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路船房子里的故事 作者 钱平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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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语：此文是将拙作《上海高度》一书中的《唐山路轮船房子》和《唐山路轮船房子（续篇）》以及《新民晚报（夜光杯）》登载的《一条开不走的“轮船”》等三篇文章的内容合到一起，并在文字上做了一些改动。再配上照片，使读者有直观感觉。

一．轮船房子的简史

在上海虹口唐山路、东汉阳路与商丘路三条马路交界处，有一栋如同一条轮船停泊在那里的四层楼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在周围都是石库门弄堂房子以及棚户简屋的领域里，这座建筑无论是它的建筑高度，还是结构水准，确实可以称得上是鹤立鸡群。当地的人们称其为轮船房子或者高房子。汉阳路从西边延伸过来，翻过了里虹桥后，叫做东汉阳路，到了商丘路向北偏去，到新建路就截止了，东汉阳路成了轮船房子每个单元后门的沿街马路。而唐山路又以商丘路为起点，开始向东发展，同时也就成了轮船房子每个单元前门的沿街马路。因此住在轮船房子里的人家的地址都有两个门牌号码。轮船房子在唐山路没有1号，从11号开始，到33号为止，但也没有13、15号，与11号是同一门洞，当年是一家叫凤至照相馆的所在地。房子之所以会造成船型的原因，是因为隔着唐山路，在它的对面是当年英商德和洋行用大老板名字雷士德命名，建造了一所工学院（后为海员医院）。轮船房子是为工学院的教师作宿舍而建造的，所以在建筑的尾部模仿船尾搞成了圆弧形，好像一条轮船停泊在那里了。由于它的高度，没有高层建筑阻挡，前面是一家呈三角形的菜场，向前一直可以看到黄浦江岸边仓库的屋顶和江上航行大船的桅杆和烟囱，到三层楼的阳台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外滩建筑的天际线，包括海关大钟的指针。隔着东汉阳路是包括一排临街店面的叫做祥裕里的石库门弄堂。由于轮船房子的高度，在夏天从黄浦江吹来东南风被阻挡，祥裕里的居民狠狠地说：“这条轮船什么时候开走啊！”

轮船房子唐山路一侧立面

雷士德工学院立面

轮船房子及周边地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占领了轮船房子，里面住进了许多日本侨民。抗战胜利了，日侨撤回日本，德和洋行乘机收回，于是包括我父亲等许多该行的员工把家搬进了轮船房子。我家住在东边数过来的第二幢单元，前门是唐山路31号，后门是东汉阳路424号。在上海像这样一个门洞拥有两条马路的门牌号的建筑，不知是否还有第二处吗？1946年4月，当我家从闸北搬过来不久，我就出生在唐山路31号。于是轮船房子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与我们家同时搬来轮船房子的还有我大姨妈的一家，他们住在唐山路27号；住进29号是妈妈的表哥舒康年一家，他们与我家共用一个天井。当年大姨夫的弟弟搞地下工作，为了掩护他便于转移，让他住在我们家31号的四楼，从四楼的墙壁开了一扇窗通到29号舒家的晒台。又从舒家三楼的走廊，开一扇门通向27号大姨妈家。本来我妈妈、大姨妈与她们的表哥舒康年是平辈的，但是我的祖母又认了舒康年的大儿子舒景椿为干儿子，于是在辈分上出现差异。在对舒家诸位亲戚的称呼上，就成了问题。到了舒景椿的下一辈孩子，与我们的年龄，相差无几，本来就是发小，甚至是同学，于是大家干脆彼此直呼名字，忽略了辈分。近年来，微信群盛行，我们这帮发小也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名字就叫“唐山路船房子”。怀旧和交流当下的情况，是该群最主要的内容。

如今盛行口述历史，我曾看到一本叫《大同里旧事》的书，说的是上海市陕西北路535弄里曾经住过的人物以及发生过的事情。采访者几乎是挨家挨户写过去的。我觉得如果按照这种写法，轮船房子的内容也不会少于535弄。但需要拜访大量故人，收集资料。我这个年龄是没有精力了。但凭我良好的记忆力，有选择地写些轮船房子的往事，给大家留下一些共同的记忆，或许还是有些意义的。但是我又发现这是很难写的一篇文章，如果如实好坏事情全写，可能会得罪一些老邻居，毕竟已经时过境迁了。因此还是寻找一些带有共性的事情，从历史的眼光，重新来看待它们，让大家共同回忆起以前在一起生活年代，或许可以心平气和客观地对待以往的轶事，留下一些美好的印象。

二．邻里和睦是当时的主流

当年开始一般一幢房子，住上1-2家人家，后来逐渐多了起来，3-4户人家也很普遍，但由于其中不少人家都是同事、亲戚，尤其是一般人家男女主人都有一些文化，所以彼此都能和睦相处，如果再好一些还会如同亲戚，甚至成为亲戚。我们小孩子之间更是不用说了，到邻居家，如同到自己家一般。当年住在我们这幢房子4楼的陆家，从镇海老家或从香港来往上海的亲戚很多，我们就像自己家的亲戚来到一般，随着陆家孩子称呼那些亲戚。我姐姐与陆家的姑姑陆文英还成了“闺蜜”，经常睡在一起，彻夜长谈。当年底楼陈家伯伯，因为看到我母亲热情大方，估计他从市郊来

的妻子不会受到欺负，所以就定下，住了进来，几十年我们相安无事。在我的记忆中，在轮船房子里，哪家夫妻、兄弟之间为了某个原因争吵是有的，但邻里之间吵架的事情几乎没有。如果邻居孩子之间发生争吵，一般家长都是先教训自己家的孩子，很少帮了自己孩子，责备邻居孩子的。我母亲与陆家姆妈（上海人早年称邻居家男主人为x先生，女主人为X师母，孩子称邻居男主人为X家伯伯，邻居女主人为 X家姆妈）都属于比较强势的女性，但也能和平相处，她们还做媒，将陆家姆妈的表妹介绍给了我的二叔，成了我的婶婶。即使后来在文革中，产生了一些误会，但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属于面和心不合的状态。而两家的男主人、孩子，甚至亲戚，还是如同以往一样和谐相处。

我母亲看到17号钟家的乳名叫小多的小姑成年，建议她取名为桂香，并把她介绍给了我的裕生表哥为妻，成了我的表嫂。23号的王家姆妈看中了住在27号大姨妈的小儿子柴慈钢，想把小女儿王苹许配给他，其实王、柴两家已经达成默契，还要让我母亲作为名义上的介绍人，从中斡旋。

但这里面并非没有冲突的因素，一旦条件成熟，大吵大闹的情景也会发生。我们的2楼曾经搬来一户姓王的人家，男的是一个小职员，女的是一个湖南籍的家庭妇女，她开始与底楼陈家女主人亲热得很，不知什么原因，成了对头。两人除了大吵大闹外，还专门找其他邻居诉说对方的不是，弄得邻居们不得安宁。后来王家搬走了，据说，有一次在路上王家女主人碰到了陈家姆妈，还主动打了招呼，说当时自己不够冷静，表示歉意。她们的争吵就算这么轻易结束了，但打破了轮船房子几乎没有邻居吵架的记录。到了文革，那些没有素养的人更是如鱼得水，小吵三、六、九，习以为常。但总体说来，毕竟大多数的人还是有教养的人，邻里和睦的氛围还是轮船房子的主流。尽管如今许多人家搬离了轮船房子，当我们一旦聚在一起的时候，仍旧会怀念当年和谐相处的日子。

我家与陆家非常熟悉，若干年以后，在参加汉德儿子婚礼时，与阿良舅舅、舅妈合影。

三．“学而优则仕”是曾经共同向往的目标

轮船房子里的居民对读书是很重视的，解放前就大学毕业的大概有几个，其中大学名气最响的，估计就是我父亲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所以我们家的客厅中，把父亲的大学毕业证书放进镜框中，像艺术品一样挂起来展示了很多年。以后轮船房子的学子们遇到考大学，无论容易考的年代，还是难考的年头，除了个别因所读的中学水平较差的毕业生没能录取的以外，一般都能被第一批本科大学所录取。解放后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是29号的舒景樟，他被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所录取，随后是19号的周学海，他考上的是浙江大学，以后27号的翁惠新和我姐姐钱丽臻，她们在1958年分别被华东化工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所录取。以后柴慈铭大表哥和柴慈钧二表哥分别就读于兰州铁道学院和西安军事电讯学院。到了1962年开始到文革前夕，大学特别难考，但轮船房子的学子还是考进较好的大学：1963年柴慈铎考进上海交通大学；1964年我和柴慈镛、翁振新分别进入同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处在对面的祥裕里的考生就比较惨了，与整个社会一样，录取率很低，他们都以诧异的眼光看待轮船房子。当柴慈铎考进上海交通大学的消息传来，大姨妈站在阳台上如同召开记者招待会一般，自豪地对着祥裕里的居民，发表“演说”。因此，在船房子，从“两弹一星”到如今的高铁技术的业务骨干人才辈出。

当时由于极“左”路线，家庭政治条件对能否被录取，影响越来越大。好几位功课不错的邻居，因为家庭出身或者海外关系的原因，都没被录取或者进了很不理想的大学，甚至酿成悲剧。有一位学子，可能是他父亲在香港的原因，连考2年没被录取，他还准备第3年再考，其间生病发烧，他自己买了青霉素服用，结果过敏去世。他母亲在他遗像前的供桌上，除了每天摆放供品外，还把他生前复习用的参考书也当作供品，一起供奉。能上大学似乎是他唯一的理想。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当时所谓重点大学，其实就是全国分配的大学。上述这些大学生除了翁惠新留校当教师，以后还当上了该校党委副书记以外，其他人统统都被分配到了外地。倒是考上不理想学校的学子都留在了上海。

文革开始后，我弟弟一辈中学生，除了按照政策留在上海工厂或郊区的以外，其他都下了乡到了外地，以后只有舒景樟的侄子舒庆元，突击高中课程，在1977年考上西安交大外，其他那些当年学习成绩不错的人，觉得能够返城回上海已经不容易了，如考大学，还要再被分配去外地，上海和外地生活水平的差别，使他们都放弃了进一步深造的念头。轮船房子考大学“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到此终结。

轮船房子的居民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和全面发展的培养。许多孩子还多才多艺，在我家，我姐姐是个绘画高手，还曾是交大游泳队的队长。我哥哥也是篆刻、书法皆通的化学分析专家。我虽然学的是桥隧，但我还是一名兼有文学和科普的“双重”作家。唐山路27号还出过小有名气的配音演员翁振新。17号的王照明的儿子就是当下上海女排的主教练王之腾。

四．阶级斗争离间了邻里的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轮船房子的人们关系最为和谐的时代。我母亲因为有点文化，所以最早出来担任居委会副主任兼妇代会主任。我父亲和大姨夫他们也热情帮助街道选举第一届区人大代表等社会事务。但当时政府和组织的工作人员工作水平也是初级的，只要有人检举，往往处理简单化，如果一时弄不清楚，也会把检举的材料放进被检举人的档案袋里。“一张8分钱的邮票，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就是那时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写照。我们家隔壁从宁波乡下来了一个自称“革命者”的女青年小倪，听说我家2楼房子出让时收了对方500元定金，她就检举说是二房东收顶费，结果法院就判我家罚款500元，以15元/月向法院缴纳。后来小倪胆子越来越大，私刻“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图章，这才被公安抓了起来。我母亲因为有了正式工作，所以不再担任居委会工作，同时房地局以她是因为从外公开的公司的职工，通过公私合营过来的，就将她错划为私方人员，属于资产阶级分子了，还让她退出了工会。为此我母亲先后吃了不少苦头，直至3中全会后，才得到平反。但由于母亲早年的里弄工作成绩出色，有很高的威望，仍很受周边居民的尊敬，都亲热地叫她“李大姐”。

以后，越来越讲阶级路线，阶级斗争。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外公打开了一听储藏多年的糖精罐头，把糖精装入几个小瓶给几个女儿，让她们在给外孙们做面点时调味。我表弟的一个奶妈，借住在大姨妈家，当大姨夫工作的牙膏厂“四清”运动时，调查管仓库的大姨夫是否有“四不清”的问题时，那个奶妈居然检举大姨夫把厂里的糖精拿回了家，于是厂方进行了逼供，大姨夫在实在挡不住时，违心地承认了曾经拿过了糖精，为此表弟本来可以被军事学院录取的机会也丧失了。那个奶妈得寸进尺，还要拿下借给她住的房间，法院也讲“阶级路线”，加上看上去与大姨妈家关系不错的邻居中的里弄干部，也暗中帮着奶妈写证明，说她一直住在这里，法院就将房子判给了奶妈，这在今天按照“物权法”，显然是错判的案子。在当时就是这样执行政策和法律的。

以后运动不断，邻居之间讲话都要提防对方，说不定又去揭发检举了。到了文革，更是六亲不认。有一个自称“阿拉工人阶级大老粗”的女人，总把“阶级斗争”对准了“私方人员”的邻居。在人家子女不在上海的时候，明里暗中给了邻居吃了不少苦头。据说后来这家邻居搬离了唐山路，她又用同样方式对着别的邻居，结果比她更厉害的邻居狠狠地报复了她。

现在回过头来回忆那段历史，大家在怀念珍惜彼此和谐相处时代的同时，也发现这其实就是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人际关系在轮船房子的一种变迁和反映。

五．面目全非的轮船房子

我们这座轮船房子，因为“鹤立鸡群”，处于当地最高的地势，因为前后都没有阻挡的建筑物，所以可以看得很远。尤其是夏天前后阳台门一开，穿堂风徐徐吹来，很是舒适。另外，我们四楼上面的平顶，有10多平方米，可以躺在那里仰望星空，凝视银河。在东汉阳路一侧的阳台，对着祥裕里临街的房子，住着儿时的同学、伙伴、闺蜜。隔着马路我和哥哥、姐姐分别与刘豪亮、豪光兄弟、顾惠堃、傅雅君、丽君姐妹互相交谈，也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

唐山路对面小三角地菜场，又称商丘路菜场，有一位姓黄的看门员工，与我们都很熟悉，大家彼此互相照顾，我们都叫他“老伯伯”。慈钧表哥从西安回家探亲，也忘不了拎了老酒专门去看望“老伯伯”。本来小三角地菜场是平房，曾几何时，那里盖起了6层楼房，1、2楼仍做菜场，上面变成了工厂车间，建筑高度超过了“高房子”，把轮船房子的“风水”全破坏掉了，风景视野没有了，夏季的穿堂风也没有了。那位“老伯伯”也不知何时去世了。改革开放以来，此地被称为“北外滩”，但由于虹口区建设速度滞后，所以面貌改变不大，显得破旧，慈钢表弟的妻子王苹当时称它为“穷街”。有点办法的人们都搬离了轮船房子，留在那里居民的不是因为年老，“故土难离”还住在那里，就是经济条件还达不到购买新的商品房的下一代。唐山路沿街都破门开店了，全然没有当年建筑漂亮的“风度”。可谓面目全非。

这两年轮船房子周围的地域，随着北外滩开发，开始大规模动迁了，新建的建筑，那就一定盖了比轮船房子高得多，是真正的高层建筑，那些旧的石库门弄堂包括祥裕里，也基本动迁完了。就是这座轮船房子，至今命运未定。说它属于历史建筑，似乎还达不到那个标准，尤其是里面结构，与我们想象中当年的故居，已经大相径庭，扶梯又窄又陡。外立面诸如阳台的栏杆构件，也又旧又锈，没有经过大修是恢复不到原来的风格的。这大概就是这座建筑和住在里面的居民，乃至它的业主目前揪心的地方。

作为我们曾经居住在那里的居民，无论轮船房子将来的前景如何，它留给我们的只有往事的记忆和回味，就如同“唐山路船房子” 微信群一般，是一个能为自己带来精神慰藉虚拟的载体。

小三角地菜场上面造了楼，"破坏"了船房子的“风水”，黄浦江上吹来的风，被它挡住了。

船房子对面的祥裕里在动迁之中，当年两侧的邻居，可以隔路交谈。

如今轮船房子周边动迁得差不多了。

六．《唐山路船房子里的故事》有续篇

自从我的散文《唐山路轮船房子》在微信朋友圈中发送后，在微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阅读文章的人数之多，打破了我以往在微信上发布所有的文章，甚至超过了拙文《伟大的郎平》一文的读者数量。据我了解，许多读者我并不认识，文章是从他们的微友那里传过去的，他们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许多人曾经住在轮船房子的周围，或者熟悉那里的情况。当然更多的读者还是对怀旧文章，尤其是邻里关系的话题感到亲切的原因，除了自己欣赏，还要让与他有过共同经历的人们分享。有一位住在轮船房子对面祥裕里临街房子三楼的陈素娣女士，她是我小学同班同学陈素银的妹妹，当她阅读了从曾经住在祥裕里的老邻居那里传来的文章后，浮想联翩，非常想与我这位“邻居大哥”的作者取得联系，但无奈我们分别已经30多年了，期间没有任何来往。急中生智，她想到住在2楼的邻居大姐傅雅君，在文章中被我提及是我姐姐的“闺蜜”，她与傅雅君虽然早就搬离了老房子，但保持着联系，于是她除了把文章也转给傅雅君，还恳求雅君大姐帮助她找到我。傅雅君是我姑父王永刚的师妹，前几年通过我姑妈钱桂英与我姐姐恢复了联系，因此，她一口答应帮助陈素娣找到我。当她打电话给我姐的时候，偏偏我姐到美国探亲去了，不在国内，因此联系不上。于是傅雅君马上想到再一次通过我姑妈来找我，果不然成功了。还没等到姑妈通知我，她就拨通了我的手机，语气非常激动，说我居然还记得她和她妹妹丽君的名字，而且一个字都没有弄错。当我用她的乳名，像当年一样称她“阿咪姐”的时候，她更是又惊又喜，佩服我的惊人的记忆力。当她称我“钱老师”的时候，让我难以承受，请她还是像当年一样叫我乳名“德顺”——这个一般情况下已经没有外人用此名称呼我了，来得亲切，如同回到了当年。随后，她把与我的通讯方式又告诉了素娣妹妹，素娣立即与我建立了微信联系，同时将雅君大姐也拉了进来，形成一个微信群，并相约，等到我姐姐回国后，聚会一次。为了满足了解彼此当下的模样，大姐还建议各人将自己的照片，先发到网上，互相辨认一番，看看与记忆中对方的印象有多大的差别。看上去她俩虽然都年逾古稀和花甲，但都保持着很好的风度，并具有一定的气质，都是拥有幸福家庭和高质量生活的女士。

但是光是通过微信通讯还是不如面对面交流来得更加直接。趁着我们家族每月聚会的机会，我们邀请了傅雅君、丽君姐妹和陈素娣女士赴宴，另外，还有姐姐婆家老邻居一位姓吴的女士，她是丽君姐的闺蜜，也应邀前来一聚。女同志见面少不得相拥掉泪，显示亲密。傅雅君大姐事先特地做了头发，继续保持她那高雅的气质。陈素娣女士因为原来比我小好几岁，我们彼此没有太多的交往，这次见面，发现她与她姐姐的内敛的个性正好相反，是一个非常阳光的教师。我也向她们赠送了我的散文集留念。

姐姐与傅雅君、丽君、吴文娟、陈素娣等闺蜜合。

再加上我和哥哥

七．重温少时邻里情

我们原来老家唐山路31号4楼的老邻居陆家的小儿子陆汉德，现在定居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今年5月份原来住在27号的我表弟柴慈钢和23号他的妻子王苹去澳大利亚探亲，就住在29号舒庆华家里。在澳期间受到了陆汉德、顾洁夫妇和庆华的哥哥舒庆元、徐美林伉俪两家的热情款待。舒庆元、徐美林与柴不仅是亲戚，还是柴慈钢在黑龙江农场时代的同事，柴也是他们恋爱、结婚的见证人。差不多同时，在柴慈钢夫妇回国时，陆汉德、顾洁夫妇也来上海探亲了。陆汉德早年出国谋生，刚刚退休，如今耄耋父母已分别是92岁、90岁的高龄，他自然非常珍惜父母都还健在的幸福时段，冒着上海罕见的高温，陪伴父母数月。当时柴慈钢预定将去广西北海照顾外孙女避暑，要到9月份才能返沪。由此我们约定9月上旬我们一起与汉德聚会一次。如今因为有了“船房子微信群”，平时大家有着信息沟通，所以也并不着急见面，但随后柴慈钢又去成都探亲了，为此，当9月3日我与弟弟平云见面时，还专门聊起了此事，怕汉德已经回澳洲去了。弟弟说，慈钢已回上海，5日将与他见面，他们会讨论的，而且约好这次聚会由我们兄弟俩共同做东。

5日傍晚，慈钢送走了外孙女后，就给我来了电话，说他已经与汉德约定，于9月12日中午聚餐，因为请了汉德的父母、姐姐陆靖和27号的舒庆冠一起共进午餐，考虑到在汉德父母年事已高，所以选择了他们家附近的万吉大丰和大酒店。我说，我已与平云说好，由我俩请客，慈钢不肯，说他有答谢汉德在悉尼热情招待的意愿，因此由他来宴请。

9月12日我携妻驱车前往饭店，途中我再一次向妻子介绍了我家与陆家源远流长的关系。在我已经出版的三本散文集中，差不多每一本都有涉及到陆家的点滴往事。自从我们家搬离轮船房子后，屈指一数，我已经有30多年没有看到过陆家伯伯、陆家姆妈和汉德了，与陆靖还是去年父亲大殓时，才见上一面。但与他们相处的30多年的许多轶事，我却如同昨天发生一般，牢记在心。

走进饭店，迎面看见了一个大圆桌子边已经坐了许多熟悉的面孔：除了弟弟平云、舒庆冠、王苹外，还有17号的王照月、王照明兄弟，这些儿时的发小，在前年舒庆华回沪探亲，我们已经聚会多次，还依此建立了微信群。另一个显然就是汉德了，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并连连说，我多像我的父亲钱家伯伯。30多年不见了，我心目中邻家小弟也成了年逾花甲的老人了，但当年形象面庞的痕迹，还是显而易见，如果我与他迎面走过，肯定还是认得出来的。寒暄间，慈钢前去迎接的陆家伯伯、陆家姆妈和陆靖已经跨进了店门，我们立即站起来前去迎接招呼，陆家伯伯、陆家姆妈都拄着拐杖，但体态轻盈，精神矍铄。看到我们兴奋激动不已，我们互相握手相拥，陆家姆妈连连说，感谢慈钢今天能将这么多轮船房子的老邻居请来聚会。我发现他们后面还有一个面熟陌生的人，原来是我家2楼邻居丁寅小弟，我们也有30多年没见面了。他给我简单地介绍了他们丁家的情况。

大家落座后，我妻子天仪给二老送上了中秋月饼，祝愿他们节日愉快，健康长寿。我将我的两本散文集分送给汉德夫妇和陆靖（乳名妹妹），因为里面有有关他们的故事。根据陆家姆妈和汉德的口气，我发现今天宴会的东道主好像不是慈钢，而是陆家。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汉德次日要宴请王照月、王照明兄弟和丁寅小弟，因为日程有冲突，因此汉德与慈钢商议，干脆合在一起用餐，于是东道主就成了陆家。30多年的分别，见面的话题自然是不胜枚举，尤其是我这个好怀旧的人，讲出了许多与陆家相处的往事，特别是我与已故的汉城兄是发小，有着兄弟般的友情。我几乎能够说出陆家所有的亲戚以及他们的名字，如陆家外公包树云、大伯陆济祥等，甚至连阿姨包珊芬的男朋友的名字都还记得，这让陆家伯伯、陆家姆妈惊讶不已，可见两家关系之密切。陆家姆妈说，如果没有 “文革”，我们两家能够一直和谐相处，该有多好啊！我说，我与我妻子天仪还在开玩笑说，要不是文革，我的妻子可能就是陆妹妹了。陆家姆妈说道，要是你给我做女婿，我真高兴极了，据我所知你是轮船房子里最有出息的孩子之一。说话间，大家哈哈大笑。当看到我给陆家姐弟送书的时候，丁寅小弟提出他们姐弟也要，尤其是如今在新加坡的丁伟姐姐，非常希望得到我的书。我答应次日给他们姐弟每人快递送书一本。于是又谈及丁家的一些趣事。席间，大家纷纷谈论以往轮船房子的人和事，感叹不已，笑声不断。看上去陆家姆妈尽管高龄，头脑仍旧非常清晰，掌管着决策大权，陆妹妹不时交头接耳向她汇报菜肴的递菜情况。陆家姆妈说，今天真是高兴，在有生之年还能与你们回忆起许许多多尘封已久的往事，感到欣慰。随后，慈钢提议大家合影留念，因为宴会时间较长，饭店的员工都在午睡了，一个服务员还是被我们喊起来为我们拍照的。

三十多年未见的陆家

陆家长辈与轮船房子发小们合影

八．老邻居队伍在“滚雪球”

随着《唐山路船房子》微信群的不断运转，“线上”、“线下”汇聚到船房子老邻居队伍的人数也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微信群”里，有最年长的舒景樟和他姐姐舒景芬的先生马星若，大批的都是彼此称对方父母为“X家伯伯、X家姆妈” 我们这一辈；也有柴慈镛的儿子柴伟成那样小一辈的。这些人不一定都在上海，有的在海外。但有了微信，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意才真正体现出来了。那个虚拟的“唐山路船房子”依然存在，我们仍旧是朝夕相处的邻居。

谈到“线下”，开始只有从澳洲回沪探亲的舒庆华到上海时，才是大家聚餐的日子。后来活动也逐渐多了起来，一次31号二楼的丁伟从新加坡回沪，我们也在家族聚餐时，将陆、丁两家邀请到一起聚会一次，我们彼此最长已有30多年未曾见面了。当我和妻子去悉尼探亲的时候，与在那里定居的舒庆元、庆华昆仲、陆汉德等四家人家总要互相宴请一次，这样的活动密度倒反超过我们在上海发小们聚会的机会了。

后来微信群里的女孩子又把33号的王遐敏女士也请进到群里，最近通过《上海老底子》平台，又把17号的钟慧娟请回《唐山路船房子》。这两位女士据说是船房子女孩子里的佼佼者，但由于与我的年龄相差较大，所以只有耳闻，没有印象。据说她们都把我姐姐钱丽臻当作她们儿时的偶像。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之所以能够聚集到一起，还是由于“唐山路船房子”的邻里曾经的朝夕相处，已经形成了一种“乡愁”，也是船房子及其周边居民共有“邻里文化”，它埋伏在大家的心理，当一旦时机成熟时，就转变为难以割舍的亲情、友情，并将一直保留到永远。

 

31号钱、陆、丁三家聚会合影

在悉尼与庆元、庆华一起聚会。

让下一代也继承我们的友情。

钟家三妹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