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蹉跎人生——一个“老三届”的自述

柠檬有点酸

　　沧海桑田，岁月如歌。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一段自己的生活经历。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人喜欢怀旧，回想起我的生活经历，还真有些小故事值得回忆。

　　我叫谢建华，1952年正月初八出生。听母亲说那天雪下的特别大，天气也特别冷，童年在我记忆里过的非常幸福快乐。那年代生活虽说并不富裕，但我却从来没有缺吃少穿，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有钱人家。爸爸是一个精明能干，吃苦耐劳，很有经济头脑，有着丰富经商经验的人，是一个十足的晋商。

　　解放前他是字号的三掌柜，一直往返于兰州到上海之间，将甘肃的药材发往苏杭及上海，又将苏杭的绸缎运回兰州，生意旺季时就用火车皮贩运。解放后公私合营，爸爸被定为资本家，当时他动用积蓄4000银元支援国家建设，投资了兰州卷烟厂、兰州造纸厂、兰州印刷厂，为解放初期兰州经济建设尽了一份力量。公司合营后，政府安排爸爸在省商业厅工作，又干起了采购。爸爸被定为资本家以后，思想压力很大，加之三年自然灾害及常年出差，他的身体每况欲下，到后来全身浮肿，病倒了。1960年他自己提出退职在家，这样全家就没有了生活来源，爸爸说要带领我们全家回山西老家，我妈坚决不同意，我爸就一个人回到了山西老家。回去一看，觉得农村还不如城市，不管怎样，城市每月还有定量供应，农村就没有粮食，就这样他又回到了兰州。一家人要生活，我们兄弟三个还得上学，他只好选择拉架子车，给工地拉砖、在省日杂公司下属单位拉运杂货、给饮食公司各餐厅运送煤炭。由于常年干着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加之1964年又开始了社教运动，街道居委会时不时会安排一些脏活累活给他，爸爸思想上一直背着大资本家的沉重包袱，身体和思想上的双重压力使得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还得咬牙干下去。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5月12号，爸爸在兰工坪挖土方时，突然头顶上面的土方坍塌，将爸爸掩埋在土底下，当时和爸爸一块拉土的同事半个身子也被埋住了，他一看爸爸被土方全埋住了，只能看见铁锹直直插在土里，他急忙从土里爬出来一边用双手挖土，一边大喊，"来人啊，快救人"，这时路过几个好心人，大家齐心协力，手脚并用地把爸爸从土里刨出来，当时是早上九点。那时没有120，好心人们把爸爸抬到公路边拦了辆车送到兰州二院，因为爸爸是大资本家，医院没有进行及时的抢救治疗，只是在抢救室门口过道里，放着张病床，妈妈得到运输单位的通知，已是下午五点多了。在抢救室门口过道的病床上爸爸只是鼻子里插着氧气，奄奄一息。爸爸看见妈妈来了，拉着妈妈的双手，眼里止不住地留着泪水，嘴里喘着粗气，断断续续说"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五个孩子"……这样反反复复无数次，直到深夜11点多，我可怜的爸爸闭上了双眼，带着心里的冤屈和对家人的不舍离开了我们。那年我14岁，两个弟弟，一个12岁，一个10岁。我的爸爸生命最终定格在57岁。时隔多年，我在想念爸爸时会觉得爸爸虽然死于意外，却躲过了文革一劫，要不像爸爸这样的人在文革中也会被整的遍体鳞伤，不会有好日子过。

　　1965年，我升到了兰州八中，初中只读了一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没有正规上课，整天在学校开批判会、抄写大字报，因我是"黑五类子女"，一般在学校我也不敢张扬，随着大流走，有空在家看看书，妈妈害怕男孩子出去惹事，我和弟弟在家帮妈妈干些缝手套和纸盒的小活来补贴家里生活，此时家中境况已和我童年时期天差地别。

　　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不用说我肯定留不到城市，我被分配到兰州红古区红古农场。我背起妈妈收拾好的简单行李，坐着大卡车一路颠簸四个多小时来到目的地红古农场。到达时已是晚上，农场给知青盖的房子还没有完全干透，天寒地冻，房子里很潮湿，大家住着大通铺，集训了几天，开始分连队，我被分到了三连。刚把宿舍分好，对周围的环境还没有来得及熟悉，1969年元月九号，突然我收到家里发来的加急电报，内容很简单"家中有急事，速返兰"。我心中忐忑不安，才出来三四天会有什么急事？当时回兰州的火车是晚上，幸好我最要好的朋友，在邮电农场当通讯员。于是我一路连走带跑，往红古城邮电农场奔去。数九寒天，等我赶到邮电农场，已是满头大汗，内衣全湿透了。我狼狈不堪、上气不接下气的跑来，见到同学时气喘的连话都说不出来，直接将电报递到他手中，他心领神会，明白了我的意思。刚好有辆大卡车往兰州去送煤，但驾驶室里两个座位已经坐满了。我心急如焚，回兰心切，根本管不了这么多，只能坐在车斗的煤堆上。同学给我找了一件邮政棉大衣，我就坐上拉煤车往兰州赶。寒冬腊月坐在煤车上，耳边西北风嗖嗖的狂叫，冻得我直打哆嗦。人在煤堆上缩为一团，下车时我几乎冻得僵硬，话已经说不出来人，整个成了煤猴。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中街子，进门一看我惊得目瞪口呆。诺大的房间空了，地上只放着家里的大皮箱及几个大包袱，这是怎么了？妈妈双手颤抖地拿出居委会给的“将资本家家属遣送回山西原籍劳动改造的证明书”，因为我家房子又大又好，当时在中街子都是数得着的，居委会主任要用我家的房子给他儿子做婚房。当时的形势，没有我们说话的权利，我的大脑嗡的一声感觉立马就要爆炸了，妈妈抱住我大声痛哭。我当时16岁，已去农场，两个弟弟又年幼无知，妈妈年老体弱，家里没有生活来源，要回到山西老家，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当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哭了一会儿，我故作镇定地对妈妈说，我是家里老大，我定会担起家庭的重担。我知道自己只是为了安慰妈妈才这么说，当时我刚去农场每月只有24元工资，我拿什么来担？怎么担？心里感到非常的绝望。因为只请了三天假，我含泪送走了妈妈及两个弟弟。再返回家里时，望着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已被一把大锁紧紧地锁住，物是人非，房子的主人流落异乡，不知何时归，我完全控制不住感情，任由泪水飘洒，毅然决然的走出大院再也没有回头。

　　我回到红古农场，处处小心谨慎，努力的做好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管是烈日炎炎的夏收，还是三九严寒的农田大会战，我都任劳任怨，从不挑肥拣瘦。以至到后来犁地、麦场码垛、农田播种等各种农活，都已干的得心应手。妈妈带两个弟弟回山西老家后的第二年，农场就有了探亲假，这对我来说简直太好了，我也感觉很欣慰，我可以每年回一次老家看望年迈的妈妈及两个弟弟，农场每月24元的工资，男生吃的多，饭票经常不够吃，但我每月不管怎样一定要省上十元，每到探亲假来临，妈妈总是望眼欲穿地等我回去。我每次回到家，先用一年攒的100元钱给家里买些油盐酱醋及生活用品，再帮妈妈还平时借东家一元，李家几毛的旧帐。记得有一年回家探亲，我用平时节约的饭票及队上好心人帮助我的粮票，买了一袋白面，一袋玉米面，共有100斤，装入一个大麻袋，同学帮我送到火车上，我拼尽全力，肩膀都压肿了，硬是拼命地把两袋面粉背回了山西老家。这两袋面粉，在当时派上了大用场。妈妈及弟弟回到老家后，妈妈年纪大身体又不好，挣不到工分，小弟年幼还在上学，大弟也只有十四五岁，各种农活，只有大弟一人承担，平时因顶着“黑五类”的出身压力还要受村里歧视，妈妈拖着瘦弱的身体支撑着这个支离破碎的家。每到探亲假期满后，离开时我都心情很沉重，心如刀割，妈妈和弟弟总要送到村口，我眼含泪水，一步一回头，直到看不见他们的身影。1973年中后期，知青陆续开始抽调返城，我深知我家既没钱也没权也没有任何后门，只能靠自己努力争取早日跳出农门。当时因成分不好，一次又一次走出农场的机会都落选。1974年底，我有幸抽到了红古窑街水泥厂，当调令拿到手后，我悲喜交加，喜的是从此离开了农场，成为一名国企职工，悲的是离兰州更远了，以后调回兰州的希望会非常渺茫，对象也更不好找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满心欢喜，总算跳出了农场。

我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被分配到水泥厂的机修车间，工种是钳工，这在水泥厂里算是很不错的工种了，我认真向师傅学习，刻苦钻研钳工技术，抽空还学焊工，铆工等技术。我干活从不偷懒，深知多学门技术对自己有好处。转眼我也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由于每年都回家探亲，没有存下积蓄，还借了好多钱。我利用下班业余时间到矿山去拉矿石装车，一天装上两车矿石就能挣七八元钱，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一年下来就把借的700多元还清了。

我在水泥厂工作了六年。1979年在兰州结婚成家，当时没有房子，结婚暂借姨姨家的房子，两地生活很不方便，后来经亲戚全力帮忙，1980年底我终于调到兰州市区的甘肃中医学院。1981年女儿出生，这总算结束了两地分居和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时我妈妈也落实政策回到了兰州，家里的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那时我心里充满了阳光，心情特别愉悦，信心百倍，全心全意的干好工作，照顾好自己小家庭，小日子过的顺风顺水，感觉前途一片光明。生活总是充满着悲欢离合，1986年妈妈刚开始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时，被查出肝癌，我深知妈妈的病是因在山西老家积劳成疾，常年郁郁寡欢而得，从查出病到去世仅三个月时间。那时我家生活也刚起步，生活条件略有好转。可妈妈晚年没能过上几天好日子，没有享上我的福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当时我悲痛欲绝，内心深感愧疚，总是感觉对不起她老人家。逝者已去，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下去，我心里只能默默地祈祷妈妈“天堂没有病痛，也没有不公，愿您老人家在另一个世界过好每一天，含笑在九泉”。

处理完妈妈的后事，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走不出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心中一直在想妈妈。一生太苦太累，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妈妈几十年的养育之恩，她就过早的离开了我们。就在这段时间，突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入我的耳中，我当时听后，大脑一片空白，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最要好的发小告诉我说“你对你妈的感情如此之深，但她不是你的亲生母亲，你是要来的”。他对我说这是他听山西老乡说的。几十年来，我从未听说过此事，我根本不相信，但又仔细一想，这非同儿戏，一般人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更何况我在谢家度过了幸福的童年，谢家两个姐姐、两个弟弟，父母对我都非常好，难道这里面真有我所不知的秘密吗？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打算向老院子邻居问个明白。经我再三追问下，这个邻居总算告诉了我实情。原来我生父姓张，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在兰州二中任教，生母姓蒋，在兰州二中任会计，1999年8月经朋友引荐我第一次走进了生母的家。进门后，她正好与邻居聊天。我先做了自我介绍，当时我说我姓谢。原来家住在中街子，她先是一惊，脸色异常，但马上又恢复了正常，场面比较尴尬，我去的很突然，她心里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她万万没有想到47年前送给谢家的儿子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这时理智告诉我，先离开她家。第二天一大早，她托朋友打电话让我去家里，有事要谈。当我第二次踏进生母家的门时，情况与先前完全不一样，她抱住我失声痛苦，摸着我耳朵上的栓马桩，边哭边说“儿子啊，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40多年了，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今天见到你.......”我当时也泪流满面，等我们母子双方情绪稳定下来后，相互交谈了40多年的生活变迁，坎坎坷坷。生母告诉我，当时迫于无奈，没办法抚养我，有个亲戚把谢家的情况告诉她，养父家生活条件很好，是个本分的生意人，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就这样我出生九天就送到了谢家。养母抱养我之后，第二年就生了我大弟弟，随后1956年又生下了我小弟弟，养父觉得我给谢家带来了福报。养父养母对我百般呵护，两个姐姐对我也是疼爱有加。童年的我在养父家过着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生活，那是我一生中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光。

找到生母后，生母一家在悦宾楼为我举行隆重的认子仪式。那天，我见到了哥哥，妹妹及弟弟。当时我的心情难以言表，我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没有想到快50年了还能找到自己的生母。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生母患不治之症肝癌，在她病重住院期间我尽自己最大努力，到处寻医问药，白天黑夜守护在她身边。生母虽然把我生下送了人，没有抚养我，但是她给予了我生命，让我能有今天，我尽心尽力地照顾着生母。这点她也很是感动，我自己也问心无愧，一晃生母也离开十来年了。在此也愿我的生母在天堂过好每一天。

往事如烟，弹指一挥间，转眼自己也步入了老年行列。回想这几十年走过的人生道路，曲曲折折，不胜唏嘘。从呱呱坠地到两鬓染霜，岁月的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世间沧桑。接下来，在夕阳的路上，保养好身体，过好晚年生活，尽享天伦之乐！

　　 1998年农场战友首次聚会合影

　　1999年农场战友聚会合影

　　 2019年农场战友聚会合影

　　妈妈的手稿，一万多字，二十多天，三易其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