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文革初期，除了开始那段时期相互揭发贴贴大字报（过不多久，就搞到当权派头上了），我当的是逍遥派。后来学校停课，学生串联，两派矛盾激化，文攻武卫演变到武斗，我带了两个孩子回家逍遥。只是日子过得也不平静，一度与弟妹们在家备粮备油（家里十几口人呢！怕打起仗来没饭吃）。每天夜里听着零零星星的枪声，早上便打听武斗的最新消息。常州是龙城，是革命先烈瞿秋白的家乡。也许是具备领袖潜质的人多吧！两派斗争之激烈在全国也是有名的。</p><p><br></p> <p>我们学校本是县里的重点中学，此时早已下放到公社。清查“五一六”的教师学习班就安排在我们校内。对象是全体中小学（包括大队办小学）教师。学习班规定全体教师要集中校内住宿。我当时住在校外的教师家属宿舍。此时正值寒假，异地工作的爱人正与我（和孩子）一起度探亲假。按规定我得住学校去，把爱人和孩子留校外。听到这个规定，我当然不高兴了。五一六还没整呢！怎么倒先整起教师来了？</p> <p>当然我不敢这样直言心里话，只是在搬铺盖进校时，对某一干部说了一句，这不是“隔离”吗？没想到，在学习班开始的第一次大会上，我这句话被主持这次政治运动的公社干部列为三大错误言论中的头条，并布置全公社教师对三大错误言论进行批判。我明白，这是因为当时有好多教师对集中住宿有意见，拿我的话开刀是杀鸡儆猴、稳定人心罢了。</p> <p>这次我的检查是在我们学校教师范围内，公社有两名干部来参加和核审。那是个大冷天，几十个人围坐在一圈课桌后面。我本来就怕冷，棉衣外面套了件棉大衣还是冷得发抖，我想是因为害怕和生气。因为我始终认为自己没说错。不明明就是隔离嘛！我在检查中也婉转申明了这点，问题不是在是不是“隔离”上，我应该想想大局、照顾点影响吧！后来听人辗转传言说，公社干部听了我的发言说我的水平很不错呢！是啊！我的姿态是够高的了。一介弱女，又能怎样？总得有人认个错吧！那决不会是领导。再说他们也怕犯错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