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华丨第一百二十四章　1958年：两万山东壮工赴闽采伐木材丨肆拾贰单元、两万山东伐木工

邓友华

　　肆拾贰、两万山东伐木工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背井离乡的山东伐木工以他乡为故乡融入三明建设发展历史，成为新的一批“客家人”……

第一百二十四章　1958年：

两万山东壮工赴闽采伐木材

1958年两万山东壮工赴闽采伐木材，这是山东籍三明老伐木工张式利的回忆录钩沉出的史实，山东籍“森二代”邢保兴极富道义和责任感地将其串编成书，弥补了“森工史”官说不多、民记罕见之缺憾。这些被抢救下来的史料，蕴藏着三明境域伐木场的变迁史和许许多多的“森二代”们的生命来处。

　　山东壮工赴闽入明

　　1958年，为了解决山东地方工业各项基建工程需要木材的困难，鲁、闽两省省委书记舒同和叶飞在华东协作会议上商定了两省人和物交流、互相协作的协议，由山东组织两万多劳动力支援福建林区开发，福建支持山东木材二十万立方米，毛竹二十多万根等……期限一年半。
　　山东省委根据两省协议精神，由省长赵健民拟定关于动员两万名壮工去福建采伐木材的具体问题的指示［(58)鲁劳甲字539号文件］。下达济宁、昌潜、莱阳、惠民、临沂、聊城、荷泽专员公署，共计二万二千名工人，其中聊城二千名壮工。当时分配莘(县)、范(县)二县五百名。条件及农业社社员外出收益分配，均按各地动员去黑龙江的工人的规定办理，工资、福利待遇、伤亡病残处理，待到达福建后，按着福建省的有关规定执行。［1］
　　为什么是福建省？
　　福建省地处中国大陆东南部，北跨仙霞岭和浙江省相临，西、西北有武夷山把江西隔开，西南隔南岭和广东接壤，东南隔台湾面向太平洋。位于东经115度50分－120度43分、北纬23度33分－28度19分之间，属亚热带气候。西、北两面的绵绵山岭，既可屏障或减弱北方寒潮的南侵，又可阻截来自海洋的湿热气团，亚热带季风气候显著，全年温和湿润，林木生长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全省地貌以丘陵低山为主，地势大体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倚山面海。主要士壤类型有红壤、黄壤、砖红壤性红壤等，土层深厚。林业用地面积中，肥沃和较肥沃的占28.35％，中等的占58.8％，适宜林木生长。
　　考古资料证明，5000年前，全省几乎到处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鸟兽繁多，分布着以栲、栎为主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常有虎、象、熊、鹿等野兽出没。
　　宋代，福建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逐步扩大，但仍保有大量的天然森林。明弘治二年(1489年)修撰的《八闽通志》载:闽西北地区的许多山峰，为森林所覆盖。明清以来，人口增殖，垦耕发展，战祸频仍，木业兴起，森林采伐毁损渐多。在闽西北，原始森林仅存于交通闭塞、人烟稀少的深山区。明末清初，商品木业逐渐兴起，至民国时期，福建省成为国内三大木材产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省是南方重点集体林区，在南方48个重点林业县中，福建省有28个，分布在南平、三明、龙岩等地市。［2］
　　三明是福建省重点林区。全市林业用地2822.6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81.9％;森林面积2627.85万亩，森林覆盖率76.29％。三明林业生产历史悠久。据记载:早在隋末唐初就已有木材产销活动;南宋时期，开人工插杉造林;明清时期，随着木材商业的兴盛和人口的增加，森林破坏严重，森林面积和林木蓄积量锐减。民国时期，木材生产销售量增大，木材加工业逐步兴起，加上战事不断，森林资源的消耗加大，虽然提倡和鼓励造林，但收效甚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明林业经历曲折发展过程。50年代初，林业工作以保护现有森林为主，并辅之以封山育林。1955年，尤溪、永安、宁化等县先后创建松香厂，三明的林产化工业起步。1957年，林木入社基本完成，人工造林面积逐步扩大。同年起，三明进入大规模的林区开发时期，各地大力开展水运河道工程建设，修建林区公路，创办一大批国营伐木场、国营林场，木材产量迅速增加。［3］
　　森林工业的重点是伐木。在三明境域，清代中叶至民国时期，从事林木采伐的大多来自闽侯、闽清、古田、永泰、福清等地的贫困农民。伐木工人被称为“柴夫”。“包头”将承包的山林雇“柴夫”砍伐后，卖给木行老板，结账后才付给雇工工资。采伐作业一直沿袭着斧砍、锯截、人驮肩扛等落后方式，条件艰苦，生产效率低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头”制被取缔。1952年，在沙县、永安、尤溪等地相继出现“民主厂”，也就是在采伐工队伍中，通过民主选举组成民主管理委员会，由管委会向国营木材公司承包木材采伐业务，负责“厂”内的收支结账与工资分配。木材公司、采购站向“民主厂”派驻少量的“驻厂员”，协助搞好管理工作。1953年以前，只砍伐杉木，而且多是采伐人工林，面积不大，小的几亩，大的也不过数十亩，采完一片就迁厂。所以，这些采伐厂都没有固定厂址，类似流动采伐队。1953年以后，永安、三元、沙县、将乐等县承担修建鹰厦铁路的枕木生产任务，需要采伐大量松木，于是从采伐小片人工林转向采伐大片天然林，并且为开发边远林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建运材道路，采伐厂就在一个地方较长期固定下来。
　　1956－1958年，组建国营伐木场50余个。伐木场以“民主厂”的采伐工为骨干，从省内(闽南)沿海各县及山东、浙江等地调来大批工人充实采伐队伍。与此同时，各地在农林合作社建立木材采伐专业工队、搬运工队(组)的基础上，相继组建伐木队、社办伐木场。拥有森林资源和水运或陆运条件的乡镇，一般都建立社办伐木场(队)。全境有上百个社办采伐场，每年有上万名社员伐木工上山作业。［4］
　　1958年，“大跃进”展开后，全省在短时间内办起235个伐木场及一批贮木场、水运队、采购站、运木车队、林业工程队等森林工业企业，森林工业职工猛増到10.53万多人。另有社队采育场(队)570个，专业劳力4.2万人。1959年木材产量高达498.34万立方米，高指标、瞎指挥造成森林工业巨大浪费和损失，1959－1960年，仅“漂木”就损失木材174万立方米。［5］
　　就今三明市范围说，1958年新建的伐木场三明有楼源、陈大、中村、吉口、台江；清流有芹口、下禾、拔口、庄前；永安有半村、湍石、大坑、岭头、贡坪；沙县有潩州、灵源;将乐有将溪;泰宁有小北斗、水源；建宁有大源、武调等45个伐木场。［6］

　　木材的流向与历史的流变

　　再说木材的流向。
　　三明地处闽江上游，流经境内的沙溪、金溪、尤溪3条可通航的溪流最终都汇入闽江。木材水运都是顺江而下，到达南平、福州转运销售。
　　1956年以前，边沿几个县虽还有用肩驮运输木材出境的路线，如建宁县的黄坊、溪源乡，泰宁县的新桥乡都有木材靠肩驮跨越武夷山脉进入江西黎川至德胜关，然后下川水运入鄱阳湖再运入长江销往南京、镇江等地，但运量甚微。肩驮运材以杉木为主，还有樟木、楠木等，材长以6尺6寸为标准，口径过大的则剖成两半运之。夫力多为贫穷的山民，按肩运路程与重量计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县设立国营木材采购机构，这条人力驭运之路也就不复存在。
　　鹰厦铁路通车后，鹰厦线贯穿沙县、三明、永安3个县。永安、宁化、清流的木材出九龙溪后就在永安集结，然后装火车运往省内外各地。1956年7月，省森林工业局在永安设立永安贮木场，负责木材的接收与调拨。1959年，在永安与漳平交界处的岭头铁路边沿设立岭头转运站，接收永安西部边沿和大田北部的外调木材。1960年，省森林工业局又在沙县城关东门仙舟半岛设立沙县贮木场，并在三明荆西设一转运站(原属沙贮分支单位，1961年升格为贮木场)，负责接收永安以下沿沙溪两岸的三明及明溪县生产的木材。将乐、泰宁、建宁3县的木材水运出金溪后，在顺昌县交由顺昌贮木场出河装火车出运。至此，除尤溪县的木材仍循原流向在闽江放排直达福州贮木场交货外，其余各县(市)木材流向分别通过3个贮木场调拨外运。［7］

　　1958年后的几年，因为大批新工人上场，生产技术不熟练，缺乏安全知识和措施，管理比较混乱。当时，大量推行木材“大河赶羊”，发生不少工伤事故。1958-1961年，全省因工死亡职工372人，重伤600人次。其中，1959年和1960年工伤死亡均在100人以上，是林业系统伤亡事故的高发期。［8］

1961-1962年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撤并一批国营伐木场。1962年底，全省130个国营伐木场，职工28981人。［9］1962年，三明境域撤并了8个场。以后，又新建了永安的福溪、虹桥，三明的白叶坑、龙泉、明溪的福田赛、箭竹坪，清流的廖武，大田的大吉，尤溪的包溪、涪头，将乐的楼杉，建宁的溪源等伐木场。［10］

　　说回那“一年半的期限”。1959年的下半年，省林业厅党委书记邓超向副省长梁灵光汇报讲：这批工人已成为林业生产中骨干，又都是强劳力，如果调回山东对整个木材生产影响很大，梁副省长在华东开会时向山东省韩哲汇报了并征求山东其他负责同志的意见，同意愿意不回去的就留在福建工作，后来定下来个文件:去留自愿，留下的同意把工人家属分批迁来福建，落下户口，原先的工人一年半转为正式国营工。所以六零年开始留下的工人陆续从山东接来家属，在福建三明林业系统开始一种新生活。

　　五八年来时大部分同志在农村没文化，百分之八十以上没有结婚，有的工人回家探亲很多人给介绍对象，山东老家农村因为大跃进更加贫苦，让强制卖爱国粮，农民家中基本就没有了粮食，因此饿死很多人。工人只要老家父母中同意，有的就直接送姑娘来福建给伐木工做老婆;在火车站甚至有的你给她一碗面条她就愿意跟你结婚，有的工人写信让家中父母兄弟姐妹全家来逃荒，所以那两年从山东来的家属特别多，逐渐形成了伐木场特有的社会生活形态。［11］

　　1960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省人委决定，安排山东籍林业工人家属4.1万人来福建。

　　1958年，大批新职工上场，当时的原则是“先生产、后生活”，林区职工生活非常艰苦。伐木场地处深山密林，远离市镇村庄。大部分职工住的是就地取材自己搭盖的茅草棚，少量借住民房。20世纪中期，才投资兴建了一些木板房或土木结构房。1978年之后，林区职工住房明显改善，由以混合结构为主，逐步从平房向多层楼房发展……［12］

　　在历史的进程中，伐木场还面临着上级领导机构的变迁。

　　1951年3月，永安专署设农林科，管理农业、林业工作。辖永安、三元、明溪、宁化、清流、大田、宁洋等县农林部门。1952年，农林科分设为农业科、林业科。1956年3月，改称永安专署林业局。1956年6月，永安专区撤销。1959年10月，三明人民公社设立林业局，管理林业和森工生产。1960年1月，三明人民公社林业局改称三明市林业局。1962年1月，三明市林业局析设三明市森工局，林业和森工分开管理。1963年4月，三明市林业和森工局分别改称为三明专署林业局、三明专署森工局。1965年12月，三明专署森工局撤销，成立黄沙森工局和燕江森工局，统一管辖区内的国营伐木场、木材采购站、贮木场等企业，为一级核算单位。［13］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三明专署林业局机构瘫痪。1968年11月，由三明专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处农林水组管理林业工作。1970年1月，三明专区革命委员会设立林业局。1972年5月，改称三明地区革命委员会林业局。1978年3月，三明地区革命委员会林业局改称为三明地区林业局。1983年5月，三明地区林业局改称为三明市林业局。同年12月，三明市林业委员会成立，1984年4月，市林业局撤销，其职能由林委行使，延至1992年不变。［14］

　　1980年，国营伐木场发展到71个，经过调整、合并，至1992年基本稳定下来，共42个。这些国营专业性采伐队伍和集体的季节性采伐队伍是林区木材采伐的主要力量。［15］

　　1989年8月，伐木场更名为林业采育场。1992年底，三明市共有42个国营林业采育场，职工4548人，经营山林面积222万亩。［16］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木材除主要完成国家上调材任务以外，也有部分进入市场，森工企业从过去纯产品生产转向商品生产，从生产型转为经营服务型，产品的流通领域扩大计划外产量及等外材、综合利用产品，不再归交贮木场统一调配，生产单位可以直接销售，木材流向相对分散。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1985］1号文件，取消木材统购，开放木材市场，实行产销见面，议购议销，木材按照市场需要流通不再受统一调拨计划的制约。［17］

一本罕见的民间森工史料书

　　我在写过建市元老、迁明企业、三标厂和重机厂之后，很想再找一个能写的行业来写一单元；机缘巧合，这本我盼望了很久且“众里寻它千百度”的书像个美少女翩然而至。

　　这本图文并茂的书是国际开本，正文114页；按内容大体可分“文”和“图”两部分。

　　先说“文”。“文”分两部分。

　　首先是张式利先生一万多字的回忆录《我的回忆》，分三节：“一、源起　南下”；“二、来到福建　森工生产”；“三、‘文化大革命’中的伐木场”。从个人的视角串起了从1958年9月至1980年12月共23年的亲历史实。其中写到“文革”中他和几个各伐木场的领导干部带着组织介绍信亲赴山东“上访”，甚至找到了原山东省委书记舒同亲笔写下材料，并在山东省有关方面的帮助下查到了当年怎么会到福建支闽的历史文件，并抄录下来，每人一份。让这段历史不致因资料的缺乏而变得扑朔迷离。

　　文中还记录了“文革”中山东籍伐木工群体有想回乡，后来山东与福建协商，福建省委书记韩先楚同志说，山东同志在福建几年采伐技术已成熟，是福建林业战线上的宝贝，我们要做工作，不能让这批同志回去，就这样我们这一批支闽工人就留在了福建，我们的命运从此就与福建林业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了。
　　后来，各伐木场慢慢恢复了生产。经过几年的实践努力，木材生产班组逐渐实现机械化来代替手工操作砍伐木材，绞盘机、油锯，减轻工人很多体力劳动，生产逐步走向正规化。［18］

　　其次是王凤阁先生的《山东•福建――从山东籍福建林业工人说起》书稿的摘要，在书稿封面、原稿目录和前言之后，是一组老伐木工的访谈录，标准的民间口述历史！更珍贵的是，随后所附的相关资料，如《福建森林资源及开发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福建林业》、《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接待安置山东籍工人家属工作方案》等有关文件，是为罕见。

　　不能不提到主编邢保兴的《前言》和《后记》，特别是前者，起到了全书提纲挚领的作用，画龙点睛地点出了该书的主旨：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背井离乡的山东伐木工以他乡为故乡融入三明建设发展历史，成为新的一批“客家人”，他们只是一群默默无闻的山东汉子，因劳动强度大、受伤者多、早逝者众;晚年他们往往疾困相随、生活条件差，目前健在者寥寥。/“工人伟大，劳动者光荣!”共和国建设从一穷二白起步，1958-1968的十年没有机械相助，在荒山野岭中是伐木工用血肉之躯铸就起闽省的森林工业:“抬起来呀，嗨嚆(hao)!齐步走啊，嗨嚆……！”撼人心魄的劳动号子虽已成绝唱，但他们“吃大苦耐大劳，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老“森工”们对三明经济、社会发展“拓荒”般的贡献人们不应当遗忘……［19］

　　再说“图”。

邢保兴先生本来就是民间摄影家，特别是在记录历史上下了很多功夫，因此“图”这部分非常到位。他的照片主要是给《我的回忆》配图的，但又与众不同，一般大家都是前面集中在一起的精选彩页，然后再是跟着文字走的照片，大小则“随遇而安”。他则不然，照片没在前面集中展示，却彩页似地分插在行文中呈几页一组地出现，像“工人伟大　劳动光荣”、“大跃进　鲁闽省领导人　济南　莘县　范县”、“福建森林工业纪实”、“文革时期伐木场状况”、“山东人在三明系列”，似乎既能配图，又能以图独立存在。有这样的图文相加，已然是一本罕见的民间森工史料书。

　　反复研读保兴兄主编的这本书让我百感交集！他说他是“森二代”，其实我也是。我父亲邓繁诜1965年调出地委，所进的单位就是黄沙森工局。他说：“曾几何时三明经济支柱是林业、工业结构主体为森工、伐木场的出现成为三明最早一批国企。”［20］而我作为本土学人，所看到的不仅是森林工业，而是更广阔的。我常说的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既不是平原，也不是草原，就是大森林！森林，是我的父兄等上辈赖以生存的所在，是我生命的来处，是我的文化根脉，是我的精神家园……于是，我把这篇读书笔记写成了森木工业的变迁史。

注释

［1］张式利：《我的回忆》，《失落在闽山深处劳动号子绝唱》，第8页。

［2］《福建森林资源及开发概述》，摘自《福建省志・林业志》，转引自《失落在闽山深处劳动号子绝唱》，第86页。

［3］《三明市志》第558页。

［4］《三明市志》第594页。

［5］［6］［8］［9］［10］［1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福建林业》，转引自《失落在闽山深处劳动号子绝唱》，第90－91页。

［7］［17］《三明市志》第596页。

［11］张式利：《我的回忆》，同［1］，第21页。

［12］《山东籍福建林业工人队伍》，资料大部取材于张琅主编1996年版《福建省志・林业志》和潘子凡主编1998年版《三明林业志》，转引自《失落在闽山深处劳动号子绝唱》第94页。

［13］［14］《三明市志》第606页。

［15］《三明市志》第594页。

［18］张式利：《我的回忆》，同［1］，第40页。

［19］［20］邢保兴：《前言》，同［1］，第1页。

二0二0年八月二十日至八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