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与天堂

羊大为美

　　上有天堂，下有书房，鲁迅在《伤逝》中说“我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博尔赫斯也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书房兼有家庭图书馆功能，大约也是读书人的天堂。涨潮说“有功夫读书谓之福，有力量济人谓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福”，三福之中与书房沾边者二。书房乃存书之室，更是与书相遇之所。遁入书房，未必读书，便可使心宁帖，身孤独。书房纵使不是爱书人甘愿埋葬自己灵魂之处，也该是理想生活的同义语。

     书房的空间，个性化，私密性，西人有谚“不要带陌生人参观你的书房”，知堂老人也说“书房是不能给人随便参观的，否则人家一下便可看出你有多少学问”，皆切肤之言。书房里固然有适于独自阅读之书，但书房更是一个适宜独处之地。我也有间简陋书房，堆了很多的书，本就没有学问，当然也就无从看出所作学问，倒看得出近三十年来买书的足迹。许多册子早该下架了，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书籍之辞架，本应逐潮流、随兴致新陈代谢，但还是舍不得，插在那里，是对既往岁月回不去的念想。倒是一些未曾我读的新书，品相虽佳，仍登不了架，只得乱叠于桌凳之上，任尘埃接触，杂积于床榻之下，由虫豸驻留。藏书越多，内心的忧虑便越强：一忧无以尽览，好书买得愈多，读债便欠得愈深；一虑无着归宿，如今书摊上的好书，多为爱书人后代之所弃。

　　最是冬日里射入书房的那抹阳光，暖融融，懒洋洋，昏昏欲睡时，便生了迥出尘表的超然。可惜未一阵便偏斜了过去，又一回喟叹时光之不待。去年春上，斛建军兄为《如此书房》一书撰稿，光临书房采风，文章题曰《书房和博客一样典雅》。我本粗人，安了“典雅”的词，顿觉颊燥，藏几本除用作求知，更具象征意义。书出版后，还结识了该书的主编薛原先生。大概是受到斛君优美文字之鼓惑，而启动了遐想程序，薛先生说若来太原，定要到我的书房看一看，我说当然可以。

　　读书不择地，何须至书房。据说钱钟书杨绛先生家中，并无多少藏书，书非借不能读，无数的书其间流进流出，存留者惟有一摞一摞的读书笔记，学问随逸气皆已入内，胸罗万卷矣。黄裳《榆下集》提及二人的书斋生活：“杨绛，钱钟书是住在清华园的名教授，我把采访安排在晚上，吃过晚饭后我找到他的住处，他和杨绛住着一所教授住宅，他俩同在客厅里，好像没有生火，或许炉火不旺，觉得很冷，整个客厅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了一张挺讲究的西餐长台，此外两把椅子，再无别物。长台上堆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夫妇就静静的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是我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个典型的夜读环境。除了上课办公开会之外，可以说深居简出，晚上的空余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是青灯黄卷的好时光，他俩不愧是一对读书种子。”餐厅是个可以吃食的书房，卧室是间能够躺下的书房，芸香人家，芬芳随处。一个手捧书本旅行的青年，车厢即书房；一个窃笑书里情节的小贩，柜台亦书桌。

　　我起初翻书的动力，源自获取有用知识想当作家的功利需求。好好作家的一项基本条件，便是知书爱书超乎常人。文学创作较之一般读者，更理性，较之专家学人，更宽泛。梁启超“书宜杂读，业宜精钻”的话，大概就是说给作家和编辑的。出于对书籍的尊重，对知识的景仰，便需给书找个安身处所，遂将家中唯一的阳房，腾让出来。虽说有东壁图书，而无西园翰墨，虽说有明窗曲几，而无松风竹月，却已令人感到奢侈异常，有愧三餐矣。好作家始终对书有着一份特殊情感，即便我算不得好写作者，对书的情感还是有的。

　　朱光潜说：“读书必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或是科目，或是问题。”起初我是以文学爱好者为中心的，之后便全然消失了目标，进入乱翻书的自由界域，成了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普通读者”：“他读书，是为了自己高兴，而不是为了向别人传授知识，也不是为了纠正别人的看法。”阅读纯粹源于一种好奇时，书房随之减却了用途。

“画师垂老有娇女；名士结交无俗宾”，不知谁人联句，“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乃袁枚诗篇，皆属书房里的呓语之惬，纵使乌衣门第，也则“案有琴书家必贫”。设间书房，就伪读书人而言，撑个面子；就真读书人而论，穷之始也。晚明胡震亨藏书万卷，人谓“博物君子”，由固城县教谕，知合肥县，荐补定州知州，万历四十六年，因有政绩官声，擢升德州知州。然为留守一室的藏书，竟托病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老母年事已高，需人服侍。德州小吏远来催促，其接过文牍，且在上面题了两句诗：“自爱小窗吟好句，不随五马渡江来。”最终，胡震亨还是挂印而归，一头钻进书房，局囿至死而不复出焉。

　　书房何须大，花香不在多，书房也无规制，富者筑楼为室，贫者一隅一席。“当今之世，人要活下去也是不容易的，能有点文学艺术的修养，才能活得从容些”，是否可将台静农的这句话改作：“当今之世，房价这么贵，能有间书房，已属不易耳！”

　　（图片中的书厨照片是羊大为美的部分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