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青春，——缘聚二桥学校五十年

西窗剪烛

上世纪1970年前后，淮河入江水道太平河畔仅有十几间简陋校舍的二桥小学，陆续集合起一群20岁左右的插队和回乡知识青年，在几位三十多岁公办教师的带领下，开启了建设乡村完全小学+初中“戴帽”学校的不凡历程。一位文学大师说过：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让我们借助尤广琴老师精心保存的一些珍贵历史照片，轻轻叩开记忆的闸门，穿越历史的时光隧道，去找寻五十年前留存在乡村学校讲台上的青春身影……

上照是我见到的最早、最珍贵、最有时代特点的二桥学校老师合影，时间应是1969年底或1970年初的冬季。上面的老师大多是从公办中学、小学及其他学校抽调过来的，真正原二桥小学的老师只有两三人。一下调来这么多骨干教师，究竟所为何来？当时并不知情，现在回头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煤炭部一四七勘探队来江苏找煤入驻二桥，有一百几十名职工子女要上学，上级教育部门抽调教师支援二桥小学；二是开办初中班，创办“戴帽”二桥学校。

不知其他青年教师怎么进校的，只能讲讲自己。1968年11月插队到二桥大队头桥生产队，年仅十八岁。在乡亲们的关心帮助下，经过两年实实在在的农活锻炼，初步了解了稻麦、棉花等农作物的耕种生长收获过程，基本学会了除犁地、插秧以外的大部分农活，经历过多个“双抢”农忙和挑圩堤，刚下乡时体力不够的艰难都咬牙挺过来了，稚嫩肩膀能挑一百多斤担子不歇脚走几里地路。农闲时也帮生产队做些宣传，用宋体、黑体等美术字刷写标语，给每家大门都用红漆写上长久性的毛泽东诗词对联。

在生产队做得最有意义的事是扫盲。那时农村太穷，许多农村孩子到学龄也不上学，在家帮做家务，十四五岁就随大人上工挣工分。有的即使上学读个初小识些字就算了，读到高小毕业的不多，至于读到初中乃至高中更是凤毛麟角，而且要到周边城镇去读，其结果是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新文盲。当时紧邻的头桥与晓庄生产队合办了一个扫盲班，利用晚上时间教人识字，指派我当教师。参加扫盲学习的有十几个人，都是十几岁的男女青少年，错过了最佳读书年龄，只能通过扫盲识点字，但不能根本改变农村教育落后的状况。

再后来，教育部门开始抓学龄教育，可能是因校舍整修，在生产队开办一个小学一年级班，招收学龄儿童，由我担任教师，书本教材由二桥小学提供。这种校外办班时间不长，后来转入了二桥学校，我也就这样稀里糊涂当上了民办教师。

回望二桥学校的那段历史，首先应该致敬这张老照片上的二桥小学原来的三名老师：陈萍老师（前排右二）、王老师（前排中）和廖礼斌老师（后排右三）。是他们，在当时农村小学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坚守农村教育阵地，给农村孩子保留了学习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再就是调来支援的教师，他们放弃公办学校较好的工作生活条件，服从大局、甘作奉献，为创办全新的二桥学校打好了“地基”。

时任校长黄经伟（后排右一）和夫人张惠英（前排右一）都是湾头中学的教师，也是我的老师，具有丰富的办校教学经验。黄老师是个充满激情的人，激情上来，满面泛光。他教几何，讲起课来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能把艰深生涩的数理课讲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我至今记得他教我们记圆周率的顺口溜：“山上一寺一壶酒，两块肉，壶三壶，摆酒吃酒……”。张老师教俄语，她那深入细致的讲授和流利悦耳的俄文课文诵读至今声犹在耳。他们当时应该新婚两年左右，但为了帮助二桥学校开办初中班，夫妇二人义无反顾，携手下乡。我到校时，学校初中新教室已建好投入使用，初中班已经开课。张老师出身扬州弹词世家，两位老师为活跃学校气氛，专门从南京请来省曲艺团著名演员、张老师的哥哥领衔的一班演员为全校师生演出，让我们首次欣赏到高水平的曲艺节目。黄、张二位老师在二桥呆了二年左右，为“戴帽”学校做了开创性工作。

照片上的另两位资格最老的老师：王廉（后排左一）和张正贵（后排左三），来二桥前两人都是湾头公办学校有名的骨干教师。王廉老师总是一副儒雅斯文的派头，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衣服齐齐整整，胡子修得没有出头之日，这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他为师生树立了既重内修又讲外表的为人师表的标尺。他不仅书教得好，还写得一手飘逸灵动的行书，求字者不断。王老师出自复旦大学，有时与我们聊起复旦校园生话，特别是复旦的伙食，馋得我们这些不知大学大门在哪，肚中没有油水的小知青直咽口水。张正贵老师聪明能干，业务能力非常强，教学、管理等各项工作都显得举重若轻，井井有条。虽年长十岁左右，却和我们小年轻十分谈得来。当时学校订了一份《参考消息》，是大家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每天看完报纸，张老师都要围绕报纸上有关报道，与我们一起海阔天空，纵论天下大事，这也成为当时办公室一景。

在创办“戴帽”学校工作中，每个人都是重要的。照片上的康老师（后排右二），当时应是副校长，工作业务能力很强，但在二桥的时间不是很长。董乃德（后排左二）是邗江县中的老高中生，为初中班师资的新生力量，人也很活跃，后来调回老家沙东学校当校长去了。照片上后排居中的瘦高个是范老师，好像是管后勤的，为建设新校舍、修理老旧校舍费心吃力不少。那时，尤广琴、邵伯梅二位已经进校了，照片上手握“红宝书”满脸灿烂，看得出当上教师心情大好，两人是我们这批知青教师中资格最老的了。

这张照片拍摄时间大概是1971—1972年夏季，照片中人员变动较大，校领导换成了江泊澄校长（中排左三）、王日昌副校长（中排右三）。上张照片外地支援二桥学校的老师居多，而这张照片上的则以“本土”的为主，新调进的十多名年轻教师基本是二桥大队的插队和回乡知识青年，分别是廖汉云、郑广鸿、高桂平、陈兴华、戴小玉、乔文霞、朱正琴、夏华、魏景玲，我也在其中，二桥学校开始进入稳定发展时期。

江泊澄校长是属于讷于言、敏于行，每临大事有静气的那种人。平时他面部表情不多，既看不到发怒的样子，也基本看不到笑容，但说话待人非常温和，对年轻教师很是关心爱护，给人踏实可靠的感觉。王日昌老师是忠厚之人，做事踏踏实实、勤勤恳恳，是江校长的好帮手。

陆续调入十几个没有经过专业学习训练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教师，一下涌进一百几十名一四七勘探队的职工子女，对当时的校领导和教师都是严峻考验。那时还没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农村学龄儿童普遍入学率低，一般农村小学也就两三名民办或代课教师，也不分班级和科目上课，往往一名教师要教两个年级的语数全课。这么多新教师的加盟，为二桥学校按照完全小学和初中办学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开办初中班后，除语数外还增加了几何、物理、化学等课目，全校还配备了体育、音乐等教师，这对于二桥学校无疑是历史性的跨越和进步。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要强学校，提高教学质量，关键在强教师，增强教师“传道受业解惑”的本领。我们这批年轻教师一方面认真向老教师学习，同时实行互帮互教、边教边学。上好课关键在备课，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我们认真编写教案，明确教学目的、内容，梳理出知识点，确定教学步骤和教学方法。戴小玉和魏景玲是老三届老高中生，是年轻教师中的“大姐大”，不仅学识高也成熟得多，主要承担初中班的教课，两人认真学习钻研，很快胜任教学任务，给大家做出榜祥。学校还组织公开课等形式，交流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邵伯梅、乔文霞、陈兴华等老师都开过公开课，我好像也曾到场旁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磨炼，这批青年教师迅速成长起来，并逐渐开始担担子，学校整体教学质量也稳步提高。

这是二桥学校稍后时期青年女教师的合影，虽影像泛黄、图面斑驳，但仍难掩当年二十多岁女教师们的娇媚俏丽和青春朝气，拍摄时间大概1974年左右。其时应是女校长程裕秀主政，是为二桥学校最鼎盛的时期，后来还招收了邻近夏桥大队部分生源，初中增加一个班，在校生可能有三百多人，任课老师最多时有二三十人，在当地农村大队级的学校中应是规模较大的了。当时二桥学校三任校领导一任接着一任干，可谓各有特点和功绩：黄校长是激情四射，创建新校；江校长是沉稳踏实，夯实基础；程校长则是精明能干，铸就辉煌。

被同事赞为“黑牡丹”的程裕秀校长不但人长得漂亮，干起事也十分利落漂亮，大大而会说话的眼睛，微黑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许多工作和难事往往就在她朗朗的笑声中轻松解决了。二桥学校几乎是一穷二白：破旧的教室，学生自带课桌椅，几乎没有教具，看不到象样的设施……最根本的是没有钱。这时候程校长的外交能力充分显示出来了，她四处化缘筹钱，添了一台脚踏风琴；跟二桥大队要了两棵树，打了一副树板乒乓球桌；上门找一四七队领导请求帮助，要了一些铁管，打了一副学校大门……这些现在看不上眼的教具用具，当时在农村学校中算是“高配”了。从此校园内不仅有琅琅的书声，也有了悠扬的琴声、悦耳的歌声、拍击的球声和学生们欢乐的笑声。

那时二桥学校规模和教学质量稳步提高的同时，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文体活动很活跃，这方面是知青老师的强项。西安知青尤广琴老师负责文艺教学，曾组织一支小学生乐队。学校排练的文艺节目到县里参加会演，获得广泛好评，培养了一批文艺人才。上海知青郑广鸿老师在上海上学时是足球运动员，排球、篮球等也很擅长，虽然受到条件限制，仍积极开展教学训练，深受学生欢迎，提升了全校体育运动水平。我乒乓球打得稍好，基本训练也懂些。一些同学每天放学后都与我和其他老师一起练球，技术水平提高很大，几位打得好的同学已可代表整个湾头学校参加县级比赛。

上面照片中有曹志芹、张仁芳老师，这段时间还有张南宁、廖礼忠和教初中的张桂芳、吴乐沈几位老师先后进校。那时还有一位与我相处甚密的蒋保如老师，每天上下学与我一路去一路回。蒋老师是常州人，三十多岁，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到湾头学校教书，长期与常州家属两地分居。他知识面广，爱说爱笑，写得一手漂亮的魏体毛笔字，二胡也拉得很好，还兼任学校乐队指导，两年中我跟他学了不少东西。还有几位因入校时间较短，只记得姓忘了名，其中有南京女知青小徐、扬州女知青小潘、苏州男知青小唐等。

这是在二桥学校时，郑广鸿、廖汉云和我三人难得的一次合影，拍摄时间应是 1974年左右，地点在万福闸鱼道东边太平河入口的闸口处。那时的我们青春阳光，年少无猜，但这种美好永不再来。

尤广琴老师是个念旧而又重情重义的人，是她的多方寻访、不懈努力，将过去的学校老师逐一找到，又联系到一起。这张照片是2017年4月，尤广琴和邵伯梅专程到江都水利工程枢纽看望陈萍老师。陈老师是二桥小学的元老，我始终记得她长长的大辫和圆圆脸上总是挂着的笑容。

我1974年下半年借调到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基本离开学校。1976年底上调分到石油勘探队，工作性质流动分散，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工作生活条件艰苦，一年难得回趟家，与外界联系就少了，后来调到机关才逐渐趋于稳定。也是广琴、伯梅老师和学生们的努力寻访，我这只离散的孤雁才重新入群。

广琴千里回扬州“寻亲”，令我非常感动。2017年4月16日，正好几位一四七队的学生分别从南京、徐州来看她，便与能联系上的在扬老师在瘦西湖畔举行了一次师生聚会。这次聚会首先还是成全了我们部分当年青年教师四十多年后的重逢。参加聚会的分别有郑广鸿、张仁芳夫妇，张南宁、邵伯梅夫妇。

我们这批当年的年轻教师前前后后有二十多位，因年龄相仿、命运相同，相处如兄弟姐妹。当时我们都处于高中、大学的年龄段，名为同事，实为同学。我们在学校这个特殊的岗位，学当教师，二桥学校的几年，是我们上师范、大学的经历。有二桥学校这几年历练奠底，我们这批年轻教师后来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取得了出色成绩，继续从事教师工作的扬州知青乔文霞还被评为“高级教师”。

在二桥学校几年，我们这批年轻教师不仅建立了友情，有的也收获了爱情。当初在学校时扬州知青张南宁与邵伯梅工作中朝夕相处，逐渐互生爱慕，但一直“潜伏”得很好，表面上并不“显山露水”。上调工作后一切水到渠成，两人终于喜结连理。看到他们聚会上幸福的样子，真该感谢二桥学校这个“红线月老”。

弹指一挥间，我们年轻教师入教二桥学校已经过去五十年。二桥学校就像一座苗圃，在园丁们精心培育下，已是桃李芬芳、鲜花满园，从一个仅有两三名教师的农村小学，经过几任领导和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发展成为小学完全、初中正规、初具规模的“戴帽”学校。这种小学+初中的“戴帽”学校是那特殊时代的产物，适应了当时农村教育的需求，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的绝唱。如今，因教育政策和学区调整，二桥学校已与其他学校合并，但其曾经的辉煌和发挥的作用将永载史册。

二桥学校历史大概仅三十年左右，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她就像一颗流星，虽然消失依然放射出最耀眼的光芒，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首先，学校规模扩大带来了学龄儿童入学率的提升，避免和减少了农村新一代年轻文盲的产生，提升了农民的整体素质；其次，完全接收一四七队一百几十名名职工子女入学，使这批孩子不因父母单位迁移而失学，保证他们小学、初中的人生阶梯不致脱节；三是成功开办初中班，使农家子弟在家门口受到更高层次教育，也为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打下基础；四是教育效果显现，那时学校初中毕业生更多进入高中学习，张正贵老师的学生廖义林被推荐上了大学。一四七队学生中有更多的人考上高中或大学。

建立联系后，得知过去朝夕相处的几位老师去世，内心非常难过。黄经伟校长离开二桥后，曾借调到政府部门，后又调入扬州外事办并在那退休，据说前两年去世了，但我记忆中仍是他在课堂上讲课时的神采飞扬。江泊澄校长敦厚沉稳的形象依旧在心里。廖汉云、高桂平老师英年早逝，令人痛心。教师，又古称先生。他们都是为农村教育事业做过积极贡献的，在此借用范仲淹的名句以怀念他们：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看到照片上的熟悉面孔，二桥学校几年教师生活及与大家相处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五十年前，我们这批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从田头走上讲台，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都知道是临时的，“民办”不可能转正，只不过是插队务农的另一种形式。但当走进教室，面对孩子们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时，我们感到了一种期盼、一份责任。往大了说，为了农村的教育事业；从小了讲，能做出成绩并养活自己。那时虽然艰苦而且前途迷茫，但大家学习认真刻苦，工作努力负责，相处友爱真诚，与公办教师一起，撑起了二桥学校发展的大局，搭建了学生们成长进步的阶梯。那就是我们的青春，我们蹉跎过、迷茫过、痛苦过，但我们也奋斗过、友爱过、快乐过，虽然不十分圆满，但那是我们人生的奠基。二十多岁的青春芳华，我们没有带走，而是留给了以宽广胸怀热情地接纳我们而又极需文化知识的农村，留给了快速发展的二桥学校，留给了曾在学校学习的学生们……。五十年后回眸那一段人生最宝贵的时光，有理由向我们的青春致敬。

愿时光不老，青春永恒！

图片：尤广琴等

文字：张容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