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老北京人的生活。。

冬青果

清晨，被一阵洪亮悠扬的《东方红》乐曲惊醒，伴着随后六下清脆的钟声，原来是北京电报大楼的报时钟敲响了新的一天。大街小巷又热闹了起来，一天的生活又开始了。

电报大楼的钟声

老北京的胡同生活充满了情趣和快乐。好几家住一大杂院儿里，各家各户都在院儿里的空地儿上盖有小厨房儿，院儿里总有一两棵枣树或别的什么树，每家门口要是有地儿的话，就在灰瓦花盆、木箱子里种几棵石榴、夹竹桃、指甲草、鸡冠花之类的，要是再有地儿了就用碎砖碎瓦码成墩儿，墩儿上放着灰瓦盆儿，盆儿里养着几条大尾巴金鱼和等垂柳绿了河岸后，从河里捞来的灯笼草。

大杂院儿里往往住的都是平民百姓，生活都不富裕，偶有一两家生活稍好点儿的，不是因为孩子少就是有个帮衬的富亲戚。那会儿家家住房都挺紧张，都把房子阔出一块儿来，把过道儿弄得倍儿窄，只要不影响出入，邻里之间基本上都能理解，老百姓管这叫“推、接、盖”，这好理解，就是把原有的屋墙推到了，接上一块儿再盖上顶。

推、接、盖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大事儿，家里添人进口儿都指着这呐。盖房时主要是找来亲戚朋友帮忙，有技术的当大工，没技术的当小工，盖房时院儿里很热闹，跟过节似的，递烟的、上茶的、飞手巾把儿的，生怕亏待了前来帮忙的老少爷们儿。

大杂院儿里一般都是一块儿住了多年的老邻居，晚上院儿里倍儿热闹，水龙头前淘米的、洗菜的，女的聊着家长里短儿，男的侃着一天的见闻，几个小孩儿趴在小饭桌儿上写作业，偶尔还互相插吧着话茬儿，菜没下锅基本上就知道今儿晚谁家吃什么了。谁家要是吃顿饺子，肯定把案板剁的——山响！

夏天，吃饭时就在树下摆上小桌小板凳儿，吃得不好的就在屋里速战速决了。要是吃得太好了也不敢在院儿里吃，您说是让不让，让谁不让谁？没让到的自然心里不痛快，都让到了等自己吃时就剩下舔盘子的份儿了，所以也只能躲在屋里闷得儿蜜了。有好奇的主儿还得来上一句，怎么没见大哥出来吃呀？

饭后大家全在院子里坐着乘凉，老太太怀里抱着孙子，用扇子来回扇打轰着蚊子，跟几个同院儿的女人聊着天，谁家的姑娘多大了，谁家的小子该上学了。老头儿坐在小饭桌前，不紧不慢抿着从胡同那个弥漫着酒味儿、蒜肠儿味儿、糖味儿、煤油味儿的小铺里打来的“毛儿三”，还不时地用筷子往那个掏了好几天，几乎被掏空了的咸鸭蛋壳里沾两下放嘴里嗍嗍。邻居大哥把他那辆八成新的大连套飞鸽自行车摆在当院儿，上下里外的擦着，他是真喜欢，同时也有点儿显摆。胡同里不时传来孩子们追逐喊笑的声音。

晚上九点多，您就听着，各家各户管事的就开始招呼家人睡觉了。女人到当街喊正在路灯底下敲三家儿的孩子，“四儿，赶紧回家洗脸睡觉。你别躲，躲我也看见你了。”大嫂：“快收拾起来吧，天天摆弄你那辆破自行车，哪儿天丢俩零件儿就不摆弄了。”老太太冲着醉眼惺忪的老头儿发着狠的说：“喝、喝，一天就知道喝，早晚喝死算。”说的时候都狠着呐，但回到屋里都悄么声的，一会儿全黑了灯了。

院子里静，胡同儿里也静，有时静得你能听见小猫从房瓦上跑过时发出的“哒哒”声，特别是槐树开花儿的时候，一阵清风，静静的屋里便充溢着香气，让你在梦中都能想到槐花儿饭的味道。

大早清儿，最早起来的肯定是老头儿，端出他那挂满褐色茶锈的大把儿缸子，抄起在炉台儿上坐了一夜的大水壶，用千滚水沏上一杯高沫儿，完了开始泼水、扫院儿、浇花儿。等各家的女人们陆续起来捅开炉子做早点儿时，老头儿已经坐在小饭桌儿边儿上端着大茶缸子，这大茶缸子还是那年在厂里获得先进工作者发的，上边儿一个大大的“奖”字。他一边儿轻轻吹着浮在上面的茶叶沫子惬意地喝着茶，一边儿用手中的苍蝇拍儿拍打着地上的苍蝇了。

要是昨晚谁家炉子没封好灭了，就会跟邻居要一块儿正在炉子里燃烧的煤，这还得看谁家火好。把燃着的煤垫在炉底，上边儿再加上一块儿易燃的碳煤，要是赶上夏天煤潮，一笼火就一院子的烟，到处散发着一股煤焦油的味儿。没有抱怨，都习惯了，还时不时关切地问行吗？着了吗？要是火没生着，女人就会从兜儿里掏出钱，大人一毛五、小孩儿一毛，叫他们到胡同口的早点铺自己吃去。

大人到了早点铺儿六分钱一个油饼儿、六分钱一个大火烧，把油饼儿往大火烧里一夹，这叫“一套儿”，再花二分钱来一碗白豆浆。孩子一个油饼儿一碗豆浆，有时孩子嘴馋想喝五分一碗的糖豆浆再多要一分钱，这时女人就会叨唠着，这一早得多少天的菜钱呀？把你爸剩下那一分钱给你，要不就在几个孩子中调剂。要是大孩子懂事这事儿就算是齐了，要是都想喝糖豆浆女人就得连哄带骗了，这次先让给弟弟，下次你再喝，回来我给你买三分钱一杆儿的花铅笔。要是碰到借机敲诈的、借机撒娇的，说不，我想要中华铅笔，那女人一下就得翻了脸，连喊带吼儿都骂出门。

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外面排着上厕所的人，大多手里攥着纸。有的皱着眉头，微曲的双腿紧夹着，两手捂着肚子焦急地上下颠着，有的面露轻松瞎聊着。偶尔有自家的孩子路过还得叮嘱两句：过马路时注点儿意啊，别跑，看着车，话题随后就转到孩子身上。

大嫂给大哥装了一饭盒鸡蛋韭菜馅的饺子，并嘱咐道：“中午别热的时间太长了，韭菜太烂了不好吃。”大哥有些不耐烦地答：“知道了，真够啰嗦的。”大嫂对着同院儿的人一笑，嗔怨地骂道：“不知好歹的东西，就不会好好说话。”大哥也对同院儿的人咧嘴一笑，什么都不说，推起车就往大门外走。

大哥出大门儿过门槛儿时总是有意地蹾蹾车的后轱辘，让车链子碰到大连套的护板上发出“塔拉、塔拉”的声响，这是荣耀，这是告诉来往的人，哥们儿骑的是大连套。这声音让同院儿的小哥儿几个羡慕不已，咂着嘴赞叹：这声儿真他妈好听，大哥真牛逼，哥们儿将来也得找张票儿弄一大连套骑骑。

妈妈站在水龙头前给女儿梳着小辫儿，女儿一会儿抱怨着：“哎呦！您轻点儿，都把我头弄疼了。”一会儿又催促着：“瞧您这慢劲儿的，一会儿同学该找我来了。”当妈的赶紧给女儿梳好头，临了还得缀上一句：“死丫头。”女儿一扭脸儿也来上一句：“本来就是。”娘儿俩都笑了，女儿蹦蹦颠颠地跑出门儿。

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白天胡同里就剩下仨一群俩一伙儿的老头儿了，他们冬天靠南墙晒太阳，夏天靠北墙乘凉儿，山南海北、天上地下、中国外国、中央地方、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没有侃不到的。下棋的心静沉思，支招儿的面红耳赤，一副棋能娱乐一帮人，一盘棋能津津乐道好几天。就这么平淡，就这么闲在，一天一天周而复始地过着，不知不觉中少了一些人、多了一些人。

天暖和时，太阳没落山时，你能看见穿着跨栏背心儿、手拿细竹竿儿粘知了的孩子，天黑后有的孩子就在胡同里打着手电逮土鳖，晒干后能卖给中药店，三分钱一个，入夜后有时能在胡同里看见打着手电顺着老墙根儿逮蛐蛐的小孩儿。

立秋后，树上的尜尜枣儿红了，大人站在树下用竹竿打，馋嘴的孩子端着盆儿等着，枣一落地孩子就一边儿往盆儿里拣一边儿往嘴里塞。树尖儿上竹竿儿够不着的地方，有那爱逞能的半大小子就冒着被洋剌子剌着、枣树刺扎着的危险爬上树打枣，每年别管丰收欠收，大家平分。

冬天，一擦黑胡同里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有点儿动静恨不得半街筒子都听得见。偶尔能听见不知是哪个院儿的大门“哐当”响了一声，紧接着就听见一老太太骂道：“小兔崽子，我看你能跑哪儿去，看你爸回来不打折你腿不介。”第二天大半个胡同都知道了，那谁谁谁昨晚让他爸臭打了一顿。

大杂院儿里几乎住的都是见面儿就问“吃了吗？”的老街坊，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都不好意思不过问、不帮忙。但也有掐的跟乌眼儿鸡似的，有的一掐就是几辈子，躲都没地儿躲去。

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变迁，承载着胡同文化的人越来越少了，表现胡同文化的生活方式和建筑也越来越少了。一切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为了拆迁时能多得到点儿钱也继续着“推、接、盖”，但邻里之间没有了那种互相帮助的热情了，是寸土必争。仨一群俩一伙儿的老人们在一起议论更多的是养老、药费、物价、拆迁、补偿、房价，聊天时透着一副大便干燥、急火攻心的样子。

其实胡同生活就是老北京百姓大杂院儿的日常生活，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把它给美化了，没经过这种生活的人把它给误读了。要不信，你现在走进胡同随便找个人问问想不想过大杂院儿的生活？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过，生活在大杂院儿的人们有太多的不便和无奈，私密空间很少。

大杂院儿拆了、出租了，恢复了四合院儿。原有的老街坊搬走了，住进来了一些新来的人，全国各地哪儿的都有，生活中大家都在相互学着“各村的高招儿”，自己那种独有生活方式越来越少了。

随着北京城的巨大变化，胡同和大杂院越来越少了，人们都从院里搬了出去住上了楼房，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杂院里街坊邻居的融洽关系也都消失殆尽了，真是想念那时的老街坊们，想念在大杂院里的热闹、亲切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