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雏妓、小妾、画者、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世界艺坛的著名艺术家，这些看似无关的词，汇聚在了同一位女性的身上。她叫潘玉良，“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之一，被誉为“一代画魂”。她的传奇色彩，隔了半个世纪，纵横交错在了我们的今天。 潘玉良(1895-1977年)，中国著名女画家、雕塑家。1921年考得官费赴法留学，先后进了里昂中法大学和国立美专，与徐悲鸿同学，1923年又进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潘玉良的作品陈列于罗马美术展览会，曾获意大利政府美术奖金。1929年，潘玉良归国后，曾任上海美专及上海艺大西洋画系主任，后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37年旅居巴黎，曾任巴黎中国艺术会会长，多次参加法、英、德、日及瑞士等国画展。曾为张大千雕塑头像，又作王济远像等。潘女士为东方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画院之第一人。 张玉良出生在古城扬州一个贫民家里。一岁时丧父，8岁时相依为命的母亲也不幸离开了人世，孤苦伶仃的她被舅舅收养。
14岁时的张玉良发育成熟，一副鸭蛋型脸庞，五官匀称，高高的鼻梁，水汪汪的眼睛．且身段儿苗条，显得亭亭玉立，天生的丽质天资，是个天生的小美人儿。她舅舅看着这些，不由忘却了同胞姐姐的手足之情，财迷心窍，偷偷地将她卖给了芜湖县城的怡春院。 17岁那年，她因姿容清秀，气质脱俗，渐已芳名远播，成了芜湖地界令人瞩目的一株名花。这年，正巧海关监督潘赞化来芜湖上任，二人很快相识。
潘赞化没有把她只当作一个烟花女子，彼此心生爱慕，后来娶作二房，张玉良改姓为潘玉良。
潘赞化安排玉良居住在上海，并为她请了教师，潘玉良开始了新生活，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后来又跟随画家洪野先生学画。
人的机遇是难以预料的，有时偶然性也表现为一种奇特的命运，会把做梦也意想不到的幸运赐给人。认识了潘赞化，是张玉良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1918年，潘玉良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为了刘海粟的学生。
学习期间她时常在家关好门窗，拉上布帘，赤条条地坐在镜前，仔细观察自己丰满的前胸，白皙柔嫩的皮肤，匀称的两腿，全身各个部位，在油画架上描绘自己。
毕业后又以优异的素描成绩取得了到法国留学的机会，踏上了去巴黎的征途。与中国同学徐悲鸿，邱代明等，在巴黎的凯旋门，在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上留下足迹和身影。
即将毕业时，玉良与在欧洲游历的母校校长刘海粟不期而遇。异国重逢，她无比激动，一把抱住老校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眶里只是泪花。当下，刘校长给玉良写了聘书，回国后，聘任她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
九年异国他乡的飘泊，历尽艰辛，带着圆满和喜悦，她回国了，与潘赞化久别又重圆，心有说不出的高兴。 两个月后，潘玉良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展品两百多件，震动了中国画坛。
1932年，玉良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游欧回国的刘校长亲临画展，校长在那张《浮山古刹》前停住了，他指着画对身旁围观的人说：“你们看，好一座别致有趣的古刹，可谓是淋漓逼真，惟妙惟肖，它说明了作者西画功底坚实，也表现了技巧的纯熟，意境不错。”在场观者无不赞同，可老校长话锋一转：“可是，我不喜欢也不主张这种素描，我主张借鉴西方的艺术，用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绘画艺术……”
玉良受到了震动，她认真思量，自己作品缺乏个性，之后，为了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艺术营养，她走遍黄山、庐山、浮山、扬子江等地，在峰巅、峡谷、画室、课堂、河畔、林荫奋战。两年后她展出了别开生而的新作，受到了人们的赞誉。 一天，她突然接到潘赞化的电话，大夫人来了。
她回家里，听到大夫人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主小卑，千古常理，不要以为当了教授就可以同我平起平坐……”
玉良思前想后，又不由同情赞化来，“倒是难了他呢！”于是她心软了，屈服了，她急步走进屋里，对着大夫人双膝跪了下来。
不久，玉良又坐上了加拿大皇后号邮轮，离开了赞化，离开故土，她又来到巴黎。 不久，她在“中大”的学生王守义来到巴黎，专程找到了玉良，想让玉良承订一座格鲁赛先生的雕像，报酬六千法郎，玉良答应了。
为了这尊雕像，她花费了不少心血，作品完成后，鉴赏权威那赛夫先生看完了作品赞不绝口，当即决定他们博物馆收藏。
玉良顷刻觉得心里凉爽和甜润，脸上绽出宜人的红润，那赛夫先生又看了玉良的工作室，他兴奋他说：“这就象藏匿在深谷的一朵意大利黑色郁金香，独具神韵。一旦被识者发现，就要让艺坛惊倒！” 1950年，玉良去瑞士、意大利、希腊、比利时4国巡回画展，历时9个多月，获得了一枚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的艺术圣诞奖章。当她胜利回到巴黎时，在《晚邮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中共重用艺术家，徐悲鸿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刘海粟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们的个人画展，由官方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盛况空前。”
玉良的眼睛湿润了，是激动？还是乡情？晚上回到住处，玉良又见到了赞化从中国寄来的信，赞化介绍了祖国解放后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希望她早日回国！此时此刻，她说不出有多激动，有多高兴，她顾不上疲劳，立即给赞化写了回信。 玉良向往着飞回祖国，但她为她画展准备的作品，不得不花费她更大的精力，她全力投入创作。生活在演变中，赞化的书信慢慢少了，有时只有三言两语的客套话。后来竟长时间没了音信。发生了不幸？他有难言之隐？不测风云？她联想到近来法国报纸上常常刊载中国清洗知识分子的消息，心里一阵悸动！
有一天，她看到报纸有则醒目的消息：“中共清洗知识分子，艺术家刘海粟以右派罪名清洗。”玉良仿佛一下子坠入了五里雾中，何谓“右派？”她不明白，清洗又是怎么回事，为何要清洗知识分子？她也搞不清，她理不开这团乱麻，她只相信刘校长是大好人。她即给赞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提了不少问题，信寄出去后，她翘首望着亲人的回信。
1958年8月，“中国画家潘玉良夫人美术作品展览会”在巴黎多尔赛画廊开幕。展出了她多年来珍藏的作品，展览未闭幕，展品除自藏未标价外，均订购一空。巴黎市政府购藏十六件，国家教育部，市立东方美术馆都有收藏。她的汗水没有白流，她的辛苦没有白费，她的心血没有白费，她成功了！
美展宴会归来，画桌上摆着赞化的一封来信，她的手颤抖着拆读起来。当她读到“刘海粟是右派，右派即是敌人，你我均应与其划清敌我界限”时，玉良的心碎了，顿时两手透底冰凉，她的头显得膨胀，她万万没想到，赞化会讲她最尊重的校长是敌人！
她又继续读下去：“来信预告美展有成功之望，将实现你之积45年之理想，当祝当贺！你要回国，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当然是人生快事。不过虑及目前气温转冷，节令入冬不宜作长途旅行，况你乃年近六旬的老媪，怎经得长途颠簸和受寒冷，还是待来春成行为好……”
读到这里。她什么都明白了，她领悟了赞化措词的用心，当下不宜回国，这是赞化信中的核心，也是他急切要表达而又不便表达的内涵，一柄利剑，砍在她的心口上，她全身感到一阵痛苦的颤憟，她无力地倒在沙发上。 1959年，巴黎大学把它设置的多尔利奖，奖给了张玉良，这在巴黎大学的奖励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黎市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型佩章授给了她。
1964年，法国与我国互相承认，建立了外交关系。一天，一位叫王萍的女士专程来到玉良的住处，她代表大使馆来看望张玉良，这时玉良才知道赞化于1959年7月离开人世。一场平地而起的风暴，把玉良的归乡梦再次打碎了！
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次王萍又来玉良住所，她捎来了周总理传来的信息：“祖国理解你的心情，也诚挚地欢迎你回去，什么时候回国？总理有考虑，由我们安排。”
一晃又是10年，中国结束了动乱，王萍又专程到医院看望病床上的张玉良，并向她报告了喜讯，错划的右派得以平反改正，她的老校长刘海粟回到南京艺术学院任院长。玉良颤抖抖地从胸前口袋里掏出怀表，又从脖子上取下嵌有她同赞化合影的项链，放到守护在她身旁的王守义的身上，用尽最大的气力说：“兄弟，多少年来，有劳你照应，现在我不行了，我……还有一件事相托，这两祥东西，请你带回祖国，转交给赞化的儿孙们……还有那张自画像，也带回去，就算我回到了祖国……拜托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了，她的眼睛在嘴唇无声地蠕动中闭上了。
就像束灿烂的流星速然消失在巴黎的夜空。 在遥远的法兰西，她沉睡在那里，即便阳光温煦，也暖透不了那黑色墓碑的阴凉，一株血红的天竺葵，是否可以陪她度过这慢慢长年？（图文 北京的菁华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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