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二）

兰台巴人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为人低调、谦和（我们那个地方称作“小意”）、谨慎。那时香烟属于紧缺物质，要凭票供应，一般人很难弄到。他虽然不抽烟，但平时荷包里总是装着一包烟，见到熟人就要递上一支烟，以表示对别人的尊重。我就听到我高集的张姨爹在我面前说过，每次父亲碰到他时，无论当场有没有其他人，父亲都要向他递烟。张姨爹是富农成分，属于阶级敌人。那时一切都要讲阶级斗争，虽然是亲戚也要划清界限，一般人都把他当做瘟神而躲着他。父亲能够当着别人的面给他这个四类分子递烟，张姨爹肯定是觉得非常有面子，是抬举他，所以要在我这个小孩子面前炫耀一下。

1957年反右时，当时父亲还是刘集工商联的负责人，许从政是高集工商联的负责人，他们俩关系比较好。县里把他们这些基层工商联的负责人弄到县里帮党整风，为党提意见。父亲在解放前就比较苦，解放后生活比解放前要好，内心确实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加上父亲本来就忠厚老实，不善言辞，虽然主持会议的人一个劲的要他发言为党提意见，他就是没有意见。许从政听信了主持会议人的话，不得已提了几条不痛不痒的意见。结果许从政被划成右派，而父亲躲过了一劫。事后听说这次运动上面对划右派分子是下了指标的，幸亏有许从政出头把这顶帽子给戴上了，否则父亲会是一个什么结果还真难说。

父亲出生贫寒，从小在苦日子中长大，所以养成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好品德。公私合营父母亲参加供销社工作后，成为了国家职工。当时在基层供销社的职工，除了父母亲是带资入股参加工作的，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出来脑袋瓜子比较灵活的人。由于父亲忠厚老实，吃苦耐劳，所以一般比较苦、比较累的活都是安排他去干。1958年在荆门修漳河水库，上面要求各行各业都要支援水利建设，各单位都要派人参加，这种背井离乡干苦力的活自然而然就落在父亲肩上。那时修水库大坝都是人拉肩扛，纯属体力活。1958年正是大跃进最狂热时期，工地负责人用饭量的大小来衡量每个人干劲的大小，给每个人每餐定量为半斤米的饭，如果吃不完就是没有干劲。虽然饭的定量比较充足，但蔬菜和盐巴却比较缺乏。父亲块头比较小，饭量自然也比较小，加上没有咸菜下饭，半斤米的饭根本吃不完。为了不被批判为没有干劲，只得把吃不完的饭偷偷倒掉。母亲有一次听从漳河水库工地回来的人讲，有一次发给父亲的咸菜掉到草地上了，父亲还从草丛中找出来下饭。父亲是比较讲干净（卫生）的人，掉到草丛中的咸菜还捡起来吃，可见当时的蔬菜和盐巴是多么缺乏，生活条件是多么的艰苦。

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参加供销社工作后，她勤学苦练，对商品价格、品种全都心记熟背的一清二楚，并练得了一手好算盘，很快成了业务骨干。她巾帼不让须眉，在每次的送货下乡中，一百多斤的货，几十里的路，全靠两个肩膀挑着，本是男同志干的活，母亲总是主动要求去。平时无论脏活累活，母亲也总是抢着干。由于她心里想的只有别人，没有自已，同事无一不对她称赞，都愿与母亲共事。

１９６０年冬，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克服“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和1958年以来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给国家造成的经济困难，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坚决的全面的调整。同时，国家以极大的精力抓了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工作。母亲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主动提出要求，从供销社这个国营单位下放到集体所有制的日杂商店，后来更名为经销店。这时太太已经退休，经销店就宋士芬和母亲两个职工。

母亲待人诚恳、友善，无论是娘家还是婆家的亲戚都是一视同仁，和街坊邻居都能够和睦相处，关系融洽。听秀姐姐（堂姐胡秀英）告诉我，在母亲没有嫁到胡家前，爹爹（祖父）因为大妈没有生育经常骂她，戳她的短，他们之间关系闹的比较僵。母亲嫁到胡家后，和大妈关系和谐，相处得非常亲密，爹爹也再没有因为生育方面的问题骂过大妈了。我知事以后，感觉到大妈和我们家来往密切，有时候还到我们家来住几天，平常对我也非常关照。

母亲的大姐（刘善珍、刘善玉、刘善英她们三姊妹的母亲，我的大姨妈）去世的比较早，我没有见过。本来刘善珍她们应该叫母亲为幺姨，她们却叫母亲为妲妲（dada）。据说大姨妈去世后，大姨爹把母亲当做是自己的亲妹妹一样看待，是他要刘善珍她们改口叫妲妲（dada）而不叫幺姨，说明大姨爹是非常珍惜这一亲戚关系。这么一改口，就不会因为大姨爹续弦而断绝了这层亲戚关系。母亲对这几个侄女也确实呵护有加，对她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每当她们有困难或者在继母那儿受到委屈，她们都要对母亲说一说，从母亲这儿得到母爱般的温暖。

李青年（我们叫桂妲妲）的妈妈和我婆婆（祖母）是表姐妹，我们当地有一种说法叫做“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没有了”。李青年和我父亲应该是第三代了，照这种说法我们两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比较淡薄了。我小时候李青年还是乡村的一个基层干部（大概是村妇女主任之类的干部），记得她每到钟祥城关开会或者出差，都要专门到我们家去坐一坐，看看太太和婆婆，母亲都是好吃好喝热情招待，关系非常融洽。

我们家经常有亲戚到家里来玩，在我小时候和街坊邻居相处的也非常和谐。我们家虽然不富裕，但对客人热情，谢（永香）幺幺、杨姨爹、前丰的玉妈妈、长滩的华芝妈妈（汤大才的姐姐）都和母亲关系好，经常相互走动（来往）。

1966年，国家决定修建丹江水库，在属于旧口人民公社的襄东、东湖两个管理区的辖区范围围垦造田，准备接收大批河南淅川移民。当时国家在东湖杨梗成立了围垦指挥部，父亲从迎丰供销社调到大柴湖杨梗围垦指挥部供销点工作。我曾经到杨梗父亲那儿去过一次。父亲住在简易工棚内，这里同时也是仓库和售货处。室内只有少量歪歪拉拉的几个临时拼凑的货架，有的商品还堆放在地下，条件非常艰苦。围垦大堤建成后，河南淅川移民搬到了围垦区，围垦区新成立了大柴湖人民公社，从旧口人民公社成建制的独立出去，父亲也就留在了大柴湖供销社，被分配到胜利大队供销社工作。

胜利大队供销社共两个人，除了父亲以外，还有一个叫胡家满，也是从旧口调过去的，他家住旧口街上。1974年冬，胡家满的母亲患黄疸型肝炎去世，胡家满回家吊丧后回到单位，父亲被感染上了黄疸型肝炎。黄疸型肝炎在医学上称之为甲型肝炎，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当时呈流行趋势。黄疸型肝炎主要是经消化道传染，父亲可能是吃了胡家满从家里带去的被感染上甲型肝炎病毒的食物而感染上的。甲型肝炎如果治疗及时，加上适当的营养调理和休息，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但是父亲在治疗一段时间以后，病情刚刚有所好转还没有痊愈，为了不耽误工作就拖着病体又回单位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