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一）

皇亲国戚

　　我已经病入膏肓，我是清楚我的病情的。走一会儿路，要坐下来，一坐就汗流浃背，那汗顺着脊梁骨下滑，整个后背和前胸湿透，而且，全身无力，像霜打的茄子，心慌得不行。

小时候，听老人们说过，心慌就稳不住神，稳不了神，就只剩魂魄了，这人也只是躯壳在世上行走。现在，我就是这种感觉。

　　十年间，两次手术，让我对寂静的无影灯和医院洁白的病房熟悉起来，反正无胆也坦然不怕了，人总是要死的。

生命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都要经过阵痛而临盆，而命运就不一样，为什么“命运”两字相连，有命才有运。运好寿长，运差命短，遗传就不用说了，那是天命。

　　那天，戴蓝帽的医生把我从手术室推出来，睁眼望着移动的天花板，我想抬起手臂却被血压带及医疗监测仪缚住不能动。我想向围在床边的亲人们说点什么，却嚅着喉咙说不出话来。唯一让我喘过气来欣慰的是离开了那讨厌、药水味很浓的手术室，再一次呼吸到新鲜空气，感觉到又一次获得了新生。

　　手术前的记忆还残存一些，当麻醉药慢慢推进血管时，头晕得很。在晕炫中，女儿那张甜蜜的笑脸大得像江滩露天屏幕上的影子。

“爸爸”，那一声遥远、清脆的叫声，我恍若站在幼儿园门口，张开双臂，等待女儿扑进怀里……。

遥远处，传来手术器械落进瓷盘的“铛啷”声，医生附在我耳边：“手术完成了啊，很成功”，其他护士围上来，我的眼角滴下一颗泪珠，记忆又重回大脑，女儿的影像逐渐清晰起来，慢慢向我走来。女儿是头天晚上从宁波乘机、异地转动车连夜赶到医院的。那时，我心律不齐，头晕心慌，但心窝里却是热流奔涌，双目泪眼朦胧，我忍不住己涌出眼眶的泪水，背过身擦去，假装飞蚊迷了眼。

女儿长大了，跟老爸的性格一样，急性子。当年，我的父亲病倒时，我在部队里服役，接到病危长途电报，不顾一切的赶回家，父亲还是离开了我们，那年，父亲49岁，患的绝症。我们围在母亲身边哭成一团，祖母在一旁默默垂泪……

　　第二年，我退伍。瘦小的我帮母亲撑起家庭重担，照顾起年迈的祖母。

我没有过过一天的舒坦日子。八十年代初，先是祖母安详的离去，没有病痛。头天晚上，喝了点小酒，第二天清早，我推开小屋的门，她已经歪斜在地上，右眼永远的闭上了，左眼剩下一个空窝窝，那是1938年国军汉口失守，被日本兵占领，奶奶拉车倒马桶，经过日租界时，被租界的日本兵枪托捣的。小时候，围坐奶奶旁边，听她讲日本人的残暴，讲着讲着，她满脸皱褶微微抖动，我们心里痛恨起日本人。

再说说姐姐遭遇不幸。

文革后期，上山下乡运动热情高涨。十八岁的姐姐出落得水灵灵的，大长辫垂腰，辫梢用红布条扎个蝴蝶结，是四十一中学高二年级团支部书记。她身后有众多的追捧者，一群中学男女生整天兴奋地奔在大街小巷，宣传上山下乡，臂膀上的“红卫兵”红牌牌闪亮，惹得小孩子们撵在后面羨慕不已。她们揣着梦想，像“李铁梅”一样，都有“一颗火热、红亮的心”，相互鼓励去边疆、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献出最壮丽的青春，并集体向学校团委写下插队边疆的决心书。

　　一天夜晚，姐姐把我叫进里屋，关好门，转身端坐在台灯下。她拿起煤炉上烧热的火钳，对着小圆镜烫绺海。我惊鄂的张大嘴巴，在我意识里，“烫绺海”的女学生都是“女流氓”，是要登台批斗的，可姐姐是什么人？是一呼百应的团支部书记。姐姐盯着我充满疑惑的眼光，见我惊讶、张大的嘴唇，起身扒开门缝，见外屋、外面都没人，又合上门转身坐下，对着镜子三下两下的抹乱整齐、好看的绺海，侧过身，正色的对我说：姐就要去农村了，家里就靠你了，爸不常回，照顾好妈。我以为姐姐去新疆支边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只等学校敲锣打鼓送喜报。谁知，爸一回家全变了。

　　我爸是老公安，1966年文革砸烂公检法，派去武昌造船厂做保卫干部。那厂子在武昌金口镇，离我家很远，要坐轮船到汉口才能到家。厂子批准父亲每月中旬休假两天，我们也盼望这日子，这日子是幸福的，有肉吃，全家一起动手包饺子，窄小房间里的笑声，惊飞了窗棂上的麻雀，母亲不再愁眉苦眼，有了温柔的笑容。

　　那天傍晚，我下自习回家，屋门紧闭，屋里传出乒乒乓兵的乱响，屋外窗户下扒着一圈脑袋。我心头一紧，爸妈又干仗了。我赶紧去叫隔壁的肖太婆，去巷子口喊张嫂子，每次都是她们劝架。等我回到家，屋门已打开，窗框外还有脑袋往里瞅。我带着哭腔，瞪圆眼珠，对着窗下脑袋直吼，看什么看？一群人缩头散去。

屋里，紧张的气氛像刚点完一挂炮仗，硝烟还没有散尽。西头，张嫂子的爱人木匠张伯伯和林叔叔展开双臂围住父亲，父亲挣脱着，胸脯呼呼起伏，手上抓起一个塘瓷脸盆往对面母亲身上扔去，反弹到地上，发出“咣当咣当”的脆响，母亲被张嫂子、肖太婆及同院的女子拉扯住，嘴里发出呜咽抽噎的叫声，一条腿在空中弯曲踢蹬着，仍要扑过去撕打。后来，被妇女同志们拖进里屋，插上门栓。父亲双臂一划，推倒木匠和林叔，跨前一步，抬脚就揣，那大头皮鞋嵌进纸板门，留下一个洞口。后来，还是父亲找一块板儿补上的。那天姐姐回家很晚，不知道发生的事情。

　　这次父母干仗是为姐姐支边下放的事情。父亲责怪母亲没有阻拦住姐姐哪些不着调的激进思想；母亲埋怨父亲只顾工作，不管家，每天当妈又当爹，上班、操持家务，累得狗子似的，哪有精力去管伢们？

第二天，父母去姐姐学校找到班主任，说了姐姐不能上山下乡的理由，当然是姐姐患上的颈部淋巴结核病。最终，姐姐因病留城了。姐姐的秘密被同学们知道后，不仅没有得到同情，反而被追随者们唾骂叛徒，被同学们以传染病为由，拒绝靠近她。

　　姐姐被孤立了，被这个世界无情的隔离和抛弃了，她的耳边尽是“骗子，骗我们下乡”、“想出名，捞政治资本”的声音。姐姐心灵受到伤害，选择了沉默，整日以泪洗面，用不语对抗家庭，以躲的方式，避开老师和同学。

一个高中女学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憧憬自己的未来梦想，有错吗？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运动，当你处在那个时代、那场运动中心旋涡里，你会怎么选择？

　　事实证明，那些曾经下放农村、经受艰苦环境考验的知识青年，今天正在挑起国家发展建设的重任。

2020年8月25日

作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