统一”的抗日完整县。

第二，只有依靠群众，八路军、共产党才能安家扎根，生存发展，才能动员、领导和坚持进行抗日人民战争。

八路军挺进太行，创建抗日根据地，安家扎根，继而生存发展，动员、领导和坚持进行抗日人民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靠什么？靠的就是依靠群众，靠的就是与根据地群众生死相依，血肉相连，同舟共济结下的鱼水情意。就拿军工部驻扎黎城建设发展黄崖洞兵工厂来说，1939年6月军工部刚刚转来黎城上赤峪成立，赤峪和邻村赵姑群众高文举、申献连、李显斌等人就积极当向导，带领左权副总参谋长和军工部人员勘察地形，确定黄崖洞兵工厂选址。两村二十几个贫苦农民上山，不辞辛劳，经过十几天苦干，挖出一股较大的水源，满足了黄崖洞兵工厂建设、生产和生活用水需求。建厂开始后，群众又积极帮助部队往山上运木料、抬机器、安锅炉、盖厂房。军工部机关和兵工厂正式进驻时，工厂多数没有专门厂房，而是利用村民房屋和庙宇进行生产，职工也都借居在群众家里。凡是军工部机关和工厂所在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军工干部职工的好房东。生活上，群众把热炕让给职工躺，把新粮先给职工吃。生产上，工厂需要什么，群众就千方百计支援什么，献铜、献铁、献火硝，成了兵工厂的“供给部”。为了支援兵工生产，支持抗战进行，群众要啥给啥，缺什么献什么，甚至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黄崖洞兵工厂建设投产之初，缺铁少铜，黎城群众除掀起献铜献铁运动外，还不顾“亵渎神灵”，将全县寺庙几乎所有的寺钟砸碎支援出来。为了帮助建厂房、造炸药、制枪托，全县各地尤其是兵工厂周边村庄的成材树木几乎都被群众主动贡献出来，以致很长时间看不到一棵大树粗树。特别是在太行区最困难的1942、1943两年，各种物资奇缺，军工生产原料不足，难以维持。艰难时刻，1943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亲自召开各县县长会议，并于20日发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太行军区联合命令》，动员地方支援军工材料。黎城群众立即行动起来，把家里的铜元、锡壶、废铁等都收集起来送到工厂，还开展起群众熬硝运动，支持军工生产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除此之外，运输有困难，乡亲们包，不论天寒地冻，路途艰险，长年累月赶着毛驴翻山越岭，把一筐筐原料和材料驮进工厂，将一批批枪炮和弹药送到部队，成为太行山上的钢铁运输队。劳动力缺乏，乡亲们顶，主动进厂摇大轮，抡重锤，担当各种临时工作，随叫随到，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成为不穿制服的兵工工人。敌人窜扰，乡亲们护，青年民兵站岗放哨保卫工厂，老年群众千方百计掩护职工，许多人为此家被烧，人被杀。1941年11月，日军侵袭黄崖洞，抓住兵工厂驻区彭清理一家，严刑拷打，逼问兵工厂人员机器藏处。彭清理一家老少坚贞不屈，宁死不说。穷凶极恶的日军挨个杀死彭清理的两个儿子、儿媳和孙子，又将他的老伴捅死，威逼之下彭清理仍然斩钉截铁不吐一字。无计可施的日军丧心病狂，最终将他悬空扔下，幸得崖畔一棵树托住侥幸得生。一家八口人，七口为保护兵工厂献出了生命。

如果说，没有武器弹药就不能进行抗战，那么，没有群众支援，就不能赢得抗战。淮海战役胜利后，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的引申意义，同样适用于抗日战争。著名的百团大战打响前，黎城各救会分别召开会议，发起支前挑战应战活动。群众按班、排、连、营成建制组织了强大的支前队伍，准备了足够的武器、弹药、担架等物资，进行了参战演习，还在全县建立起了交通通讯网，做好了充足准备。战役打响后，对黎城境内50余里的邯长路段进行了连续5天的大破坏。关家垴战斗中，西井区群众上千人行程数十里，送饭送水，运弹药抬伤员，有力地保证了战斗胜利。抗战期间，黎城群众支前拥军，舍家为国，不计得失。仅以粮食为例，至今孔家峧村遗留账单显示2年即达41.7万斤，霞庄村全期高达120多万斤，人均2千斤以上。全县总计超过1亿5千万斤。回顾抗战，邓小平曾几次讲到：“我们在太行山时，要兵给兵，要粮给粮，要钱给钱。”③正是依靠群众，使得共产党、八路军如鱼得水，扎根壮大，赢得胜利。

（三）人民抗战是为了群众的体现。动员人民战争，必须紧密联系群众，时刻关注群众利益。

第一，坚持人民抗战，动员人民战争，得到群众拥护，必须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

中共抗战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人民争取独立自由民主，这是最大最根本的群众利益。但并非群众利益的全部，不能以此替代群众的全部所需。相反，群众利益存在于方方面面，有政治层面上的，也有经济层面上的，还有生活层面上的。甚至有的时候，群众对于“实的”经济生活利益的要求更紧迫于“虚的”政治利益。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不仅要求把群众的政治利益放在首位，而且也要求把群众的经济生活利益放在首位。毛泽东谈到这点时曾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正是如此，抗战前，黎城人民深受军阀统治与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生活十分困苦。除了要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要应付莫明额外的征粮差役。在农村，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极为苛刻，广大农民丧失土地，两极分化严重。据统计，当时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占到总人口的54%，耕地仅占总面积的25%，地租占到总收获的40-60%。广大贫苦农民特别是佃农拼死拼活劳动一年，到头仍是衣食不保，无以生计。1937年11月，八路军来到黎城，推翻国民党黑暗统治，建立起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没收了反动地主韩敏德的“瑞霞当铺”和“德鸿儒店铺”，将其不义之财分发给缺衣少食的贫苦群众，一下子震动全县，迅速打开了群众广泛参与的抗日救亡局面，建立起了太行山第一块抗日根据地。在此基础上，通过农会等群众抗日团体，组织群众开展了反抗日怠工、反欺凌群众、反贪污公款、反转嫁负担和派粮不公的民主民生运动，农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缓解了他们参加抗战为自己生活困难而存在的后顾之忧。由此，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日渐高涨，促进了抗日人民战争的形成与发展。

动员人民战争，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必须紧密联系群众，无论环境局势怎样，一刻也不离开群众。邓小平曾说过：“党离开群众，就是裸体跳舞。”越是危急关头，困难面前，共产党员越要与群众在一起。早在1941年9月23日，黎城抗日民主政府就作出《行政人员战时纪律》，严格规定：各级行政人员战时不得擅离职守，要做到群众在哪里，干部就在哪里。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干部。并特别强调：上至县长，下至村长，如有违反，一律严加惩处。1942到1943年，黎城连续遭受旱蝗灾害，粮食严重歉收。特别是1943年，减产六成以上，面临断炊，加之阴雨连绵，山洪爆发，群众地毁屋塌，疫病发生，叫苦连天。有的认为这是天要灭人，在劫难逃。有的认为政府已再三救济，岂能一直依靠？于是，有的求神拜佛，有的坐以待毙，四处弥漫忧愁绝望情绪。在这危急关头，县委向所有党员和干部提出，群众越是在危难的时候，越是需要共产党人的时候，要把群众的苦难当作自身的苦难，与群众生死与共，同舟共济。越是在困难中，越要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在和群众共度难关中进一步加深党与群众的亲密关系。并具体部署每个党支部包管做好全村救灾工作，每个党员包管做好若干受灾户工作。县委向全县群众作出保证：“不管灾情发展怎样严重，共产党决不让饿死一个人”。县抗日民主政府出台规定，减免群众一部分公粮负担和灾区地租，增加雇工工资，把货币工资改为实物工资，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提高群众生产救灾积极性，振奋群众坚持抗战热情。全体党员干部没有辜负县委的号召指示，深入到群众中去，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共同抗灾。主动将规定每日14两（16两1斤制）口粮节约出2两捐助灾民，并把仅剩的12两口粮交给群众，和群众一个锅吃糠咽菜，同甘共苦。同时，在日军对根据地破坏日益严重，军需民用遇到很大困难的情况下，为了进一步照顾群众利益，大力减轻人民负担，培养民力，还不惜牺牲自我利益，开展了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运动。黎城从1941年开始实行精兵简政，到1943年1月，经过3次精简，全县县干部由36人减为29人，区干部由42人减为35人，被太行区党委表扬“可以说减到了最低限度”。1942年10月25日，县抗日民主政府作出《关于机关生产节约的决定》，规定所有党政机关团体一律停发3个月经费，县级机关团体自己生产2个月粮食，区级机关团体自己生产1个月粮食。广大党员干部由此表现出来的大局为重的高尚品质和无私举动，深深感染和教育了群众。此外，八路军和边区党委、政府还急群众所急，响应群众要求，组织群众以工代赈开挖漳南、漳北两条水渠，不仅达到了生产度荒的目的，还实现了黎城群众世世代代兴修水利的夙愿。为了感激共产党八路军的恩情，铭记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共渡难关，黎城群众特意将水渠上的4座渡槽命名为“小平桥”、“秀峰桥”、“伯承桥”、“省贤桥”，合称“党政军民桥”。最终，经过党政军民团结奋战，终于度过了难关，全县包括外地来黎逃荒难民没有出现一例死亡，实现了县委的庄严承诺。从而使广大群众树立起了“人定胜天”和“只要跟着共产党，就什么也不怕。既能战胜灾荒，也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念，更加意志坚定，信心十足投入抗战。

第二，坚持人民抗战，贯彻群众路线，必须认清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和统一战线的基础，把农民利益和放手发动群众放在首位，树立农民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战场是在敌后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动员和组织广大的农民，创建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在新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胜利的道路。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是在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中去做的，当然要服从统一战线的需要。但是，这个服从不是无原则和无条件的。为了统一战线的坚持、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总结反“摩擦”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在农村，基本群众是农民，进步势力主要也是农民。他们既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又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人民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顽固势力主要就是地主。他们采取两面政策，既主张团结抗日，又反共反人民。发展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就是要放手发动农民，而对地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斗争不忘统一，统一不忘斗争，二者不可偏废。否则，就会出现偏差，损害农民利益，进而损害抗日人民战争的进行。

从黎城的实践来看，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召开“黎城会议”，在总结根据地统一战线执行情况中，认为经过反顽斗争，“兴奋了许多地区的基本群众”，“使顽固派有点胆寒”，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存在不少缺点，“争取中间力量工作，赶不上自己力量的发展，也赶不上与顽固分子的斗争，这是我们工作薄弱的一环”。④并针对前一段在开展群众性“反摩擦”斗争反击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一度出现的一些“左”的口号和行为，从巩固统一战线发展和根据地建设的大局出发，作出了保障人权，制止随便捕人杀人的指示。中共晋冀豫党委根据这一指示，于4月23日会议进行中作出了《关于执行保障人权的紧急通知》，规定：“县政府不经专员公署批准没有杀人权，区、村政府没有捕人权”。会后，中共黎城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认真贯彻《通知》精神，纠正了过去一段时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地主、富农和工商业者的一些乱斗争、乱摊派做法，并数次召开全县开明绅士座谈会，征询对抗日民主政府意见，进一步主动团结和鼓励他们为抗战和根据地建设多做贡献，从而较好地调整与改善了党内外关系和阶级关系，稳定了全县的政治局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对统战政策理解和执行上的偏差，产生了右倾错误。主要表现在对地主阶级过分强调了团结的一面，忽视了必要的斗争的一面。在群众路线执行上有所放松，特别是忽视了发动群众这一基本工作，停止了继续发动农民进行民主与改善生活的斗争。在执行保障人权政策中，矫正过枉，对一些地主抗拒执行政策法令和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放弃了应有的斗争和处理，致使在一部分乡村出现了地主反攻农民和抗拒合理负担的情况。比如，王家庄村地主、“精建会”特务、离卦道头子杨先堂（1941年离卦道暴乱首领之一）组织同伙开会，密谋反对合理负担，捏造事实陷害干部，被村党支部书记发现，在当地驻军支持帮助下，将其抓押送县。这本是基层干部和群众面对地主阶级和国民党特务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进行的针锋相对的合理斗争行为，却被机械曲解为违反了《紧急通知》中“区、村没有捕人权”的保障人权规定，并为此关押该党支部书记，撤销县长马坚之职务，通报冀太全区。这一做法，在全县干部特别是群众中立即引起极大震动。一方面，在政治上给群众泼了冷水，束缚了基层干部群众与封建地主和反共顽固派开展斗争的手脚，一定程度上使上年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热潮消沉下来。另一方面，反过来助长了地主、国特和反共顽固势力的威风，给他们造成空隙，使之死灰复燃，重新嚣张。比如，西黄须村地主王某歪曲保障人权法令，拿撤职县长说事，公开威吓群众。有的小偷偷去东西，反用“违反人权”吓退追要失物的失主。有的村反动分子秘密集会，策划破坏活动，群众明知却不敢过问。相反，党支部和农会开会，他们放肆监视偷听，继而公开到群众中歪曲宣扬。这种由于统战政策和群众路线执行偏差造致的局面，被群众形象的说成“不是农民去统地主，而是地主统了农民”。相当一段时间，群众情绪受到打击，进而影响到了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人民战争的顺利进行。

对此，邓小平1941年4月28日发表文章《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指出：“有些地方还存在误解保障人权法令，放纵汉奸活动的现象，应即纠正。”并在1943年1月温村会议大会报告《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中进一步讲到：“1940年4月黎城会议，克服了混乱，强调了巩固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方针，有其明显的成绩，基本上是成功的正确的。但在部分问题上亦有其片面性的缺点和错误，如对根据地的群众工作……重视不够，”“结果更便利了敌人的前进和造成了我们的退缩。”深刻地指出了这一阶段群众路线执行上的偏差和造致的不良后果。

1940年10月，在百团大战中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对黎城根据地发动疯狂报复性“三光”大“扫荡”，全县群众生命财产遭受空前严重损失。正当此时，部分地主分子和一些暗藏的汉奸、国特，更加猖狂起来，将其当成反共反人民的绝好机会，乘机挑唆、离间党、军队和群众的关系，说什么“八路军白吃老百姓粮食，打不了日本”，“靠共产党和八路军保护不了老百姓”，“能把粮食烂了，也不该给八路军吃”，如此等等。在部分群众中对党和政府产生了怨言，对坚持抗战胜利产生了失望悲观情绪。1941年初，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黎城的地主、国特等反动分子再次乘机起来活动，散布变天舆论。造谣“中央军打了新四军，接着就打八路军”，“根据地要变颜色”，恐吓抗日群众。在生产生活困难、惧怕战争和执行政策偏差几重影响下，黎城根据地出现工作被动，消极和沉闷局面日益发展，人民抗战进入空前困难时期。如何打破这个局面，重新振作广大群众继续斗争，坚持抗战胜利，成为摆在县委面前刻不容缓的中心问题。所幸的是，对“黎城会议”后统战政策执行和保障人权工作上出现的右的偏差，北方局很快有所警觉，并于1940年9月25日至10月10日在黎城西井召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进行了纠偏。根据“西井会议”精神和晋冀豫区党委彭涛（1939年9月任晋冀豫区委民运部长兼宣传部长，负责直接指导黎城实验县工作）的指示，县委经过深入群众了解到，当前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是解决急需的春耕生产资料和资金困缺，以及压在身上的高利贷和地租剥削。特别是后者，如果能解决，就等于增加了农民收入。县委十分重视群众的反映，从满足群众要求和正当利益，打破沉闷局面，振奋群众抗日积极性出发，通过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在全县开展起了一次清债退押运动。首先由农会召开动员会，动员发动，了解情况。然后召集地主交代政策，申明利害。接着召开群众诉苦会，激发情绪，鼓舞斗志。最后召开斗争大会，让群众面对面与地主和高利贷者展开说理斗争。经此，讲清了清债退押的政策，揭露了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手段和性质，激发起了农民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和决心，启发了开明地主绅士清债退押的自觉性，打击了一部分地主高利贷者企图抗拒清债退押的反动气焰。一时间，群众用不着怎样动员，即闻风云集，积极参与，并取得胜利。据统计，全县进行运动村庄144个，占总村数60%，参加群众43300余人，占总人数一半以上。召开斗争大会429场，清债129180元，退押土地1931亩，退租粮食144石，退废文约3886份。通过运动，广大农民不仅经济上得到实惠，政治上也坚定了信心，思想上鼓舞了斗志，曾一度中断的民主民生斗争又重新点燃，被束缚的群众手脚又重新放开。农民群众高兴地说：“1939年的好势头又来了。”相反，曾经一度嚣张的封建地主反动势力受到打击，不得不叹息摇头：“看样子说话行事又得小心了。”

1941年秋，中共黎城县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中共黎城县委书记于一川作《县委工作报告》，全面总结县委抗战4年来工作与取得的经验教训，指出：黎城在过去4年中，发动群众是走过曲折道路的。1938年和1939年，在开创根据地时，由于注意了发动群众，各方面工作都出现了生动的局面。党的组织从无到有，迅速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的力量，在前后两次打退日军占据县城，反击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和黎城顽固派的斗争中，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939年冬开展的反顽斗争和屯积公粮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对巩固和发展黎城根据地起了巨大的作用。1940年纠正在这两项斗争中发生的一些“左”的乱捕乱杀现象也是正确的。问题是纠“左”没有同时注意防右，片面地强调了团结地主抗战的一面，而忽视了继续发动群众与依靠群众的更重要一面。由于执行保障人权和统战政策的片面性错误，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挫伤了群众的热情，加上日军的“扫荡”破坏，各项工作曾一度出现了消沉。1941年春，发动群众清债退押，群众的抗日热情和革命积极性才又高涨起来，抗日各项工作才跟着活跃起来。这是两年来工作被动的重要原因，也是两年来党的工作取得的重要经验教训。县委副书记霍泛在《组织工作报告》中同样指出党在创建和巩固发展黎城根据地工作中的主要经验教训和今后工作方针是：党要不断地组织、发动和依靠群众，在组织、发动和依靠群众中，发展党、巩固党和提高党，从而进一步做好根据地各项工作，争取抗战胜利。

不久，1941年10月、11月，黎城军民先后粉碎“离卦道暴乱”和打退日军大“扫荡”，取得保卫抗日民主政府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接连胜利，用事实证明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是胜利的根本保证这个观点的正确。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发动农民和依靠农民是巩固根据地的中心一环。建立农民在政治上的优势，是进一步巩固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必须。树立了农民的优势，才能真正团结地主抗日，才能有巩固的农村统一战线。并强调：不发动群众则一切无从谈起，抗日根据地就无法巩固。发动了群众，就有了热烈的抗日基础。《决定》对发动群众和农民优势的高度肯定，进一步提高了黎城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认识，大家联系实际，深刻体会到：无论什么时候，放手发动群众和依靠农民都是第一位的。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由于触及广大农民切身与根本利益，贯彻了放手发动群众和劳动人民自求解放，黎城的减租减息运动进行的热火朝天。从7月中旬开始试点，虽经历了秋季反“扫荡”，却并未被打断，到11月开始形成全县运动。各村农民闻讯消息，奔走相告，迫不及待，纷纷要求参加进来。县委原先确定的分批计划，已被群众的主动要求和行动所冲破。在这种情形下，县委决定顺应群众要求，满足群众愿望，强调各级领导要相信群众，大胆放手，鼓励农民群众自求解放。在“天下农民是一家”的口号下，各村群众自发联合起来与地主进行各式各样的斗争，短短几个月，就取得了很大成效。如曹庄村，全村117户，中农由36户增为56户，比例由30%升为48%。反之，贫农由56户减为36户，比例由48%降为30%。西井村全村240户，其中贫雇农50户，占有土地从83.5亩增为132亩，户均由1.67亩升为2.64亩，增长58%。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加深了对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感情，引发了对抗日工作的巨大活力和支持。就以曾一度被基层干部视为两大难的参军名额凑不够和公粮任务完不成为例，迎刃而解，完全变样。这年春季征兵，上级下达任务120名，报名的就有400多人，再三挑选仍有220名，征兵难一下变成了退兵难。群众反应说：“当个兵比挑个女婿还难！”征收公粮，不用动员，也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许多村都出现了农民群众争先送粮的动人场面。不少干部感慨地说：“减租减息，迸发出的力量真大啊！”非但如此，还促进了党的组织和农、工、青、妇群众抗日团体及民兵自卫队新的大发展。这一奇迹般的变化，深刻地证明，发动群众，树立农民优势，是改变黎城整个困难形势的关键所在，是从被动转向主动的扭手所在。从此，黎城群众更加全力投身抗日救亡和根据地建设，为抗日人民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3年5月，黎城军民齐心协力打退日军对黎城的最后一次大“扫荡”，率先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局地胜利。并从1944年夏开始，指派黎城独立营跟随主力部队向陵川、潞城、襄垣等日军发动局部反攻，成为晋东南第一个对日军发动反攻的县，为抗日战争全局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贯彻人民抗战方针与群众路线方法相结合的胜利。事实证明，抗战局面活跃或沉闷是执行群众路线正确或偏差的检验仪，群众工作做好与否是群众观念正确与否的监测器。什么时候群众路线执行的正确，群众观念坚持的正确，什么时候的群众工作就开展的好，人民抗战就进行的顺利。正是执行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抗日人民战争才得以动员，得以支撑，得以持续，得以发展，得以巩固，最后得以胜利。

注：①1939年9月中共晋冀豫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确定。

②邓小平：《在太行第一届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1944年12月5日。

③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党史文献》1998年第3期。

④杨尚昆：《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上的报告》，1940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