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h1><h1> 公元一九四八年是戊子鼠年。我在这年出生的时候,一场风卷残云的革命正横扫神州大地。</h1><h1> 幸迎社会改朝换代,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时期。</h1><h1> 大潮初起即是波澜壮阔。年富力强的长辈们全力投身其中。故而留给我们一辈人的学龄前,纯粹是嬉戏、玩耍,尽情地。</h1><h1> 同时,更能碰巧地南来北往开眼界、见世面。</h1><h1> 也因此,我与进幼儿园、念学前班、参加兴趣培训等等自是无缘。时光流淌、大地火热的那个时代,留给我辈的,全是无拘无束地“散养”和“圈养”。</h1><h1> (没有任何压力和顾虑地跟着匆匆忙忙的父母到处转移。这样不得安稳的搬迁,如果放到现在,考虑孩子的成长环境,考虑孩子的基础教育,考虑孩子的发展前途……,恐怕要让当长辈的该会急得跳脚了。)</h1><h1> 那样的条件和环境,对那时的大家来讲,不论是社会、学校、邻居、家庭,也不论是大人、小孩,都一致认为是“纯属当然”,人们毫无异议,均“自我感觉良好”。</h1><p><br></p><h1> —— 经历留下的记忆,温暖;经历锤炼的智商,可贵。</h1><h1> 细数起来,逐一回望,还蛮有动感、充满内容。</h1><p><br></p><h1><i style="font-size: 20px;"> 第一所小学</i></h1><p><br></p><h1> 隐隐约约记得的人生那一回,迷迷糊糊地乘坐火车,轰轰烈烈地折腾了一整宿。全家出行,南下迁移到了江城。</h1><h1> 不久 —— 1955年9月,超出7岁入学年龄数月的我,姗姗来迟地成为一名小学生。与今天的儿童们相比,入校之时只能算彻头彻尾地茫然无知,一切从“零”开始。</h1><h1><br></h1><h1> …… 其时,计划经济的国家刚刚启动凭票供应制度。一开始时,宽松的票证发放似乎并未显得紧俏。</h1><h1><span style="color: rgb(1, 1, 1);"> 连同0·24元人民币,家里给扯了一块布。请有缝纫机的邻居阿姨 ——缝纫技术一般 —— 制成了一个盛米用的布袋,且作为我的书包 (形象与现在超市常用的塑料袋一模一样,仅仅是“书包”的带子更长,易于挎肩而行)。颜色是绿底,并印有黑色的细条格。 这玩艺与我的梦想中的、神气的帆布书包相差甚远。但妈妈无容置疑:“这种书包好!”</span></h1><h1> 还购买了一个铁皮的铅笔盒,价格好像是0·32元。加上学杂费、书本费,破费了铜板好几元。</h1><h1> 长辈们都教育我,说了无数次的是 :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念书!</h1><h1> 我极其顺从,尽力而为。能够作证的就是书包。那只天天都塞有课本、作业本和五味杂陈的“米袋子”,我只用了一年就土崩瓦解了。</h1><h1> 学校在古老的粮道街上,在那“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的建国初期,这是一座充满生机的学校。我在那里接受人生的启蒙教育,从学算术、学注音字母开始起步。</h1><h1> 入校门没有几天,小孩子好动的天性就无意中暴露:玩着玩着,家庭作业没有做(记忆中,家长们对我们学生从来没有监督、陪读、签字等说法,一切都放任,由独立自主的小学生们自行掌握)。</h1><h1> 第二天上课前,小组长催交作业,才猛然想起来,“老师昨天布置过这件事”。</h1><h1> 老师直接走过来细问原因,我六神无主,慌忙老实地回答:“忘记了。”</h1><h1> 老师不客气地问:“你吃饭为什么没有忘记?”</h1><h1> 我虽年幼,但对此从未听过的道理心服口服。作业是确实忘了,但吃饭确实没有忘记过。</h1><h1>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真是一时语塞,找不到原因。—— 那是孤立无援、孤陋寡闻的我,刻骨铭心接受的第一个“真理”熏陶。</h1><h1> 这个教训极大,为此多少年也不曾忘记。</h1><h1> —— 只是,事过六十多年后、人生走到夕阳的我,却在遭遇食欲大减,胃纳极差的时候,还真的忘记过吃饭。这人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h1><h1> 在这所小学,我戴上梦寐以求的红领巾,加入了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还先后佩戴过“一道杠”和“二道杠”。</h1><h1> 童言无忌,那会确实是真心立志“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战斗在民主阵营最前线”(当时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h1><h1> 东奔西走、有了些阅历的若干年之后,我回访小学旧址。仰望新颜、气派的教学大楼,透着豪迈和清新。现在这里却改头换面,多少年前就挂上了中学的校牌,并且是省里的重点中学。据称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创办的一所独具特色的学校。</h1><h1> 读完初小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我们家从江南搬到江北。虽然此时“天堑变通途”,但毕竟还是有点距离的。</h1><p><br></p><h1><i> 第二所小学</i></h1><p><br></p><h1> 于是,转年的下学期,我转到了“航空路小学”。所称的航空路,当时还算是城市的边缘地带。我家所居大院里,有一大片是环环紧扣的铁丝网。铁丝网的那一边,是望不到头的飞机场。站在家门口,就能看见银燕排排昂首,就能听到军机阵阵轰鸣。</h1><h1> 平生第一次被独自转移,安插到一个陌生学校的陌生班级,极为紧张,手脚都不知如何放,甚至忘了该怎么喘气。</h1><h1> 恰好碰到老师布置作文,要求写班集体的好人好事。因我刚去,放宽到可以写来到新班级的感想。我毫不客气,大筆一挥,涂写下一堆“不留情”。</h1><h1> 傻到极点地狂称原来学校如何好,新到的班级如何不好。作为班主任的语文老师会是怎么样的滋味,我弄不清楚,但我的作文在公布的成绩中,还是属于中间偏上的。—— 年轻的教员大度得很。当然,一时与这样的娃娃也是扯不明白的。</h1><h1> 退休后,常忆旧的我,曾两次再回故地,却怎么也没有找到当年的踪迹,一丁点都没有。</h1><h1> 颇有名气的军用机场早己撤除,作为城市的中央商务区,这里已初具规模。国际居住区、城市广场、休闲公园、商业购物中心、大型酒店、5A甲级写字楼,…… 所见所闻让人膛目结舌。而寻觅就读的那所小学,大约应该是某座大厦的前身吧!</h1><p><br></p><h1><i> 第三所小学</i></h1><p><br></p><h1> 1958年,“多快好省”的大跃进来了。火热的季节里,我们全家南下,搬到另一座省城。小孩子不懂事,汽车下来上轮船,乘罢轮船又火车,到处跑的新鲜感,让我高兴得手舞足蹈。</h1><h1> 稀里糊涂地玩了一个暑假,什么作业也没有做。可是办理转学进校手续前,突然说要考试。</h1><h1> 仓促上阵,拿卷即答。两天后传来的结论是,成绩不合格。这下子家里着急了,赶紧找到教务领导询问。</h1><h1> 尚未细说,对方随即称“搞错了”。—— 这样我就进入了“东湖区中心小学”,念四年级。</h1><h1> 又是一个人插班,进了一个新的学校、新的班级。这回更惨的是,面临一个最大的障碍 —— 与老师、与同学的语言交流。</h1><h1> 那个时候没有特别强调讲普通话,同学之间沟通一律是方言。而授课老师除了讲课时是夹杂着浓厚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外,平时也是流利顺畅的地方话。</h1><h1> 两个不同的方言“对决”,完全就是“鸡同鸭讲”。课间操的时候,有几个同学围着我,他们要听我开口发声。在相互“鸟语”中,搞不清要表达什么。</h1><h1> 于是,老师上课提问,我从不举手。表现最好的时候,是上课时叫到黑板前填写答题。不用开口,只需粉笔伺候;课堂上应对顺畅,仅仅表现在不必用嘴巴解答的时候,只要点头或摇头即可。</h1><h1> 在这所小学,我似懂非懂地念了大约两个月的书。</h1><h1> 这天是周六,天气晴朗。下午我去学校,校方临时宣布,“今天不上课,各班练广播操。”</h1><h1> 我一听此讯,赶忙跑回座位。拎起书包,不言不语,拔腿就跑。</h1><h1> 有同学在后面叽叽喳喳,我才不理。接着,又传来老师的呼叫:</h1><h1> “快回来,练操 ——下个礼拜要比赛!” </h1><h1> 我更不理,跑得更快,气喘虚虚地直接冲出了学校大门。</h1><h1> 其实,原因很简单,过了星期天,我们院子里的一帮孩子就集体转去别的学校了(单位直接与学校接洽,各位老师尚不知情)。</h1><h1> 家长事先跟我讲得很清楚,而我用方言跟老师表达却讲不清楚。实在是不愿意被围起来当猴子耍。</h1><h1> 因此用上了小孩子的思维,“一跑了之”—— 反正以后谁也不认识谁。</h1><p><br></p><p> </p><p><br></p><h1><i> 第四所小学</i></h1><p><br></p><p> </p><h1> 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快得多。我们又遇到挪地蜗居,家搬到属于那个时候的城外。于是,再转学。</h1><h1> 这回进的是城市郊区的“桃溪乡中心小学”。这个学校其实应该不算什么“中心”学校。校园不大,设备也较为简陋,而我所在的四年级只有一个班。</h1><h1> 大约是父母所在的单位给了点钞票(那时没有赞助费一说),优惠我们可以不必自带板凳上学。</h1><h1> 由于有了上一回的“热身”,更由于身边的同学都是朴素的农村孩子,适应起来没花多久时间,好像也没花多少精力。</h1><h1> 最主要的收获是操持地方语言,竟有想不到的长进。我也因此而如鱼得水,很容易地溶于集体。表达能力的智慧转换,人过得很快活。</h1><h1> 校园不大但空气清新,四周人烟稀少,片片湖泊荡漾。占比较大的农民子弟主动与我交流,非常热情好客。只是癞痢头比较多。正值秋日,同学们会随身携带莲蓬、菱角等,一个劲地塞在我的手上 —— 极为融洽又极为解馋。</h1><h1> 而最值得回味不是爽口食品,而是智力发育。</h1><h1> 由于没有绵长的课外作业,没有严格的成绩排名,没有被占的课外活动,没有家庭作业的干扰,……。无形中让个人的爱好自由发展,活出了滋味。</h1><h1> 不知为什么,这期间有两件事记得很清楚,也曾让我十分得意——</h1><h1> 上〈自然〉课,老师慢吞吞地讲,我嫌太慢,“吃不饱”,就自顾自地看。她在强调某段某句是重点时,大概用余光发现我在“做小动作”。于是叫我起来,“念重点!(读她让勾划下来的字句、段落)”</h1><h1> 我因为没听讲,念过了头,连老师未教的部分也正确地回答了。一直跟着划勾的同学以为我答错了而起哄。老师没有说错,却批评我玩“小聪明”。</h1><h1> 事后,班主任没有动静,看来,这位课任老师没有去“告状”。而且之后一直“宽松”,从未“为难”过我。</h1><h1> 这位老师的容忍,从另一方面培养了我的阅读能力。</h1><h1> 每周有一节〈珠算〉课。令人烦不胜烦的是,要背着借来的、又沉又大的算盘上学,很不方便。而开课之后,成绩并不理想,大家的结论是“算盘没有笔算快”。尽管如此,却还是要学、要考。</h1><h1> 半个学期后珠算结朿,我靠着偷到的一点“巧”,获得了好成绩。</h1><h1> 记得考试时,要一边拨算盘,一边在试卷上写珠算口诀。我私下经过琢磨,把珠算口诀的规律抓住(现在还记得,主要是加减法的口诀),然后依照笔算步骤一 一 填上即可。</h1><h1> 而老师批阅答题时,只看卷面运算过程中的口诀,而不问算盘的实际操作(他也没那么多功夫去审批)。我做对了,还省去拨算盘珠子的过程。</h1><h1> 按说,走捷径不妥,但无意中让我潜在地增加了自学能力,也是难得的收获—— 当时实在没有意识到。</h1><h1>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忆。这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中队评上先进。代表学校参加全市的少先队集会。我们挤满了市体育场四周的看台。一位身材高大、壮实的领导同志绕场一周,不断向大家挥手。在场的红领巾们欢呼雀跃。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型活动。接见结束后,带队的辅导员比我们还激动。他告诉我们,这位是省里的主要领导同志。乳嗅未干的毛头小子们这才知道,我们见到了一位“大官”—— 现在,这样的场合己鲜有听说了。不久,学校改称“第五交通路小学”。而所谓的“第五交通路”还仅仅是碎石铺就。来往车辆稀稀拉拉,晚上也没有路灯。道路两边空旷宁静。我在这所学校里,无忧地奔跑着前行。</h1><h1> 城市在发展,若干年之后,学校大约撤消合并或者择址重建。而学校所在地的四周环境则早已不是从前。水田变旱地,旱地盖大楼,大楼连成片,完全彻底地没有了当年的景象。</h1><h1> 比较典型的是学校旁边的烂泥地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建成了名气很大的青山湖宾馆,一时车水马龙,蔚为大观。</h1><h1> 据说现今大名鼎鼎的青山湖宾馆也已经被拆除,代之而起的将是兴建商业旅游综合体,并可能成为这座古城老城区的地标之一。</h1><h1><i> </i></h1><h1> </h1><h1> </h1><p><br></p> <h1> </h1><p><i> 第五所小学</i></p><p><br></p><p> 四年级的最后阶段,家里又忙着给换学校。这回读的是父母单位临时自办的职二子弟学校。原因自然还是搬家。</p><p> 新到一个地方,单位对自己的子女不能袖手旁观,为数不多的一、二十个孩子于是被圏在了家属大院的几间房屋里,并称之为“学校”地培养起来。</p><p> 拉扯的这些娃娃们,包含了一年级到四年级。由专门选调的一位干部作教员,排排座地轮流给我们授业和解惑。</p><p> 教员认真,每天确保在每个年级上一节课。对中年级学生,讲得不多,但精炼。学生也基本不上台演算。主要是布置当天的进度后,大体由自己去看。不懂的可以发问,并能及时“一对一”地得到解答。</p><p> 印象中我们没有太大的难题。没有课间操的整队,没有少先队的集会,没有自带工具的劳累,没有快、慢、差、费的怪罪……。</p><p> 给予的天地太宽敞,让我们十足的自我调节、尽情作为。</p><p> 当然,我们也是努力的。记得年龄最大的有四年级,却仅有我和另一名学生。我俩反应正常,老师的讲课都能很快的融会贯通,丝毫没有拖学校的后腿、没有找老师的麻烦。</p><p> 除了偶有的游戏可以勉强当作音乐、体育外,基本上只安排语文和算术课。最可喜的是没有任何的家庭作业。放学也早,回家几步路。至于如何玩,请自便。“大闹天官”都无碍。</p><p> 估计是负担轻了,益于长智慧,玩着玩着就不知不觉地把要领掌握了。</p><p> 这其中,最可贵的是当时的家长们,没见过他们埋怨学校不好、教育不行—— 这在今天,是根本不可能设想的。</p><p> 我们在进入下一所学校的文化测试中,成绩均在良好和优秀范围。再后来,我们当中涌现出不少成绩优秀的建设人材。</p><p><br></p><h1><i> 第六所小学</i></h1><p> </p><h1> 1960年元月,我在五年级下半学期开课前,再次被转学。反正虱多不怕痒,也不怎么再乎了。这回是到所在地的“青云谱区中心小学”。</h1><h1> 在这座新进入的学校里,我更加得心应手,自由自在。</h1><h1> 历经磨练,方言土语早已不在话下。所学各门功课似乎信手拈来,用不着花大的力气。</h1><h1> 由于学校地处那时的城乡结合部,同班同学年龄普遍偏大(最大的比我大六、七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准备着参加工作。学习过程中似乎经常性的心不在焉,问起不懂的地方,甚至考试舞弊来,询求的都是较为简单的“小儿科”。</h1><h1> 他们之间还常有打闹、争辩,但对我却非常友好,选班干部,评先进往往让给我。而“打”不赢又“说”不赢的我,只能作旁观者,但也因此与同学相处融洽。</h1><h1><br></h1><h1> 六十年代第一春。教育战线闹起新的革命来,我们五年级从各班抽调同学,组建一个新的班集体。要求是争分夺秒、提前毕业。</h1><h1> 重新分班前要逐个挑人。班主任个别征求我的意见。我的回答模棱两可,“随便”。</h1><h1>——来得突然,没办法事前作准备,我的回答也实在太不懂事。</h1><h1> 尽管进入这座小学的时间太短,但在小有曲折后,我侥幸拱进了这个让人有点羡慕的“跃进班”。</h1><h1> 进入新的“阵地”,任务是抢时间、争速度,短期内把六年级的课程全部学完。听起来蛮繁杂,麻烦会特别多。为了赶上进度,要加课,要拖堂;为了确保成效,要做习题,要连轴转。有挑灯夜战,也有猜题应战。也许是一路撒欢,“野”惯了,这回,对稍有紧张的环境,我适应得很“流畅”。</h1><h1> 取消了课外活动,一切为迎接考试让路。</h1><h1> 但是总的来说,接受“跃进”考验的我,一路走来尙为顺利。虽然略有严厉和紧迫,但都在可以承受范围之内,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困难。或许是因为没有书山题海的压力山大,曾经的某种程度的“放任自流”让人思路开阔、智慧迸发。</h1><h1> 七月,我顺利地参加并通过了“小学毕业”和“小学升初中”的合并考试。</h1><h1><br></h1><h1> 考前,还有一点小插曲。因为家里又经过了一次搬迁,由父母单位统一出面,为我提前办妥就读“环丘街小学”的转学证明。</h1><h1> 只是,我的升学考试顺利通过,这进入第七所小学的《转学报到证》没有派上用场。(可惜后来,此证也不知此证“魂归何处”了。)</h1><h1> 1960年9月,手持〈初级中学录取通知书〉,我告别屡进屡出的小学校园,提前一年迈进了中学校门。</h1><h1> 这个时刻,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遭遇到空前的困难。老百姓的吃喝都是极大的问题。但是,当时的我一点也不知道。</h1><h1> 小学生生活就这么有点突然地结束了。</h1><h1> 我所接受的初等教育大体处在人生的启蒙阶段。幸运的是学业给予的是轻轻松松,还从来没有沉重的感觉。跟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相比,完全是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h1><h1> 就我而言,尽管频繁地异地转学、接受地域方言变换的考验,有时甚至是教材的不同,但感到过的困扰也不过只是一掠而过。</h1><h1> 求学的情绪也没见大的影响。学习的进度没有遭受大的阻力,反而有所突破。</h1><h1> 一切都因为年幼无知而总能立即适应和融合。虽然没测试过智商,也显示不出特别的专长和兴趣,但和小朋友在一起,最大最好的主题 —— 玩乐,是一样都不缺少。滚铁环、打弹弓、抽陀螺、踢皮球、搜烟盒、拍洋画……我都从不缺席的参与。</h1><h1> 作为小学生,还积极投入各项运动中去,很有点从娃娃抓起的特色。从拍苍蝇、逮老鼠,似懂非懂地读大字报,挖土、拾粪、积肥,扛红缨枪当民兵,一直到列队声援亚非拉、奋臂参加数十万人集会,搜集废钢铁,……均是现在的孩儿们闻所未闻的“伟大壮举”。</h1><h1> 俗称“自古英雄出少年”,又道“少年不知愁滋味”。不知愁的“英雄”哟,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接受完了初等教育。</h1><h1> 我开始了人生的少年旅程。昂首、远眺、跋涉;饥饿、动荡、劫难 ……希望和危机并存,都在等待着我!—— 现在想想,这些宏伟的和沉重的课题,我当时是全然的一窍不通。</h1><h1> 想起来有点意思,五年进出六座校园。无知者才无畏的我,就这么走走跑跑、悠悠荡荡、懵懵懂懂、嘻嘻哈哈地度过了珍贵的童年时光。</h1><h1><br></h1><h1> 2018·1·28·</h1><p><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