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岁月三部曲，上山下乡50周年回想曲（一）

刘苦力

　　2019年元月，是我们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只有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才能真实评价我们的得与失。

　　1968年11月，毛主席对我们老三届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当时我面对这个最高指示，脑子都是蒙的，对于我们这一代，个个胸有大志、怀有理想，做梦也没有想过要到农村去。我们武汉地区老三届从初中68届到高中66届，六届学生总共有6万多人，年小的不到17岁，年大的不过22岁，大多数都在18、9岁。虽然当时我不能完全理解这里面的含义，但同学们都能积极响应这一伟大号召的，纷纷去派出所下了户口和到学校拿了各自的档案，统一交给了驻校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办理了上山下乡的手续。下乡的同学们在68年底都走了，我们选择的是上山，地点是湖北房县。

69年元月8日，武汉市首批上山到房县的知青，有八百多人，其中，就有我们阅马场中学老三届200多名同学。在武昌火车站，我们在大红标语和广播喇叭的宣传下，个个热血沸腾，告别了送往的亲人和朋友，踏上了西去的火车。经十多小时的行程，首先到达丹江口市，准备再转汽车到十堰。不料，第二天全省下起了鹅毛大雪，就在丹江口滞留下来。等好几天，大雪停了，我们才乘卡车去十堰。由于山路积雪成堆不好走，行程了一整天才到达十堰。在十堰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清早又乘着卡车，向往我们的目的地——房县驶去。一路翻山越岭，走走停停，满眼都是耸立的高山峡谷和盘绕崎岖的公路，艰难地翻过武当山山脉。这才让我们大开了眼界、见到了世面，真真看到了从来没有想像到的大山。当时，接我们去的是房县县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跟我们去的是驻我们中学校一位军代表和一位工代表，拿着我们的户口和档案，负责护送和交接。同学们沿途不停的问，房县还有多远，山有多大，他们回答是快到了，山比这大，树比这多。一直行驶到晚上，我们才到房县县城，真正让我们体会到千里房县来之不易。当晚我们在县中学住了一宿，第二天，各中学就奔向各区知青落户点。我们阅马场中学218名同学分配到门古区所属公社的各生产队，中北路中学分配到通城区，华农附中分配到中坝区，华师二附中分配在军店区、九中分配到九道梁区等。离县城近的区，走半天可到县城，远的九道、中坝区到县城得走二、三天，我们门古区到县城66里，各知青点到县城近的50多里，远的也有一百多里。后来我们知道，房县是全省的高山区，也是最穷的贫困县，县革委会与我们带队的领导商量，最大限度地把我们知青安排到好一点的村庄，尽可能地安排在有点梯田的生产队里。我们阅中全部同学安排在门古区所属五个公社，安排我们知青落户点的生产队，一个个赶着驴车前来接我们到队。这时，我们个个难舍难分、泪流满面，面对着这一望无际的高山峻岭，即将在这里落户下放，再想想从武汉到这里的艰难路程，沉重的心情无法形容。

我和八班的陈建国、四班的张同学、一班的邓同学分配到门古公社仓口大队六小队。原来我和陈建国二人在一个生产队，带队的军代表和工代表说，这里太艰苦，你们得带上二个女生，就这样我们二男二女组成一个小组，从此开始了知青生活。我们仓口六队在半山腰，都是干打垒的住房，全队15户，120多个男女老少，水田三十多亩，旱地山地200多亩，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生产队。当晚，队里非常希奇和热情地欢迎我们，安排我们住在队里原来的仓库里。我们的到来确实给了当地百姓们一个天大的惊奇，他们长年累月封闭在深山老林之中，从未走出山门见过世面，能到一次区政府的一条小街上转一转，就很幸运了。武汉只是他们听说过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城市，如今从武汉来了这么多的学生，真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无形中都喊我们是——大学生（从大城市来的学生）。

　　1991年7月，我约我们一个大队二小队的同学张炳泉，一起回队看望乡亲们。遗憾的是把照的好的照片，寄给了队里，准备再冲洗时，底片丢失了，只留了几张照糊了的。

　　房县是全省的贫困县之一，这里的人们靠山吃山、靠天吃饭，多年来没有受到过外来侵略，从不知外面的世界，长年累月生活在深山老林这中，面对黄土背朝天，黙黙不闻度过一生。加上缺医少药和严重缺典，很多人得了粗脖子和红眼睛病，看起来挺吓人，而且还有不少哑吧，与我们触起来很不习贯，与想象中产生了一定的反差。但他们朴实忠厚，热情待人（现在我才知道，他们已划归土家族，真没想到当时我们不仅来到这山区，而且还是跟少数民族在一起）。我们落户时，正是大雪封山，都没有下地干活，加上即将过春节，我们知青点又开始了串联活动。春节到来时，各生产队根据区里和公社的精神，春节期间，安排条件好一点的农户家每天接我们吃一顿年饭，每家都是一大桌饭菜，有猪肉、有野猪肉、有狗肉，还有山里的獐子肉，野竹笋、黄花菜、土地耳、家木耳和野磨姑等等，喝的是自家酿的黄酒，真是让我们大开了眼界享受了饱福。这也是我和我们广大知青，人生第一次享受到这样丰富的美宴。我们在城市生活十几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享受。我的家庭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每逢过年过节能炒上二个荤菜，包上一顿饺子吃已经是最大的享受了。连续好几天的宴请，多少给我们缓解不少思念亲人的心情和增添了一点希望。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都是他们一年的积储，平时里舍不得吃舍不得花，为的就是这一年到头来，所盼望传统节日的享受。年过完后，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正等着山里头所有的人。

正月15一过，我们就开始出工劳动了。天刚放亮，队长就叫我们下地干活了。每天天一亮起床，下地干一个多小时，回家吃早饭，吃完早饭下地干活到中午，吃完午饭又下地干到天黒，再回家吃晚饭，这就是人民公社每天的劳动规律。头一个多星期都是锄草、松庄稼地和开荒。从这个山到那个坡，爬来爬去，队里的旱地都在山上，有的地方山还很陡，对我们这城市人来说，空手走山路都很累，何况还是在山上干农活，真是一个个累得要死的劳动。开始时，干一天才给评8个工分，满分是10分。这就是我们当新农民、接受再教育的起点。没有想到的是，我们队一个满工，才1毛5分钱，真不知怎么养活自己，此时的心情已经跌落到人生的最低点。后来，我们知青一联系，我这个队还算是好的，最差的生产队才7分钱一个劳动日，这时我们广大知青才真正体会到贫困山区的真实面貌。更艰苦的是，我们吃的口粮，我们队还好，有20%多的大米，再就是包谷面和其它杂粮。大多数知青下放的队，都还不如我们，有的只有7%的大米，主要都是包谷面和杂粮，当地叫包谷春，搅糊糊吃。在山里，大部分都是以它为主粮，每年大部分时间都是搅包谷春吃。在整个大山区，能有包谷春吃，也算是很不错的了，有的时候，想吃还真吃不到它。刚开始，是吃不惯，随着劳动量的增加，每天累得要命饿得要死，只要是能吃的我们都在拼命吃。最难熬是青黄不接时，队里就把还没有成熟的玉米掰下来分给大家，磨成浆加牛皮菜一起煮，当饭吃，一吃就是十几天；红苕收了，一连又是十几天，天天吃红苕。我们经常是煮一锅吃几天，吃的翻胃；黄豆收了，又是磨成浆和牛皮菜一起煮，叫揽豆腐，一吃又是十几天。在这些天里，赏尽了人世间的艰苦，还真盼望能喝上包谷糊。这我们还不如村里的农户，他们多少知道怎样度过难关，多少家里还存上一点包谷面，还能喝上一碗，不象我们不会计划过日子，吃了上顿没下顿。这几十年过来了，我看见红苕我就恨它，从不再吃它。但我跟包谷粉结了缘分，家里从来没有断过。

经过几个月的劳动锻练后，我们大多数同学都能学会一些基本的农活，特别是体能增强了很多，社员会干的活我们也都会干了，就连我们的行头着装，也跟当地的农民差不多了，有的比农民还象农民，我们每天的工分也都能达到满分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好友吕东民（初二七班）学会了抬石头修河堤，真是出了名。近千斤重的大石头，四个满劳力架起来，放在他和另一个人的抬杠肩膀上，根据抬杠左右摆动的惯性，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摆步。这一镜头是当时郧阳日报的专门报道，歌颂知识青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当时的典型人物。正于当地的一个队干部在我们刚去时说，你们知青要是瞧不起我们，就让你去抬一下石头、走一下摆步，让抬杠一下子把你摆倒，看你还敢不敢——么事么事（么事：武汉土话，错认为是我们瞧不起他们）。东明同学，就为我们知青争了这一口气，你能干的我们照样能干。但是，这对于一个刚满18岁的青年学生来说，产生这么大的能量，要付出多么大的磨练和心血。正是这种超负荷的劳动，给我们不少同学的身心，终身留下不少的创伤。我的好友吕东明早在1996年45岁时，就英年早世，这与他年青时超负荷的劳累有一定的关系，他生前是中南财经大学财金系办公室主任。我和我的队友陈建国，经常也是挑着百把十斤的担子，满山遍野的走山路，由于不会用答锄（当地挑担走山路的一种辅助工具），停下时不会运气大喊一声，都被压伤过。症状是突然间胸闷胸痛的要命，直不起腰，晚上不能躺着睡觉，还流一夜的口水，象是快死拟的，区卫生所也不知什么病、怎么医治。所幸有人告知，我们买了些三七，打碎泡黄酒喝，才算是度过这一关。但也给我留下一定的后遗症，几十年来，不定期不定时，突然发生这种怪现象，一下子就把家里人或身旁人吓个半死。

贫困地区最苦的是，一家老少干一年农活，到头来分不到什么红（钱），这对他们来说就添置不了衣物和日用品，家里都非常贫穷，有的地方比亚非拉还要穷。我亲自去过深山老林中的农户家，他们的房子是用玉米杆围起来的，屋里一个烤火坑，旁边有一个装满玉米光棒的坑，上面辅一个破旧的棉花，就是他们的床。再就是一口锅和身上穿的破旧衣裳，这就是他们所有的财产，基本上啥都没有。77年，叶和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正厅级离休干部）到我家跟我父母讲，参加湖北省扶贫工作队刚从房县回来，把那里的情况说的比我讲的还恐怖，当时就把我的父母惊呆了。后来，社会上又传来神农架野人事件，我们上山的知青从来不怕。因为，我们有不少的知青亲眼见过，深山老林里一个个山洞，就有可能是他们居住和生活的地方。

我们知青在队里，普遍与队里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他们不仅教我们干农活，还教我们怎么生火做饭、砍柴、做豆腐、酿黄酒，怎么积粪种自留地等等。我们也跟他们传送一些医疗卫生知识，把带去的药品、日用品也经常分给他们一些，教他们怎么涮牙、感冒发烧吃什么药；有的同学还教他们看书识字，不断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和联系。我们远离家乡来到这里，每人多多少少还是带了一点钱，买他们的鸡蛋，五分钱一个，他们要是卖给供销社只能三分钱一个，我们从不跟他们讲价钱，为他们能买更多一点的食盐、煤油和日用品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平常，我们收了工回来，他们总是到我们屋里来坐坐、谈谈家常。特别是我下放的队，会计、队长家和邻居家，对我们也是真心实意。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组里的邓同学受不了这里的苦，上山不到半年，就嫁给了8199部队的一位副连长，随军去了。张同学长期在区里工地上的宣传队里，陈建国又去搞贫宣队，就剩我一个人弧苦伶仃，又要出工又要打柴做饭，多亏他们的关心和帮助，让我一次又一次的度过难关。他们对我的恩情，我是终身不忘。几十年来，我几次回过乡，看望他们、感激他们。在这一点，远远比不上我们的江放同学，他回城后，开办了贸易公司，赚了钱后始终不忘对当地的扶贫和支助，多次援助当地的希望小学，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深受县、区政府部门的好评。

在我们上山下乡几个月后，国家拨给我们每人250元安家费，到了区里、公社和队里，原则上是：150元盖房子，100元是付已添置的农具、家俱、锅碗瓢桶和分给我们的口粮。这时，我们才真正感觉到要在这个穷乡僻壤地方永远落户了，当一个地位低得不能再低的新农民啦。但面对当时国内备战、备荒、疏散城市和加强三线建设的形势，也就无所谓了。我们很多同学的家长也都下放到农村去了，我母亲在市直机关，都到了蒲圻赵李桥五七干校去了，在大学工作的父亲，他们也都全部下放到漳河水库去了。我弟弟，不到17岁，华师一附中68届初中毕业生，也上山到了竹山县得胜铺镇大庙公社下属生产队，城里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学校空荡荡、机关空荡荡，整个城市就好象变了个样，呆在哪里不都是一个样。

69年11月，国家修建襄渝线，房县要派一个民兵团参加，我们公社动员我们知青能参加，并再三申明每人每月按360工分、即每天12工分超劳力记载。因为很多队的社员家拿不出象样的棉被和衣物，不好抵御工地上的寒冷，我和好多同学都报名参加了。出发时，汽车少，只能柆行李，我们全体人员，集中从区里出发，翻山越岭步行了200多公里，走了四天多才到浪河镇驻地，参加了修建襄渝线的建设。铁道兵负责开山打洞建隧道，我们民兵负责露天地段的铁路工程建设，轰轰烈烈干了几个月。突然有一天清晨，我们驻地一间“干打垒”房屋的一面墙突然倒塌，把我们大队的四个农民压在被窝里，我们听到有人喊叫，我们十几个同学奋不顾身跑到倒塌的房屋，不怕旁边的房屋再次倒塌、用自己的双手，不知死活、不知疼痛地拼命扒土救人，整个场面一遍狼迹，我们带队的营长和好多社员都惊呆了，站在外面不知所措。我们拼命救人，把埋在土里的四个社员救了出来，不幸的是我们五队的一位社员窒息而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的恒林同学，嘴对嘴地为他做了十几分钟的人功呼吸，拼着命去抢救他。虽然没能抢救过来，但他的行为深深感动在场的每一个人。区、公社的负责人来了，看到我们一个个满身尘土、精疲力竭和每个同学的双手，十个指头上全都是乌红乌红的大血泡，大哭着对我们说，今天要不是你们，还不知要死多少，今天，才算是真正看到、认识了你们武汉的知青了。

70年4月，这段铁路完工，我们又回到各自的生产队里，我拿回了1400多个工分，可高兴了。

我们老三届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为能吃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们老三届又在上山下乡的艰苦困璄下，磨练了自已，不仅彻底改变了这一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更使我们亲身感受到广大农民阶级的艰苦和勤劳。为自已炼就出吃苦耐劳，热爱祖国和人民，担当社会责任和义务，造就了一生勤奋无私的本色。

我们有不少的知青点，大家不仅能相互友爱、相互帮助，同时，也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做出无私的奉献。我班同学陈芝芬知青点，几个女生一个组，住在路边。好多同学经过，不是讨口水就是讨顿饭，经常把她们吃的个锅底朝天，真不知她们是怎么度过那个艰苦岁月的。同样，在我们下放中，离不开我们的家长和亲人，他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关心和帮助了我们。不论是家庭条件好一些的，还是家庭困难的，都在省吃俭用的帮助我们。我母亲曾经跟我说过，有一次她在首义路邮局给我寄钱时，就看到一位母亲也在为她的孩子，也是下放在我们门古区的同学，来寄钱，流着眼泪跟她说，家里也非常困难，七拼八凑借来这十块钱，给女儿寄去，要不她怎么过。正是这种天下父母之心养育了我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深深懂得母子情深，一生都在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勤勤恳恳孝敬他们，为他们养老送终。

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在我们绝望困境中，从70年7月起，把我们老三届知青，陆续抽到了国家的各行各业，我和我们山上的一批同学，也于70年10月22日，抽到武汉襄河机械厂，当了新工人。从此，结束了我们的知青生活。

2019年元月于武汉

2008年10月，在江放、陈尚祥同学的组织下，我们再次回归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