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立军：不能忘却的记忆一一纪念《文艺研究》创刊40周年

老编看中囯

我是1977年9月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工农兵”学员，被分配到国务院文化部下属的文学艺术研究所。在人事处报到后，给我分配了一间八平米的“琴房”做宿舍。文艺研究所的办公地点，是清代建筑的一座园林式私邸，在北京，除了故宫没有比它更大的宅子了，第一任主人是巨贪和珅，第二任主人是庆僖亲王永璘，第三任主人是恭亲王奕訢。民国时，这里是辅仁大学女校，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有多家单位使用，前半部府邸由中国音乐学院使用，后半部花园是公安部宿舍，还有工厂。我来工作的时候，这里前后不通，各自独立，院子杂草丛生，建筑物的油漆也有脱落。还有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这里曾搭建的几处窝棚，但已无人居住。看上去虽很破败，仍能看出往日的恢宏与奢华。老北京人管此地叫“恭王府”。
文学艺术研究所的前身，是“文革”期间国务院文化组设立的“文学艺术研究机构”。由“文革”前的戏曲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音乐研究所等几家单位的底子组成。1975年四届人大会议后，国务院文化组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亦随之改名为“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1978年又改名为“文学艺术研究院”。在这里的工作人员，使用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工作证。1980年下半年，经国务院批准升格为副部级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此后才有单独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证。
我当时没有被分配具体的工作，就被借调到文化部运动办公室参加“揭、批、查”，先是在“初澜江天”专案组，后在“清查文革打砸抢”专案组工作。因此缘故，很荣幸地认识了冯牧先生。冯牧先生是政策研究室主任，部运动办公室主任，是直接负责文化部八大专案组的文化部党组成员。他本人阅历极丰富，更是现代中国新闻和解放区文学的直接参与者，新中国当代文学的实践家。我在两个专案组工作了七八个月后，就认为继续做下去，对我个人的发展益处不大，于是就向冯牧先生请辞，想去复报的《文艺报》当编辑。冯牧先生此时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复会领导小组副组长、《文艺报》复报领导小组组长。他对我说，默涵同志（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不同意文化部的人调去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工作，你的编制在文研院（此时，文学艺术研究所已改为文学艺术研究院），敬之同志（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初澜”专案组的部领导）兼任院长，我兼任第一副院长。文研院正在筹备院刊《文艺研究》的创刊，和《文艺报》性质相同，你直接回去工作很方便，我主管《文艺研究》。我当时以为冯牧先生就是创刊后的《文艺研究》主编，于是在1978年10月，我高高兴兴的来到了《文艺研究》编辑部。
那时，参与《文艺研究》具体筹办的人员有林元，叶勤、孙吴、王波云、汪巩、柏柳、沈继平、李香云、安裕慧、许廷钧、缪印堂，还有我，论年纪我是最小的。编辑部大致分为：理论组、文学戏剧组、音乐舞美组和编务组。《文艺研究》编辑部，大家在称呼上比较随意，年长一些的老师，比如林元，大家就叫“老林”，年轻一些，比如我，大家都叫我小萧。我在文学戏剧组，组长是叶勤女士，她是延安出来的老文艺工作者。由于我最年轻，对《文艺研究》的工作，我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更出不了什么主意，只是听喝儿，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在文研院有宿舍，住办公室的有林元、王波云，还有后来的姚振仁他们三位。我虽住的是单身宿舍，晚上也经常到后楼王波云的办公室去旁听，因为他们三位经常在那间办公室议事。我记得关于《文艺研究》刊名的手迹问题，就是他们几位老师晚上议论的话题，毛泽东、鲁迅、周恩来等大家的手迹，都在考虑的范围之内，最后确定用周恩来的手迹作为刊名。
《文艺研究》创刊初期的办刊理念，较为偏重文艺理论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刊发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刘少奇在“文革”前关于文艺的讲话，以及邓小平、陈云关于文艺的讲话，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不是谁想发就能发的，而是要经过层层审批，由贺敬之报给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拍板。刊物要发表邓小平、陈云关于文艺的讲话，则要给周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和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来定夺，才能刊发出来。
好在当时《文艺研究》有两位曾经做过周杨、阳翰笙秘书的编辑，经过他们的疏通才拿到了首发权，这奠定了《文艺研究》横空出世的权威地位。而更重要的是，《文艺研究》非常重视文艺理论的研究，比如形象思维、人道主义、人性与爱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美学等等，都用大量的版面刊发观点不同的文章，使《文艺研究》成为那一时期的文艺理论界最为关注的期刊。这要归于王波云、柏柳和张肖华三位同志的努力，他们殚精竭虑地蒐集话题和资料，密切关注学术界的动向，在反复磋商后确定为选题，然后再拿到编辑部例会上阐述。
《文艺研究》编辑部的例会很有意思，基本上都是在王波云和张肖华的办公室召开，因房子稍大，光线较好，例会一般是林元主持，讲话最多的是张肖华、王波云和姚振仁。例会上哪个组列出的选题都会说三道四一番，给出相当中肯的建议。这三位老师的见识学识不凡，确实是《文艺研究》的三大主力编辑。比如姚振仁是负责“音舞美”和外国文艺栏目的，几乎就是文艺史的活词典，反正有什么问题讨教，没有他解释不了的。《文艺研究》那时有四版彩色插页，所发美术作品都是姚振仁定的大画家的作品。但他也坚持刊发年轻画家的作品，比如罗中立的《父亲》和毛栗子三个烟头、四根未燃尽火柴杆儿的《徘徊》，就是他和林元争议了多次才定下来发表的。罗中立和毛栗子，后来都成为中国美术界的响当当的人物。可见姚振仁具有多强的远见卓识。林元作为《文艺研究》的第一负责人，具有坚持己见的固执，也具有倾听他人意见的包容，但他绝不武断，也绝不放任，谁说的言之成理就照谁的意见来。在例会上，姚振仁是和林元发生不同意见最多的人，当然也少不了王波云和张肖华。林元率领的《文艺研究》一众老少，很民主，也很集中，更是和谐的，可以说是民主办刊的典范。作为主编的张庚先生、副主编郭汉城先生也不怎么参加编辑部的例会。冯牧先生是主管《文艺研究》的院领导，但很少参加《文艺研究》的例会，我印象中他只参加过一次，那时他的职务繁多，横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文化部、文艺研究院等等，通常是林元电话里向他详述《文艺研究》编刊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遇有较重要的事情时则到冯牧在文研院的办公室面谈，林元与冯牧是老《新观察》、老作协外委会的搭档，彼此很熟悉。
而我可能是受益于林元教诲最多的那个人，可以说我是被林元耳提面命教出来的编辑。我刚到编辑部时，林元先生已62岁了，他从民国时期开始做编辑，到1978年已经40多年了，他是真正当得起资深编辑家称号的，同时他自己也创作散文和报告文学，出版多部作品，虽然还不很熟悉，但他拿我当子辈看待，一点都不客套。他告诉我要熟悉新华印刷厂的改稿符号，编辑时一定要细致，一个标点都不能错，一个字符、一个病句都不能有，碰到文章有引用的史实资料时，一定要仔细核对原文，要准确。当然，做一个好编辑，自己的学养要不断积累和提高，更应该自己动手写文章，这样才能了解作者的甘苦，才能与作者更好地交流。最初我编的稿件，他是从一校看到三校，指出我编稿的错字别字，分号使用不当等问题，甚至是原文中的语病没有改过来等等。特别告诫我，稿件发排之前一定要做到“齐、清、定”，校样上尽量少改动，你要知道印厂的排字工人托着铅字盘，一天要在车间里走20多公里的路，他们太辛苦了！
正是在林元的教诲下，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愣小子逐渐适应了编辑工作，也能在《红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一些文艺评论类的文章。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深刻。那是1980年四期《文艺研究》要刊发茅盾先生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艺历史发展的规律》一文，我凑巧看到这篇文章的一校。我感觉到其中有一段话不太顺，我就到林元那里跟他说了。林元说：茅公的稿子怎么会出现不顺呢！我坚持着我的看法。没想到第二天林元就带我去茅盾先生家里，让我当面跟茅公说这事。茅公听我说完了理由，很和气地告诉我：小伙子，你说得对，我马上改！就这样的一件事，林元老师也极认真的做出来，让我深受教育。
可以说，林元是带我走上文学期刊编辑的恩师，日后我在编辑岗位上能做得比较好，都是受惠于他。我深深地怀念林元老师。
由于我是新手，虽说分在文学戏剧组当编辑，但其他组有事情叫我去干，我也都很高兴的去跑腿，比如王波云老师叫我去朱光潜老师家，他说电话已与老先生联系好了，请朱光潜老先生谈谈“人性共同美”的问题。我就带上了我的“砖头录音机”，骑着自行车去了朱光潜先生家里。在北大燕园的朱先生家里，连续两个下午，用“砖头录音机”录下了老先生的讲话。当时朱光潜先生已经82岁了，但是说话还是中气十足，引经据典，言谈缜密，清清爽爽一位老者。回来后，我反复按录音机键盘，一字一字地把朱光潜先生的讲话整理成文字，然后再拿给朱光潜先生去修改。朱光潜先生这篇6000多字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刊发于1979年第三期《文艺研究》上。这是“文革”结束后最早、最权威的美学文章，受到全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类似这种与作者联络的事，我当时做了很多。给王瑶、吴组缃、曹靖华等大师们的取稿、送清样儿的事，我没少跑腿。
1979年上半年，北京人艺重排老舍的话剧《茶馆》上演，火爆京城。我的组长叶勤和林元、王波云商量，由《文艺研究》编辑部牵头，举办一个《茶馆》导演、表演、舞美设计人员的座谈会。因《茶馆》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与《文艺研究》倡导的编刊理念极其贴合，这一想法毫无争议地就通过了。这样，跑腿联络的事，自然又是我的活儿。
那时候开会，很简朴，会议没有设计精致的请柬，甚至连一张打印的通知纸条儿都没有。就是我一趟一趟地骑着自行车去北京人艺分头找人，下个口头通知。夏淳、于是之、郑榕、英若诚、胡宗温、蓝天野、黄宗洛、童超、王文冲等老师，都是大名鼎鼎的大艺术家，但他们都很平易近人，一点儿大牌儿的架子都没有，我找到他们，都满口答应，到开会那天齐刷刷的都来了。《茶馆》座谈会就在恭王府葆光堂召开了，由老戏曲理论家张庚副院长兼《文艺研究》主编主持座谈会。那次的座谈会计划开一天，可晚上他们有演出，便分成了两个上午开。座谈会开的非常成功，客观上廓清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期间对剧本、导演、表演、舞美设计的认识误区，以实践者自身的体验总结了戏剧艺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理清了艺术和生活的关系。
　　会后，我把各位老师们的发言记录整理成文字，再交给各位发言的老师，请他们本人修改后，刊发在《文艺研究》上。那一次，只有英若诚老师一人，是自己写的稿子。刊发这些发言时，林元老师准备用“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做总标题，我说：太空！建议林元老师用“演《茶馆》谈《茶馆》”这样的题目好像更新颖一点，我的建议得到了林元老师的首肯。多少年后再看这组文章，这些艺术大家的发言已成为珍贵的遗产。应该说，这是《文艺研究》对中国戏剧的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类似《茶馆》这样的座谈会，《文艺研究》举办了很多次，当时都不管饭，连茶水也不管，只有一杯白开水。《文艺研究》曾经管过参会人员饭的也有过，我印象中只有一次，那就是1980年8月召开的“电影美学座谈会”。因为本次会议在葆光堂开了三天，只是在文研院食堂吃了三次午餐，那次参会的人基本上都是电影评论界和高校教学人员，较年长者是钟惦裴先生，当时他60岁，午餐后他都要到我的单身宿舍小睡一会儿，钟先生在我那小屋连睡了三个中午。“电影美学座谈会”是柏柳、张肖华和王波云发起的，原因我不太清楚。但组织参会人员观摩影片，从片库提片，再到小西天电影资料馆观摩，这些会务的杂事，都是我跟吴连松做的。电影从无声片到有声片，从黑白片到彩色片，电影史上的十大名片以及有特点的外国片、国产片，参会人员观摩了30多部，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座谈会。 可以说，电影美学相较于文学、戏剧、美术，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电影美学的探讨都是薄弱的。电影美学，作为一个主题探讨,《文艺研究》做了破天荒的一件大事，至少是“文革”后召开的第一个“电影美学”研究的会议，具有中国电影美学研究的里程碑意义。
这个会后，《文艺研究》编辑部把文学和戏剧分了组，我被划到了文学组，组长是孙吴先生。
1980年11月下旬，孙吴先生带我去江苏镇江市参加全国大型期刊座谈会。所谓大型期刊，是相较于6个印张以下的月刊而言的，一般是10印张以上的双月刊、季刊为大型期刊。出席那次会议的有已创刊和正在筹备创刊的26家原创作品期刊负责人和编辑，加上《文艺报》和《文艺研究》人员，有100多人参加，是文学期刊界的隆重盛会。这个会议最有价值的是，推动了日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发展。因为6个印张以下的月刊和双月刊，由于篇幅原因，主要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诗歌。而篇幅在12个印章的文学期刊，一期就可以发三四个中篇，甚至五六个中篇，以及一次发完一部长篇小说。我在这次会议上认识了好多文学期刊界的前辈和同侪，也是在那次会上，认识了江苏著名作家高晓声。那次会后，会议上好多人成为了我一辈子的朋友。
从镇江开会回来的第三天上午，林元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再去江苏找高晓声，请他写一篇“谈生活与艺术”的文章，而且一定要赶在这期发稿。在此前，文学组已经编好了刘心武、马蜂、苏叔阳的文章，作为一组作家的创作谈，已发稿下厂了，就等着看一校了。当时我就向林元解释，高晓声的稿子可能赶不出来，他身体很不好，正在太湖边儿的疗养院休养。可林元却说：你想想办法，高晓声的创作谈，很重要。他长期生活在农村，是农村题材的代表性作家，他发声，对我们这一组作家“创作谈”能增加很重的分量，你务必要拿到高晓声这篇稿件。
没办法，我下午就到了北京站。那时候的火车票，极难买，我就凭记者证上了北京开往苏州的火车，补了一张到无锡的站票，一直站了19个小时。到了无锡，在市委宣传部找到《文艺研究》的作者许墨林，他把我安排在梁溪饭店住下。他告诉我想在疗养院找人，可不好找，太湖周边就有十多家疗养院呢，也不知道高晓声住在哪一家疗养院里，怎么找？
我第二天就坐着公交车，围着太湖边儿，找了两天，才在鼋头渚附近的华东工人疗养院找到踪影，但疗养院工作人员告诉我说：高晓声的疗养档案手续都有，就是他人没来。怎么办呢！我只好又请许墨林给江苏省作协打电话，帮我问一下高晓声他人在哪里。可是省作协也说不知道。我心里很急，《文艺研究》还等着这篇文章发稿呢。最后，还是从高晓声的老友那里得到了准确的信息，他人就在常州市委招待所住着。我又急忙赶到常州，终于找到了高晓声。与高晓声一见面，他厚道地笑了。他说，这才几天，你到常州来干什么？
我说：老高啊，我在太湖边的疗养院找了你两天了。可是你压根就没去疗养院，害得我只能到常州找你。
于是我就向高晓声说明来意，老高面有难色。他说正在写短篇小说《水东流》，才一半儿多点，要放下了再写，思路不好接啊。我说，小说你白天正常写，晚上咱们聊，我录音后再整理，把整理好的稿子拿给你修改定稿。老高笑了，他说，这个办法好！当天晚上，我们就开始聊，我就开始录音，聊起作家与生活、生活与创作等话题。老高身体不好，右肺做过切除手术，而他的烟瘾又极大，不时的要咳两声。我就控制在一个半小时内，这样连续聊了三个晚上，我白天进行录音整理。正好《水东流》的小说，老高也写完了。我就把厚厚的一摞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文字拿给他看。
高晓声一看我整理的稿子，说你这是鬼画符嘛。我说我写不好字。
高晓声就把他的《水东流》手稿拿给我。他说，这样子别人看，会省力气。我翻了翻高晓声小说手稿，那上面干净整洁，他漂亮的钢笔字，工整端正，每页至多三两处改动。我惊讶地问：你这是抄完的稿子？他说：不是，我写稿子都是一遍成，打好腹稿，就不用改来改去，既不废纸张，也省些力气。高晓声把我整理出来的录音文字，修改了一天半，最后确定题目为《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我总算拿到了高晓声的稿子，马上回到北京，加急下厂。这篇文章刊发在1981年第一期《文艺研究》上。
果然，高晓声的这篇文章，在《文艺研究》发表后，引起广泛的重视，冯牧先生曾在多次会议上拿这篇文章说事儿。《解放日报》和《光明日报》的文摘版，都摘编了此篇文章，这也让我见证了林元老师的固执也确有先见之明。我和高晓声也成了忘年交的好朋友，他参加中国作家访美代表团回国时，还不忘送我五条美国的“白剑牌”香烟。他到北京开会，也时不时不住宾馆，就住到我的单身宿舍，我们每次的长聊，我都有收获。
应该说，此前《文艺研究》对当代作家和作品给予的关注度很不够，但1981年以后的《文艺研究》就十分重视当前的文学现状，而且下力气组织当代作家谈创作，每年都拿出大量篇幅刊登当代作家对当前文学创作的认识。甚至北大荒知青刚出茅庐的一批作家，也堂而皇之的登上了《文艺研究》。这不仅扩大了文学界对《文艺研究》的阅读和重视，也使文学界更为重视《文艺研究》对当前文学创作的态度。
孙吴先生经常带我走访作家。我记得最清晰的是他带着我，到北京东城区的南小街王愿坚的家中。孙吴和王愿坚都参加过大型丛刊《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王愿坚家中小院儿有一棵香椿树，那时正是香椿发芽的时候，王愿坚就到树上摘了两大把香椿亲自掌勺，炒了一大盆鸡蛋香椿，我们就着二锅头边吃边聊。他讲他在赣南采访的见闻，讲他读经典作家作品的体会，唯独没有说他自己的作品。实际上，他在讲作家的生活积累和学养积累。那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他为何能写出《党费》这样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不能绕过的经典作品。
还是林元，他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他跟我说，能不能找一个合适的人把1982年的全国小说创作，讲评一下？这些情况你熟悉，你读当前的小说也多，认识的人也多。我想了一下说，请王蒙来写行不行？林元问我，你的理由呢？我说，我在各种会上听王蒙的发言，谈到的作家作品是最多的，可见他的阅读量很大，对作家人头很熟，他自己创作的新作品也多，王蒙的读者也最多，他的人气火爆极了。咱们1982年第一期刊发的他那篇《倾听着生活的声息》，就影响极好。这样对年度小说的点评文章，不能请文评家来写，文评家写的文章太干燥。林元说：可以！我说：王蒙写来稿子，不合你胃口，可不能退稿啊。要退，你亲自去退吧。林元说：可以，可以。我想一位老编辑，要退一篇稿子那是手到擒来，也不会伤了与作者的和气。可我，当时可没这两把刷子。就这样，我就去了北京前门八号楼王蒙家中约稿，王蒙满口答应了我的约稿。
没几天，王蒙就打电话叫我去取稿，就是发表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三期的《漫话几个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刊发后，我就与王蒙约定，以后每年都给《文艺研究》写一篇年度小说点评的文章。王蒙也如约做到了。可是我却爽约了，他仅仅又给了一篇《读八三年一些短篇小说随想》（刊发在《文艺研究》1984年第三期），我就调离了《文艺研究》。
1984年秋初，我从外地回到北京，就和几个朋友到冯牧家蹭饭。我们这几个朋友年龄相仿，经常出入冯牧家，我们和冯牧的家人都很熟，都管冯牧叫“三爷”。也有人问起，为什么这么叫？我说：在文学圈，我们周围的人都管张光年叫大爷，贺敬之叫二爷，冯牧叫三爷，我们一直就这么叫着。他们三位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在文学界位高爵显，我们几个朋友背地里就这么叫着。可当面的时候，还是叫“光年同志”、“敬之同志”、“冯牧同志”，只偶尔在冯牧面前，我们还是喊他“三爷”。那天在冯牧家吃饭时，他说眼下正在筹办创刊《中国作家》，是张僖同志（时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办理注册《中国作家》手续时，把我安上的主编职务。《中国作家》正在初创阶段，特别缺少年轻的熟练的编辑。冯牧问我愿不愿意来《中国作家》当编辑，我说没问题，我非常愿意在您手下牵马执鞭，就是不知道林元老师是否愿意让我走。因为我要考研究生，还想调到《法制日报》和《中国体育报》去工作，林元都没同意，甚至赵寻同志（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跟林元说，调我去《剧本》当编辑，他也都没有同意，冯牧说，林元那里我去打招呼，你就准备到《中国作家》工作吧。
回到《文艺研究》编辑部，我就跟林元说了冯牧要调我到《中国作家》工作这事儿。林元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到底还是没留住你。研究生我没让你报考，另外那些单位调你，我也没让你去。你在《文艺研究》会很有前途的，为什么非要离开呢？《文艺研究》待你不薄啊！我听出老汉有点伤感。
是的，《文艺研究》待我真是不薄！编辑部的同事对我也不薄。沈季平、杨志一、叶勤、孙吴、林元、姚振仁等人叫我去他们家里吃过饭，汪巩、王波云、柏柳、张肖华、马肇元他们都是手把手教我当编辑，全都是我的师傅。
我深深地怀念我在《文艺研究》编辑部的日子。
这都是35年前的旧事，可以说是一段不敢忘却的记忆。

记忆若有差错，祈请前辈老师谅解。
 
　　2019年8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