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牛棚”

黄jixuan

　　现代汉语词典里有一个词，叫探监。词典上对这个词的解释为，到监狱里探望被囚禁的亲友。牛棚的本意是圈牛的地方，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引申为关押所谓的“牛鬼蛇神”的地方。今天我说的探“牛棚”，讲的是当年我的爸爸被关押在牛棚时，我和姐姐去探望爸爸的事。

　　那一年，我七岁，姐姐十一岁。

　　爸爸进牛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心里很想念爸爸，但是嘴上从来不说。爸爸被抓进牛棚之后，妈妈对我和姐姐进行了一次很严肃的，对我来说似懂非懂的谈话。妈妈告诉我们，爸爸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正在接受组织的审查，我们要相信组织，我们要跟他划清界限，跟党和人民站在一起。并叮嘱我们，以后人前人后别再提爸爸的事，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不知道”。妈妈生怕我们姐妹在心理上脱离不了对爸爸的感情而被外人抓住把柄，因此妈妈的这番教育真的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可是对妈妈来说，这是多么痛苦而无奈的事呀。

　　从那时起，我和姐姐说话的词汇里，就没有了“爸爸”这个词。家里尽可能不提爸爸的事，如果必须提，也就是用“那个人”来代替。我想爸爸，我想爸爸那个人，我想爸爸在家时的平静和快乐，我羡慕别的小朋友的爸爸天天都能回家。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时候能再见到爸爸？还能不能再见到爸爸？我真的没有想过。

　　但是这一天真的来到了。

　　有一天上午，老师告诉我把书包收拾好，到革委会办公室去。那时，学校没有校长，自然也就没有校长室，革委会是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老师让我到那里去会有什么事呢？我忐忑不安地来到革委会办公室，看到姐姐已经在那里了，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但是看到姐姐我就安心了。办公室里除了几个熟悉的革委会的人外，还有另外三个人。我去了以后，革委会的一个人说到：“这三位是你们父母单位的同志，他们要带你们到单位去看你们的爸爸。”那三个人站起来，和革委会的人握手告别后，就要领我们走，姐姐迟疑地问：“我妈妈知道这件事吗？”其中一个人（后来我知道他姓任）说：“知道。我们来之前和她打过招呼了。”这样，我和姐姐就跟他们走了。

　　一出学校的大门，姐姐就抓住我的手，一刻都没有放松。当时我心里并不紧张—有姐姐在呢。而姐姐只比我大四岁，但是她很知道，虽然有三个大人在，但他们是别人，他们保证不了我们的安全，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她是姐姐，她应当担负起保护妹妹的责任。

　　听说是去看爸爸，，我心里挺矛盾的。虽然想爸爸，但并不想见爸爸。在我的心里，爸爸已经不是以前的爸爸了，今天去看爸爸，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只是因为被他们领着而不得不去。姐姐当时是什么心理呢？

父母年轻的时候

　　家里太平无事的时候，爸爸妈妈经常带我们去单位玩儿。因为爸爸妈妈的单位是一个研究所，所以我们就把爸爸妈妈的单位叫“所里”。那时能跟爸爸妈妈到所里去，乃是童年时期最兴奋的事情之一。可是从爸爸出事以后，我和姐姐好久没有去所里了。今天一进研究所大院，想起了以往被爸爸妈妈牵着手来所里的情景，我的心里真的是很复杂—小孩也有小孩的复杂。

　　他们领着我们拐来拐去，在一个门前，我们站住了。他们打开了门，把我们带了进去。

　　一进门，我和姐姐就放慢了脚步，房间里清肃的空气使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房间里坐着一个人，但是我一眼真没有认出那个人是谁。我还在看着带我们来的那几个人，等着他们把爸爸领到这个房间，或者是我们还要到其它的地方去看爸爸？这个时候他们让我和姐姐坐在一张床上，面向那个人。我定睛一看，那个人就是爸爸呀—我怎么一点都没有看出来？爸爸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呀？再仔细看一看，那个人确实是爸爸，是那个曾经喜爱我们的爸爸，宠爱我们的爸爸，溺爱我们的爸爸。几个月的分别，一旦相见，但是这一刻既没有欢呼雀跃，也没有称呼问候，有的只是父女之间默默地对视。

　　那个时候是冬天，房间里很冷。这个房间好像是个单身宿舍，房间里有十张左右的单人床。爸爸坐在靠窗子的那张床上，面前摆了一张桌子，他们让我和姐姐坐在这边的一张床上，现在想来，我们和爸爸相距能有五、六米远。

　　几个月不见，爸爸瘦得脱了相。爸爸是南方人，本来就是大额头，大鼻子，厚嘴唇的那种人，现在瘦得脸上的五官都更加出奇得大，唯独看不到两腮。头发又疏又乱，全都向上竖着，一点光泽都没有，好像多少天都没有梳理一样。爸爸穿了一件我从来都没有看过的蓝不蓝灰不灰的制服。那件衣服很不合体，袖子很长，而且袖口一圈都是毛茬，爸爸两个握着的拳头就能漏出一半，显得那件制服格外的空空荡荡。爸爸一看就是感冒了的样子，鼻子红红的，鼻子尖还挂着随时都有可能滴下来的清鼻水。眼睛一点亮光都没有，像沾了一圈豆腐渣一样。总之一句话，憔悴枯槁，憔悴枯槁到如果是在外面我都不认识的程度。这哪里是我印象中的爸爸。

　　爸爸毕业于建国前的一所半军事化管理的大学。这几年的大学生活，给爸爸的一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都严格遵守着近乎于偏执的生活习惯和作息时间。爸爸个子不高，但是精明干练。在我的印象中，爸爸从来没有高声说过话，没有疾速走过路，他永远都是沉着稳健，极少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暴露给他人看。对自己的穿戴不追求高档时髦，只讲究庄重整齐。一直到我有了儿子，爸爸还教育我的儿子，男人穿长袖衬衫的时候，凉了就把袖子放下来，系好袖口的扣子；热了，就把袖子卷上去，一定要卷到肘关节以上，切记两边的高度要完全一样。在穿戴上，爸爸最忍受不了的事情之一就是穿长袖衬衫不系袖口的扣子，或者是外面穿了一件衣服，袖口处漏出了里面散着的衬衫袖口。这些事看起来有些古板，但确实能体现出一个人刚正的性格和严谨的作风。可是眼前的这个爸爸却像风雨中飘摇的乞丐，和我心中的爸爸相差太远了。几个月不见，爸爸都经历了什么，“牛棚”到底是个什么地界，它能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把一个年富力强，精明强干的人摧残到这个程度。看着爸爸这个样子，我的心都缩小了，感觉全身发冷，不由自主地把身体更加靠近姐姐。姐姐感觉到我的恐惧，更加用力地把我的手攥住—其实姐姐的手也很凉。

　　这时，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厉声地对爸爸说：“黄鬼某某（那时他们对爸爸的称呼是在姓和名之间加上一个鬼字），你不是说你想孩子了吗？你不是说你是因为想孩子才写不出交代材料吗？今天我们把孩子给你带来了，今天看完了孩子，你就要老老实实地写交代材料了。知道吗？”爸爸点了点头，然后把身子稍微向我们这里转一下，声音嘶哑小声地问：“家里怎么样？”姐姐说：“挺好的。”爸爸又问：“妈妈身体好吗？”姐姐说：“挺好的。”爸爸又看着我说：“烜儿学习怎么样？”我那时刚上学，我上学二十几天爸爸就进了牛棚。我九月份入学，这时上学应该有几个月了。听到爸爸这样问我，我呆若木鸡，只是怯怯地看着爸爸，不知怎么回答。我的手一直被姐姐攥着，这时她用力暗示我一下，又侧过头来看着我，好想在鼓励我回答爸爸的问题。我憋足了劲儿，用大概只有我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回答到：“还行。” 爸爸看出了我的紧张，点了点头，就不再“难为”我了。

　　爸爸又问：“姥姥身体好吗？”姐姐说；“姥姥去黑龙江二舅家了，二舅家表妹病了，姥姥过去帮忙了。”爸爸说：“那家里就剩你们四个人了？”爸爸说的四个人还包括姨妈，因为爸爸进牛棚之前，姨妈还在家。姐姐答到：“二舅在黑龙江找了一个农场，姨到黑龙江下乡去了。”爸爸惊问：“那家里就剩下你们三个人了？”“嗯。”看出了爸爸脸上的不安与担心。停顿了一下，爸爸说：“那你们能帮妈妈干一些事情吗？”姐姐就把姥姥和姨走之前交给她的几样料理，还有妈妈教给她的几样料理说了，还说了和邻居的人学会了蒸馒头，蒸包子，烙饼。姐姐又看看我说：“烜儿也会炒饭了。”我赶快轻轻摇晃姐姐的手，小声提醒姐姐说：“我还会蒸鸡蛋羹了，会做鸡蛋汤了。”姐姐马上对爸爸说：“对，烜儿还会蒸鸡蛋羹了，会作鸡蛋汤了。”这时我好像也积攒了一点勇气，不失时机地小声说：“我会擦地板了，还能帮妈妈买东西，你抽的烟都是我买的。”爸爸进牛棚以后，烟抽得很凶，几天就要一条，真的都是我去买的。然后妈妈带到单位，交给专案组，专案组审查以后再交给爸爸。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难得的在爸爸的眼里看到一丝转瞬即逝的笑意—那是对我们的肯定与鼓励。两个被惯上天的孩子突然会做这么多的事，悲也？喜也？爸爸到底是心疼还是欣慰？

　　　接下去爸爸又问姐姐：“眼镜还合适吗？”姐姐从四岁开始戴眼镜，因为小孩子长得快，所以眼镜要时时换，那时候往往别人一双布鞋还没有穿坏，姐姐就又需要换新的眼镜了。可是家里出事以后，姐姐的眼镜也是一再将就。爸爸显然看出了姐姐的眼镜还是他进牛棚之前的，所以就这样问姐姐。姐姐回答到：“还可以戴。本来准备换眼镜了，但是家里的收音机坏了。妈妈的工资都买菜了（爸爸从进牛棚就没有工资，每月只发很少的生活费），上个月大舅给邮了十元钱，用那个钱把收音机修理了。要不然毛主席发表最高指示的时候，还要到别人家去听。眼镜等以后再配。”姐姐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个人向爸爸吼到：“看看，孩子都比你懂事。”其实我们家的收音机根本不是自然坏的，是他们来抄家的时候，怀疑我爸爸在收音机里藏了发报机，所以硬把收音机拆开了。结果一无所获，他们把收音机扔在那里就走了。爸爸不在家，家里没人会安装，妈妈只好用包袱皮把收音机的盒子和零件包起来，拿到外面去修理了。

　　还有一些什么话，我都不记得了，都是一些家务事上的话。总之都是爸爸问，姐姐答。爸爸和姐姐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半低着头，但是眼睛努力向上瞪，用半黑半白的眼睛偷着看爸爸，只要爸爸把脸转向我，我便马上眼睛向下看地板，不敢和爸爸对视。

母亲晚年

　　爸爸和我们交谈的时候，那几个人一直在旁边认真地听，还有一个人在做记录。这时有一个人问道：“你妈妈和你们讲过你爸爸的事情吗？”姐姐说：“讲过。”那人又问：“你妈妈是怎么讲的？”“妈妈让我们和他划清界限。”那人又问：“你妈妈下班回家都干什么？”“做家务，织毛线，和我们下跳棋，抓大把（小时候一种女孩儿玩儿的游戏）。”那个人接着又问：“你妈妈回家哭过吗？”姐姐说：“没有！”那个人不甘心地又看着我说：“老二看到过你妈妈哭吗？”虽然当时我很紧张，我甚至不敢正眼看爸爸，但是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头脑很清醒。我一边坚决地摇着头，一边干脆利落地回答：“没！”这个回答他们会相信吗？爸爸会相信吗？我猜想鬼都不信。但是当时我们两姐妹就是这么回答的，他们只好悻悻地作罢，不再继续问下去了。其实当时爸爸作为单位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挨的整，所受的折磨，是现在很多人想像不到的。开批斗会的时候，妈妈亲眼看着爸爸被头上套一条麻袋，脚上套一条麻袋，被人不分头不分脚地打，被人从台上踢到台下，再由几个人拎起来扔到台上接着打；亲眼看着爸爸被人用废弃的大门把手打得当场昏死过去，妈妈会是什么感受！爸爸左边下牙都是倒的，一直到死，就是因为当时被打伤没有得到及时地救治而落下的残疾。不仅如此，频繁的批斗会过后，就是被用大卡车拉着走街串巷地游斗，使得单位周围的居民都知道了妈妈和爸爸的关系。妈妈在下班的路上经常被成群结队的半大孩子尾随着，一边喊着：“这是黄鬼某某的臭老婆，打到黄鬼某某！”一边往妈妈身上扬沙土，吐口水。经常看到妈妈回家就把衣服脱下来泡进盆里，我们也曾悄悄地把妈妈头上的草棍拿下来。得什么样坚强的人才能经受这样的精神折磨。妈妈那时经常是一进家门就哭，晚饭都不吃。哭，是那时妈妈在家里的常态。姥姥在家的时候，妈妈经常和姥姥说一些事，姥姥不在家以后，妈妈和我们极少说具体的事。我们都是根据妈妈的情绪来判断今天妈妈在单位是不是又有大事儿了。但是这种事是我们家里的事，不能告诉别人，尤其是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会高兴的，当然也不能让爸爸知道，爸爸知道会难过的。其实事情的真相他们是能想到的，只是想通过我们的口加以证实，但是我们的回答让他们失望了。

　　过一会儿，我有点呆不住了。那个房间的空气让我喘不上气。我一再小声地催促姐姐：“快走！快走！”可是姐姐一再用手暗示我不要作声。现在回想起来，我怎么那么不懂事，我怎么那么不懂爸爸的心呢？既然他们没有撵，那为什么不多陪爸爸一会儿呢？哪怕多一分钟多一秒钟也好。但是在那时，我虽然也想念爸爸，但我确实没把那个人完全看作是爸爸，我只是把那个人当作“那个人”，我就想快点离开他。

　　看到我一再要求走，爸爸就跟姐姐说：“妹妹想走你们就走吧。”然后爸爸把脸转向那几个人：“两个孩子下一步怎么办？”他们说：“把她们送到她妈妈那里去。”爸爸放心似的点了点头。爸爸又最后叮嘱我们道：你们要好好学习，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在家里要懂事，多帮妈妈干家务。又和姐姐说，姥姥不在家，妈妈上班忙，你白天要照顾好妹妹。我和姐姐只是默默地点头。这样，那几个人就领着我们走了。当走到距离爸爸最近的位置时，姐姐突然停下了脚步，对爸爸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好好向党和人民交代你的罪行。只要你坦白交代，家里还要你。”姐姐的这一番话，自然又引来了那几个人对爸爸的喝斥与教训。但是爸爸心里是欣慰的。后来听妈妈说，爸爸出牛棚后对妈妈讲，对姐姐的这番话特别满意。觉得孩子长大了，懂事了。但是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得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什么样的政治气候，才能把一个十一岁的孩子熏陶得这样成熟！

　　当我们走到门口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下意识地又回头去看一眼“那个人”。现在想起来真是泪奔，原来爸爸也正在看着我们呢。他还坐在原处，努力地把身体转过来，目送着他的两个孩子离开他。那个时候我的视力极好，在回头的那一瞬间，我看到爸爸微微张着嘴，眼睛虽然无神，但是努力地瞪着，为了让眼睛睁得更大，爸爸把眉毛用力向上抬起，额头上蹙起一道道皱纹—那个眼神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一边回头看爸爸，一边跟着他们跨出门，也就是三四秒的时间，门，被关上了，这扇门又把爸爸和我们隔绝开了。其实，站在爸爸的立场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按照当时给他罗列的那些罪名，爸爸已经做好了这是最后一次看他的两个孩子的思想准备了，因此可想而知，爸爸当时的心情是多么的难过。可当时我为什么就浑然不知呢？现在想起来，真是恨自己。

　　出了爸爸的房间，就只有那个姓任的带着我们去找妈妈。当他带着我们出现在妈妈的面前时，妈妈惊愕了：“你们怎么来了？”姓任的就把事情说了。妈妈立刻暴跳如雷，我真想不到，一贯文静稳重，被别人称为大家闺秀的妈妈会有这么强的爆发力。妈妈疯了一样大声质问他：“不经过我的同意，你们凭什么擅自把我的孩子带来？”啊？原来妈妈不知道我们要来所里的事？原来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对我们撒谎了？我当时真是莫名其妙，大人还撒谎？小孩儿撒谎是怕大人的责骂，大人撒谎是为什么？姓任的可能觉得在小孩儿面前自己的谎言被戳穿了吧？他恼羞成怒，用高出妈妈再八度的声音吼道：“为什么要经过你的同意呢？为什么要经过你的同意呢？？孩子不是你的私有财产，孩子是党的，是国家的，是人民的。”妈妈说：“既然这样，这两个孩子我不要了，你们领走吧！”妈妈一边说，一边一手一个，把我和姐姐推向他，他又把我们推回来，推搡中，我和姐姐都哭了。我和姐姐的哭，绝不是害怕妈妈真的不要我们了，而是先前在那个房间里所承受的恐惧，压抑，委屈，难过，在现在这个场面的刺激下，全都倾泻出来了。声音越来越大，别的办公室的人也陆陆续续地进来了。虽然爸爸被打到以后，很多人都疏远了我们家，但只要是个人，最起码的白与黑，是与非还是能区分的。其中有一个岁数比较大的阿姨一边朝妈妈点头，一边说：“别吵了，别吵了，吓坏了孩子了。”按照我的“解读”，她在心里是同情妈妈的。妈妈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姓任的也就抽身走了。几十年来我都恨那几个人，尤其是那个姓任的。他们带着我们去看爸爸，真的是大发慈悲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在那种环境下的父女相见，会给两个孩子幼小的心灵带来什么样的创伤吗？但是今天想来，我还是应该“感谢”他们，毕竟在那个当时，他们让爸爸看到了我们，也让我们看到了爸爸。

　　在所里吃过了中午饭，妈妈以两个孩子在办公室影响革命工作为由，请了假，提前带我们回家了。一出了研究所大门，妈妈就迫不及待地问我们看望爸爸的细节，像筛面一样，一遍一遍地筛，问到了最细，我们都一一回答了，妈妈也不知道再问什么了。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告诉妈妈：“我和我姐出来的时候，那个人还回头看我们呢。”妈妈一下子站住了，弯着腰，把着我的肩膀问：“他是怎么看的？”我就站在原地，连说带比划，告诉妈妈爸爸当时的样子。妈妈听了以后什么也没说，但是我觉得妈妈好像又哭了—我没敢抬头看妈妈的脸。

　　回到家里以后，姐姐又悄悄地把她临走的时候向爸爸说的那些话对妈妈说了。妈妈当时就把姐姐抱住放声痛哭了起来：“好孩子，谢谢你……”因为在妈妈心里一直压着一块大石头。爸爸被关进牛棚以后，妈妈就被停止了工作，进了学习班。他们五次三番的找妈妈谈话：他是苏联间谍，他是国民党特务，他是三青团，他是………他和你组成家庭是为了掩护自己的特务身份，方便他自己的特务活动。他欺骗了你这么多年，你是受蒙蔽者，你要揭发他，你要声明和他划清界限。为了我们，妈妈不得已写了与爸爸划清界线的大字报。然后他们再去把爸爸揪来，站在妈妈写的大字报前，逼着妈妈把自己写的大字报一字一句地读给爸爸听。记得那天晚上，妈妈下班回家和姥姥说了这件事，说了以后，妈妈真是跺脚捶头地哭：“这下他要没有希望了，我担心他要走绝路呀！”因为那时听说有的人家就是因为牛棚外的一方发表了这样的声明，牛棚里的一方觉得没有希望而自杀的事。现在姐姐能够向爸爸传达这样一种信息，让爸爸看到希望，给爸爸树立生的信念，所以妈妈自然被姐姐的这番话所感动。

　　到了第二天，大家就不再提这件事了，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这件事一样。可这就是一种表面的平静，其实我们家每一个人的心都在翻滚。这件事对我影响相当大，一连几天，我什么都不想干，吃饭，走路，家里，学校，我的小脑子里都是爸爸的影像。这么多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姐姐经常谈起家里的事，小时候的事，但文革那几年的事我们几乎不谈，所以我也不知道姐姐回家以后有没有再想这件事，我想肯定是想的—那是一定的。而且我想这件事也一定让爸爸和妈妈共同拥有了多少个难眠之夜，虽然他们一个在牛棚，一个在家里。

父亲晚年

　　那年我七岁，姐姐十一岁，今年我六十岁，姐姐六十四岁。对没有经历过那些事的人来说，文革历史和先秦历史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历史而已。但是对我们来说，五十几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好像就是几年前的事。探牛棚的亲历者只有爸爸和我们姐妹二人，连妈妈都是通过我们转述才知道的（哦，还有姓任的那几个人）。但是我们不爱说，过去不说，今后也不想说。不说不等于忘了，那是心底永远的痛，是心里永远的阴影。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位历史老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历史就像一面镜子，时间长了未免会落上一层灰，我们再看这面镜子的时候，要把这层灰擦去，才能看到镜子的本来面目。他讲的是哪一段历史的时候说的这段话我都忘了，但是他的话我记住了。他的话源于李世民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但是比起李世民的原话更形象，更接地气，更能让人容易理解。那段历史不只是给我们家，也给更多的人留下了永久的人生伤痛。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现在想把“镜子”上的那层“灰”擦去，反思一下那段历史的反而是受害者们，施害者们有过反思吗？

　　其实我们家是很幸运的，妻虽离子未散，家虽破人未亡。爸爸出了牛棚以后，继续接受审查，继续写交代材料，但毕竟有了人身自由，也不再被殴打，被游街，被批斗了。也可以工作了，工作就是扫院子，刷厕所，爬地沟维修暖气管道。妈妈则被当上了五七战士带着我和姐姐去农村下乡了。“拨乱反正”以后，爸爸妈妈都恢复了以前的工作，尤其是爸爸，由于个人的学术能力，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或者说没有这些能力也不能挨那些整），在业务上，行政上，比过去有了更大的提升。我和姐姐也靠着自己的努力，都接受了高等教育，靠学到的知识立足于社会的主流层，可以说，在当时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给爸爸妈妈争口气的了。也就是说，经历了种种磨难，我们这个家又站起来了。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那些人家相比，我们很知足。那时有一句话，说文革耽误了我们整整一代人。可是对有些人家来说，被耽误的岂止是一代人，几代人都被这段残酷的历史打到深渊里再也出不来了，再也翻不了身了。“恶梦醒来是早晨”，庆幸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我们长大以后再也没有经历过爸爸妈妈经历过的那种事，我们的孩子也没有经历过我和姐姐经历过的那种事。而且坚信那种悲剧再也不会重演！

黄季烜 2020年8月25日 爸爸十一周年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