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胜利大队供销社虽然工作量不是太大，由于只有两个人换班，所以工作时间比较长，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对于一个肝炎病人来说还是比较劳累的。他们平时吃饭都是自己做，一旦忙起来了，就顾不上做饭，也就不能按时吃饭。父亲一贯就比较节省，他们那个单位又地处农村，那时候营养物质本来就比较缺乏，在农村更无法买到什么营养物质，所以生活也比较艰苦。休息时间少，营养跟不上，正常吃饭有时都得不到保障，父亲的病情由急性转为慢性并很快就出现肝硬化。这个时候父亲不得不四处求医，但到了肝硬化阶段，要想治愈就比较困难了。</p><p> 1975年下半年，父亲肝硬化越来越严重，出现食欲不振、黄疸、腹水、双下肢浮肿，已无法坚持上班了。经大柴湖供销社领导同意，我陪父亲到武汉同济医院就医。同济医院对于肝硬化伴腹水的病人，如果没有出现消化道大出血或者肝昏迷等严重并发症需要抢救的病人，一般是不会收住院的。我们在医院没有熟人，也找不到任何关系（那时我还没有学医），只得在门诊就诊。我们在同济医院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来，每天到门诊去检查、治疗。这样来回在同济医院跑了几天，听别人说一九三医院属于疗养性质的医院，对地方开放，建议我们到那儿去看能不能收住院。我和父亲商量了一下，决定到那里去看一看。</p><p> 一九三医院位于武汉市东湖磨山风景区内，环境优美，非常安静。当时武汉军区还没有撤销，一九三医院属于武汉军区管辖的一家带有疗养性质的医院，主要是供部队高级军官疗养，也少量接收地方的一些慢性病人。我和父亲到了一九三医院，发现院子挺大，不知道门诊部在什么地方。这时正好碰到一位老太太刚打过开水拎着开水瓶在路上走，我上去向她打听门诊部的地方。通过对话，听出她是旧口口音，一问，果然是旧口的人。一会她女儿过来了，和她女儿聊起来，原来她女儿和二弟胡德鹏是高中同学，这样一下子就把关系拉近了。经过他们的指引和介绍，父亲很顺利的住进了医院。这里环境好，父亲心情也好，加上合理有效的治疗，父亲的病情得到控制和缓解。我们在一九三医院住了大约20天左右，父亲的腹水基本消失后就出院回家了。</p><p> 这次陪伴父亲到武汉看病，单独和父亲相处20多天，是我成年以后和父亲密切接触最长的一次。我长到28岁，父亲一直对我关爱有加，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三次训斥了我。一次是我小时候，大概在195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外面下着鹅毛大雪，我们一家人在堂屋里围着火盆（烧的劈柴）坐着烤火。好像是祖父把我撸在他怀里，父亲坐在火盆的对面。不知道祖父对我说了一句什么，大概是我听错了，我跑到父亲后面把父亲打了一下。父亲没有防备，顺手把我给推倒了，我哭了起来。第二次大概是在1967年文革时期，临近春节，我和父亲在布置堂屋的中堂，当时叫做布置“三忠于”活动。祖父走过来，不知道为什么和父亲吵了起来，祖父要动手打父亲。我在一旁出于“义愤”帮助父亲，和祖父吵了起来，结果被父亲呵斥了一顿，制止了我的无理行为。第三次就是这次陪父亲去看病。在同济医院看病的那几天，有一次我上街过马路，由于我判断失误，从公交车前面跑了过去，差一点被公交车撞上，被公交车司机骂了一顿。我回到旅馆向父亲学说了当时的情景，父亲生气的说了一句：“把你撞死了才好”，当时我心里很不服气。后来从武汉回来的路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和父亲吵了起来，互不相让。我学医后才知道，按照中医的观点，肝病病人属于肝气郁结，所以火气比较大。父亲既是病人又是长辈，不管我有什么理由，我都不应该和父亲顶嘴甚至吵架，更何况我确实也有错。现在想来我对不起他老人家，不应该和他顶嘴。</p><p> 父亲从武汉治病回来后，到胜利大队供销社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出现腹水、下肢浮肿。这时除了继续到医院治疗外，开始脱离工作回家休养。那时候我在钟祥电机厂工作；翠林刚生下春燕，在石牌康桥湖农场学校教书，德芳随翠林在康桥湖边读书边帮助翠林哄小孩；德英在旧口农具厂工作；德鹏下放在刘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德辉在旧口中学读书。家里只有太太、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德瑞和晓波七个人。那时迎丰公社机关和社直单位已经搬迁到阳光，母亲带着晓波在阳光上班，德瑞在阳光读初中。母亲和德瑞都是早出晚归，白天家里就只有太太、祖父、祖母、父亲几个老人，家里部分家务事父亲还得去做，有些事父亲还得刘集、阳光两头跑，所以说父亲在家里休养完全是一个笑话。</p><p> 1977年元月2日我正在康桥湖农场休假，早晨还没有起床，听到康桥湖农场的一个人对翠林说：“柳老师，王政工员给你的信”。她看后递给我，上面写着：“柳老师，你看后不要着急。昨天夜里，旧口农具厂一个姓贺的打电话来，说你父亲不好，在旧口医院，叫你赶快回去一下。”我看后就赶快起床了。我们猜疑着，究竟是翠林的父亲还是我的父亲呢？之后，我们猜可能是我的父亲。我要翠林赶快准备东西回家，德芳、春燕也和我们一起回去。我骑车到场部找到王政工员，向他打听详细情况，他也不清楚，只听到电话那头一位姓贺的说，柳老师妹妹在哭，是她叫姓贺的打的，说是我们知道的。这时，我确定是父亲不好了，一定有什么危险。我们搭乘场部拖沙的拖拉机，好心的司机一直把我们送到河边渡口。我们过了河，走到柴湖，问柴湖供销社同志，弟弟他们有没有到柴湖供销社去过？他们说没有。我用自行车把翠林她们三个带到罗集，在翠林伯伯那儿吃了中饭后又到刘集馆子里。（刘）善玉姐已先到了，正在那儿吃饭，是（张）明浩叔帮她买的。问他们我父亲的详细情况，他们也不知道，只说危险。后来翠林她们几个搭拖拉机先走了，我骑自行车在后面走。到了旧口卫生院，父亲已是昏迷不醒（肝昏迷），正在打吊针。可怜我敬爱的父亲已失去了知觉，一句话也不能对我们讲了。我们上去叫他，他都没有回应。我喂柑子给他吃，他已不晓得吞咽了。当时，母亲、德英、德辉守在他的身旁，德鹏到钟祥去了，还不知道父亲的情况。</p><p> 我和母亲商量着父亲的后事。母亲要我第二天到柴湖找供销社领导，一是准备棺材，二是父亲死后是不是要德鹏去顶职。我提出要德辉去顶职。主要是德辉马上就要高中毕业，毕业后就得到农村插队落户，如果他顶职，就可以免去下放到农村的时间。而德鹏已下放到农村一年多了，还过几个月就可以招工了。母亲同意了我的意见。第二天我就到柴湖，找到供销社李支书，向他提出了棺材问题，当时财务的赵会计也在那儿。他们说棺材做的是他们河南样式，我要他们另买一口。他们说打电话给采购组，叫他们在皇庄买，他也要我们自己在旧口买，看那好就买那，他们给钱。这个问题谈完之后，我提出顶职问题，他说可以商量。后我又去找赵会计问安葬费问题，他说上面是150块（元），但可以超一点。后他要我和宁会计到前面门市部扯衣服（布）去。把衣服（布）扯了，我就回家，拿到迎丰缝纫社要他们帮忙做寿衣。听缝纫社的人说，明星（大队）有棺材，从永隆河买回去的，都是杉木的，要我去找他们回（买）一个。我到明星大队找到（大队书记）徐传家。这家伙非常坏，他说他们这次去买都不好买，听说已经没有了，不卖，还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我扭头就走了。后来听别人说永隆河那儿棺材不少，我决定亲自到去买。到医院后，我把情况对母亲说了，决定第二天到永隆去买。第二天印刷厂小田帮忙找了一辆拖拉机，我就去永隆买了一口杉木棺材，包括运费、回来刷漆的油漆费等总共花费不到100元。</p><p> 我们在医院日夜守候，每天晚上轮流换班。才开始，父亲还经常动一下手、脚。六日凌晨我值班，看到父亲手、脚好像没有动了，我以为好一些了。问别人，别人说不行了，要我们赶快处理后事。我本希望继续治疗，母亲说农村风俗是死人不能抬进屋，坚持在断气之前抬回家，只得听从母亲的安排。下午有吴天定、郑清平、程学昌（当时程学昌正在和德英谈恋爱）、学昌侄子、我、德鹏、德辉共七人把打着吊针的父亲抬回了家。第二天请高丰大队赤脚医生小王和小张打的吊针，一天一夜只输了三瓶液体。第三天小王又来看了一下，说是等第二天再打，那天就没有打。九日凌晨，德鹏值班，父亲突然挣扎了二次，我和母亲、婆婆（祖母）都起来了。母亲说要为父亲翻一个身，刚好翻过来，父亲就断气了，时间定格在1977年元月9日凌晨6时。</p><p> 我敬爱的父亲一共昏迷了九天九夜，一直没有苏醒过来，就这样丢下了我们一家老小十二口人（不包括太太），与世长辞了。父亲去世后，柴湖供销社用专车运来二十多人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供销社党支部、社直、各分店等共送了八个花圈，还专门请了两个吹喇叭的一路吹奏着哀乐。供销社领导主持了追悼会，任支书致了悼词。这么热闹的场面在我们附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生前没有享到什么福，死后有这么热闹的场面，还是值得的。</p><p> 1977年2月7日，我们全家十三口人（包括太太）还沉浸在失去父亲后的极度悲痛之中，迎来了一个极不平常的除夕之夜。父亲生前对我无微不至关怀的点点滴滴不断在我脑海中涌现：我在钟祥一中读书时，父亲每到钟祥城关出差，都要把我带到餐馆饱餐一顿，吃上平常吃不到的炒瘦肉、炒猪肝。我刚参加工作时，看到别人有手表，我也想买一块，但当时工资只有20多块钱，只够伙食费和零花钱，手中买手表的钱不够，是父亲为我添钱买了一块天津牌手表。我结婚后，回家不方便，是父亲给我钱找人帮忙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翠林刚安排到旧口旱粮场工作，我不在家，是父亲亲自用板车把需要用的长板凳、花包帘子、被窝、箱子拖到旱粮场，把翠林、晓波、婆婆她们安顿好。......</p><p> 父亲除了在行为上对我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外，有两件事情由于父亲对我的教育，使我终身难忘，影响了我的一生。一次是我小时候大概是玩泥土，手上搞的很脏，父亲对我说，你看你手好龌龊，闻闻看臭不臭？我果然当时就闻了闻。以后每当我把手搞脏了或者洗了手以后，我都要把手闻一闻看还有没有臭味，这已成为一种习惯。进一步引申为养成了比较爱干净的习惯，平时生怕把衣裳搞脏了。例如我从来不坐在地下，露天有灰的凳子我也不坐，除非用干净纸垫上，否则我宁可蹲着。我在外面办事坐板凳时都要用手把板凳摸一遍，看是否有灰，从来不随便坐下去。另一件事情是我在读初中时，有一次回家到供销社去玩，当时有一个叫杨玉清的职工，他比父母亲年纪都要小一点，他们都叫他小杨。我看大人都这么叫，我也跟着叫小杨，结果被父亲训斥了一顿说，小杨又不是你叫的，这样对别人不礼貌！从此我对凡是比我年长的人，我从不叫老什么的，更不会叫小什么的，都是以前辈相称，在单位以职务或者职称相称。</p><p> 父亲对我的恩德，我永生难忘。如今父亲撒手人寰，丢下我们老老少少13口人，怎不叫人悲痛欲绝？在大年除夕之夜，此情此景，我忍不住填词一首，表达我对父亲的无限思念。（见附录）</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