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一）初到延安

房纯

阅读目录 序言：贺敬之的《回延安》 一，延安市简介二，长征简介三，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的十三年期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四，什么是延安精神？五，延安，缘何成为关系朝代存亡的军事重镇？六，长征后，红军为什么选择延安落脚？七，军统、中统为何始终无法打入延安？八，蒋介石以为占领延安就能胜利，实际上他一占领延安就输了九，享誉华夏的陕北十大文化瑰宝十，延安十大特产（一）十一，延安十大特产（二）十二，陕北特产山丹丹花 十三，圣地延安｜中国革命大事记～吴起镇会师十四，圣地延安｜中国革命大事记～瓦窑堡会议十五，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抗日红军大学成立十六，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西安事变十七，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洛川会议十八，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十九，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平型关大捷二十，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毛泽东同志发表《论持久战》二十一，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二十二，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纪念白求恩二十三，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延安整风运动二十四，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延安大生产运动二十五，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延安文艺座谈会二十六，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为人民服务二十七，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十八，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愚公移山二十九，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重庆谈判三十，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转战陕北三十一，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小河会议三十二，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宜瓦战役三十三，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东渡黄河离开陕北 三十四，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黄帝陵三十五，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宝塔山三十六，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黄河壶口瀑布三十七，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杨家岭革命旧址三十八，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枣园革命旧址三十九，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南泥湾革命旧址四十，延安市著名旅游景区～延安革命纪念馆四十一，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延安凤凰山四十二，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延安清凉山四十三，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延安鲁讯艺术学院四十四，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乾坤湾）四十五，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中国人民抗日大学纪念馆四十六，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四八”烈士陵园 四十七，延安市县（市、区）简介～宝塔区四十八，延安市县（市、区）简介～安塞区四十九，延安市县（市、区）简介～黄陵县五十，延安市县（市、区）简介～黄龙县五十一，延安市县（市、区）简介～宜川县五十二，延安市县（市、区）简介～洛川县五十三，延安市县（市、区）简介～富县五十四，延安市县（市、区）简介～延长县五十五，延安市县（市、区）简介～甘泉县五十六，延安市县（市、区）简介～延川县五十七，延安市县（市、区）简介～吴起县五十八，延安市县（市、区）简介～子长市五十九，延安市县（市、区）简介～志丹县 2020年8月26日中午，笔者乘坐从吉林到重庆的 K 1572次列车，经过近28个小时的走行，8月27日下午到达了陕北延安，开启了笔者的本次西行之旅。有请各位网友跟随我的镜头，去深入了解陕北、甘肃、宁夏（简称：陕甘宁）和青海四省（区）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 本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到来前夕，我计划按照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路线重走一次长征路。但因身体和新冠疫情双重原因，只能一步到达陕北。在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85年之后，我终于如愿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交流汇合而成的古拙、雄强的北方文化地区在不知不觉间透漏着历史的沧桑，我将穿过时光的漫漫黄沙，到这里追寻那段金戈铁马的光辉岁月！ 本期文稿内容涉及面广泛，也都是国家整理公布的历史资料，篇幅较长（共有序言和三十九节，总字数超过10万字），各位网友可根据各自的需要有选择性的阅看。 初到延安，我首先想到的是著名诗人贺敬之同志1956年3月9日创作的的诗词《回延安》。 《回    延    安》　　作者：贺敬之     （曲调：信天游） 　　      （一）　　心口莫要这么厉害的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档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杜甫川唱来柳林铺笑，　　红旗飘飘把手招。 　　白羊肚手巾红腰带，　　亲人们迎过延河来。 　　满心话登时说不过来，　　一头扑在亲人怀…… 　　        （二）　　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　　分别十年又回家中。 　　树梢树枝树根根，　　亲山亲水有亲人。 　　羊羔羔吃奶望着妈，　　小米饭养活我长大。 　　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　　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 　　手把手儿教会了我，　　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 　　革命的道路千万里，　　天南海北想着你…… 　　      （三）　　米酒油馍木炭火，　　团团围定炕头坐。 　　满窑里围的不透风，　　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 　　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　　“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 　　亲人见了亲人面，　　双眼的眼泪眼眶里转。 　　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　　白头发添了几根根。 　　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　　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 　　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　　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 　　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　　长江大河起浪花。 　　十年来革命大发展，　　说不尽这三千六百天…… 　　         （四）　　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　　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 　　头顶着蓝天大明镜，　　延安城照在我心中： 　　一条条街道宽又平，　　一座座楼房披彩虹； 　　一盏盏电灯亮又明，　　一排排绿树迎春风……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　　母亲延安换新衣。 　　         （五）　　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的飘，　　革命万里起高潮！ 　　宝塔山下留脚印，　　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 　　枣园的灯光照人心，　　延河滚滚喊“前进”！ 　　赤卫队……青年团……红领巾，　　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 　　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　　光荣的延河还要在前头！ 　　身长翅膀吧脚生云，　　再回延安看母亲！ 　　1956年3月9日延安 这是贺敬之同志的最有代表性的一首诗。一开头，兴奋快乐的情感就像强有力的大手把人牢牢抓住!接下去，那些具体而带有强烈特征性的句子，把眼前的景色和人物带到我们的眼前、心上来！真像一个久客他乡的游子一旦回到了故乡的心情。延安啊，这革命的摇篮，这伟大的“母亲”，诗人带着多少情意倒入了你的怀抱！写景色，景色因为带上了诗人的情感分外美丽；写人物，人物因为带上了诗人的情感格外可亲！这些两行一排的小小的诗句，它具有多么大的动人力量，它的内涵是多么丰富啊！景色，人物，情感，思想，交融在一起，多么和谐，多么美好！写延安，用了“信天游”的调子，形式和内容得到了统一。 《回延安》情感浓烈，深切动人；字句美丽、朴素，而又自然。不求深而自深，不雕琢而佳句自来碰手。生活思想的深度是艺术作品深度的根源。这一点是颠扑不破的定律。 贺敬之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优秀诗人之一。他是喝延河水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和丁毅等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对我国革命文艺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他作为一个优秀的抒情诗人，一个热情洋溢的人民歌手，引人注目地登上诗坛，是在建国以后。 贺敬之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出生在山东省峄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少年时代在亲友资助下读过小学和师范。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流亡到湖北、四川，就读于中学，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开始学习写作诗歌和散文。由于受了党的报刊和进步书籍的影响，他向往着革命圣地，于一九四○年到延安参加了革命队伍，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一九四二年后，贺敬之的诗风为之一变，这显然是受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影响，也是他对解放区新生活进一步熟悉的结果。这时他的诗歌的基调，由主要是对黑暗的泣诉变为主要是对光明的讴歌。在诗歌的形式上，他开始学习陕北“信天游”，进行民族化的探索。贺敬之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所写的短诗和歌词，后来大都收在《朝阳花开》诗集中。这些诗不再象《乡村的夜》那样吟唱“夜，象一只破了的木船，搁浅在村庄”，而是歌颂“温暖的太阳”及其所照亮的“陕甘宁——我的家”。这个时期，可以视为贺敬之诗歌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的过渡时期。《乡村的夜》中那悲苦凄凉的韵味消退了；而建国后那激昂明朗的诗情已在《朝阳花开》中开始萌发了。可以清楚地看到，如《自由的歌》、《笑》等，在构思、基调和风格上，都与后来震动诗坛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抒情长诗，有着血缘的联系。贺敬之建国以后的诗作，大都收在《放歌集》里。除了以上提到的几首之外，《回延安》、《三门峡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也是广有影响、脍炙人口的名篇。 一，延安市简介延安市，简称“延”，陕西省地级市，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中南地区，省会西安以北371公里。北连榆林，南接关中咸阳、铜川、渭南三市，东隔黄河与山西临汾、吕梁相望，西邻甘肃庆阳。总面积3.7万平方公里，被誉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 延安古称肤施、延州，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人文始祖黄帝曾居住在这一带，是天下第一陵——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的陵寝：黄帝陵所在地，是民族圣地、中国革命圣地，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吴起县县政府驻地吴起镇，结束了用时367天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是全国革命根据地城市中旧址保存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布局最为完整的城市。党中央和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延安精神，是全国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延安是“双拥运动”发祥地，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有着“中国革命博物馆城”的美誉。境内有各类文物遗址点8545处，其中革命遗址445处。 目前，延安市下辖2个市辖区（宝塔区、安塞区），10个县（黄陵县、黄龙县、洛川县、宜川县、富县、甘泉县、延长县、延川县、志丹县、吴起县），代管1个县级市（子长市），市政府驻宝塔区。 2019年延安市户籍人口225.57万人，201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663.89亿元，按户籍人口计算，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3703元。延安市2019年生产原油1515.8万吨、煤炭5090.1万吨，发电70亿千瓦时，生产天然气56.6亿立方米，生产卷烟30.6万箱，生产粮食70.6亿斤，苹果产量349.8万吨。 附录：吉林省松原市与延安市有关数据直观对比如下：松原市的土地面积是2.2万平方公里，是延安市的60%；松原市户籍人口281万人，是延安市的1.25倍；2019年松原市的GDP是1372.51亿元，是同期延安市的82.49%；2019年松原市人均GDP是48844元，是延安市同期人均GDP的66.27%；2019年松原市的粮食总产量是150亿斤，是同期延安市70.6亿斤的2.13倍。结论；陕西省延安市与吉林省松原市相比，延安市地广人稀、土地多但粮食产量低，经济上比松原市发达。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 二，长征简介       《七律·长征》         作者：毛泽东       （1935年10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h1>长征前红军的人数为30万人，长征结束时红军的人数为2.5万人。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八路军的人数十年间增长到了130万人。所以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h1> 三，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的十三年期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一）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关于落脚地的问题，中央召开了八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变动了七次。过了雪山草地，在甘肃哈达堡，找到一张国民党报纸，发现陕北有红军，但尚不确定。行军到通渭县榜罗镇，司令部进驻一所高小学校，该校有几份报刊，完全证实陕北有红军，而且有根据地。随即召开连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决定到陕北去。由此到彼，约800多里，我们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主动打仗。经过千辛万苦，终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吴旗镇（现吴起镇），进入了西北根据地。毛主席用湖南一句土语：“不是这块地方，我们下不了地”，来形容西北根据地的重大政治意义。这是西北根据地对党和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大贡献。 从此之后，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一连13个春秋。延安是总后方、是司令部。由于他们的英明领导，我党我军在各个主要方面，均取得迅速发展。到解放战争开始的1946年7月，有如下大的发展： （1）从陕甘宁一个根据地，发展了18个，拥有了19个根据地。 （2）南方各个根据地的红军，相继陆续到达陕北，他们和西北红军共计也只是四五万人马的武装力量，发展到了130万人小米加步枪式的人民军队。 （3）共产党员队伍，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把白区党也搞光了。当时地方党员和红军党员，共计4万左右，到七大时，已经发展到121万。 （4）解放区的人口，由陕甘宁原有的150万人，发展到1亿人。 （5）解放区由原陕甘宁根据地仅有的13万平方公里，发展到100万平方公里。 以上五个数字，可以说明这是我们建党以来，凝聚起最大的基本力量，是中国革命最光荣最得力的时期。 因此，解放战争，从1946年7月开始，和国民党蒋介石打了一年多的时间，打破了他的全面进攻，被迫进行山东、陕北亦称东西两点进攻。毛主席作了3个月和8个月的总结，得出规律性的结论。于1947年10月10日，在陕北佳县神泉堡，由毛主席亲笔撰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亦称双十宣言。指出“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并发出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290页）这个伟大口号的提出，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胜券已经操在我手。 当年12月25―28日，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主席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20年反革命统治从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又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打倒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战术，业已全盘奠定。当然，从此之后，还打了一大段时间的大仗和恶仗。而三大战役和其他许多几个战役，那是打法问题和时间问题而已。结果，战争打了3年多，歼灭国民党军队800万、土匪200万，中国革命胜利了。这个伟大胜利的基础是在西北根据地的陕北奠定的。 其次，党中央机关和大批党政军民学人员的粮食，是陕北广大人民群众勒紧裤带供应的。有一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召集陕北各县县长开会，研究征粮工作（当时公粮不付钱），不料雷电把延川县代理县长打死了。消息传出之后，一位农民说：“雷公打死毛泽东”。公安系统要抓这个人，毛主席说你们抓他干什么？他说得对，表明公粮太重了，老百姓受不了。而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政策指导下，军队以及各个机关、学校，大搞生产运动，由之而出现了许多劳动英雄和南泥湾精神，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 陕北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党政军民学等4万脱产人员（1939年的统计数字）的供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伟大贡献的，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二）1926年7月，蒋介石指挥的北伐战争开始，在苏联帮助和中共参与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此关键时刻，他的反动本质暴露了，于1927年“四一二”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紧接着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这是国民党蒋介石第一次叛变革命。从此之后，造成中国十年内战，削弱国力。日本法西斯乘机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民族矛盾已经上升到第一位。而蒋介石却不抗日，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继续剿共。 1935年10月，蒋氏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张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来到西北剿共，不料三战三败，感到：蒋介石消灭异己之心，昭然若揭。现在我若剿共，正中蒋某“以敌攻敌”之计。又感“如其剿共损失，不如抗日覆没。”毛主席于1935年12月25日，召开瓦窑堡会议，明确了统一战线政策。随即相应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和西北抗日救国会，加大了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力度，通过各种渠道，向他们做抗日救国的工作，张学良将军深受感动。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当日，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了中华民族抗日利益，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毛泽东年谱》上卷620页） 12月13日，毛主席在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主席首先发言：“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同卷621页）随派周恩来等同志去西安，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协同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解决问题。由此，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打倒日本法西斯，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桩大事。 （三） 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除导致军事失败外，把白区的共产党也搞光了，它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最大。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1942年开始毛主席在延安领导全党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澄清和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当然，时间最长的王明“左”倾路线，不在例外。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毛泽东选集》合订本972页）这是我党的党建和路线的关键问题。 （四） 延安是培育革命干部的大熔炉。延安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大、女大、陕公、鲁艺、医大、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培育了各行各业千千万万的干部。曾经有个新闻记者说：延安每个窑洞里都装着几颗炮弹，将来出去爆炸，是了不起的。爱国华侨陈嘉庚，曾到延安，经过考察，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不错，曾经一个时代，中央的主席、总理、各省市主要领导干部、将军元帅以及各行各业许许多多同志，不少是从延安出去的。但是，当时的延安生活很苦，毛主席曾经风趣地对抗大学员们说：你们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延安以及各根据地的人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为什么？由于他们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全心全意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精神，延安军民才能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粉碎了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包围，克服千难万险，坚持敌后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四，什么是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种革命精神。因在革命圣地延安诞生，故名“延安精神”。主要内容包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本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延安是举世闻名的中国革命圣地。从1935年到1948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领导、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毛泽东思想，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石。延安孕育的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的精神动力。 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据地，勤劳勇敢的老区人民用生命和鲜血哺育了中国革命；延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总后方，在物资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广大军民开展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延安是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发展到成熟的圣地。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问题、军事问题、党建问题、哲学问题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大多是在延安撰写的。在这里，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就是在延安实现的。 延安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中枢和战略后方，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运筹帷幄，作出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里孕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党的传家宝，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延安精神内涵 （1），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中国共产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事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的。回顾党的历史，从在上海成立到井冈山时期，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时期，从西柏坡到夺取全国政权，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艰苦奋斗是工作作风，也是思想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 （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局部地区建立人民政权并不断扩大执政区域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历来把为中国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延安时期又响亮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并在全党认真实践。那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誉为“民主的政治。” （3），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成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时期。毛泽东同志的许多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都是在延安时期完成的。 4），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用实事求是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在延安时期。实践表明，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地解放思想。在新世纪新阶段，按照十六大的要求，切实做到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这就叫作坚持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 五，延安，缘何成为关系朝代存亡的军事重镇？ 我们一想起延安就是想到了延安是红色根据地，是抗战的指挥中心，是黄土高坡，只是一个小地方而已。但延安在历史上可不是小城，那是事关历代朝廷安危的军事重镇。 延安市古称肤施、延州，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城区处于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三山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汇之处，有“塞上咽喉”、“军事重镇”之称，被誉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 （1）守住高奴，进可攻匈奴，退可守咸阳 秦昭襄王（秦始皇曾祖）时，延安设有高奴县，治所就在市区。延安位于秦都咸阳以北，而延安以北过了上郡（榆林境内），就是匈奴。 对秦朝来说，守住高奴（延安），进可攻匈奴，退可守咸阳。匈奴一旦突破，就可以直插都城。 西汉定都长安，延安也是防御匈奴的重镇。汉朝人口较多，朝廷有能力往延安等地输送大量移民，在此屯兵，有备无患。 东汉定都洛阳，延安就失去了屏藩国都的作用，几乎被“遗弃”。 东汉末年，诸侯在中原打打杀杀，就没人关注延安，成了羌胡人的乐园。 （2）西北逐鹿，延安的重要性凸显 群雄在西北片场逐鹿，延安的重要性突显起来。都知道枭雄赫连勃勃吧，他在未发迹前投靠后秦皇帝姚兴。姚兴很欣赏强壮的勃勃，差点没认作干儿子。为了壮大勃勃的势力，姚兴把三城等地的3万兵马交给勃勃管理。 三城，就是延安。 勃勃反咬姚兴一口时，三城成了后秦与勃勃大夏国交界的重镇，双方在此争来争去。后秦国都在长安，勃勃骑兵攻下三城，姚兴就需要考虑去哪要饭了。 西魏是后秦的翻版，三城又成了长安门户。 入隋后，延安郡设立，唐朝时没啥变化，延安郡又称延州，依然为国都长安北面的重要门户。唐朝早就把突厥打个半死，北方基本没有什么威胁。 （3）西陲危急，范仲淹主动请缨 到了宋朝，由于西夏的出现，延安成了北宋防御西夏的军事重镇。公元1040年，西夏皇帝李元昊取得三川口大捷后，就差点攻破延州（延安）。而只要拿下延安，李元昊有就足够的把握吃掉关中。 北宋西陲危急！一代名臣范仲淹主动请缨，出知延州，对付李元昊。范仲淹到任后，用雷霆手段改变军队积习，打造一支能打硬仗的宋军。虽然和西夏军互有胜负，但至少能挺住李元昊针对延安的三板斧了。 延安成了北宋防御西夏的定海神针，再加上有范仲淹坐镇，西夏人认怂。他们有一句话，说我们从没有对延州有非分之想，何况现在有范仲淹，腹中有数万甲兵，惹不起。 （4）《水浒传》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延安府的重要性，在小说《水浒传》有所体现。 第一回就是《王教头私走延安府》，教头王进得罪太尉高俅，带着老娘去延安府，投奔老种经略相公（种师道）。王进辞行时对史进说：我去延安府投奔老种经略相公，那里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能让我安身立命。得罪高俅不怕，只要去延安从戎，高俅就不敢把他怎么样。 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延安在北宋军事上的重要性，即使是高俅，也不敢在延安玩火。 金朝时的延安还是延安府，元朝称延安路，明清两朝称延安府。 不过到了明末，延安府出了两个著名的反王：高迎祥（安塞人）、李自成（米脂人，一说是横山人）。张献忠不是延安人，但他年轻时曾在延安府衙门当过捕快，后被革了职，差点被砍头。这几位和延安有关的江湖草莽英雄的出现，极大的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5）延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二十世纪上半叶，延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民族英雄刘志丹、谢子长创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途征战的落脚点。 从1935年到1948年，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十三年间，这里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中共七大等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特别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培育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支柱。 六，长征后，红军为什么选择延安落脚？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用时367天、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红军选择延安落脚是中共中央再三考虑后决定的，延安位于陕北，背靠蒙古，向东是华北，向西是新疆，在蒙古有苏联的军队驻扎，陕北也是红色革命的摇篮之一，那里有刘志丹等领导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有很多重大决策都是共产国际制定的，王明、博古等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在那时也是呼风唤雨。 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版图上，红色根据地最著名的有；广东东江（海陆丰）根据地、湘赣根据地、赣南根据地、赣南根据地、闽西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赣东北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广西左右江根据地、广东琼崖根据地等等。那为什么红军不选择这些地方呢，非得选择延安呢？ 当年的张国焘另立中央，不去延安，反而被国民党打的狼狈不堪，最后失败了。 华东是国民党的中心而且小日本虎视耽耽；就红军那几万人，想要跟国军和日军干，那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所以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就是这样发展而来的，游击战的意思也就是说打不过就跑。华南可以吗？不可以啊！如果红军在华南的话  国民党就会关门打狗了，打到死都没人救。西南呢！那也不行，那可是国民党的大后方，国民党有句党训；外战不出川、内战不出湾。华北呢！是日本人的地盘，国民党有几百万的军队都不敢说话，难道共产党找死啊。东北呢！当时还是满洲国呢。 所以啊！西北方向是红军最正确的方向，新疆、蒙古、都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国民政府控制较弱。小日本对华全面战争快要打响 ，向大西北挺进，可以说是为了自保，也可以说是让国军和日军干，坐收鱼翁之利。假如国军或是日军进攻延安那红军就转到新疆或蒙古，如果还不行，就直接转到苏联境内，实在安全啊，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陕北在楚汉争霸时就凸显了它的战略地位，刘帮就是这么打败项羽的。事实证明红军当年长征选择延安是非常正确的。六，长征后，红军为什么选择延安落脚？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用时367天、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红军选择延安落脚是中共中央再三考虑后决定的，延安位于陕北，背靠蒙古，向东是华北，向西是新疆，在蒙古有苏联的军队驻扎，陕北也是红色革命的摇篮之一，那里有刘志丹等领导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有很多重大决策都是共产国际制定的，王明、博古等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在那时也是呼风唤雨。 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版图上，红色根据地最著名的有；广东东江（海陆丰）根据地、湘赣根据地、赣南根据地、赣南根据地、闽西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赣东北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广西左右江根据地、广东琼崖根据地等等。那为什么红军不选择这些地方呢，非得选择延安呢？ 当年的张国焘另立中央，不去延安，反而被国民党打的狼狈不堪，最后失败了。 华东是国民党的中心而且小日本虎视耽耽；就红军那几万人，想要跟国军和日军干，那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所以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就是这样发展而来的，游击战的意思也就是说打不过就跑。华南可以吗？不可以啊！如果红军在华南的话  国民党就会关门打狗了，打到死都没人救。西南呢！那也不行，那可是国民党的大后方，国民党有句党训；外战不出川、内战不出湾。华北呢！是日本人的地盘，国民党有几百万的军队都不敢说话，难道共产党找死啊。东北呢！当时还是满洲国呢。 所以啊！西北方向是红军最正确的方向，新疆、蒙古、都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国民政府控制较弱。小日本对华全面战争快要打响 ，向大西北挺进，可以说是为了自保，也可以说是让国军和日军干，坐收鱼翁之利。假如国军或是日军进攻延安那红军就转到新疆或蒙古，如果还不行，就直接转到苏联境内，实在安全啊，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陕北在楚汉争霸时就凸显了它的战略地位，刘帮就是这么打败项羽的。事实证明红军当年长征选择延安是非常正确的。 七，军统、中统为何始终无法打入延安？ （1），边区保安处“拓荒” 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受到党中央重视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5日，西北政治保卫局在瓦窑堡正式成立，负责西北苏区和红军中的肃反、保卫工作。保卫局首任局长为王首道，1936年2月后由周兴接任。1937年9月，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 边区保安处成立之初，完全是一穷二白，就连办公用房都没有。这些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自己动手，开挖了十余孔窑洞，基本解决了办公生活用房的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则由边区保安处负责。边区保安处设有保卫部、地方部、检察部等机构。 1938年5月，中共中央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检查处等部门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建延安市公安局管辖的延安市警察队，加强延安城的卫戍力量。 保安系统有从边区保安团到县保安队的武装力量，还有自己的秘密情报系统、自己的电台。出入边区的“护照”上，都盖有周兴的大印。因此，从政府机关到行商百姓，都知道周兴的大名。 除专门的保卫机关外，边区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这就使得敌特的渗透困难重重。 （2），周恩来遇袭事件，令党中央和毛泽东大为震惊 但是在敌我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下，保卫工作很难不出纰漏。周恩来遇袭事件的发生，就让周兴深感自责。 1937年4月，周恩来计划去西安谈判，敌人在延安布置了一些耳目，南门附近的坐探冯长斗将情况报告了活动在南线的政治土匪。 周恩来乘坐的卡车刚刚驶到延安与甘泉交界处的劳山，遭到土匪的突然袭击。我方牺牲很大，陈友才和警卫排长陈国桥率领战士拼命掩护周恩来等顺西面山沟转移。最后，仅周恩来、张云逸等4人徒步回到延安城外的三十里铺。毛泽东给中央警卫团长黄霖下了道死命令：“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周兴也立即命令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特务队骑兵排去营救。 劳山事件震动整个延安，周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边区政府急令剿匪。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这股土匪。为了加强延安城的治安力量，1937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地方部队和自卫军。 同时，为了加强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党中央也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共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 （3），日特、中统、军统三股势力都把魔掌伸向了延安 在向陕甘宁边区渗透的敌对势力中，有日本特务，也有国民党特务。 1938年4月，一个来自国统区的教授访问团来到了延安。访问团中有一位叫萧致平的教授，带了一个名叫沈辉的助手。沈辉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 其实，这个沈辉的真名叫沈之岳，是军统陕西工作站的特务。他向毛人凤主动请缨潜入延安，刺杀毛泽东。为了能够进入延安，沈之岳特地学习了几本马列著作，装扮成“进步青年”。 一天，沈之岳在窑洞前一棵老榆树下发现了同伙送的暗号。沈之岳颇为狡猾，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不去贸然接头，并中断了与同伙的联络。 为肃清陕甘宁边区的敌特组织，周兴他们决心拔出安插在边区的“钉子”，采取了果断措施，将边区的特务一网打尽。破案之后，党中央、西北局先后对周兴、王范予以表彰和奖励。在这次锄奸行动中，只有沈之岳因主动中断与其他特务的联系而逃跑。1964年，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沈之岳担任国民党“调查局”局长。 （4），“延安的福尔摩斯”陈泊 延安的情报、保卫界有一个侦察奇才，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他就是边区保安处侦察科科长陈泊，又名布鲁。 一天，中统派一个特务以《中央日报》记者的身份进入边区，被陈泊抓获。在审问后，陈泊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决定乔装打扮深入虎穴。陈泊手持《中央日报》记者证，到国民党延长县党部，指名要见书记长。已接到上峰通知的书记长将收集到的中共情报作了详细汇报。有了在延长县初获成功的经验，陈泊又接连到延川、清涧等6个县进行探查。此行大获全胜，陈泊根据情报，捕捉暗藏的特务40多人。 陈泊大胆提出，搞情报工作要“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央社会部制定了“化敌为我服务”的方针，决定大胆使用国民党特务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 1942年春节前夕，庆阳县保卫科抓获一名来自国统区的神秘男子陈兴林。陈兴林原本是在西安读书的热血青年，被军统特务强行送到西安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经过3个月的“洗脑”和强化训练，被派到汉中特训班当教员。经过多日的观察思考，陈兴林认为共产党的确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因而愿意为共产党办事。 1941年底，胡宗南部欲进攻延安，需要有人布置那些潜伏下来的特务里应外合。陈兴林被选中完成这个任务。保安部决定将计就计，通过陈兴林挖出潜伏特务。此时，陈兴林非常思念在庆阳县的老母亲和妻子，向组织上提出回家探亲三天的要求。在陈泊支持下，中央社会部批准陈兴林的要求。 陈泊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的货币，让他买些衣物食品回去，还送了一只大烧鸡和几块布料。三天后，陈兴林果然如约而归。五四青年节，延安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陈泊等人带着陈兴林，现场指认潜伏的特务，打开了汉中特训班案的缺口。至1942年底，经过陈泊等人的艰苦工作，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 毛泽东非常高兴，赞叹说：“当为奇功，奇功！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陈泊“延安的福尔摩斯”的美名，在边区不胫而走。 （5），谍战中的“反间计” 赵去非是延安抗大的第一期毕业生，1937年12月毕业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1939年任边区保安处一科副科长，同时兼任延安驻洛川县的外勤特派员。 一天，国民党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岐来投诚。赵去非通过在县党部的内线，早就知道王忠岐是名顽固的中统特务，他“投诚”很可能是中统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单不移设计的一个圈套。赵去非决定将计就计。为了取得共产党的信任，王忠岐交代了一些情况。为了“借刀杀人”，赵去非郑重地说：“王先生，你这次回去，拜托一件事情。前些日子，从富县跑到洛川一个人，你们的主人没有怀疑吗？”赵去非这样说等于告诉王忠岐，那个自称是共产党叛徒的人原来是共产党的间谍。 王忠岐回到洛川后，向单不移汇报。单不移大喜过望，以为此行挖出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赵去非巧施反间计，很快就让这个叛徒由中统方面处决。 几天后，王忠岐又自称来送情报。赵去非迫使他提供更多的秘密。为了表示自己是真心投诚，王忠岐只得讲出八九个隐藏在边区的中统特务的名字。后来，赵去非有意将他软禁起来，又设法让他逃回洛川。果然，王忠岐逃回后，引起了单不移的怀疑。追问之下，王忠岐承认了向赵去非供出了几个隐藏特务的名字。当单不移派人通知潜伏特务隐蔽时，才发现那些特务已经被捕。单不移气急败坏，下令将王忠岐处死。 赵去非设计继续扩大战果，由边区保安处不断向外放风，以表明王忠岐是自己逃跑的。在洛川的国民党县政府官员们得知单不移冤枉了王忠岐以后，立刻骚动起来。王忠岐是洛川本地人，在中统内部人缘很好，而单不移却不得人心。洛川的官绅们都纷纷对单不移表示不满，单不移在洛川无法立足，灰溜溜地走了。不久，中统方面安排中共秘密党员石志文出任中统驻洛川调查统计室的主任。此后，国民党的兵力部署、进攻意图、特务派遣等情况通过这一渠道不断地被传递到延安。赵去非设计除掉王忠岐、赶走单不移的传奇经历，成为国共双方间谍战中应用“反间计”的经典案例。 八，蒋介石以为占领延安就能胜利，实际上他一占领延安就输了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内战全面爆发。 11月上旬，胡宗南部进逼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延安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面对敌人的咄咄逼人之势，毛泽东成竹在胸。他在枣园与刘少奇、周恩来谈话时第一次提出要打倒蒋介石，说道：一方面要藐视他们，用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而另一方面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打得仔细谨慎。 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王家坪会见西方记者，在回答国民党是否仍然企图进攻延安时，说道：进攻延安的计划是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我们有很大可能把进犯的军队给打垮。 显然，此时的毛泽东和党中央还根本未考虑撤离经营十余年的延安的问题。延安城内，毛泽东镇定自若，调兵遣将，主要目标是打破蒋介石的进攻，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至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在8个月的时间里共计歼敌71万余人。从1946年底开始，国民党军战线日益延长，而兵力日益不足。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困境，蒋介石抽调兵力，加强对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的进攻。 蒋介石还将长期坐镇西北、有着虎狼之师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召到南京，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设想。蒋介石集结34个旅、25万人的兵力，准备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攻击，其首要目标当然是“红色首都”——延安。为了抽调兵力组织这次进攻，胡宗南在山西、陇海铁路沿线以及从西安到兰州的公路附近抽调了大多数部队，蒋介石也亲自飞到西安，督促进攻解放区。 延安是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心中的圣地，这里有清很河水，巍巍宝塔山，可以说是全中国最奋发向上的红色中心，但就目前来说，延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解放区军民特别是延安的干部群众都有一种黑云压城的紧迫感：面对国民党军大军压境，解放区兵力过少，全部为兵力三万多人，仅为国民党军的1/10多一点，再加上装备远逊于国民党军，形势十分危急。 敌众我寡，计将安出？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人物，得到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后，毛泽东对局势做了深入分析，他想：蒋介石企图举攻破延安，与解放军决战，这丝毫不表明国民党的强大，恰恰说明国民党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皆陷入了困境中，想带着“带着慌乱精神”孤注一掷。毛泽东判断，蒋介石组织这次进攻是想“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先企图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以此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 深思熟虑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一方面加强西北人民军的力量，以应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另一方面，应避免和国民党军针锋相对，死守孤城，而应当诱敌深入，必要时甚至应当主动放弃延安，利用陕北地区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有利地形，同胡宗南部队的主力军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饥渴交加、筋疲力竭的困境，然后我们再趁机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歼灭。为此，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群众应当立即紧急疏散。 许多人对放弃延安大惑不解，很不情愿。一方面，党中央在延安已10多年，和淳朴的老百姓早已打成一片，培养了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10多年间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全国人民、全世界都知道这是中国的红色首都，怎么能够轻易放弃呢？ 毛泽东分析道：“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已经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了。” “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 面对干部群众的不舍和不解，毛泽东耐心说明撤走的必要。他说：“我们在延安住了10年，挖了窑洞，种了小米，指挥了全国革命，现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有个延安，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延安又不可死保。”毛泽东反复说明，作战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在于消灭敌人更多的有生力量。 1947年3月11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刚撤离延安后7小时，国民党飞机就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和附近地区。3月13日拂晓，胡宗南部15个旅共计14万人，兵分两路，自宜川、洛川一线向延安发动进攻。 17日清晨，国民党空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轰炸，投下59吨炸弹，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当天，胡宗南的人马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进抵垦区金盆湾、南泥湾一带，逼近延安城，延安形势陡然紧张起来。 负责保卫延安的是彭德怀，他率部依托既设阵地，节节抵抗。当他得知毛泽东还没有撤离时，心急如焚，赶紧跑到王家坪来劝说。可是，毛泽东却回答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我得看看国民党西北王胡宗南带的兵是什么样子哩！”毛泽东依然十分镇静地坐在王家坪的办公室里办公。 下午，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毛泽东的窑洞前。巨大的爆炸声把许多人都惊呆了，硝姻散去，毛泽东依然镇定自若。 警卫参谋贺清华拿着从门口拾到的弹片推门而入，毛泽东接过弹片，看了看后说：“嗯，这个很好，能打两把菜刀。” 3月16日下午，毛泽东正在和周恩来、彭德怀商讨工作时，忽然轰隆一声巨响，两枚炮弹在他们不远的地方同时爆炸，门窗震坏了，玻璃震碎了，当时周恩来、彭德怀都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但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飞机在天上，我们在地下，怕它什么，它爱生蛋，我们注意点就是。” 3月18日，彭德怀在延安以南胜利地完成了毛泽东部署的7天限击任务，命令部队向延安西北和以东地区转移。延安最后一批干部群众也已经撤离和疏散了，整个城市只剩下毛泽东和少量警卫部队。南边传来的枪声越来越近，敌机的突袭也越来越频繁。毛泽东的警卫员个个紧张万分，坐立不安，纷纷劝他赶紧撤离。毛泽东却满脸微笑，说：“不要紧，来得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上那个山头，我上这个山头，怕什么，敌机要是扔炸弹，还会炸着他们的人呢。” 临近黄昏时，毛泽东提出要接见保卫延安的指战员。会见中，他说：敌人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一下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更多的有生力量。留住人失了地，人地皆在；留住地失了人，人地皆失。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会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一个全新的中国！ 晚上8时，毛泽东同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就要离开王家坪了，他环视了一下然悉的房间，幽默地说：“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搞丢，一些带不了的书籍就留下来摆放整齐，让胡宗南的兵多读一点马列主义也是有好处的。” 等胡宗南的军队进入延安后，妄图在短时间内消灭人民军队、消灭解放区，而毛泽东却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陕北大地上导演了一出出“牵着敌人鼻于走”的活剧。 1948年夏，毛泽东离开陕北，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这个“最小的司令部”，开始策划、指挥决定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的决战。1949年春，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已是日薄西山。毛泽东和战友们进京“赶考”的日子近了，解放军渡江的号角即将响彻大地，解放全中国的胜利曙光正点亮整个东方！ 在人民军队一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之时，新的生机正在华夏大地上破土待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站在谋求全民族光明前途的高度，广泛联系爱国民主人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积极准备着。一个伟大的新中国如朝阳一般喷薄欲出…… 九，享誉华夏的陕北十大文化瑰宝 历史上，陕北地处胡匈、西夏、金辽与大汉结合部，是统治者穷兵黩武、徙民实边之地，也是多民族交融杂居之处。黄土高原孕育了一代代陕北儿女，黄土文化滋养了她喜爱的儿女，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撞击、渗透与融合中,陕北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名扬华夏的十大文化瑰宝，堪称黄河流域与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支奇葩。 （1）陕北秧歌 十大瑰宝之首。每年正月农闲或重大节日活动时，在陕北的城市村镇，会有各路秧歌队的表演，少则几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在那不见首尾的长蛇阵中，男女老幼身着艳丽的服装尽情地扭、唱。 陕北秧歌的繁荣与成熟期，是毛主席在延安的时期。每年，枣园的父老乡亲，都要给毛主席及中央机关送秧歌。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和红军干部战士，有时也会情不自禁地跟着一起扭。如今的陕北秧歌，经过精心加工后已被搬上了舞台，在全国一些城市进行演出，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 （2）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是一种令无数艺术家和观众折服的古老艺术。据统计,陕北民歌约有两千五百多首,已成为伴随陕北人民一生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走西口》、《赶牲灵》，唱出了男人们背井离乡，西出阳关谋生的苍凉和女人们盼望亲人平安回归的热切期盼。《解放区的天》、《迎接亲人》等,唱出了人民翻身作主,迎接红军亲人的喜悦心情，尤其是《东方红》，道出了全国人民热爱领袖毛主席的心声，此歌成为中国民歌的精典之作，唱红了大地，唱上了太空。而《大红果子剥皮皮》、《世上生下个人爱人》等，则把男欢女爱的永恒主题演绎得生动直白、酣畅淋漓。 （3）陕北剪纸 最初是由陕北的婆姨女子们创造的艺术。几乎每个村，每个女人都会剪纸，越是年长者，技艺越是娴熟高超。至于剪纸起于何时，谁也说不清,只是一辈辈世代相传。到了现今，剪纸就更受人们的推崇和喜爱,普及学习的风气更加浓烈，因而也就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剪纸能手。 （4）陕北道情 陕北独有的一个剧种，曲调分东路调和西路调，其声音高亢奔放，柔情细腻，既有阳刚之气，又有乐府之风。在榆林的清涧、子洲、绥德等县区，群众不仅喜爱陕北道情，多数人还能哼唱几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翻身道情》、《兄妹开荒》等道情剧，从陕甘宁边区一唱出，就在祖国的大地上唱红了大半个世纪，至今仍不失为陕北道情的代表作。 （5）陕北锣鼓 各种重大活动必不可少的打击乐器。那铿锵有力的鼓声，震耳欲聋的锣钗，都会使人群情振奋，热血沸腾。 在陕北的锣鼓中，延安以南的锣鼓以鼓大、重锤、蛮力而著称，那些壮汉们有多大的蛮力，就可以敲打出多大的声响。而延安以北的锣鼓，以鼓小、轻击，兼有优美舞蹈见长。尤其是腰鼓，影响之大，无鼓能比，在亚运会、香港回归等国际重大活动中应邀演出，并多次出访德国、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表演，把腰鼓的雄姿传向了世界。 （6）陕北说书 在陕北各县比较流行，是深受群众喜爱的一种艺术。过去，说书人多为盲人或残疾人，他们手拨三弦，腿绑竹板，一人边说边弹、边奏边唱。无论在田间地头，还是农家院落，脚地炕头，只要三弦一响起来，人们就会放下活计，丢下碗筷聚拢而至，静听说书人的说唱。 陕北说书的曲调，有东路腔、西路腔、彩腔等九腔十八调，内容多为《花柳记》、《隋唐传》、《包公案》、《直罗大捷》、《关羽单刀赴会》、《憨女婿拜丈人》及现编现演的颂扬民族英雄、叙述古朝轶事、反映现实生活的节目。 （7）陕北唢呐 多用于婚嫁喜庆，丧葬祭祀时的演奏，一般四五人为一乐班，以唢呐吹奏为主，并配有小鼓小钗。在陕北，几乎所有的村镇农家，没有没请过唢呐乐班的，为的是红白喜事更隆重热闹。 唢呐有下江南、大摆队、四海春、西风赞、拜年等近二十多个曲调。唢呐有独奏和二人合奏。欢快时，活泼、优美的旋律,让人陶醉；悲情时，音色凄婉悲哀，如泣如诉，使人撕心裂肺。 （8）陕北面花 用面捏成的各种鸟兽、花草及人物图案，放在锅内蒸熟后配以各种颜色，是既可食用，又可观赏的艺术。原为上古为祭奠黄帝和神农氏而做的一种祭祀贡品，后来逐渐演变成今天的面花艺术。 在陕北农家，女人们都会捏面花，越是年长者手艺越是精湛，她们捏出的二龙戏珠、丹凤朝阳、莲生贵子、孔雀开屏、蜻蜓点水、唐僧取经、春燕孵卵以及面虎、面马、面羊等面花，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使人爱不释手。 （9）陕北皮影 一门古老而濒临灭绝了的艺术，早期是专供宫廷帝王观赏的，后来才逐渐传入民间。皮影，是用上等牛皮经硝皮、打磨、抛光晾干后，在透亮平整的薄牛皮纸上先勾画出人物花鸟等各种图案,然后裁剪镂空、配上颜色，经连线拼接就制作成了能活动的皮影。 皮影乐班一般为五人组成，有线人，即为耍皮影者；领班，即为总指挥，他一人多技，打板、弹奏、敲锣打鼓忙而不乱；另有清唱、吹奏乐器及下手三人。尤其是清唱者，随着线人皮影人物及动作的变换，既要唱出女人的柔声细气，又要唱出男人的大音粗嗓，还要学各种动物的鸣叫，甚是多才多艺。 遗憾的是，陕北的皮影戏，在文革中当作“四旧”遭了劫难，只剩下几位老人会演皮影戏，后继乏人。愿这一中华文化魂宝能传承光大，不致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9）陕北石雕 早年见于石窟寺院，石窟内大大小小，神态各异的佛像。无论石窟设计出自何人之手，但众多的石雕确是地地道道的“土著”陕北石匠艺人们的杰作。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富人门前的拴马桩、上马石和穷人家中的牛槽水缸，都是石匠艺人们的作品。 石雕大石狮每只有数十吨重，一辆大卡车也难以装卸，小的有拳头或核桃般大小，多放置于神龛两侧或桌前案头，当作观赏摆设。前多年在绥德县城建造的千狮桥、“天下第一坊”和去年在子长龙虎山上建造的石坊大门，是陕北石雕的代表佳作，无论石坊的气势，鸟兽人物造型，还是楹联匾额上遒劲有力的大字，无不见证着陕北石雕的绝伦精美。 十，延安十大特产（一） （1）黄龙核桃 核桃是健脑延年益寿的上品。来到黄龙县的客人，总能收到一盒本县的特产--薄皮核桃。这种核桃，不仅取食方便，而且据权威机构鉴定，单宁含量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口感好、营养成分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在市场上颇受青睐。黄龙县干果公司加工生产的一千克装核桃礼品盒，每盒市场售价100多元，平均每个核桃卖价超过1元钱。薄皮核桃，已经成为黄龙名片，更有书法家送上"黄龙核桃甲天下"的美誉。以打造富民强县主导产业为目标，近年来，黄龙县瞄准核桃坚果高端市场，坚持走品种化、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发展道路，先后引进和试种40多个矮化早食核桃新品种，承担和完成了多项国家和省级核桃技术攻关项目，突破了核桃嫁接和标准化生产等多项技术难关，在自身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使黄龙日渐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优质核桃生产示范基地、良种核桃苗木繁育基地和优良核桃栽培技术培训基地。全国核桃首席专家、北京林果研究所所长郝艳宾等6名核桃专家，通过在黄龙县实地考察评估，一致认定"黄龙核桃在标准化建园、规模化发展、良种化栽植、科学化管理等方面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2008年9月，在云南大姚举行的首届中国核桃大会上，黄龙县主栽的"香玲"和"陕核五号"两个核桃品种分别获得"金奖"和"银奖"。县干果公司注册的"圣龙"牌核桃商标同年被陕西省工商局认定为"陕西省著名商标"。黄龙核桃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也通过国家质监总局组织的专家评审。 "黄龙生态环境良好，没有工业污染，加之核桃病虫害非常少，整个生长季节不用打任何农药，因此黄龙核桃可称得上是纯天然非常绿色食品"，有专家曾这样评价黄龙核桃，可见"黄龙核桃甲天下"美誉并非夸大之词。 黄龙核桃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为陕西省延安市黄龙县现辖行政区域。 （2）吴起荞麦香醋 吴起香醋已有二千年历史，采用陕西省吴起县传统的酿造工艺，结合现代微生物发酵技术，选用优质荞麦、苦荞麦为主要原料，配以辅料精制而成，其色泽棕褐鲜亮，醋味甘甜适中，醋香浓郁，风味独特。 吴起香醋，个体生产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真正成为名优产品，应从1984年副食品加工厂开发的养麦香醋算起。 养麦香醋是以陕西省吴起县特产的优质荞麦为原料，采用科学的方法，运用微生物学发酵的基本原理，经过粉碎养麦、润水、蒸熟、摊冷过筛、加麸曲和水拌匀、糖化、酒精发酵、醋酸加麸皮发酵、后熟、熏醋、过滤、陈酿、澄清、灭菌、装坛(瓶)等工艺而成。 其色泽棕褐鲜亮，醋香浓郁纯净，醋味醇厚微甜，体态浓稠适当，风味独特，不仅是消食开胃、消积解滞、增进食欲、降温解毒之上等调味品，还具有较高的药理价值，含有大量的抗肿瘤因素，有防止脑血管硬化，柔肝止痛，收敛固涩、消肿瘤、治疮癣、治妇女赤白带下、血崩便血、道痉挛、腹痛等症之作用。 曾获延安地区1985年新产品开发三等奖，延安地区县办工业产品一等奖，陕西省调味产品第—名，1989年荣获陕西省优质产品奖。 吴起荞麦香醋产地范围为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现辖行政区域。 （3）延川红枣 延安红枣，盛名己久，尤其延川县的红枣，更负盛名。延川县东傍黄河，属温带半干旱区，气候干燥少雨，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受黄河特殊的地理因素影响，是大枣的理想适生区，已有300多年的栽植历史。该县所产团枣、条枣、狗头枣果实个大、肉厚味甜，为优良优质干鲜品种。所产脆枣，又名吊牙枣，果实大、皮薄色红，肉白细脆，味甜如蜜，是特佳生食品种，尤为女士和儿童喜食。1982年，朝鲜劳动党主席金日成访问西安，品尝该枣后赞不绝口，随即向朝鲜引进该县优质枣树苗300株。目前该县共有枣园面积8000公顷，总产二千余吨，称为“红枣之乡”。当地加工的“宝塔牌”红枣酱、金丝蜜枣、醉枣等产品屡获大奖，已成为外地游客爱不释手的风味食品。 延川枣树栽培历史悠久，1831年（清道光十一年）延川县志载：红枣各地多有，不如东乡。沿黄河一带百里成林，肉厚核小，与灵宝枣符。东乡就是指黄河延水关，眼岔寺和土岗这三个乡镇。久负盛名的“狗头枣”的原产地就在黄河岸边的延水关镇庄头村。　延川红枣品种繁多，按果实来分有团枣、条枣两大类50多个品种，狗头枣可能是名头最大的一个。狗头枣树势较强，树体高大，50年生树高10米左右。枣头紫褐色，针刺不发达，抽吊力较强，一般每股抽生3至5吊。叶片中大，卵状披针形，深绿色。在产地6月初始花，花量少，花小，花径6毫米，蜜盘杏黄色。9月下旬着色，10月上旬成熟，成熟期遇雨易裂果，果实生长期100至110天。果实大，卵圆形，纵径41至48毫米，横径29至31毫米，平均果重18克，最大果重23克，大小不均匀。果顶平，柱头遗存，梗洼窄深。果皮中厚，深红色，果面平滑。果点小，圆形，分布密。果肉厚，绿白色，肉质致密细脆，味甜，汁中，品质上等，适宜鲜食和制干。鲜枣含可溶性固形物25%，含酸0.42%。干枣含糖79%，酸0.67%。核较大，纺锤形，核尖细长，平均核重1克，可食率95%。一般栽后第2至3年开始结果，产量高而稳定，成龄树一般株产鲜枣100斤左右。栽培需要深厚肥沃的土壤，在土壤条件较差的地方栽培，果实发育瘦小。 （4）延安小米 延安小米亦称粟，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延安人民长期的生产实践，这里光热资源充足，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多，因而盛产谷子，成熟后稍加工，即成黄灿灿、香喷喷的小米。延安小米曾对中国革命作出过特殊的贡献，1935年党中央、毛主席长征到达陕北，小米滋养了千千万万的革命战士，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反动军队的飞机和大炮，从此，延安小米传遍全中国。延安小米色泽金黄、颗粒浑圆、晶莹明亮、粘糯芳香，其蛋白质含量达13%，还富含多种维生素，特别是富含人体既不能合成又不可缺少的赖氨酸和蛋氨酸。小米可蒸、可煮，熬成粥，黄香柔滑、粘糊性强、回味悠长，喝之满口泛香，可滋阴补虚，民间有“养人”之说，是老幼、孕妇最喜益的食品。近年来，经过科学改良的“延安香米”更是米中佳品，袋装延安香米已成为重要的旅游商品，供不应求。延安杂豆在各旅游景区购物点、市区各大超市、旅游纪念品商店均售。 延安小米色泽金黄、颗粒浑圆、晶莹明亮、粘糯芳香，其蛋白质含量达13%，富含多种维生素，特别是富含人体既不能合成又不可缺少的赖氨酸和蛋氨酸。 延安种植谷子约有7000年的历史，“历代县民以其为主食”。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是延安的小米饭滋养了千千万万的革命战士，延安军民凭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反动军队的飞机和大炮，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从此，“延安小米”名扬全中国，“小米加步枪”这一概念传遍全球。 延安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着眼“延安小米”的长远发展，以自然与红色资源优势为依托，以产业化开发为载体，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积极整合资源，加强协作攻关，突破产业瓶颈，强化产业升级。在生产上，积极引导农民正确处理质与量的关系，通过集中连片种植、规模化生产、加强质量检测、实行订单收购等形式，确保延安小米的规范化、标准化生产，以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提高延安小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随着延安红色旅游的不断升温，延安小米号称为“红色产品”，谷子产业已成为我市农业的一大产业，2012年，我市成功注册了“延安小米”国家地理标志证明产品商标，“延安小米”2013年入选农业部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目录，不少企业和个人纷纷也注册小米产品商标，形成了产、供、加、销一条龙的产业链。目前，全市已发展小米加工企业35家，年加工能力8000多吨，其中最大的加工企业为安塞县盛丰农副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年加工能力达到5000吨。 （5）甘泉黄酒 甘泉黄酒采用甘泉县得天独厚的天然泉水以及陕北黄土高原特有的软糜子为原料，结合传统工艺精心酿制而成。 黄酒是世界上营养最丰富的酒，普通黄酒的营养指标分别是葡萄酒的3-5倍和啤酒的8-10倍。是公认的“液体蛋糕”。 甘泉黄酒色泽清亮、酸甜爽口、口感醇厚。有丰富的氨基酸、葡萄糖、有机酸和多种维生素等，可帮助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具有补血养颜、通经活络、活血御寒的作用。 甘泉黄酒产地范围为延安市甘泉县下寺湾镇、道镇、石门镇、桥镇乡、劳山乡、美水街道办事处现辖行政区域。 十一，延安十大特产（二） （6）洛川苹果 洛川是渭北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带的核心地段，这里昼夜温差大、土层深厚、质地疏松，富含钾、钙、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具有得天独厚的苹果生产自然资源条件，是全球完全符合苹果最适宜生产区7项气象指标的生产区之一，被国内外果树专家一致评为世界苹果最佳优生区。 全县苹果种植面积50万亩，农民人均3.1亩，居全国之首，是全国唯一整县通过绿色认证的苹果基地县，也是全球苹果连片种植面积最大的区域。洛川先后被确定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全国优势农产品（苹果）产业化建设示范县、全国优质苹果标准化生产示范县、全国无公害农产品出口示范县和全省“一县一业”示范县。 这里，葱郁飘香的果园、湛蓝如洗的天空、沁人心脾的空气、百鸟争鸣的天籁，还有纯朴善良、诚实守信、包容开放的洛川人民，共同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美丽画卷。绿色产业、绿色城市、绿色乡村，以及人们共同坚守的绿色生活方式，成为洛川吸引世人眼球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洛川的土地没有污染、水体没有污染、空气没有污染，我们完全有条件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苹果，让绿色无公害、生态有机、健康养生成为洛川“代名词”。我们从抓好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工作开始，构建从果园到舌尖的质量标准监管体系，从源头上保证洛川苹果的质量安全。 我们立足洛川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把发展现代苹果产业园区作为创新高原特色果业发展模式的突破口，打造集种植、加工、展示、文化于一体的农商融合、商旅互动果业经济，构建从田间到车间、进市场、上餐桌的全产业链。大力推动洛川苹果产业集约化经营、规模化发展，大力发展休闲果业、观光果业，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成为全国苹果产业的引领者和示范者，被一些学者称为“洛川现象”、“洛川模式”。 洛川苹果自1947年引进栽植以来，累计荣获国家及省部级各项大奖170多项。先后获得上海世博会、2010广州亚运会、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服务产品等30多项冠名权。在首届中国农产品品牌建设推进会上被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2016年品牌评估价值达到65.9亿元；在中国果品流通协会首届品牌年会上，“延安﹒洛川苹果”荣获2015中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50强。 面向未来，洛川将积极顺应全球农业一体化发展潮流，按照- 书记提出的“果乡强、果农富、果乡美”的要求，进一步扩大果业开放与合作，积极探索新常态下果业发展新模式，推动特色果业走向品牌果业。 洛川苹果甲天下。洛川苹果集中产在渭北黄土高原，以洛川为中心的延安、铜川、淳化、礼泉、白水诸县市一带。果园分布，绵延千里。 特定品质：陕西洛川，人称“苹果之乡”。这里出产的苹果，素以色、香、味俱佳著称。它品质优良，果形优美，个大均匀，果面洁净，色泽艳丽，肉质脆密，含糖量高(高于外地苹果2％～3％)，香甜可口，硬度适中，耐贮藏(在土窑洞中可存放至翌年4～5月)等优点而居全国同类苹果之冠，誉满四方，驰名中外。该县被列为全国苹果外销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年销量数亿公斤。 地域范围：陕西省洛川县菩堤、黄章、旧县、永乡、凤栖、京兆、交口、杨舒、老庙、槐柏、石泉、土基、秦关、百益、石头、朱牛16个乡镇。延安延安 （7）宜川花椒 延安花椒主要分布于宜川、黄龙、延长、延川等县，尤以宜川栽培最多、产量最大。《本草纲目》载：“秦椒，花椒也，始产于秦”。清代《宜川县志》也有记叙。宜川“大红袍”花椒，颜色鲜艳，粒大肉厚，味道浓郁，结椒早，产量高，是制作高级香精和食用调味品的主要原料。1995年荣获中国杨凌农博会“后稷金像奖”和省优质产品奖。宜川县已将花椒确定为农业四大主导产业之一，以集义、寿峰为主建成8万亩优质花椒生产基地，其中“大红袍”花椒600万株。 （8）志丹羊肉 志丹羊肉，盛名已久，自古有“山保安，牛羊山”之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起/志丹就是狄戎等少数民族的游牧区，到北宋，牧业已很发达。宋廷曾令保安军榷场每年贡羊2万只。清代县训导武东旭《山城四时诗》云：“山中夏日好风光，火伞凌空亦不妨。款客何愁人带热，当窗讵东草迎凉。 志丹羊肉，盛名已久，自古有“山保安，牛羊山”之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志丹就是狄戎等少数民族的游牧区，到北宋，牧业已很发达。宋廷曾令保安军榷场每年贡羊2万只。清代县训导武东旭《山城四时诗》云：“山中夏日好风光，火伞凌空亦不妨。款客何愁人带热，当窗讵东草迎凉。虽无竹簟眠能稳，即少荷筒饮自香。惟有痴蝇挥不尽，腥膻易惹是牛羊。”《保安县志略》载，清同治后期，“羊子为最多，牛驴次之，骡马很少”。1949年，全县羊子约7万只，其中山羊近5万只。1955年达14万只，其中山羊10余万只。1965年达20万只，其中山羊近17万只。至1997年羊子共计25万只，其中山羊23万只，当年出栏羊子9万只，其中山羊8．3万只。 志丹县位于延安市西北部，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从全国山羊分布区域划分，位于农牧交错区，也是子午岭山羊繁衍适生区。境内土地广阔，牧草资源丰富，养羊业历史悠久，处于全县主导产业第一位。 全县现有牧草228万亩，其中人工种草6．5万亩，大部分处于海拔1093一1600米左右，以多年生禾本科的草本植物为主，其次为菊科、豆科等。有针茅、冰草、芨芨草、蒿类、虎榛、黄蔷薇、百里香、柠条、狼牙刺等优良牧草。 志丹羊子有山羊、绵羊两种。食用以山羊为主。山羊有陕北黑山羊、奶山羊和辽宁白绒山羊及其杂交改良后代等。羊肉年产量均在千吨以上。 志丹山羊终年放牧，抓膘性能优良，肉质鲜嫩，特别是当地生有百里香草，羊吃后，肉质鲜美适口，无膻气，易消化，形成了志丹羊肉特色，颇有名气。志丹养面饴馅羊腥汤、炖羊肉、羊杂碎等地方风味小吃，在陕甘宁等地久负盛名，产品远销内蒙、宁夏、甘肃、山西、河北等省区，深受消费者欢迎。 （9）甘泉红小豆 甘泉县位于延安市中部，鄂尔多斯盆地陕北斜地东南，属风积黄土，上层深厚，具有耕作熟化层、心上层和田质层等，养分含量较高，适宜红小豆作物所需各种营养成份，加之甘泉县水资源丰富，宜于灌溉，为红小豆生长提供了优质水源，所产出的红小豆颗粒硕大，结实饱满，色泽鲜艳，出成率、出沙率及产量较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被誉为“红玛瑙”。 （10）延安酸枣 延安是酸枣的适生区，延安酸枣含大量维生素、柠檬酸及钙、铁、锌、镁等微量元素和生物活性物质，素有“天然维生素丸”之称。多食酸枣食品还具有滋补保健，益智健脑的作用。种仁含酸枣仁皂甙A、B等。性平，味甘、酸，有养心安神、补肝、敛汗的功效。主治心烦失眠、惊悸怔忡、体虚多汗、神经衰弱、多梦、汗少口干等症。.延安酸枣是中国酸枣种类中活性成分最高的一种。据北京大学药学院化验测定，延安酸枣果仁内含有活性炭、脂肪油等药用成分，经过提纯可制成降压、改善心血管功能和调理神经系统功能的新药，特别是酸枣仁药用有效成分总皂甙含量为1.1353%，内在质量名列全中国前茅。 延安酸枣，陕西省延安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延安酸枣，来自黄土高原野生品种，无污染无公害，营养成分含量高，素有“天然维生素丸”之称。是良好的食药两用干果。 酸枣别名山枣、棘、山酸枣、野枣、刺枣等。为鼠李科枣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植物。高1～3m。树皮灰褐色，有纵裂；幼枝绿色，具长枝和短枝。长枝“之”之形曲折，于分枝基部处具刺1对，1枚针形直立，另1枚向下弯曲。单叶互生，叶片椭圆形至卵状披针形，先端短尖而微凹，基部偏斜，基出3脉，边缘有稀锯齿，叶柄极短；花小，黄绿色，2～3朵簇生于叶腋，与萼互生，核果近球形，熟时暗红色，味酸甜，核较大，两端钝。花期4～5月，果期5～9月。喜向阳、干燥的环境。适应性极强，能耐碱、耐寒、耐旱、耐瘠薄，但不耐涝。丘陵、山地、沟边、路旁、荒地均能生长。 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组织了对延安酸枣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的审查。审查合格，批准自2005年12月31日起对延安酸枣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保护范围：延安酸枣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以陕西省延安市人民政府《关于申请界定延安酸枣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的函》（延政函[2005]13号）提出的范围为准，为延安市宝塔区、吴旗、志丹、安塞、子长、延川、延长、宜川、甘泉、富县、洛川、黄陵等12个县区所辖行政区域及黄龙县石堡镇、范家卓子、界头庙、红石崖、白马滩、柏峪、三岔等8个乡镇所辖行政区域。 十二，陕北特产山丹丹花 山丹丹花，百合科植物。山丹丹花在中国北部居多，在多山地区多见。多年生草本，地下具卵球形鳞茎，有少数白色肉质鳞片。茎直立，高30─60厘米，无毛。叶线状至线状披针形，边缘和背面脉上有乳突。无珠芽。花一至数朵，生于茎端和叶腋内，直立，夏初开花；花被片六枚，两轮，披针形或长椭圆形；朱红色或橘红色，内面有紫褐色斑点，开放后开展，但不向外反卷或稍反卷。蒴果椭圆形。 山丹丹，植物学名也叫细叶百合，又名红百合、连珠。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本草纲目》云：“其叶狭长而尖，颇似柳叶，与百合迥别。四月开红花，六瓣不四垂，亦结小子。”茎高20—70厘米，茎直立，叶细长，披针形，叶互生。地下鳞茎颇小，卵形，数个相集合，秋冬采挖可入药，性平，味甘，具有润肺止咳、清心安神之效。春日开花，花色桔红，六瓣，向外反卷，基部内侧常有暗紫色斑点。《安塞县志》曰：“色赤，蕊若胭脂，五月间，山陬水湄，最蕃艳。”多野生于山坡灌丛、林地岩石间。 红百合又名细叶百合，多年生长的球根花卉，成年种球开花8至12朵，花期为6月中旬到9月中旬，多在黄土高原的阴坡上与杂草伴生。因其花色鲜红、生命力极强受到人们的喜爱。是百合属中分布最广、纬度偏北的一种。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句民歌是毫不逊色于古典诗词的名句，它独特的文化韵味与历史意蕴．都来自于一种野生植物的意象。 植物保护：十多年前，延安地区因过度放牧，加之连年干旱，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红百合花几近绝迹。退耕还林再造山川秀美，使得生态环境日益好转，现在，红百合又在杂草中发芽，慢慢露出那张羞涩的脸。 植物文化：上世纪70年代，一首曾经唱响大江南北的革命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使得生长在黄土高原上的红百合以山丹丹之名家喻户晓。后来由于过度放牧，该花逐渐从人们视野中消失。如今那火红的花儿又露出它美丽的容颜。 杂草丛中的那一点鲜红，便是红百合花。幼时和杂草毫无区别，一旦绽放，周围的一切都成了它的背景。 艺术创作：陕北人民历来喜爱山丹丹，视之为美好、热烈、追求的化身。民歌中有：“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你看见哥哥哪达亲”“山丹丹花儿隔沟沟红，听见你的声音照不见你的人。”1935年，中央红军到陕北，这种红遍黄土高原的花朵，又被人民赋予了新的涵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毛主席领导咱们打江山”“山丹丹开花红满山，红军来了大发展”“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我送哥哥当红军”。山丹丹逐渐成了陕甘宁边区的象征，成了陕北的象征，成了延安的象征。山丹丹成了红遍天下的名花。 附录：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诞生记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首歌颂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带来革命大转折的歌曲。1935年9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次日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从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此前，1934年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习仲勋担任主席;同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为迎接中央红军和红军陕甘支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陕甘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落脚地。然而，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当时的中共陕甘晋省委实行错误的肃反政策，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都被作为“敌人”关押，差点被活埋。就在这生死关头，中央派董必武等对刘志丹、习仲勋等进行审查，下达了“刀下留人”的命令，此后，为他们彻底平反。这首歌，生动地再现了那段历史，歌颂了像山丹丹那样热烈地坚定革命信念的先烈们。 从“山蛋蛋”到“山丹丹” 1971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老同志建议，整理几首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民歌，并进行加工创作。这一想法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决定由中央文化组组织创作力量完成几首革命历史歌曲，以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50周年。是年5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采录组组长王敬之和编辑王惊涛来到陕西，同徐锁、李若冰、关鹤岩、冯福宽等人组成了工作小组到延安采风。在延安第一招待所，大家整理出《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工农齐武装》和《翻身道情》四首歌曲。一次，刘烽和李若冰在聊长征、聊土地革命，回忆起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的那段艰难岁月时，感慨万千。这时，创作组组长关鹤岩提出，增加一首反映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带来革命大转折的歌曲就更好了。刘烽也谈到，“搞完这四首之后，我总觉得有些不满足。从音乐形式上看：陕北民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信天游》没有;内容也不够完美，缺点儿什么”“应当有一首迎接中央红军的歌”“这段历史太重要了!它既能反映中央红军的及时到达，挽救了陕北根据地;又能反映出陕北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历史贡献——使大西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前进阵地” 。这些想法使大家很快达成共识，继四首歌曲之后，他们开始了这首反映“迎接中央红军的歌”的创作，从而形成了后来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五首》。 首先是徐锁开了个头，吟出一句“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得到了大家异口同声的称赞。刘烽很自然地接出了下一句：“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咱们革命队伍势力壮”。历经千辛万苦，中央红军才到达陕北根据地，热情高涨的陕北乡民喜迎红军的画面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就有了“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咱亲人迎进来”“热腾腾的油糕油馍馍”“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等句子。待冯福宽接了句“知心话飞出心窝窝”，不知不觉一个上午时间已逝，初步创作完成。接下来的打磨，在深化主旨上，用“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写出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历史意义，并由乌云想到雷声，在“千里的雷声万里闪，咱们革命力量大发展”的气象中，就差点题之句了。 一片片山丹丹，花开花落，装点苍凉的高原，让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人们还能看到美好的景色。触景生情，刘烽忆起他在陕北采风时所得：“山蛋蛋开花背洼里红，有那些心思你搁在心中。”方言中的“山蛋蛋”说的就是野百合，野百合下面不是有个圆圆的百合吗?就叫山蛋蛋。因此，他提出用“山丹丹开花”起兴，关鹤岩神补一句“红艳艳”，既押韵又朗朗上口。歌曲用老百姓最朴实的语言和最古老的比兴手法，在曲首点出了中央红军经过千山万水到达陕北的这一历史事件，奠定了全曲的基调。又在最后用了一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直抒胸臆地传达出了内心的那份情感。 影响遍及大江南北的“山丹丹” 领唱合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首“信天游”风格的歌曲。刘烽在音乐创作时，充分挖掘古老的陕北民歌的浪漫风韵。作品前奏开始在一个自由节拍的散板，音调具有浓郁的陕北民间音乐风格特征。接着是歌曲的第一部分，整体旋律张弛有度、疏密有致，富于变化，节奏感强。主题旋律与靖边民歌《咱陕北人跟的是刘志丹》最为接近，风格悠长而抒情，特别是“咱们”二字采取同音反复和“弱拍起唱”手法，既有语感，又使这段音乐显得十分紧凑，显露出一种内在的急切之情。一段间奏之后，歌曲进入中间部分。间奏用了《白灵子过河》的主干音。中间部分音调则来自陇东民歌《十八姐担水》。音乐是一个热烈的快板，表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欢乐情绪。当唱到“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时，速度放慢，演唱一字一音，刻画了坚定有力、众志成城的革命精神。在“毛主席来了晴了天”一句中，“毛”字音高为全曲中第二高的音，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突出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历史意义。最后，音乐完整再现了第一部分。全曲高潮句是“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突出运用了陕西民间音乐特有的“苦音”调式，热耳酸心的演绎，是人民朴素情感的外显。在作曲上，将九字句分成三截：“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形成富有传统戏曲唱腔特点的尾声，音乐滔滔，一泻千里，气贯长虹，酣畅淋漓。 1971年底，歌曲创作完成后，陕西省歌舞剧院演员杨巧担任首次领唱，同年12月25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影响遍及大江南北。1972年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包括《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在内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五首》，署名为“陕西文艺工作者改词、填词、编曲”;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第一集《战地新歌》收录了全部五首“革命历史民歌”。后来，中国唱片社灌录了同名密纹唱片，西安电影制片厂还专门为此拍摄了纪录片。1986年1月9日，歌唱家贠恩凤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习仲勋专门演唱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1996年3月10日，贠恩凤陕北民歌演唱专辑《山丹丹开花红艳艳》CD唱片及盒带出版。2003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延安颂》片尾主题歌就用了这首革命历史歌曲。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度结合 历史地看，《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热情歌颂了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挽救陕北红军、实现中国革命重大转折的丰功伟绩。歌曲的完成，使《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五首》成为一个整体，真正成为一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艺作品。 回溯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陕北高原的革命历史，歌曲生动地绘就了一幅革命英雄的画卷。1934年秋，陕北正式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担任主席;同时成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1935年5月，上海临时中央派人到各苏区根据地进行肃清反革命运动，不仅丢失大片根据地，还迫使在南方的工农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9月15日，从鄂豫皖转战到陕北的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习仲勋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由于国民党封锁和第三次“围剿”，陕北红军并不知道中央红军的下落。9月下旬成立的中共陕甘晋省委，实行错误的肃反政策，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干扰下，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都被作为“敌人”关押，陕甘苏区一时阴云笼罩，危机重重。 事实上，在徐海东与习仲勋会师一个月零四天后，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就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陕北安定。在瓦窑堡，毛泽东看到陕北苏区是我党保存最好的一块根据地，却因肃反陷入最严重的困境。在万分危急的关头，中央派董必武等五人小组对刘志丹、习仲勋进行审查，下达“刀下留人”并尽快解决问题的命令。事后，习仲勋感慨地说，要是中央红军晚来四五天，我们这些人就被活埋了。正是由于“毛主席来了晴了天”，才救下了刘志丹、习仲勋和马文瑞等原陕甘根据地领导人。11月下旬，中央给刘志丹、习仲勋等彻底平反的决定在根据地深得人心，正像歌曲所唱的，“满天乌云风吹散”。毛泽东“刀下留人”挽救了红军，挽救了苏区。陕北红军拿出最好的油馍馍等招待中央红军，并在中央红军的协助下，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正是以这段革命历程为背景，深情歌唱“毛主席来了晴了天”的主题思想，实现了时代特有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度结合。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歌词一道道的山来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那个红军到陕北咱们中央那个红军到陕北一杆杆的红旗哟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力壮千家万户，哎嘿哎嘿呦把门儿开，哎嘿哎嘿呦快把咱亲人迎进来，咦儿呀儿来吧呦黑呦千家万户，哎嘿哎嘿呦把门儿开，哎嘿哎嘿呦快把咱亲人迎进来，咦儿呀儿来吧呦黑呦满天的乌云，哎嘿哎嘿呦风吹散，哎嘿哎嘿呦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咦儿呀儿来吧呦黑呦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咦儿呀儿来吧呦黑呦山丹丹那个开花哟红艳艳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 十三，圣地延安｜中国革命大事记～吴起镇会师 红军长征途中一共有五次会师，分别是：懋功会师、永坪会师、吴起镇会师、甘孜会师、会宁会师。吴起镇会师是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吴起镇位于陕西省延安市西北部吴起县的中部，据说战国时期的魏国大将吴起曾在此驻守，也因此而得名。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翻越雪山、越过岷山草地，10月份翻越六盘山之后到达吴起镇，10月19日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到达吴起镇后，即于当天致电彭德怀：“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有红色政权，保安城闻有红色部队，但吴起镇、金汤镇之间之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拟派队消灭之。” 十四，圣地延安｜中国革命大事记～瓦窑堡会议 瓦窑堡会议是指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的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秦邦宪、邓发、何克全、李维汉、张浩（林育英）、杨尚昆、王稼祥、彭德怀、郭洪涛等十余人。这次会议，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为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而召开的。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形势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该怎么办的问题。因此，党的策略任务就在于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决议》提出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并相应地改变了党的若干政策。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科学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会议背景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中国东北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先后与日军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表。这个宣言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的。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并建议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在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运动，1万多名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此期间，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迫切要求对日本进攻以来的国内形势作一次正确的分析，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和政策，纠正严重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为此，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与会人员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秦邦宪（博古）、彭德怀、邓发、凯丰（何克全）、李维汉、吴亮平、张浩（林育英）、杨尚昆、郭洪涛等10多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内容“九一八”事变后，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华北五省为直接目的，加紧侵略华北，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1935年12月25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决议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议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圆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且提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为了适应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决议规定将“工农共和国” 改为“人民共和国”，同时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 会议主要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那种认为不可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左”倾关门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指出：当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当汉奸的中国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决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 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他的报告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分裂的。”总之，“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  历史意义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遵义会议只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议，而瓦窑堡会议则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它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策略问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警戒全党汲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从而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十五，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抗日红军大学成立 1936年6月1日，为培养补充抗日军政干部，提高红军自身的战略技术水平，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创立。同日，第一期学员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出席开学典礼并讲话。6月21日，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突袭瓦窑堡，红大即随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迁至保安县城。在保安县城，红大召收第一批学员。他们全部来自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分为3个科，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科。 第一科有学员38人，他们在1955年我军初次授衔时，最低军衔是中将。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苏振华等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将军科”。据统计，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27岁，人均有伤疤3处。如果把蒋介石对这些大名鼎鼎的学员悬赏金额加在一起，总数竟超过200万银元之巨。 1937年1月20日，红大随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提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抗大”的学员以从部队中抽调的干部为主，并招收全国各地到延安的爱国知识青年。每期学习期限为4-8个月。学习内容重点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略和军事常识等。 1945年8月，随着抗战胜利，抗大完成了历史使命。10月，原抗大总校一部分教职学员奉中央军委命令向东北进军，1946年2月底到达吉林通化，筹办东北军政大学。新中国成立后迁入北京，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 十六，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事件背景（1）国际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2）国内参考主词条：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广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并利用前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导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局部战争阶段。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要求，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介石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 事件过程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 1936年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晚宴期间，蒋介石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5时，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同时，十七路军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正式爆发。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1936年12月12日，共产国际收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认为应该杀死蒋介石，毛泽东也主张公审杀死蒋介石。 南京中央于1936年12月12日23时30分，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另一方面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936年12月12日晚，宋美龄在上海收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就邀请澳籍友人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936年12月13日8时，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也同时电告张学良。 1936年12月13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但12月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1936年12月13日，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 1936年12月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1936年12月14日，蒋梦麟、梅贻琦、李蒸、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别致电指责张学良。马相伯致电张学良表达对事变的担忧。 1936年12月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同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 193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936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同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以及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 1936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 1936年12月21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 1936年12月22日，随着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学良、杨虎成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出席谈判会。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5、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但1936年12月23日晚，张学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开“三位一体”的表示后，情势急转直下，原本“要蒋接受并保证实施（六项条件）”改成只要宋美龄和宋子文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蒋介石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一条则根本取消。 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1、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2、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3、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转而积极赞同中共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但张学良已经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十七，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洛川会议 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确定党在抗战时期的纲领、路线和政策，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 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召开背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战局变化急剧。 日军于7月底占领平津地区，8月中旬，又在华北的平绥铁路东段和华中的上海地区，展开新的战略进攻。 国民政府在日军大规模战略进攻面前，不愿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 中共中央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贺龙、博古、彭德怀、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凯丰、张国焘、周昆等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主要负责人，共23人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会议内容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报告，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 关于军事问题，报告指出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变为分散使用的游击军和游击战。 他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1）创建根据地。（2）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 他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的目的，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区发展。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报告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红军的活动，只能由自己决定。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认真地进行了讨论。许多同志都发了言，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精神，拥护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少数人有一些不同意见：（1）关于出兵的时间问题。有人认为，现在战局很严重，应该早出兵，对我们政治影响好。这种意见虽有一定道理，但是却忽视蒋介石借日军之手消灭异己的用心。（2）关于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问题。有人主张，把军队全部开到前线，陕甘宁边区不留兵。这种主张对蒋介石袭击共产党军队后方的阴谋警惕不足。（3）关于作战方针问题。有人主张，红军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这种主张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认识不足。（4）关于对国民党的估计问题。有人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作用，而对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认识不足。 张闻天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说明全国性的抗战已经开始，从此进入了抗战的新阶段。他着重指出：总方针是要将已经开始的全国性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并从中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统一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 张闻天在补充报告和发言中，对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阐述和发挥。周恩来报告了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南京政府的国防外交等情况。 会议决定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对会议作了总结，回答了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他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一定要实行党对抗战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面抗战，反对片面抗战、反对妥协退让、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获得彻底胜利。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总结。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此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正确地分析了抗战爆发后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党的中心任务。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决定》分析了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实质和危害，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决定》指出："今天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所以，在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决定》强调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和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提出，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对国民党要保持警惕性，红军的活动主要由共产党决定。《决定》号召"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强调党的工作重心是战区和敌后；决定以减租减息政策作为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会议在组织上进一步健全了中央军委。军委成员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军委副主席。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了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委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 会议根据红军担负的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以及红军必须执行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红军实行军事战略转变，是客观形势的需要。红军必须把国内革命战争集中使用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战争分散使用的游击军；把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这样才能同敌情、友情、我情以及任务相符合。这一军事战略转变不仅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而且极大地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着中国民族解放的命运。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要内容：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内容总结一、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二、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四、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五、八路军的具体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会议在基本原则一致的前提下，对八路军出兵的时机、数量及陕甘宁留兵多少、红军作战形式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等11人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外称主席、副主席)。 历史意义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 这次会议指出了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确立了共产党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利用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道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指明了方向。 洛川会议是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正确地制定了一条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针锋相对的全面抗战路线，规定了党在抗日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任务和各项政策，从而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十八，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 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至1949年之间，在中华民国内的一个行政区域，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的部分区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辖行政区，解放战争开始后被蒋介石政府宣布为非法叛乱区域。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使陕北成为革命的中心根据地。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后由高自立接任副主席、代主席、兼党团书记）。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首府延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边区历史1934年11月，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等领导的西北红军成立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吴岱峰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参谋长，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5年1月，改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成为共产党的根据地中心，中共中央所在地。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1937年9月，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中共中央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建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它是一个边区的自治性地方政府，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 1939年12月国民党胡宗南率兵进攻陕甘宁边区。 1947年3月，由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所策划，并经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同意并授权，之后命令胡宗南调集39个旅、23万多人的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 1947年3月19日，毛泽东等率领共产党中央机关和部队，撤离延安。从3月-8月，共产党军队对国民党军发动多次突袭性战役，其后国民党军退出陕甘宁地区。 1948年3月28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东渡黄河，迁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陕甘宁边区建制依旧存在，但已被蒋介石政府认定为非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甘宁边区的建置撤消，政府解散。 管辖区域边区范围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20余县，约150万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 1937年10月12日，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规划陕西省之延安（肤施)、安塞、保安（志丹)、安定（子长)、延长、延川、旬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富县、米脂、绥德、佳县、清涧、吴堡，甘肃省之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等23县，以及宁夏省之花马池（盐池县)及神（木)府（谷)区、关中区部分地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的募补区。 政治1937年9月6日，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成立了以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的边区政府。边区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 1938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作出在各省、市召开参议会的决定，并于9月公布了省参议会临时组织条例。与此相适应，边区政府于同年11月决定将边区议会改为边区参议会。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由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出议长、副议长，政府主席、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 值得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政府的各个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重要政策和措施基本都由中共颁布实施。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赋予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进行切实的抗战动员，民主政治的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肃清土匪汉奸，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 根据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政权和执政方针的定义，政权结构为：（一)参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参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二)政府机关，设边区、县、乡三级，主要领导人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专员公署和区公署，分别为边区政府和县政府的派出机关。（三)司法机关，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等法院的分院，县设县法院。边区和县的法院院长，由边区和县参议会选举产生。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和边区高等法院，是三者统一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 根据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政权和执政方针的定义，陕甘宁边区的政权是抗日人民的政权，它的阶级基础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了其他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实行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实质是有中国共产党完全主导的国民政府地方战时临时性的行政区域。 边区参议会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到会参议员145人（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开明绅士特约参议员12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陈绍禹)、洛甫（张闻天)、陈云、王稼样等出席开幕式。会议选举出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选举高岗、张邦英、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志亮（女)、王观澜、高述先为边区参议会常驻参议员。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林伯渠、高自立等15人为边区政府委员。选举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曹力如为边区政府秘书长。会议还通过了多项于边区自治相关的法律文件。还有象征宪法的文件：施政纲领。 边区政府1939年2月6日，第一届经过民主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在延安宣誓就职，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前任张国焘，李鼎铭，继任高自力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 有资料可查政府机构有：政府办公厅、贸易厅、教育厅、建设厅、民政厅、财政厅、民族事务委员会。 军队陕甘宁边区的武装力量，包括八路军留守部队、边区保安队和地方非正规武装三部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1937年9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由115师、120师、129师的部分部队组成，共约9000余人，主任肖劲光，担负保卫边区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双重任务。地方非正规武装，包括保安队、自卫军两部分，1938年底人数有224000人，配合留守部队保卫边区。边区保安司令部（1937年10月由红军游击队改编成立），下辖十多个保安大队，司令员高岗、副司令员周兴。 财政来源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大部分来源于国民政府调拨以及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1938年，外援占边区经济总收入的51.6%（50%-85%）。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从1940年起，国民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军饷，而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边区的一切外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难以维持。非生产人口的增加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非生产人员增加，购粮款大幅度增长，一度占年财政收入18.86%。边区政府连年赤字，医疗，生产等所需物品严重困乏。 外援：1937年至1940年外援金额及占当年财政收入比率为（法币）：1937年，4563.9万元，占年财政收入77.20%；1938年，46.8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51.69%；1939年，566.4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5.79%；1940 年，755 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70%。 另一财政收入来源是税收和行政性收费（包括没收款、罚款、土地登记手续费等）。1939年税收65.8万余元；没收款9.5万余元；罚款近1.9万元，土地登记手续费0.37万元，杂项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的9.17 %。1940年税收196.4 万余元，企业盈余42.7万余元；公产收入0.5 万元，寒衣代金42.7万余元，罚款28.5万余元；杂项29.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24.87%。 在财政政策上，第一，由于中共和边区政府对于1937年至1940年提出“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政策执行过于教条和机械，一味的依靠外援和国民政府所发给八路军的每月60万军饷，没有做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长远打算，造成财政连年赤字。第二，边区经济落后，工商业基础薄弱，政府财源困乏。边区农业长期不能自给，抗战开始后，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增加了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有了提高，但没有给政府增加多少财源。抗战前边区没有工业，抗战开始后发展起来的工业也很薄弱。据统计，1940年边区共有公营工厂9家，工人434人，资金52.3万余元。生产合作社29个，社员1132人，股金13.5万元，产品种类300个，产值仅有2万元。为了缓解财政的严重危机，1941年，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措施，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些措施是：调整财政政策，大力发展边区经济，增加税收，发行公债等。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为解决燃眉之急，制定独立自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原则。具体做法是，给各机关部队一部分生产资金让其各自经营以解决经费困难；大量开发食盐，发动群众驮运食盐出口，计划出口60万驮，其中6万驮为公盐，分配各县，由群众义务驮运；统一产销盐价，其收入归军委，作为军费和军委生产保证；发行建设救国公债618 万元；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解决人员和马匹粮草；禁止法币，发行边币1054万元。 税收税收是1941年后边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税收种类有： （一）农业税。农业税是边区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救国公粮。1942年前是以摊派形式来完成，1943年开始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以每户人口平均收获细粮之多寡为标准分级累进。 （二）工商业税。随着边区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税成为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财源之一。种类有：货物税种和营业税种两项，其中货物税分为：入境税、出境税、过境税、产销税；营业税分为：营业税、临贸税。 （三）盐税。盐税征收始于1937年，随着边区盐务的发展，盐税成为边区一项重要的财源。 （四）公盐代金。公盐代金最初不是正式税种，而是临时捐，是让人民帮助政府运盐的劳役，其金额较大，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有一定地位。公盐代金始征于1941年。 （五）牲畜买卖税和斗佣。牲畜税是牲畜买卖的一种手续费，征收牲畜价格的5%。斗佣是代买卖粮食者过斗而征收的手续费，一般征收1%到2%。二者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历年收入数额是：1941 年45万元；1942年190万元；1943年4728万元；1944年约8000万至1亿万元。除以上五种税捐外，还有烟酒、羊税等。 银行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前身是1935年11月在瓦窑堡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首任行长曹菊如。1938年6月，边区银行发行了与法币等值的贰分、伍分、壹角、贰角、贰角伍分、伍角共6种“光华商店代价卷”（简称光华券)。1941年初又增发了面值为柒角伍分的光华券。到1941年2月18日止，光华券共计发行4387215元。1941年，中共就辖区的财政困难，调整政策，全面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自行发布货币——边币。此后又发行“商业流通券”代替边币。 征粮由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这里驻扎着大量的党政军学人员，加上边区地瘠民贫，自然灾害频发，粮食问题成为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1940年以后，由于外援断绝，边区政府财政紧缺，无法购粮，开始全部依靠向当地农民征粮。这使农民的公粮负担迅速由1939年的5万担增至1940年的9万担（每担100斤）。到1941年3月，部分地区仍然断粮现象。为了保证1942年的粮食供应，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决定1941年征粮20万担，比1940年翻了一倍多。这使广大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不满情绪。 影响中国共产党把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实行民主政治和廉正政治的典范，也把它视为中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陕甘宁边区对经过长征后大量伤亡的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让中国共产党在此后和国民政府的对抗当中站稳了脚跟。对后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但国民党政府日后将陕甘宁边区视为脱离中央统治的分离区域，是反叛的地方武装割据政权。在后来的重庆谈判中，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始终不予承认。 十九，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大捷（又称平型关战斗、平型关伏击战），是指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平型关附近，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由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伏击战，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战大捷。 该战是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率领所部，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临危出征，与日本号称“钢军”的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及辎重车队浴血死拼取得的首战胜利，有力配合了阎锡山负责的第二战区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迟滞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打乱了敌人沿平绥铁路右翼迂回华北的计划，是八路军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战斗地点：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白崖台乡。 战斗时间：1937年9月25日。 战斗结果：八路军获胜。 交战各方：中国,日本 各方兵力：八路军12000余人；日军4000余人。 伤亡情况：八路军伤亡600余人；日军死亡1000余人。 双方指挥官：林彪、聂荣臻；板垣征四郎、三浦敏事。 从属战役：平型关战役或晋北战役。 名人评价毛泽东评价：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象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蒋介石评价：平型关战斗结束后，蒋介石在1937年9月26日给朱德、彭德怀的贺电中说：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征战。 续范亭评价：著名爱国志士、老同盟会会员、时任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先生战后所著之文写道：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续范亭老先生的这段话，代表了当时全国人民对平型关大捷的高度评价。 朱德评价：朱德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中写道，就日军而言：一是武器较好并善于发扬火力；二是作战顽强，不肯缴枪；三是能按计划行事，退却快，援军也能很快开来。朱德在《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中讲到，就八路军而言：以劣势武器要战胜现代化的强敌，在战术上就必须善于灵巧机动地使用自己的兵力和武器，发挥自己旺盛的攻击精神，选择有力阵地与时机，抓住敌人的弱点，集中最优势的兵力与兵器，采取秘密、迅速的动作，出敌不意，突然袭击，进行肉搏，坚决消灭之，否则，即难于成功。 林彪评价：林彪在率领115师撤出平型关战场后，针对伏击敌二线部队和与敌一线增援部队交锋时的战斗，一直在沉思和总结，他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一文第3条写到：敌人的弹药和粮食要靠日本从后方输来，切断他们的后方线，在敌后方发展游击战是非常重要的；第5条说：战斗开始后，要迅速接近敌人，投入肉搏，使敌人的炮不好放；第7条指出：过去战斗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强是说他们的步兵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第9条强调：夜袭是战胜日寇的重要作战手段；第10条提到：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林彪在第12条特别提出：我们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技术与战术的教育还需大大的努力。 战斗影响（1）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 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在讲演中再次肯定了平型关大捷。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平型关大捷的胜利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对敌后根据地的建立，起到了非常直接的支持作用。时任686团组织处股长的欧阳文撰文回忆到：“平型关一战我们八路军、115师一下就打出名气了，战后我们到晋南招兵。我们团的招兵处和国民党的紧挨着，他们那边根本没人去，我们用了一个星期就招了3000多人。” [1]此后，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建立和扩大，八路军开始逐步取代国民党军队，成为华北战场的主力。 （2）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首先，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国内一些人的“恐日病”和抗日“亡国论”，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增强了全国人民和各爱国武装力量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同时，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为八路军在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在开辟敌后根据地时，走到哪里都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大批青年积极报名参加八路军。防守平型关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在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鼓舞下，增强了斗志。在国际上，平型关大捷鼓舞了东南亚各国的爱国华侨，纷纷捐钱捐物支援祖国抗战。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成立援华组织，集合游行，抵制日货、拒绝出口钢铁给日本用来制造武器，声援中国抗战。骄横狂妄的日军不得不调整部署，采取迂回进攻的策略，从而延缓了军事进攻的速度。上述种种，无不缘于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影响。 （3）进一步统一了党内的战略思想 据《解放军报-平型关：出师抗日第一捷》报道：“平型关大捷的意义还在于进一步统一了党内的战略思想。”李彪说。战后，115师师长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中写道：我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这一认识符合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思想的统一，为日后共产党领导的各支部队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二十，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毛泽东同志发表《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方针的军事政治著作， 1938年7月首次出版。 毛泽东在总结抗日战争初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国民党内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作战胜利的战略。 《论持久战》论证了抗战的发展规律，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批判了对抗战的各种错误认识。该著作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是指导全国抗战的理论纲领。 作品简介著作开篇以“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做引子，然后针对这两种错误观点作者进行了一一驳斥，接着引出作者自己的观点：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并通过“能动性在战争中”、“战争和政治”、“抗战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等既独立而又有联系的篇章的阐述，来说明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怎么进行持久战，为什么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应当怎样做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著作基本论点：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 创作背景《论持久战》发表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0个月。全国军民为了民族的生存进行了浴血奋战，天天都在渴望着战争早日胜利。然而，10个月中，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等城市相继陷落。战争的进程会如何发展？中国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怎样看待抗战以来一直流传着的“亡国论”、“速胜论”？对这些问题，有的人在思考，有的人感到迷惘，如果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不利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10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研究持久战的必要，以回答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并对“亡国论”和“速胜论”进行批驳。 成书过程毛泽东始终认为中日战争将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1936年7月，他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已经提出了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对于为什么中国的抗战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会属于中国，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给予了明确的回答。 为了彻底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以持久战思想武装全党全民族，毛泽东决定写一部论持久战著作。为此，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国内外资料和战争理论著作，精心拟定撰稿提纲，开始撰稿后，集中精力，废寝忘食。有时，他两天两夜不睡觉，实在太累太困时，就让警卫人员打盆水洗洗脸，到院子里转一转，在躺椅上闭目养会儿神，接着继续写。其间，由于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缺乏休息，毛泽东病倒了，头疼、失眠、吃不下饭。医生检查后说，没有病，主要是劳累过度和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所导致。医生开了药，要求毛泽东注意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一天，没等全好，又继续撰稿。警卫员回忆：“大概写到第八九天的半夜，主席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叫我过延河送到清凉山解放社去。过了两三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主席拿到手以后，就又手不释卷，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起来。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主席送来了一叠书，书皮上写着《论持久战》几个字。主席吩咐我立即把这些书分送给中央几位首长看，请大家提提意见，准备再作进一步的修改。”  在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对抗战开始后十个月经验的总结中，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于1938年5月30日，在延安《解放》周刊第40期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同时，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 作品鉴赏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 毛泽东接着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日本方面：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这决定了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然而，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必然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这就决定了日本战争必然失败。此外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与同情。中国方面：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中国的抗战是进步的、正义的，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又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 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是战略的反攻战。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胜利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作品影响《论持久战》处处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它清楚而又正确地回答了人们最关心又一时看不清楚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它不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中国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了不少的影响。据程师远回忆，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介石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恩来的同意，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1938年7月1日，延安解放周刊社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订本《解放》全文刊载《论持久战》，也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关注。冯玉祥在武汉创办三户印刷社时，便指示下面大量印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并向后方蒋管区运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中国报导》上及时地用世界语节译了《论持久战》。受周恩来委托，宋庆龄找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英语，在国际友人间和海外广泛传播。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毛泽东亲自为英译本写了序，在序言中，他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 （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部分代表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二十一，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斗争经验，纠正王明在抗日战争前期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明确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党中央各部门、全国各地区的领导干部共55人，是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全会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全会由张闻天致开幕词。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12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富春为大会秘书长。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文件。 与会人员：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中央委员5人，还有党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的负责人38人。 召开背景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由于他不了解中国抗战的实际形势，被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采取的某些进步措施，以及当时在实力上蒋介石较强，红军数量较少等现象所迷惑，再加上他一贯具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存在着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因此很快就陷入了右倾投降主义的误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中国的抗战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种右的倾向违反独立自主原则，实际上不利于保持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党的各级组织为克服这种倾向并防止其蔓延，进行了必要而有效的斗争，从而把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局限在局部的范围内，并较快地加以克服。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并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会议经过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14日的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明确指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在24日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毛泽东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后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论证了统一战线中统一同斗争的辩证关系。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的、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磨擦和共产党的反磨擦。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在27日，也即最后一天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发言，指出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并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这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样、彭德怀、刘少奇、陈云、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等17人，中共中央各部门及各地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贺龙、邓小平、罗荣桓、彭真、林伯渠等38人，共计55人。 9月29日，六届六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被推选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宣布全会议事日程。会上，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名义写信给蒋介石。信中说：“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渐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毛泽东的这封信，由周恩来在10月4日当面交给蒋介石。 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继续报告。报告分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在敌占武汉、广州后，必达一个战略进攻的终点，抗日战争将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种新姿态就是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国共两党要以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以至合作建国。报告还提出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以《论新阶段》为题，发表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上。其中第七部分编入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1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报告。6日下午，继续作结论报告。讲了五个问题：第一，六中全会的成功。这次会议总结了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经验，科学地分析和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的方针和任务。这次会议是一个好的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讨论的问题多，态度认真。我们党奋斗了17年，空前地进步了，党已能够更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第二，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形势。在敌强我弱形势没有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条件下，广州、武汉的放弃是正确的。这种战略退却虽一时表现了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但从整个形势看表现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我们保存了实力，敌人的兵力更分散了。日军占领上海等地时是一鼓作气，占领武汉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了，其战略进攻接近顶点，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来的象征。在相持阶段中，我方作战形式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敌后游击战争应分为两大区域，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应大力加以巩固；在没有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应迅速地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所以，应当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第三，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第四，战争和战略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游击战争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第五，其他问题。结论报告的第三、第四部分，建国后分别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会议内容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代表中央作了总结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总结报告中的两部分），毛泽东同志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科学命题；张闻天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左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 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致各国共产党、致八路军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同胞电，《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等文件。 会议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偏向。大会尤其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强调正确的统战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指出，虽然在抗战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或减少。同时，必须看出，没有民主、民生问题（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的适当解决，也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大会重申，党应该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抗战时期党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次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结束了王明对华中地区的错误领导。 历史意义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没有条件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这次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相持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这次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使全党统一于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导之下，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发展。这次大会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二十二，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纪念白求恩 《纪念白求恩》是毛泽东在1939年12月21日为纪念白求恩写的悼念文章。文章概述了白求恩同志来华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经历，表达了对白求恩逝世的深切悼念，高度赞扬了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并号召全党向白求恩同志学习。 该文被选入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6课、鄂教版语文九年级下册第13课、语文版语文八年级上册第9课、2016年秋季新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13课。 作品原文 《纪念白求恩同志》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二十三，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延安整风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曾在1942年、1950年、1957年进行过3次，其中以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最有名。 故整风运动通常专指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进行的一次思想政治建设，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使党的思想达到了统一，真正实现了党内团结。 整风的起因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中共中央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到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已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时党内的主要问题是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长期统治的恶劣影响尚未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广泛存在；大批新党员又带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这些问题在全党虽然不占统治地位，但妨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妨碍全党干部和党员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 在延安整风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而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第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彻底解决 第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 第三，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但重点是反对教条主义，目的是发扬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精神，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提倡顾全大局的共产主义精神，坚持正确的组织路线，启发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树立新的文风。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整风运动的领导，于1942年6月2日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在总学习委员会领导下，按系统成立分区学习委员会，各单位、各部门成立学习分会或中心学习组。各基层分别建立甲、乙、丙3种学习组。参加延安地区整风学习的约1万余人。 为了正确地解决党内矛盾，毛泽东制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针。参加整风的同志首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基本文件，然后根据文件精神，检查思想、工作和个人的历史，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写出学习和思想总结。 1941年初，中共中央首先组织和领导党的高级干部120余人在延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正式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9月10日～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党内部分高级干部作了初步的自我批评。这次会议使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认识。9月2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指示在中央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成立高级学习组。1942年2月，毛泽东连续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说，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对整风的目的、内容、方针、方法和学习文件作了明确规定。6月8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同时军委总政治部也发出全军进行整风学习的指示，从此整风运动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陆续展开。延安普遍整风至1943年6月基本结束。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延安整风发展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80%以上的党的高级干部参加了学习。为了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取得一致认识，并作出正式结论，中央政治局和党的高级干部多次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讨论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段时间的历史。1944年4月和5月，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的会议上作报告（即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中的《学习和时局》一文），就党史学习中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传达政治局的结论。5月21日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会议持续进行了11个月之久，深入讨论了党的全部历史。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整风运动至此结束。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在5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布。这个指示宣告，要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影响结果一、积极影响 延安整风运动使党的领导机关、广大干部和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加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为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整风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 1.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2.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 3.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上毛泽东个人意识与全党意识相统一。 5.实现了毛泽东全党领袖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相统一。 二、后期局面失控 根据毛泽东"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的部署，延安整风运动转入了肃清内奸、审查干部的阶段。这项工作由毛亲自挂帅的中央总党委负责领导，当时担任总党委副主任，同时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康生具体主持其事。 康生利用手中掌握的整风审干大权，在延安各机关单位、学校发动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巴掌大的延安地区，仅仅在几天内就揪出所谓"特务份子"一千四百多人。由周恩来负责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更是普遍地成为被怀疑的对象，被诬指为"红旗党"(即打着红旗的假共产党)，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就连毛泽东后来十分信任的柯庆施，当时仅因在中央统战部作为王明的副手，同时有过留苏的经历，也被关押批斗，妻子被迫跳井，搞得家破人亡。一时间，整个延安地区"特务如麻"，弄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 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个人名义打电报给毛泽东，对在康生主持下搞的肃反扩大化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说："我也觉得，康生起的作用令人怀疑。那些像清除党内敌对份子和团结党的各种正确措施，康生及其机构是通过那些不正常的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只能煽动相互间的怀疑，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强烈不满，帮助敌人瓦解党。" 二十四，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延安大生产运动 延安大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主要开展农业生产，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同时，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组织劳动互助，发展人民经济，以改善人民生活和保障供给。 背景 1938年10月日本军队占领武汉后，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面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加之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 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解放区(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 发动过程 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坚定地回答，“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其实，抗日战争一爆发，陕甘宁边区政府就从自己肩负的使命和所处的的重要地位出发，根据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立了“休养民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的政策，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国防生产、充实抗战力量，供给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团结广大民众，推行民主政治，参加战时生产，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938年，边区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开始了农副业生产，诸如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这些做法使他们的生活供给得到一定改善。党中央及时总结这个好经验，并在整个留守部队和机关、学校加以推广。1939年1月初，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产议会上讲话时，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讲到边区的任务时说：“要支持长期抗战，应付与日俱增的经济困难，同时建立国防经济基础，改善人民生活，以加强抗战力量，扩大生产运动，成为目前重要战斗任务之一。”此次参议会还通过了高克林等提议的“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交付边区政府实行。26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讨论边区生产问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边区的生产工作。同年2月2日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代表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阐明了开展生产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具体计划，号召全体军民，努力生产，克服困难。4月10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具体规定了对群众生产加强组织领导的有力措施。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又指出，“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要求“自力更生克服困难”。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抗战以来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关于继续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号召边区人民，“继续发展边区经济，使边区全体人民丰衣足食，使边区能在抗战建国的艰苦过程中奠定克服困难与自给自足的基础”。边区的党和政府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和号召，明确提出“自给自足”的，大大激发了边区军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热情。为了保证大生产运动的胜利开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勇于改革，善于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大生产运动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曾先后发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以及《组织起来》等著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这个总方针，符号客观经济规律，正确反映了发展经济与保障供给以及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关系，纠正了那种不注重发展生产，开辟财源，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算盘的错误做法。这个总方针，要求从实际出发，发动和组织军队、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运动，在着重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公营经济，以求解决边区政府的财政困难，满足军民必不可少的物资需求。这个总方针，既反对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要施“仁政”，减轻人民负担的错误观点；也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错误主张。总之，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保障抗日费用供给的需要，就是要用发展生产作为克服财政困难的根本途径。所以它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是领导军民进行大生产运动的根本纲领，保证着这一运动的正确方向。根据这一总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还为开展大生产运动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发展和政策。诸如，在工、农、商各项经济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第一”的方针；在农业生产领域，实施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误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和累进税制等政策以及“组织起来”开展劳动互助的方针；在处理各种关系问题方面，提出“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和政策等等。这些方针和政策，符合边区的客观经济实际，兼顾了不同群体和集团的利益，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指导大生产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发展。 总之，顺应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以及边区党与政府的号召和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成果 陕甘宁地区的大生产运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自给有余。 农业方面，由于贯彻执行了正确的农业生产政策，使边区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大大提高。耕地面积由1941年的1213.2169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425.6144万亩，比1938年更是扩大了7成；全边区1940年改旱地为水地2.3558万亩，1944年水地面积达4.1109万亩。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41年为45.586万石， 1943年达181.2215万石，实现了自给有余，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粮食生产外，边区的棉花产量也一年比一年增加。边区原来不产棉花，经过大生产运动，植棉面积迅速扩大，1941年3.9082万亩,1942年9.4405万亩,1943年15.0287万亩,1944年30万亩,1945年35万亩.棉花产量也逐年提高,1941年100万斤(皮棉), 1942年140万斤(皮棉),,1943年173万斤(净花),1944年300万斤(净花)，足够边区军民穿衣之用。在粮棉增长的同时，边区的畜牧业也有相当的发展，牛的数量从1939年的15.0892万头,增加到1943年哦2.0781万头,羊、猪等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增长。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与市场的活跃。边区政府曾先后成立了光华商店、盐业公司、南昌公司、土产公司、永昌公司等，主要组织土产输出，换取必需品输入，以保证对军民的供应，稳定边区物价和货币。同时，公营商业、合作商业与私人商业组成了遍布城乡的商业网点，方便了军民的生产与生活。抗战前，延安只有店铺123家，1943年即发展到473家。位于延安城南关的新市场，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被时人称为延安的“列宁格勒”。各种性质和组织形式的运输队的成立，公路、马车路的修筑与管理，客店、骡马店的开设，大大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总之，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农业、工业、商业相互推动，共同发展，城乡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历史作用 大生产运动，是中共中央、毛泽东适应形势发展客观需要，争取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战略决策，它的实行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困死”、“饿死”我抗日军民的企图，不仅克服了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基本实现了军民的“丰衣足食”，从而为争取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尤其是1941年至1942年，如果我们不采取大生产运动这种特殊举措，去克服各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严重经济困难，那么我们就只能像毛泽东所说的，只有两条路可走，即要么“饿死”，要么“解散”。这两条路无论选择那一条，我们的抗日战争都会更加艰难，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我们根据地的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包括农、工、商、运输、外贸等均了发展，这就克服了由于敌伪顽的进攻、包围和封锁所造成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使军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使根据地有了较充足的物质储备，使八路军、新四军极其他人民武装的供给有了保证和改善，为坚持持久抗战和夺取革命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也使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增强了军民团结，密切了党群关系，从而进一步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准备了更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更壮大的力量支持。在大生产运动广泛深入进行之前，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党政机关、学校、部队等的物资供给，尤其是粮食供给也主要是靠向老百姓征收公粮。但是由于我们各根据地基本上是经济落后地区，如果脱离生产人员过多，老百姓肯定负担过重。例如陕甘宁边区，1937年脱产人员仅有14，000余人，1938年为16，000余人，1939年增加到49，686人，1940年增加为61，144余人，到1941年则高达73，117人，占到边区总人口的5.37%。随之而来的是，老百姓公粮负担也年年加重。这样，人民群众自然会有不满情绪，1941年6月发生的“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轶闻的发生便是个证明。可见，如果不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者的本性就很难体现，我们的党群关系、军民团结就会受到影响。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我们的机关、部队、学校等达到全部或部分自给，不仅使自己克服了困难、改善了生活，而且减轻了人民群众的税赋负担，在新的基础上赢得了他们的拥护与支持，为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胜利准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经济建设的骨干人才，积累了领导经济工作的初步经验。大生产运动实践中，涌现和树立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和英雄人物，培养与造就出众多优秀经济工作领导干部和骨干人才。当时的经济工作干部和骨干人才，不但懂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而且学习和掌握了生产技术与领导经济工作的本领。他们在大生产运动中积极参加劳动，深入基层一线，宣传动员群众，帮助机关、学校、工厂和农民开展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举办生产展览会等等，这不仅对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局部经济建设事业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体现而且进一步弘扬光大了中华民族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得以系统形成。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战胜困难、实现丰衣足食、兵强马壮的过程，就是继承与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民族精神的过程。广大军民不畏困难、勇往直前，以苦为乐、甘愿奉献，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的大生产运动的实践经验，又把这一精神丰富发展和弘扬光大为我党的革命精神——延安精神。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军民正是依靠这一伟大精神的武装与支撑，才能不断克服困难，战胜强敌，最终取得革命事业胜利的。 二十五，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遵照这次座谈会制定的文艺方针，全面展开了文艺整风运动。这次座谈会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战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各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海内外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来到延安和各根据地。这些地区陆续成立了各类文艺团体，出版多种文艺刊物。在根据地的民主气氛之下，文艺运动呈现出活跃的景象。先后来到根据地的作家创作了一批新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有新的发展。群众文艺活动也开始蓬勃发展，各地组织了许多农村剧团，编演反映根据地军民生活和斗争的戏剧。群众性写作活动，也得到热烈的响应但当时取得的这些成就，还不能完全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从城市来到根据地的作家，一般存在不熟悉工农兵生活，不懂他们的语言，以及作家所运用的文学形式与工农兵群众在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上有隔阂等问题。对于如何克服这些弱点，当时延安文艺界还存在一些思想分歧，诸如应该首先努力表现根据地的新生活还是为“大后方”服务，怎样处理歌颂根据地的光明面和批评其阴暗面的关系，怎样对待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学习政治理论是否妨碍创作情绪等问题。 文艺座谈1942年5月毛泽东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合影延安秧歌运动的场面。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同时也发动了文艺整风运动。1942年春，毛泽东亲自找延安部分作家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5月，毛泽东和凯丰联名邀请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举行座谈会。应邀出席者约百人。在5月2日的第一次大会上，毛泽东发表《引言》，说明开会的目的在于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他提出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学习问题，是当时关系革命文艺发展因而应该解决的问题。随后一些作家、艺术家在座谈会上围绕这些问题,相继发表意见。5月23日第三次大会上，毛泽东做了《结论》，指出为了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中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在回答如何为群众时，提出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的原则。他阐述了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理，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理论、思想问题，毛泽东作了剖析，并且提出文艺界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发表的《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整风运动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又向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师生发表讲话，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指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各根据地中央局和各级党委，相继传达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部署文艺整风工作。各文艺团体和有关单位组织作家、艺术家认真学习文件，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一些作家还发表这方面的心得和体会，如立波的《后悔与前瞻》、舒群的《必须改造自己》、何其芳的《改造自己，改造艺术》等。鲁迅艺术文学院还检查了文艺教育中的问题。周扬发表《艺术教育的改造》，张庚、何其芳也发表《论边区剧运和戏剧的技术教育》、《论文学教育》，检查了前一时期文艺教育中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偏向。 组织下乡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风学习，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和组织部于1943年3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动员和组织作家艺术家深入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实践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制定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凯丰在会上作《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的报告。陈云作《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报告。与会作报告的还有刘少奇、博古等。会后，作家、艺术家们纷纷下乡。1943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时，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正式发表。次日，领导整风运动的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指出毛泽东的这一讲话，“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通知把这个讲话列为全党整风的必读文件。11月7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要求全党文艺工作者研究实行，把党的文艺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公开发表,进一步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文艺整风运动。1944年元旦，重庆《新华日报》也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摘要发表了这个讲话。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确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方针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 推动文艺发展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座谈会制定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贯彻，推动了根据地文艺事业的发展。群众的文艺活动更为蓬勃兴旺。专业文艺工作者重视并积极参加、指导群众的文艺活动。1943年春节首先在延安出现了秧歌运动的高潮。此后每年春节成了解放区农民的艺术节。秧歌运动发展到各根据地，后来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而推广到全国各地。农村戏剧运动仍然是群众文艺活动中最发达的部分,各地农村剧团数目都相当多。在部队,则出现了“兵演兵”的热潮。群众创作新民歌的热情也很高涨，出现了由民间歌手创作的广为传唱的《东方红》、《绣金匾》、《高楼万丈平地起》等作品。部队指战员创作了许多“枪杆诗”，出现了毕革飞等快板诗人。一些中小城市解放后，也开始有工人的文艺创作活动。石家庄铁路工人魏连珍等创作的话剧，曾得到人们的好评。1943年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广场为群众演出秧歌剧。 杰出作品根据地作家在文艺整风中普遍受到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思想教育,他们积极深入工农兵,表现工农兵，创作题材发生很大变化。不少评论文章，如杨思仲(陈涌)的《对于题材问题的一理解》、冯牧的《关于写熟悉题材一解》、默涵的《关于描写工农》等，强调了表现工农兵的意义。作家们也自觉地把描写工农兵的生活斗争作为自己的使命。民族的、阶级的斗争和劳动生产成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题材，工农兵在文学作品中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作为封建农村的基本矛盾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得到较充分的表现。如歌剧《白毛女》（贺敬之、丁毅等）、《赤叶河》（阮章竞）、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李季）等，都揭露了地主对农民经济上的严重剥削和政治上的残酷迫害。不少作品表现农村妇女的更为深重的灾难，以及她们翻身的经历，如传记小说《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孔厥）、长篇叙事诗《漳河水》（阮章竞）。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地主阶级所进行的斗争，如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成为引人瞩目的题材，出现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赵树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丁玲）、《暴风骤雨》（周立波）等。一些作品则表现人民翻身后为摆脱贫困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斗争，如描写农村集体生产劳动的长篇小说《种谷记》（柳青）；描写工业战线恢复生产的中篇小说《原动力》(草明)等。解放后农村进行了社会改革，表现农民内部为改变旧观念、旧风习而斗争的，如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赵树理）、《我的两家房东》（康濯）等。作为中国革命重要特点的武装斗争成为文学所要表现的重要内容。描写农民武装斗争的有短篇小说《荷花淀》（孙犁）、章回体长篇《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新儿女英雄传》（袁静、孔厥）等。描写人民军队战斗生活的有短篇小说《政治委员》（刘白羽）、话剧《李国瑞》（杜烽）、《战斗里成长》（胡可）等。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姚仲明、陈波儿）表现了军队高级领导层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时的作品一般都具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在塑造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军人形象,以及其他人物形象上,较之过去也有明显的进步。表现农民在新历史时期心灵变迁的生动过程，成为许多作品中最为深刻的部分。一些作品集中表现了一代新农民的成长，既有描写在对敌斗争的血火洗炼中成长的英雄,如歌剧《刘胡兰》（魏风等）;也有描写在日常工作中焕发出高度的积极性和才干的，如长篇小说《高干大》（欧阳山）。为迅速反映工农兵的生活斗争，追逐革命进展的步伐，报告文学有了极大发展，产生了《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周而复)、《英雄的十月》（华山）、《光明照耀着沈阳》(刘白羽)等作品。拥有广大观众的一些旧艺术形式得到改造，用以表现新生活，出现了曲艺《刘巧团圆》（韩启祥）、新秦腔《血泪仇》（马健翎）等。《王贵与李香香》插图周令钊作文艺座谈会后，根据地作家在艺术形式上也做了重大的变革。作品中普遍大量地运用工农群众的口语，加以努力向民间文艺学习，注意借鉴传统文艺的表现方法，扭转了过去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的“欧化”现象，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民族新风格，从而推进了新文学的民族化进展，使新文学更为接近广大群众。 根据地和解放区文艺的重大成就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郭沫若）。这些成就证明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文艺整风运动对新文学的重大推进作用。 毛泽东 1942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包括5月2日所作引言和5月23日所作结论两部分，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1953年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在于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讲话对上述问题一一做了剖析，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讲话总结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 文工结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许多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阮章竞的《漳河水》，孙犁的《荷花淀》等作品。在国统区，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界团结广大作家，发挥了重大战斗作用。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二十六，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主席于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所作的演讲。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十分艰苦的阶段，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毛泽东主席针对这一情况，讲述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号召大家学习张思德同志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 本文已被选入语文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第十一课（朗读者是陆洋）。 本文与《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并称为“老三篇”。 演讲原文       《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作者：毛泽东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二十七，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当时全党121万党员。 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 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和彭真15人组成主席团，选举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早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通过了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但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一直没有召开。直到１９４５年４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为了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１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七大的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指出“七大”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在“七大”正式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了大会，致开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大会讨论过程中，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由华北、华中、西北等几个有代表性地区的代表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完成了三个历史性的任务：决定了党的路线，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郑重地提出了中国人民强烈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激烈斗争中，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报告还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大会通过了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及新党章。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全党有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 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关于军事报告的决议案》及《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选举中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第二，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第三，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大会选举出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会委员４４人，候补中央委员３３人。６月１９日七届一中全会选举出１３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的。这次大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它在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２０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大会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强调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强调了群众路线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次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抗日战争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十八，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一文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闭幕词，与《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并称为老三篇。毛主席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比作两座大山，共产党以愚公自诩，表示我党坚决反帝国反封建的决心。 《愚公移山》原文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⑴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⑵，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二十九，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重庆谈判及达成的《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虽然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在1946年6月底全面撕毁《双十协定》，但其历史意义和启示仍是非常重大的。 一，历史背景（1）国内背景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结束之时，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美国支持下，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欲争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建立全国性的独裁统治，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热切要求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要求相矛盾。 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几乎在同一时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从1945年4月23日开至6月11日，国民党六全大会则是从1945年5月5日开至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农村改革，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等。提出“民主的联合政府”，显然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挑战，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很快就作出强烈的反应，坚决拒绝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还在国民党六大的政治总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从1945年1月以来，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共武装力量的打击。国共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致使中间人士担心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中共中央于16日复函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电报还邀请他们前往延安。中共中央对和平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甚至作出一定的妥协，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民盟政治报告认为，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是研讨怎样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宣称：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和平、民主，成为战后中国的关键词，蒋介石正是接过这些口号，作为邀请毛泽东来渝的重要理由，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文中就有：“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 （2）国际背景△ 美国方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美国，倚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表面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听命于美国的中国，以便“遏制”苏联。从这个目的出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起，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援华抗日”转变为“扶蒋反共”，这一政策成为中国人民民族解放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苏联方面 苏联为避免爆发新的战争，保持其远东的安宁环境，在诸多问题上亦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承认美国在远东的领导地位，支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并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领导人一方面防止美国插手东北，一方面向国民政府表示，中共没有能力领导统一中国，只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甚至向中共表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二，谈判目的△国民党方面1.蒋介石并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想借谈判将内战的责任推卸给中共。在国共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赴渝。如果毛泽东不来，蒋介石就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将责任推到共产党上，从而发起内战；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最后仍可以消灭赤手空拳的共产党。2.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开始与共产党进行一场抢先接管长江以北日占区的竞争，谈判可以拖延时间。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大多退回西北、西南地区，开赴前线的共产党控制区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并且国民政府缺乏充足的运输工具将足够数量的国民党军队、维持和平的机关和行政人员立刻送到日本人占领的广阔地区里，而共产党早已经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农村地区。3.应付国内人民普遍反对内战、实现和平的要求，应对美英苏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的压力。 △中国共产党方面1.反映人民在长期战乱后休养生息的强烈意愿，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希望可以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目标。2.揭穿蒋介石的假和平的面目。3.争取一段时间来作好应对国民党的准备。 三，谈判代表国共两党都用很大的精力来组织这次谈判，双方都派出得力人员组成谈判代先团。 （1）中共代表中共代表团以毛泽东为首，辅以了解全局、富有谈判经验、机智灵活、刚柔相济的周恩来、王若飞。 （2）国民党代表国民党代表团由蒋介石操纵，指派政治上老练通达，能严格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办事，且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的资深官员组成。除了蒋介石之外，主要有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 （3）外国代表毛泽东的陪同：赫尔利（美国）；蒋介石顾问（美国）：端纳；苏联大使：彼得罗夫。 四，谈判过程 （1）电报往来重庆谈判前，蒋介石打了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毛泽东则回复3封电报。 △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给蒋介石的第一封复电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二封电报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毛泽东给蒋介石的第二封复电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三封电报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给蒋介石的第三封复电 特急，重庆蒋介石先生勋鉴：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2）决定前往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把这种联合政府称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说：“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要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就是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的道路；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个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对于安全问题，毛泽东是做好了最坏打算的。临行前，他不但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泽东、周恩来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5人开会。 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3）飞抵重庆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消息震撼重庆全城，柳亚子写诗称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国共双方会谈从第二天上午开始。 （4）初谈不顺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席间，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会后，蒋介石还邀请毛泽东在林园下榻。一对较量了十几年的老对手再次聚首，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他从未以平等之心看待中共，在他心目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更像封建时代的一种君臣关系。在这样的心态下，谈判注定不会顺利。 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共方向国方正式提交了11条谈判要点。其中包括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停止武装冲突、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等。谈判要点的实质就是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问题。 在解放区问题上，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而国民党则只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在军队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成16个军48个师；而国民党坚持最多只允许保留12个师。双方期望差距甚大。 看过共产党方面的这份方案后，蒋介石对国方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人说：“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在他看来，只有“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这两条才具有诚意，其他各条“在内容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 中共在筹备这次和谈时是做了相当大让步的。在1945年9月4日双方的“第一次谈话纪录”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周恩来对国方代表邵力子说：“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 1944年11月，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自告奋勇到延安调停国共矛盾。 在与赫尔利谈话时，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五点协定草案，其核心问题就是把国民政府改组为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并提出各党派享有平等地位。赫尔利觉得共产党的提议很公平，没有什么不合理，便欣然同意了。可当赫尔利拿着协议，兴冲冲返回重庆时，却被蒋介石兜头泼了一盆凉水。蒋介石明确表示，国民党绝不可能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联合政府云云更是休想，接受这个协议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必然导致中共控制政府。在蒋介石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多党”的概念，更不可能承认联合政府，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共产党人来国民政府中“做官”而已。 原本就是蒋介石说客的赫尔利，看到自己与中共的协议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又马上翻了脸，很快给中共发来了与五点协议背道而驰的三点协议。从这次反复中，共产党也明白，想让蒋介石接受联合政府的方案，无异于与虎谋皮。 为了表达诚意，在重庆谈判前，中共就在方案中有意隐去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提出“参加政府”。这无疑是承认了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但即便是这样，蒋介石还是认为中共要求得太多。 （5）会见活动虽然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举步维艰，但毛泽东在谈判桌外的社交活动却异常丰富。在重庆的43天中，他会见民主人士，参加国际活动，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处处显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扫而光。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造访了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张澜的秘书吕光光回忆，张澜家旁边就住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特意嘱咐不要在客厅见面，而选在张澜的卧室中晤谈。 吕光光记得，宾主刚一落座，张澜就不安地对毛泽东说：“这明明是蒋介石演的假戏啊！国共两党要谈判嘛，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可以了。何必动润之先生的大驾呀……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 听了张澜的话，毛泽东风趣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随后，毛泽东又向张澜介绍了中共在此次和谈中提出的几项主张，张澜连声说：“很公道，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采纳施行。看起来，这场戏倒是有看头。” 在重庆，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把酒言欢，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大佬。毛泽东当时的秘书王炳南记得，起初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 毛泽东则开导大家：“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 王炳南记得，与陈立夫一见面，毛泽东就提起当年国民党背信弃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往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谈笑间蕴藏机锋，搞得陈立夫异常尴尬，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6）艰难谈判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国共代表连续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尽管双方在国民大会及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都做了一些让步，但在核心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还是毫无进展。 1945年9月13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通知》中写有：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时。蒋对具体问题表示：政府法统不容紊乱，不主张似法国的多党状况。关于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军队只允编十二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造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弱〔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 肩负促成国共和谈任务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收到了回国述职的命令。掐指算来，他在中国已经呆了一年有余，国共双方的矛盾到底解决了多少？当初他拍着胸脯向美国总统杜鲁门保证促成国共合作，到底有没有谱？回国之前，他迫切地想拿到一份国共双方的书面协议。哪怕是纸上和平，也好向杜鲁门交差了。 但是国共双方谈了半个月仍各执一词，赫尔利急了，9月17日，就在准备回国的前一天，赫尔利宴请了国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和谈判代表。席间，赫尔利表示，无论如何要尽快发一份公告，不仅说明双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国原则问题上所达成的谅解，而且也应该对军队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决定。听双方说来说去，赫尔利发现谈判还是在军队问题上卡了壳。 为了尽快拿到和谈协议，赫尔利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将国共军队照比例缩编的想法。对此，中共方面认为可以接受。 19日，在新一轮谈判中，周恩来提出：“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262个师，我方应编有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中央裁减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关于解放区问题，周恩来也提出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 尽管中共做了很大让步，赫尔利也为了等和谈结果而推迟了回国的行程，但国民党方面仍然不为所动。在21日的会谈中，国民党代表仅把允许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从原来的12个师增加到16个师。 在当日的“谈话纪录”中可以看到这样剑拔弩张的一幕。当国民党代表一一否定了中共的提议后，王若飞当场拍了桌子，气愤地说：“那么，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 面对僵局，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今日我党已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已承认国民党为中国之第一大党。就蒋先生之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说领导各党各派，领导全中国，因此蒋先生不只是国民党之总裁，而且是全国的领袖，但国民党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以被统治者视我党。” 赫尔利当晚找到蒋介石，软磨硬泡，终于迫使蒋把中共军队数量让至20个师。不过，蒋介石强调：中共必须承认此数，不能再加，并且不能再提按国军数目比例的事。 赫尔利的归国行程不能再拖了。他连夜找到毛泽东，想逼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最后通牒。但不论他如何巧舌如簧，气急败坏，乃至言辞尖利，毛泽东坚不让步。第二天，赫尔利只好带着他未完成的任务返回美国，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9月27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度假。在飞机上，蒋介石看到了当日《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看到这段话，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爆发了。想到剿共多年，共军却越剿越多，如今共产党代表已经与他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忿忿地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身怀利器，杀心顿起。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翻出1933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炮制的《剿匪手本》，让何应钦重印下发。到了西昌，他顾不上游山玩水，一个人闷在屋里策划着一个惊天之举。1945年9月29日，正是谈判陷入僵局之时，蒋介石在日记中罗列中共11条“罪状”，还写下准备扣押和审判毛泽东的文字。 对于“扣毛”的后果，蒋介石非常清楚，他首先想到了美苏双方可能的反应。由于当初赫尔利曾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赴渝谈判的人身安全，一旦他扣留了毛泽东，美国必定大为光火，而苏联很可能“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觉得值。 看起来，蒋介石马上就要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扣毛、审毛了，但在第二天他又犹豫起来。10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但蒋介石明白，审治毛泽东是一件不得了的事，蒋介石一定会想到一旦他孤注一掷，那么娄子可就捅大了。他不得不考虑国际和国内的反应。最主要的是，中国刚刚打败日本，蒋介石觉得自己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他不相信毛泽东可以成事。他曾经说过：“我有400万军队，我想怎样就怎样！”哪怕把毛泽东放回去，甚至再发给他一枚“胜利勋章”，来日沙场上见，照样能稳操胜券。在日记中，蒋介石自负地写道：“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7）签订协议也许是感觉到了重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 在毛泽东回延安之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谈判场上的火药味，几乎没有在《双十协定》中表现出来。《协定》一开篇就说：国共双方“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了谈判”。虽然双方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至少从字面上看是积极的。 在《协定》中，中共对军队数量问题又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从最初要求的48个师，已经降到24个或至少20个师，几乎达到了蒋介石的心理预期。但也不难看出，《双十协定》中还有许多未解之题，双方只有把各自的诉求都摆在上面。 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受邀的国民党党政军和重庆文化界人士有五六百人。 张治中和毛泽东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张治中甚至还乐观对大家说：“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全场来宾报以热烈鼓掌。酒会一直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会后张治中还专门找来重庆有名的厉家班演了一出京剧《群英会》。 （8）回到延安一场风波过后，1945年10月11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共进早餐，后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陈诚、张澜等重庆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人纷纷来到机场送行。43天尖锐而复杂的谈判，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是夜，蒋介石辗转难眠，在日记里写下“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之语。 （9）谈判结果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10）谈判后续1945年10月12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告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即将来实行整编时，我方亦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以后一连两个多月，毛泽东一直在给各地军委发电报，强调重庆谈判的重要性及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指令。 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指示指出："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并要求各解放区抓紧做好练兵、减租、生产等十项工作，以巩固解放区，提高我军战斗力。指示强调“不论时局发展的情况如何，我党均须作持久打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指示要求"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1946年1月10日毛泽东颁发停战令，指出："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同时指出："除开个别地方，国民党都依然可能向我们进行武装袭击，我们应严加警惕，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为了保障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敌人破坏"。"要抓紧生产运动的领导，以迅速克服财经的困难。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1946年2月1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整军方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杂牌军还没有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合编的，连杂牌的集团军都没有与蒋介石嫡系部队参杂合编。我们现在只有对付好，才能摆脱危险。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此后一直到1946年5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向各地发布密电。 1946年6月1日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电："（一）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要求美机运款接济你们，恐已希望甚小，你们须求自救之道。如一方面节省用费留出准备突围时费用；另方面麦子已熟，向民众征收粮税。（二）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预拟突围后集中行动及分散行动两个计划。大概在突围及突围后一个时期内以全军集中行动为有利；而在敌人"追剿"紧急，行军给养均极困难时，便应分为两股或三股，各自独立行动，可以避免集中行动之困难，而利于分别牵制敌人与互相作战略上之策应。（三）目前时机紧迫，你们应充分注意，并团结内部，准备艰苦斗争。"。 1946年-1949年，经过解放战争，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三，历史影响（1）历史意义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重庆谈判作为战后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把国共两党的合作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同时也为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2）历史教训尽管重庆谈判的政治闹剧本质和它注定破产的历史结局，几乎毫无正面意义可言，但是，它毕竟公开提出和论列的三条原则，即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化，却是中国从1911年到1945年间政治教训的真实总结。应当承认，自从孙中山所提“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来，自从抗战以来，重庆谈判中两党公开倡言和认同的“三化”，是对中国几十年深重灾难的沉痛反思，是中国社会对两党两军的天然要求，是中国真正走向和平、民主、宪政和现代化的必备前提，也是中国结束战争、流血，避免专制独裁极权复辟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并以现代伟大国家的风范和品质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基础。 四，谈判评价（1）国内评价△毛泽东：这次双方会谈，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士都很关心，因为我们所谈的，不是一二个党派的问题，而是全国人民利害相关的问题。谈判情形良好，前途乐观，这在我们也有同感。世界是光明的，中国也是光明的，我们在这样的情势下来商谈团结、合作统一问题，当然是可乐观而且应该乐观的。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大原则下，在蒋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这次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我们互谅互信，共同一致，克服困难，一定可以建设新中国！ △周恩来：现就商谈中得到的四点经验教训，特向各位陈说：第一点是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既然商谈了，就是要政治解决，不应互相敌视，尤其是商谈的双方代表，更要常常保持这种态度。中共方面有这样一个信念，不管冲突怎样严重，我们对于已经承认了得并不改变。第二点，就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既然要政治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决定了，通知别方面去做。第三点，就是互相让步，不要独霸。既然要政治解决，总是要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那么两党之间、各方面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让步的？第四，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 △张治中：这是一件大事，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毛泽东之到重庆，在当时来说，是象征着中国内部的团结，之意味着国共两党新关系的开始。胜利与团结，正是双喜临门，不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热烈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为之提高了许多。双方商谈的大前提大原则完全一致。例如在民主、和平的基础上建国，在蒋主席领导下实行三民主义，这些大原则，是毛先生提出来的，我们意见完全一致。毛先生一再表示愿在蒋主席领导下建设新中国。一再表示愿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而努力，这种地方真值得我们佩服。 阎锡山与马歇尔的一段谈话 阎锡山说：“你在谈交易。如果共产党的确想做交易的话，你就能成功。但是，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接管这个工厂，那么交易就做不成。”马歇尔问：“你认为中国共产党真的不会妥协吗？”阎锡山说：“这我不能肯定。这完全取决于共产党是否愿意放弃进行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1946年6月马歇尔与胡霖的谈话 胡霖：建成联合政府就像建立一个“德意志法兰西联合共和国”，国共合作是没有基础的。马歇尔最多只能争取到一个暂时的和平。但是，首先他必须保证停战协定起作用，如果没有国际上的监督，停火协定就不会奏效。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办法就是把东北给共产党，这样他们就可能在那里建立某种自治政府。但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愿背上分裂国家的罪名。 （2）国外评价 赫尔利大使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 此次会谈的全部成就在于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几乎所有拥护使中国分裂政策的分子预测要又内战的时期，进行商谈和平时期的合作。会议将是继续的，毛泽东还留在重庆。蒋委员长许诺毛氏并以他的人格保证毛氏和他的随员的安全。他同意任何时候他们如果不愿意继续会谈时，当与毛氏和他的随员以去延安的交通工具。 马歇尔离华声明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发表了一份长篇的“个人声明”，说他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对方都有着“几乎无法解除的怀疑”。两党都是由极端分子操纵的，国民党里的是“一批反动派”，共产党里的则是“顽固的共产主义分子”。国民党和共产党提出的条件是无法调和的，这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走不到一起。双方都没接受美国调解人的意见。 布赖恩·克罗泽：赫尔利的自信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比的自信则属于另一个类型：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当然，他们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对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会谈注定要失败。 赫伯特·雅德礼：双方都将对方视为仇敌，比敌视日本人的程度还要严重……在日本这个共同的大敌的威胁下，这两派力量或许会再度暂时合作，但只要战争一结束，同室操戈必然会再度上演，直至其中一方彻底征服另一方……而毛泽东则把田地分给拥护他的人。他们是顽强战斗的少数派，只可能被武力征服，绝不可能妥协投降。无论敌对双方达成什么样的停战协议，最终结果只能有一个——重新打一场血腥的内战。 五，谈判轶事（诗词争锋）毛泽东在重庆与各界人士的交往，留下了很多佳话，其中影响最大的还要数《沁园春·雪》的发表。到达重庆的第四天，毛泽东就会见了老朋友柳亚子。柳亚子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又与毛泽东共事过一段。由于二人都爱好诗词，所以较一般朋友显得更加亲密。 得知老友到达重庆，柳亚子兴冲冲地来到毛泽东居住的桂园探望。柳亚子诗兴不减当年，一见面就赠了毛泽东一首诗。诗中有言：“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称赞毛泽东这次为了全国人民的福祉，涉险来重庆谈判的义举。 吟罢自己的诗，柳亚子又请毛泽东也赋诗一首。正值激烈的政治角力中，毛泽东哪有雅兴写诗，于是他就把1936年2月在陕北时所作的一首旧作《沁园春·雪》赠给了柳亚子。 柳亚子展读之余，赞叹毛泽东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 起初，柳亚子想把这首词拿到中共在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但《新华日报》的同志说，主席不想让青年人知道他做旧体诗，所以只发表了柳亚子的《和毛润之先生咏雪词》。可每每有朋友造访，柳亚子总忍不住拿出这首词与人一同鉴赏。这样一来，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沁园春·雪》就在重庆传开了。 彼时，吴祖光正在重庆担任《新民晚报》副刊“西方夜谭”的主编。读到坊间传抄的《沁园春·雪》时，他击节称赞，认为作为一名报纸副刊编辑，遇到这样的好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后来，吴祖光先生回忆说，《新民晚报》是一张民营报纸，所受约束较少，于是就自作主张在《新民晚报》副刊上发表了这首《沁园春·雪》。他还在词后加了一段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沁园春·雪》发表时已是1945年11月份，毛泽东早已回到延安，但这首“咏雪”词还是轰动了山城。据说，蒋介石读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时，大为不安。他对自己的“文胆”陈布雷说：“我看他毛泽东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想复古，想倒退。你赶快组织人，写文章批判他。”可他们征集上来几十首《沁园春》词作，却没有一首能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相提并论的。 三十，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转战陕北 转战陕北，安定了民心，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鼓舞增强了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提高了人们必胜的信念。吸引国民党大量兵力于西北，采取巧妙的周旋、“蘑菇战术”，在运动中既歼灭了敌人，又减轻了全国其他战场的压力，使之争取到时间，寻找战机，继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 一，概况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对中原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1947年3月18日晚，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已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周恩来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了十年的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伟大历程。临行前，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西北野战兵团的领导干部们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月19日上午，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放弃延安。当天下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入延安，"占领"了一座空城。 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后，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亲自指挥下，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蘑菇战术"，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比自己多达十倍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的几十万军队在陕北高原周旋，不断地调动敌人，使其始终无法准确获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的位置，而不得不往返奔波，疲于奔命，造成补给等等方面的严重困难，士气低落。而人民解放军则选择有利时机和地形，寻机歼敌，并于3月25日、4月14日及4月底5月初，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共歼灭胡宗南部1.4万余人，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奠定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重点进攻的基础。 3月25日，毛泽东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子长县王家坪会合。当天，毛泽东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文水县年仅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当即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3月29日，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河北平山，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4月11日，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八百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代号"九支队"）指挥，由任弼时为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毛泽东、周恩来也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从1947年3月撤出延安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坚持转战在陕北，物资供给等各方面条件极端艰苦，与敌周旋环境极其险恶，从容地指挥着西北和全国各个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真可谓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 4月12日至6月8日，党中央在陕北安塞县王家湾停留56天，一个新的全国战略部署在这里酝酿形成。在此期间，毛泽东连电前方各战场高级将领，部署各路大军的作战行动，要求各解放区在内线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并准备转入战略进攻，将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遵照党中央的部署，5月中旬，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战场的孟良崮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3万余人。5月下旬至6月中旬，西北野战兵团由安塞地区挥师西进，发起陇东战役，痛击西北二马。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余人，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8月，西北野战军连续作战5个月，转战陕北战役结束，胜利粉碎敌人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8年3月23日，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从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到达晋绥解放区，再前往河北平山西柏坡。4月21日，延安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预示着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预示着新中国的诞生！  二，原因（1）大别山区是战略上最敏感最薄弱的地区； （2）只要能占领大别山区，就能迫使蒋调动其兵力回援，从而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从根本上改变战局。 三，意义它安定了民心，使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鼓舞增强了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提高了人们必胜的信念。吸引国民党大量兵力于西北，采取巧妙的周旋、“蘑菇战术”，在运动中既歼灭了敌人，又减轻了全国其他战场的压力，使之争取到时间，寻找战机，继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同时实行新式整军，胜利粉碎敌人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给各解放区提供了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各解放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全国提前解放奠定了基础   。 三十一，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小河会议 中共中央在转战陕北过程中，为讨论第二年（1948年）作战的基本方针，部署各地区在战略进攻中的协同配合问题，於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的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扩大会议（又称“小河会议”）。 一，会前战情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3万人，对国民党军队从山东到陕北哑铃形阵势的中间薄弱环节实施突击，在鲁西南张秋镇至临濮集之间150公里的正面上强渡黄河，一举突破国民党的黄河防线，并乘势发起鲁西南战役。这一战役行动，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二，会议概要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以及胡乔木、王铮等。会议主要讨论了战争形势、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部署和各个战场的作战配合等问题。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取得的歼敌112万的伟大战绩，分析了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消长趋势。他指出，敌军在建制、人员、武器等方面，都损失了约三分之一，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这就为我们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根据战争第一年的作战情况。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5年（从1946年7月算起）时间来解决的设想，但不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5年到10年甚至15年。关於统一战线，毛泽东说，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日本投降后的和平谈判是必要的，全部问题政治解决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是教育了群众。关於土地改革，毛泽东提出，由於战争的迅猛发展，农民群众对土地有进一步要求，需要制订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的土地政策。他还强调：“三三制”不变，但解释是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三分之一，而不包括反动地主。 任弼时在会上介绍了陕北土改情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等在会上作了发言。 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的使用方向及其有关问题。中共中央原计划调太岳纵队西渡黄河来陕北，直接配合陕甘宁边区军民粉碎胡宗南的进攻。会前，中共中央考虑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战略突破后战局的变化和陕北的粮食供应问题，经与西北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领导人磋商，确定太岳纵队不来陕北，改为渡黄河南下，出击豫西，协助刘、邓大军经略中原，从战略上配合陕北战场。会议研究了太岳纵队改变使用方向以后，如何加强西北野战的措施，决定组成以彭德怀为书记的西北野战军前委，使西北野战军进一步发挥吸引、牵制和逐步歼灭胡宗南集团的战略作用﹔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这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使晋绥解放区进一步成为陕北的后方基地。 会议还决定：由彭德怀、习仲勋、王震、张宗逊、徐立清、刘景范、张德生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前委，彭德怀为书记，以讨论政策与执行战略任务。  三，会议意义小河会议是解放战争处於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认真分析了战场形势，总结了作战经验，并根据战局的变化，调整了战略部署，为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於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迅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有著重要战略意义。 三十二，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宜瓦战役 宜瓦战役，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2月至3月，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陕西省宜川城、瓦子街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攻城打援战役。 1948年初，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方确保延安、洛川、宜川各要点，阻止解放军南进，采取“重点机动防御”的方针，以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整编第27、第90师于洛川、黄陵、宜君地区机动，以整编第17师等部防守延安，以整编第76师之第24旅主力防守宜川，一部于韩城及禹门口，控制黄河渡口。 针对胡宗南集团的部署，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遵照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再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击，以建立渭北根据地的指示，决心以一部兵力首先围攻宜川，诱调黄陵、洛川守军来援，集中优势兵力于运动中歼灭之，然后攻歼宜川守军，进而解放黄龙山麓各城镇，收复延安，使陕甘宁与晋南解放区连成一片。 2月22日，西北野战军各部队按预定方案向宜川城开进。23日，第3纵队占领云岩镇、平陆堡；第6纵队攻占鹰尔窝、秋林镇等地；第1、第4纵队进至瓦子街以北地区待机打援；第2纵队从禹门口西渡黄河，给予陕西保安第6团以歼灭性打击后，即向宜川之圪台街集结待机。24日，第3纵队独立第2旅和第6纵队包围了宜川，至27日攻占宜川守军外围各据点，将国民党军整编第76师之第24旅(欠第72团)压缩于城内。 宜川城被围后，胡宗南急令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军部及整编第27、第90师共4个旅，于26日由洛川、黄陵一线，沿洛(川)宜(川)公路轻装驰援，27日进至瓦子街地区。此时，西北野战军除第3、第6纵队各一部继续围攻宜川守军外，已集中9个旅的兵力，在瓦子街以东之南北高地设伏，并以一部兵力采取机动防御诱敌深入，至29日将援军一部诱到宜川西南预设阵地。第1纵队从瓦子街以西向整编第90师侧背发起猛攻，攻占了瓦子街，歼整编第90师师部一部。刘戡发觉其陷入解放军合围，即令部队向瓦子街以南高地收缩，企图突围。这时，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第358旅一部占领瓦子街南山，封闭了刘戡部之退路。3月1日上午，西北野战军发动总攻，激战至17时，全歼该部，整29军军长刘戡毙命。2日晚，西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对宜川守军发起总攻，至3日晨，全歼国民党整编第76师之第24旅两个团，攻克宜川。 点评：此战，西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主力1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部、5个旅10个团，计29480人，其中俘敌21960人，毙伤7520人。是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后，转入战略进攻的第一个大胜仗，取得了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迫使蒋介石将位于陇海铁路潼关以东地区的裴昌会兵团及郑州的整编第38师调往西安，策应了中原解放军的作战。这个战役胜利的主要原因，一是在正确判断敌情的基础上，定下了正确的决心，即暂不打坚固设防的延安，而选择敌右翼孤立暴露的宜川守敌作为第一步攻击目标，争取歼灭援敌；二是部署周密，先敌控制了瓦子街以西各高地，待敌进入我预设战场后拦头截尾，逼敌处于极为不利的地形条件下；三是经过新式整军，我军士气高昂，干部积极主动，当第二纵队因路程较远未及到达预定位置时，第一纵队主动抢占瓦子街南山，最后封闭了敌西撤道路。作战中，涌现出著名战斗英雄刘四虎。 三十三，圣地延安 | 中国革命大事记～东渡黄河离开陕北 “陕北是个好地方！”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从吴堡县园则塔东渡黄河，前往晋绥解放区。他回首陕北绵亘的沟壑，追溯13年的峥嵘岁月，感慨万千。 1935年到1948年，延安是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总后方，毛泽东在这里一住就是13年，为新中国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十四，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黄帝陵 黄帝陵，位于陕北黄陵县城北约1公里的桥山上，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公元前2717年-公元前2599年）的纪念陵园，为中华儿女祭祖的圣地，号称“天下第一陵”。农历三月初三是黄帝的生日，因此，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是轩辕黄帝的国家公祭日。 轩辕黄帝不是皇帝（从秦朝开始才设有皇帝称号），他是华夏民族共祖，他与炎帝共同构成炎黄二帝，中华儿女都是炎黄子孙。轩辕黄帝今年去世已经4799年了，比千古一帝秦始皇早出生2458年。 传说，轩辕黄帝去世时是升天了，他的陵墓里面没有黄帝的遗体，只是他的衣冠冢，陵墓所在的位置是他的升天之地。 三十五，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宝塔山 宝塔山（又称嘉陵山）位于延安市区东部，延河之滨。宝塔建于唐代，高44米，共九层，登上塔顶，全城风貌可尽收眼底。 它是历史名城延安的标志，是革命圣地的象征，是延安市的标志性建筑，是游览延安的必去之地，国家5A级景区。山下还有历代遗留下来的摩岩刻字多处，范仲淹隶书的“嘉岭山”和“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等题刻最著名。 宝塔山是融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文物、革命旧址为一体的著名风景名胜区。宝塔山，古称丰林山，宋时改名为嘉岭山。现在人们又称宝塔山。它是历史名城延安的标志，是革命圣地的象征。在塔旁边有一口明代铸造的铁钟，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曾用它来报时和报警。此外山上还有长达260米的摩崖石刻群和碑林，石刻岸面整齐，岸石完整，是难得的石刻艺术。山上现已建成为宝塔山公园，林木葱郁，环境优美。 三十六，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黄河壶口瀑布 黄河壶口瀑布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它西临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壶口乡，东濒山西省临汾市吉县壶口镇，为两省共有旅游景区。 壶口瀑布是中国第二大瀑布，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黄河奔流至此，两岸石壁峭立，河口收束狭如壶口，故名壶口瀑布。瀑布上游黄河水面宽300米，在不到500米长距离内，被压缩到20－30米的宽度。1000多立方米/秒的河水，从20多米高的陡崖上倾注而泻，形成”千里黄河一壶收”的气概。 三十七，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杨家岭革命旧址 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位于延安市西北约3公里的杨家岭村，是中共中央领导在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期间的办公场所。当年这里还曾进行过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现在主要有中共中央七大会址、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址两处可供参观，在会址后面的小山坡上，散落着一排窑洞，这就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们当年的住所。 三十八，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枣园革命旧址 枣园革命旧址为国家5A级景区，位于延安城西北8公里处，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其内生长着种类繁多的花草树木，景色秀丽，环境清幽。 这里原是一家地主的庄园，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为中央社会部驻地，遂改名为“延园”。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此地，期间，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筹备了中国共产党“七大，领导全国军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领导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团结，和平建国，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内战作了充分准备。 2016年12月，枣园革命旧址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三十九，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南泥湾革命旧址 南泥湾革命旧址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区域面积365平方公里〔前郭县查干湖镇（原重新公社）区域面积是299平方公里〕。 百年前，这里人烟稠密，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生产和经济都十分繁荣。到了清朝中期，清统治者挑起回汉民族纠纷，互相残杀，使这里变成野草丛生、荆棘遍野，人迹稀少，野兽出没的荒凉之地。 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内核，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战胜困难，夺取胜利。 四十，延安市著名旅游景区～延安革命纪念馆 延安革命纪念馆位于延安市宝塔区西北延河东岸，距延安城1公里处。延安革命纪念馆始建于1950年1月，原馆址在南关交际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革命纪念馆之一。1954年迁往杨家岭原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定名为“延安博物馆”。1955年迁至城内凤凰山麓革命旧址院内，改名为“延安革命纪念馆”，1973年6月迁往王家坪现址。展馆正门上方悬挂着红色匾牌，上有郭沫若1971年来延参观时题写的馆名。延安革命纪念馆是向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教育的重要基地。 2016年12月，延安革命纪念馆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四十一，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延安凤凰山 延安凤凰山位于延安城中心，乃延安“四大名山”之一，因“叶生吹箫引凤”凤凰山风景图的传说而得名，古往今来堪称延安一大名胜之地。清《延安府志》载：“城跨其上，雉堞巍然，为郡山首，上有镇西楼，宋范仲淹建，残碑犹存”。 凤凰山最高处海拔1132米，为延安城四周群山之冠，也是延安城的主要依托，所以历代城防工事都修筑在山的东坡及山畔上，为守城屯兵扎寨之地。山上古遗址有镇西楼、凤凰阁、文昌阁、六郎寨、狄青寨及传说为北宋年间杨六郎（延昭）调兵遣将而挖筑的转兵洞。沿山势而筑的古城墙据考证始建于公元前215年，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是延安城防建设最早、规模最大、目前保留最完整的一座城池。 据载，秦始皇统一中原后，以北方的匈奴为威胁秦王朝安全的主要敌方，故命大将蒙恬亲率大军30万北征匈奴。蒙恬为了伐师进退畅通，采取了两条重要的军事策略，即进攻线上稳打稳扎，防守线上步步为营，以守制攻。延州当属其列，被命大兴土木在凤凰山筑城为池，其后，北宋名将韩琦、范仲淹、庞籍、杨家将、沈括等驻守时不惜人力加固完善，使该城池形成气势恢宏的规模，连带周围军事咽喉要地共五座遥相呼应的城池，被历代誉为“五花莲城”。唐代诗圣杜甫为避安史之乱，途经延州时，挥毫写下《塞芦子》名句：“宝塔钟声三川闻，肤施（今延安）鸡鸣五城应”。凤凰山这看似简朴的古城墙，却浓缩了千年历史风云，凝聚了广大边陲军民将士的血汗，使她成为一座无言的历史丰碑，一个内涵沉重的历史景观。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进驻延安城后。第一个住地便是凤凰山。因此，凤凰山之名更加驰名中外。古今美丽而神秘的传说，愈发给这座饱经历史沧桑的古老城池增添了无限光辉，历代名人纷纷登山揽胜，俯瞰延安的壮丽景色。当年，就连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也忙中抽闲借登山赏景之际为徐特立祝贺六十大寿，这种尊师重教的举动，当时在陕甘宁边引起很大震动，并被人们久久传为佳话。 四十二，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延安清凉山 延安清凉山，古称万佛寺，又名太和山，位于延安城北的延河岸上，隔延河水与凤凰山、宝塔山相望。这里山势高耸，风景别致。目前山上保存完好的建筑物有自隋唐至清代的各类石窟，其中万佛洞是最大的石窟，窟内四周墙壁上雕刻有神态各异的大小佛像万余尊，山顶有太和庙，西有尸毗岩、桃花洞、山腰有诗湾、水照延安、月儿井、琵琶桥、定痂泉、仙人洞、琉璃塔等名胜。 清凉山势高耸，风景别致。山上保存完好的建筑物有自隋唐至清代的各类石窟，其中万佛洞是最大的石窟，窟内四周墙壁上雕刻有神态各异的大小佛像万余尊，山顶有太和庙，西有石毗岩、桃花洞、山腰有诗湾、水照延安、月儿井、琵琶桥、定痂泉、仙人洞、琉璃塔等名胜。清凉山东侧是延安时期的中央印刷厂、新华广播电台、新华通讯社总社、解放日报社等革命文物旧址。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登上清凉山才可以拍摄到远处的宝塔全景。山势高耸峻峭，庙宇嶙峋，金碧辉煌，景色绮丽。清凉山历来为延安第一名胜，历代名人咏诗、词甚多，赞颂清凉景观。 四十三，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延安鲁讯艺术学院 “延安鲁艺”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对中国现代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新文艺圣殿”。“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艺术学校。鲁艺旧址位于延安城东北5公里桥儿沟。 西北黄土高原的这个小山坳里，群贤云集，文星荟萃，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划下一道灿烂的光芒。郑律成、刘炽、莫耶、王昆、成荫、罗工柳、钟惦、李波、贺敬之、时乐、于蓝、秦兆阳、黄钢、康濯等作家、艺术家均是“鲁艺”学员。 “鲁艺”的校舍是利用原西班牙一神甫在延安市桥儿沟（现名桥沟）修建的一座教堂和周围的一些窑洞组成的，也是当时延安惟一地道的西式建筑。 1938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杨联名公布《创立缘起》，指出“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是不容稍缓的工作。”为纪念已故文豪，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4月10日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成立典礼。 毛泽东同志为“鲁迅艺术学院”题写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为延大文艺学院。 四十四，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乾坤湾） 乾坤湾景区位于延安市延川县乾坤湾镇，东临黄河与山西省永和县隔河相望，景区距延安市约96公里。乾坤湾景区集观光、休闲、度假、科学考察于一体，境内自然景观奇特，人文历史悠久，红色文化厚重，民风民俗淳朴，是国内知名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 黄河流经延川县秦晋峡谷68公里时，一改以往的怒吼咆哮，而是蜿蜒曲折形成了五个S型大弯道，由北向南依次为：漩涡湾、延水湾、伏寺湾、乾坤湾、清水湾，鬼斧神工，气势恢宏，是天造地设的地质奇观。2005年，国土资源部将68公里的秦晋峡谷延川段设立为“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乾坤湾景区是地质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景区，“品尝延川红枣、体验黄河漂流、观赏乾坤胜景、感受黄土风情”已经成为乾坤湾旅游的主题。 游历乾坤湾，黄河风光一饱眼福：镶嵌于陕西、山西两省之间的水上之洲——定情岛，见证了万千情侣情定今朝；百里幽谷、第一漂流，气势恢宏，撞击着心胸；圣母女娲峰送来温柔，九曲黄河阵转出福运；陕北狗头枣甜到了心窝，红色文化翻开岁月峥嵘；延川剪纸剪出喜怒哀乐，陕北说书道出上下古今。 四十五，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中国人民抗日大学纪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大学（简称“抗大”）纪念馆，位于延安市北二道街原抗大旧址。 “抗大”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其前身是“红军大学”，1937年初改为此名，校址在延安，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刘亚楼任训练部部长。毛泽东同志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抗大纪念馆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历史业绩而建的一个专题性纪念馆。抗大纪念馆于2001年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展示基地”，2002年被中央军委命名为“国防教育基地。 抗大纪念馆占地约2000平方米，陈展面积1086平方米，以时间顺序布展抗战时期抗大的创建、发展，记述了抗大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016年12月，抗大纪念馆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四十六，延安市著名旅游景点～“四八”烈士陵园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8日，参加重庆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博古）等乘坐美式运输机由重庆飞返延安。因云雾蔽日，飞机迷失方向，误撞山西兴县黑茶山，包括4名美军机组人员在内的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四八”烈士陵园占地约3.6万平方米，陵园建筑两侧对称，建筑风格古朴肃穆。走进陵园，一排青石台阶径直通往山腰烈士墓地，一座汉白玉烈士纪念塔映入眼帘。塔尖上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图案金光闪烁，塔顶最高一层四面镶嵌着四颗镏金五角星，代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塔身正面嵌着毛泽东手书的“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镏金大字，正面塔座上雕砌着一只汉白玉花环，塔座右侧勒记“四八烈士遇难碑记”，左侧勒记“历史的丰碑——‘四八’烈士陵园重修碑记”。 四八”烈士陵园为三层烈士墓台，安葬着王若飞、秦邦宪（博古）、邓发、叶挺、黄齐生、李少华、李秀文、叶扬眉、叶阿九、赵登俊、魏万吉、高琼、黄晓庄等13名“四八”烈士，还安葬着关向应、张浩、杨森、张思德等著名革命先烈。黄土有幸埋忠魂，“四.八”烈士陵园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座高规格的烈士陵寝地。 四十七，延安市县（市、区）简介～宝塔区 宝塔区是延安市主城区，是延安市政府驻地，素有“秦地要区”、“塞上咽喉”之称。总土地面积3556平方千米，辖9镇4乡，5个街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培育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是全国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四十八，延安市县（市、区）简介～安塞区 位于延安市北部，辖8镇、3个街道，土地总面积2950平方千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有20多个中央直属机关设在安塞，毛泽东在王家湾指挥了青化砭、蟠龙、羊马河三大战役。安塞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发祥地，张思德在安塞区楼坪乡石峡峪烧木炭时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毛泽东做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 四十九，延安市县（市、区）简介～黄陵县 黄陵县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炎黄子孙朝圣地，位于陕西省中部、革命圣地延安市南端，辖5镇1个街道，总面积2292平方千米。黄陵县境内既有秦直道、紫娥寺、万安禅院等历史文化遗址，又有子午岭、侯庄湫等自然风光，特别是号称“天下第一陵”的黄帝陵享誉海内外，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五十，延安市县（市、区）简介～黄龙县 黄龙县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结合部，位于陕西省中北部、延安市东南缘，区域面积2752平方千米，辖5镇2乡。黄龙历史文化悠久，发掘出土了距今约5万年的“黄龙人”头盖骨化石和发现了中国最大的旧石器时期的巨型石钺（yuè）。著名的西北大捷——瓦子街战役就在这里打响。 五十一，延安市县（市、区）简介～宜川县 宜川县地处陕西省北部、延安市东南部，国土总面积2931平方千米，辖4镇2乡1个街道。是中国牡丹源生地，北宋名儒张载、理学先驱胡瑗曾在此传道授业，教化民众，被后世誉为“横渠遗风”和“安定流韵”；宜川蒲剧、宜川胸鼓、壶口斗鼓、剪纸、刺绣、根雕等民间艺术独具风格，陕北文化发展史上一直流传着“文出两川”之说，其中之一指的就是宜川。 五十二，延安市县（市、区）简介～洛川县 洛川县位于延安市南部，由境内有洛河穿过而得名。辖7镇5乡1个街道，总面积1804平方千米。洛川是黄土高原面积最大，土层最厚的塬区，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高原地貌之一，素有“苹果之乡”和“陕北粮仓”的誉称。2004年洛川黄土国家地质公园建成开放，是“认识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三大支柱之一的标准地点。” 五十三，延安市县（市、区）简介～富县 富县古称鄜州，1964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名为富县。总面积4182平方千米。辖6镇1乡1个街道。位于中纬度半干旱地区，属大陆性暖温带季风气候。 五十四，延安市县（市、区）简介～延长县 延长县位于陕西北部，延安市东部，延河下游，西接宝塔区，北靠延川县，南依宜川县，东临黄河与山西省大宁县、永和县隔河相望，县名因延河自西向东长流入黄河而得名。辖7镇、1个街道，总面积2368.7平方千米。是大陆第一口油井诞生地。 五十五，延安市县（市、区）简介～甘泉县 甘泉县因县城南有神林山麓美水泉而得名，素称“美水之乡”。辖3镇2乡1个街道，县域总面积2300.7平方千米。境内有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战国秦代建筑遗址、三国马超洞、唐朝千年银杏树、宋代古墓群、金代纪年壁画墓、古代崖居群等。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秦直道横穿全县，保存较为完整，为最佳观赏地。 五十六，延安市县（市、区）简介～延川县 延川县位于延安市东北部、黄河西岸。辖7镇1街道，总土地面积1985平方千米。延川黄河旅游资源丰富，黄河峡谷县境段被国土资源部命名为“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黄河峡谷漂流被评为中国最佳漂流圣地，乾坤湾被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峡谷之一。 五十七，延安市县（市、区）简介～吴起县 吴起县西北邻定边县，东南接志丹县，东北连靖边县，西南毗邻甘肃省华池县。辖8镇1个街道，总面积3791.5平方千米。吴起县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落脚点、全国退耕还林示范县。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吴起曾在此屯兵戍边23年，吴起县名即源于此。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吴起。 五十八，延安市县（市、区）简介～子长市 子长市总面积2405平方千米。设8镇1个街道。是民族英雄谢子长的故乡，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东征的出发地，土地革命后期为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先后有10名子长籍军人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素有“红都”和“将军县”之美誉。 五十九，延安市县（市、区）简介～志丹县 志丹县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而更名为志丹县。辖7镇1个街道，总面积3781平方千米。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奠都志丹，党中央、毛主席在此战斗生活了6个多月，被誉为中国革命的“红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