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州善庆里2号的日子里

曾经滄海

在常州善庆里2号的日子里 文/曾经沧海 我承认，直到现在，我仍旧十分怀念在善庆里2号的日子。 那倒不全是因为它曾经陪伴我渡过了快乐的少年时光，也不是我的人生转折是从这里出发。 这里并没有演绎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产生过什么出类拔萃的大人物，但我依旧对它情有独钟。因为我怀念的其实是那个年代，那个人心积极向上，干部清廉，民风淳朴，社会风气良好和清清爽爽的年代！ 善庆里2号离常州老市政府不远，可从市政府西边的西公廨（xie）进入，穿过一条仅容两人错肩而过的复兴浴室后面的小弄堂，就可到善庆里2号，这是抄近道。当然，真正的弄堂口在北大街上，靠近县巷。巷内有清朝时的“县狱”，遂取“庆而从善”之意，故称“善庆里”，有意思的是巷内原“县狱”的遗址，后来成了常州市人民法院的办公地，再后来，改为市劳动局。 别看它屈居小巷，但善庆里2号那高大气派的院墙，钉着钉子，铁皮包裹的威严的大门和对面的壁照，似乎还在诉说着过去主人曾经的荣耀、辉煌和家族的兴旺！ 善庆里2号曾经是我们住了三十多年的家。模糊的印象里，记得是在从大陆饭店搬出，又到小河沿菜场旁边，紧靠大光明电影院后面的院子里住了一段日子，那时只要大光明演电影，我们就能在家“听”电影。 后来，大概在1955年前后，就搬去善庆里2号。在这里，我一住就是十年。也留下了很多美好记忆的碎片。 那时是没有什么家具的，除了几张从乡下弄上来的长条凳架起几块木板的床，有段时间记得冬天还是乡下拿上来的稻草铺的床，简陋的桌子，连柜子都没有的，有个把箱子就不错了，搬家只要一部塌车（板车）就能解决问题。而且不只是我家，其他所有干部家都基本如此，都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我们家几件稍微像样的家具，还是没收“一贯道”后市政府折价处理时买下来的。 善庆里2号，与隔壁的4号，房屋结构一模一样，清末民初建筑，这里曾经是个大户人家。四道大厅，厅有高大的带花窗格的八扇窄大门，但后出入嫌麻烦，都拆除了。大厅两旁是东西各一的厢房。前后大厅中间是三个大青石板铺就的天井，常州人叫明堂。第一、第三道天井的西侧还有做饭用的厨房及石井。井水清澈见底，冬暖夏凉。中间天井的西边是小花园。 这里是市政府的干部宿舍之一。我家可能是来的最早的，住在最后一道大厅的西厢房加半间小房，客厅与对门税务局一谈姓干部家共用，他家只有一个房间，后面的厨房也是两家共用。不过我家后面，还有一个三米宽的空地，其西侧的后门，经过小巷可直通北大街，但小后门基本上是上锁不开的。后来两家商议，厨房归谈家，客厅归我家用。 我们住屋的前面天井旁就是一口石井，洗衣，淘米洗菜都用井水，虽然一桶桶吊上来，费点力气，但省了我们这些住户的好多钱。那时候一分一角钱都要算计着用的。只是喝的水要到前面第一道天井的也是大门里唯一的水龙头上去接，再用桶拎回家，来回都要穿越两个天井两道大厅，此活我在家时，基本是我包了。 如此条件的宿舍，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住在我们前面的一边是市委办公室主任彭东，他爱人叫柯秀芳，也是市政府干部。与他家对门的是市政府财政办公室的董兆南主任，他夫人叫夏果，是学校老师。第二道天井西还住着市科委主任侍金良。再往前，是市政协的秘书长后来的主席，叫万席儒，原来在部队是团级干部，腰间一个比碗口还大的伤疤是战争给他留下的纪念。他家对面是一位姓韩的领导干部。再往前面住的是天宁区的赵福堂区长。除我家和谈家外，其余都是从山东或是苏北来的南下干部，当时年纪小，分不清山东话和苏北话的区别。 这些大都是市政府的中层干部。当时住宿条件就是如此，最好的是万主席家和彭东主任家，两间屋；其他大部分只有一间屋，中间隔一下。不过是地板房，还有矮矮的阁楼，要用梯子才能爬上去。我家人口多，也只有一间半屋，那一间房中间被隔了一下，好在我家在最后面，厅不走人，可以派用场。 至于吃的，每家都差不了太多。除了我家老家近，有些乡下的村上人来来，其余各家看不到有谁来走动，更别说有人来送礼，来家谈工作的都没有。这些干部长辈，见面相互打个招呼，也从不相互串门，更不谈工作。 或许有人不相信当时的社会风气。我们大门里市政协万主席的大儿子，是我高中时的邻班同学，后去参军，转业回来后去了一个工厂当普通工人，这事在当时太正常了。 这就是当时的党风，这就是当时的政治生态，清明的社会和道德风尚！ 住户中的长辈们不论职务高低，都衣着朴素，甚至有穿打着补丁的衣裤也不稀奇，他们和蔼可亲，没有任何“官”架子。那万主席，跟我们一帮小孩都没大没小的，我们要看他的伤疤，他就把衣服撩起来给我们看。后知道彭主任调到镇江专区，文革中自杀了，挺可惜的。 要拆了，合个影留念吧 (伟英提供图片)记不得是哪一年，我妈在最后面的屋后小空地上搭了个简易猪圈，养了一头猪，过年宰杀了，整个大门里每家送一块，自家除猪头等外所剩肉已经不多了。老妈又心疼又感到无奈。老妈说，一个大门里的，总不能我们一家吃“独食”吧。那时猪肉得凭票供应的。 在善庆里2号的日子里，为补贴家用，我帮妈妈糊过火柴盒，糊过信封。暑假冒着大太阳到工地上去砸石头，把大石块砸成2公分左右的小石块，称份量算钱，一天下来能挣个块把钱，手上尽是泡。也砸过钢珠，那时58年搞轴承化，轴承里的钢珠是用一段段小钢筋段，放在上下半圆的钢模里，一锤一锤砸成钢珠的。还去过建筑工地打过小工。生活之艰辛，我仅仅是初尝了一些吧！ 后来上大学去了，也告别了我熟悉的善庆里2号。只是每年回家探亲，到后来是四年一次探亲，才能重新看到它日益苍老的面孔和相邻几十年的邻居们。 前些年善庆里2号与常州老市政府周围地块，老常州扼腕叹息的最后一处历史遗存——乌龙庵地区以区区3亿元的银子出卖给了澳门什么赌王何鸿燊的房地产投资公司，开发的楼盘叫什么“京城豪苑”。 风雨飘摇近百年的善庆里2号，从此在常州的地图上被无情地抹去，连同作为常州广播站的善庆里4号，连同不远的民国建筑大陆饭店，乌龙庵，还有乌龙庵远近闻名的矮脚老婆婆，还有我小时候与小伙伴们玩耍的好去处——原“县署”，后老市政府，当然还有我无忧无虑儿时的记忆…… 但那份割舍不了的思念，不只是对善庆里2号老宅，还有对那个砥砺奋发的年代，那个风清气正的年代！ （部分图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