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生做的这三件事，每件事都是对人性的考验

赤子之心两代人

今天是我母亲梁萍离开这个世界一周年的日子。她是一名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她更是一名响当当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什么说她是一名响当当的共产党党员？我想这只能用事实来回答。

1948年冬，辽沈战役已经进入后期，东北沈阳处于被人民解放军团团包围之中。我母亲当时正在沈阳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读书。不久，国民党的军用飞机就把学校的学生全部空运到了天津。接着准备便安排学生从塘沽上船逃到台湾。当时去台湾的都是富家子弟，而我母亲是穷人家的孩子，只是由于中山中学的一位负责人正巧是与我大姨关系极好的朋友，我母亲才得以免费进入中山中学读书的。

母亲认识到，作为穷人家的孩子去台湾是绝对没有前途的，于是决定不跟学校去台湾，而是从天津来到北平，最终等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从我有记忆起，感觉母亲总是不断地做“傻”事。每当她事后回想起她以前作的“傻”事时，常常对我们子女说：“我当时怎么这么傻！”然后就嘿嘿一笑。这个场景在我眼前不知道重复过多少次，真是数不胜数。不过当她晚年再说自己傻的时候，就不再嘿嘿一笑了。

这里我就说一说我母亲做的三件“傻”事。

一、从中央军委办公厅转业到一个“破铜烂铁杂货铺”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路北京大学南门马路斜对面不远处，有一个看上去破烂不堪极不起眼小院，小院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单位的名称是“北京市海淀区综合社”。相信绝大多数人肯定不会知道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修管局所属的一家集体所有制小企业，是新中国建立后，为了解决北京市的就业问题而成立的。主要业务范围就是废旧家用物品的修修补补（如弹棉花、修理炉子、烟筒以及锅碗瓢盆的修补、还有磨菜刀、磨剪子）等各种不入流的手工活儿以及废品收购。

这个单位人员成份非常复杂，是个大杂烩，除了一小部份解放前街头走街穿巷靠手艺为生的人员外，还增加了另外三种人，一是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军队和政府部门被遣散人员、二是无业游民、三是刑满劳教释放人员。可以说这些人基本上都不是善茬儿，每个人都有一肚子歪点子。要管理好这里的人，难度可想而知。

我母亲1958年主动从军委办公厅供应处（总参管理局）转业到地方后，曾先后在当时北京市最大的国营企业北京钢厂（首钢前身解放后新建厂区）人事科和北京市海淀区区委机关工作了两三年，但她不喜欢在机关坐办公室，强烈要求到基层条件差的单位工作。于是被安排到了北京市海淀区综合社（简称综合社）。

二、文革前两次调级长工资名额都让给了别人

由于我母亲是“综合社”的领导，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当作“走资派”成天批来批去。当时“综合社”靠海淀路边的墙上到处都写着“打倒走资派梁萍”的标语。当时她是行政级别最低的干部（行政21级，工资62元，恐怕应该是北京市甚至全国行政级别最低的走资派了）。但母亲却差点享受了与北京市的大走资派（如吴晗、廖沫沙等市级领导）同乘一辆卡车游街接受批斗的待遇。只是由于游街之前造反派发现，给走资派戴的大尖帽不够用，只能先给大走资派戴，这样母亲才避免了游街示众的命运。

四十年后母亲对文革时期的情况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回忆那段历史，我确实有投河的念头，心情极坏。每当我晚上下班经过北京青龙桥上时，我就站在桥上往下看，我的影子在月光照耀下就映在水中。当时我思续万千，首先想到的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就应当具有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当时我的父母已年老，均在我家生活。我天天在单位被批斗，地点不固定，随叫随到。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夜里一点，从家里把我领到单位，又从单位把我拉到北京市政府大楼（台基厂），斗了七天七夜。还有一次把我关进一个食堂（上级单位），三天三夜不准我睡觉。那滋味无法用语言表述，只有用心体会。”

文革期间由于我只有三、四岁，无幼儿园可上，母亲上班时只好把我领到单位。有一天，我在“综合社”院里玩时，有一位“叔叔”抽着烟来到我身边，顺手就把烟放到我嘴里，让我吸了一口，我吸后不禁咳嗽不止，结果惹得周围的“叔叔”们哈哈大笑。还有一次“综合社”的一个野小子与我母亲发生争执，他居然引用了一句毛主席语录：“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同样办得到。”说完后，他突然将双手用力将上衣猛地扯开，裸露出前胸，对我母亲大喊：“我们男同志这样，你们女同志能办到吗？”顿时引来周围一片轰堂大笑和起哄声。这就是综合社当时的真实状况。我母亲就是成天跟这帮人天天共事，从30岁初头来到这里一直干到40多岁才离开。可以说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都贡献在这里了。不要说现在，就算在当时，凡是有些条件和关系的人，又有哪个会愿意在这样一个非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并去领导这个“三教九流”群体呢？

在最混乱的那两年，母亲白天上班正常工作，下班后吃完晚饭，还要回单位继续接受批斗。我记得当时母亲一下班回家，身后居然跟着一大群人，在我们家待着，等母亲吃完饭，这帮人便把母亲带走了。每天上下班都是看着天上星星渡过的。无论上班出门，还是下班回家，母亲看到的我都是在被窝里熟睡的面孔。这样时间一长母亲真有些招架不住了。70年代初，父亲被派到天津“支左”，本来我们全家不必一起来，但母亲觉得再在这里工作下去，不知哪一天还会遭到批斗。于是便产生了离开北京，去天津工作的念头，这样我们全家就到了天津。

母亲在天津的单位是天津广播器材公司（当时单位名称为天津广播器材厂，代号国营七六四厂，现在天津七六四航空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及天津七六四通信导航技术有限公司是天津广播器材（有限）公司的两个最重要、最基础的子公司，也是美国政府刚刚宣布列入制裁名单的24个参与南海开发工作的中国企业的其中2个）。我母亲到天津工作后，七六四厂的一位50年代初参加工作、行政19级的干部看到我母亲虽然是1949年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南下干部，工作二十余年，但仍然是行政21级的干部，每月工资62元，就大为不解，他不由得向母亲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老梁，你在北京工作时，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工资怎么这么低？”母亲听了这人的问话，嘴里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却十分不是滋味。

50年代中期，国家定级定薪时，母亲被定为行政21级，工资62元，文革前国家两次普调行政级别和工资，母亲虽然是“综合社”的领导，也符合调级调薪的条件，但由于普调名额有限，母亲又考虑到我父亲当时工资较高（首次定级时父亲工资250多元，高级干部减薪后工资近200元），而“综合社”大多数人的工资比我母亲还要低，生活普遍比较困难。她于是就主动把调级长薪的机会让给了其他同志，而且还接连让了两次。这就是我母亲二十多年工资一分钱没变的原因。

其实我们家当时生活也并不富裕，因为我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都与我父母都住在一起并且是由他们来赡养的。像我母亲这种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基层干部（也包括一部分50年代初参加工作的干部）的工资级别在文革前基本都涨过，行政级别基本都调到了19级以上。文革前没调级涨过工资的只有三类人，一是犯过错误的，二是高级干部，三是像我母亲这种主动谦让的人。其实母亲对将调级调薪的机会让给别人从不后悔，让她难过的是，她的低工资反而成了别人误解的对象。

文化大革命期间，母亲虽然被当作走资派天天被批斗，但终究未受皮肉摧残之苦，而且成立新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时，造反派们也不得不接受我母亲继续担任“综合社”一把手、即“综合社”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这个现实。我想如果不是母亲多年在“综合社”工作勤奋，为人公道、正派并且将调级调薪机会让与他人，恐怕真不知会被这些“造反派”斗成什么样子！母亲调到天津后，有一年还领着我回到“综合社”一次，临别时很多员工都显出了依依惜别之情。这说明母亲究竟是什么人，在大家的心中是有数的。

2019年母亲90岁时回忆调工资往事

三、终生与国家福利分房无缘

母亲这辈子从没享受过国家福利分房的任何好处。2010年天津市为解决在企业工作的离休干部福利分房长期欠账问题，决定给这些离休干部进行现金补贴。天津广播器材公司根据有关规定，拿出三百万元对当时健在的四十多名离休干部进行补贴。而我母亲是这些离休干部中唯一没有拿到一分钱的人。究其原因在于，有关文件规定，如果配偶单位分的住房超过一定面积，则不管本人是什么级别待遇，一律不能认定为无房，从而拿不到任何房改福利补贴。由于我父亲当年部队分配的四室一厅住房超过了文件规定面积，因此，尽管我母亲享受正处级离休待遇，因此也拿不到一分钱。

此时我不由得想起我的福利分房经历。和我母亲一样，我也是从福利分房时代过来，但却是从未享受过福利分房的个别人。眼看着我的所有大学同学和研究生同学，不管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市，毕业后都享受到了国家的福利分房（当时有些同学已经有两室一厅的住房），而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又评为高级职称的我，却仍然不得不一直与父母同住，其根本原因还是我父亲四室一厅的房子造成的。

写着写着就跑题了。还是再回到母亲的房补话题上来吧！

不久之后，天津广播器材公司老干部处的负责人找到母亲，让母亲签个字。母亲问签什么字？这位负责人说，发放福利分房补贴要每个人签字。母亲又问：我又没有补贴，我签什么字？负责人解释说，按规定所有离休干部不论有没有补贴，都要签字，否则补贴就不能发放。

真不知道这个规定是怎么想出来的？真是煞费苦心！这只能说明制订这个规定的这些人已经考虑到了，没有拿到房屋福利补贴的离休干部本人一定会很不满意。但用全体离休干部签字这个办法就可以堵住他们的嘴。如果他们不签字，则得罪的是绝大多数够条件拿房屋福利补贴的离休干部。这一看就是文革中“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招术！应该说从天津市、甚至是全国来讲，没有拿到福利分房补贴的离休干部占极少数，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真不明白，难到国家就这缺这么点儿钱吗？整个天津市能有多少这样的离休干部呢？最多也就是每个人区区几万元的事！其实只要为数极少的离休干部象征性地发个一、两万元，他们会就很感动了，说明党和国家没有忘了他们。

而且《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1982-4-10）

第三条 规定：“老干部离休后基本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略为从优。”但在当时的福利分房补贴规定中，看不到对离休干部略为从优的任何影子。

如今所有在职人员不管是什么所有制单位，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住房公积金的福利了。这是一个进步！这就是“按劳分配”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那么最后我母亲是怎么做的呢？我母亲经过思考后，最终签了字！事后母亲对我说：“有意见以后再说！但我不能做对不起全体老干部的事。”其实，母亲的高风亮节早已是我预料之中的事了！

后来由于我母亲提了意见，公司老干部处的负责人专门到我家来了一趟，对我母亲讲“以后国家有什么新政策，一定为您优先落实！”我当时心里就想，如果下面不向上汇报，上面怎么会有新的政策呢？

现在我只是想知道，对我母亲签字这件事，上级老干部管理部门的态度是什么？当时天津广播器材公司所有离休干部的态度是什么？

几年之后，母亲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看，还是我赚了！好几个拿到房屋补贴的都比我先走了好几年！”

母亲生前总是对我们子女说，凡事应该多记别人的好处，少看人家的不足！多与生活条件不如我们的人比，不要与条件比我们好的比。

母亲回忆起，1949年母亲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随南下大军行军到了位于江西九江的长江边上。此时母亲得了疟疾，几乎走不动，眼看要跟不上大部队了，并且还遇到敌机轰炸。是一位叫邱玉明的老大姐（天津市人）背着我母亲上了渡过长江的船。当时各地土匪横行，新政权还未建立，如果我母亲被留在当地，还不知道会遭遇什么可怕的后果！

母亲还说了一件让她一辈子内疚的事，50年代初在广州时，母亲负责所在的部队党团费收集工作。每次收钱都没有差错，但只有一次母亲与另一位男同志共同收钱后，发现少了几毛钱。由于以前母亲自己单独收钱都没有差错，因此大家都怀疑那位男同志可能有问题。后来我母亲发现钱掉在了两个桌子的缝隙之间，显然这是母亲不细心造成的，但母亲说当时由于虚荣心的缘故，没有向大家公开解释，从而给这位同志的声誉带来一定影响。母亲临去世前四个月对我说，这是自己这辈子做的唯一对不起别人的事！

一个人一辈子作几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作对不起别人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作对不起别人的事（或者说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是作好事的最高境界。如果每个人，尤其是掌握公权力的人员都能多作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那么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美好啊！

去年，母亲就房屋福利补贴的事还专门向党中央作了一个思想汇报（此信已由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接收），表示虽然对房改户补贴的政策有看法和意见，但不会对此问题提出利益诉求，并在思想汇报中对自己的人生作了一个总结。母亲针对收到的天津市河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津西退信访复字【2019】32号》文，母亲让我在给天津市河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的回信里写表达了两个主要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我向党中央汇报思想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对住房补贴的事没有任何利益诉求，此事到此结束，不再提起。”第二个意思是：“如果人的一生对社会的贡献大于获得时，那么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就会感到十分平静而幸福！”

信发出不久后，母亲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母亲离开我们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的确是平静和安详的，同时也透着无愧于天地的从容。

2007年全国曾出了个爆炸性新闻：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由于炸死自己的情妇而被依法判处死刑。这个段义和在70年代在母亲单位七六四厂任组织科干事，而我母亲是组织科副科长。段义和是文革前从山东农村考上大学的大学生。我对这个段义和至今仍有印象，当时他还多次到我家吃过饭，那时他是显得那么谦虚、朴素，属于单位德才兼备的培养对象。他生活上比较困难，母亲还经常接济他一些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由于他和山东的妻子长期两地分居，粉碎“四人帮”后，他就调到了山东。后来听说他在山东当了大官，据说架子一下子就大得不得了，我母亲单位的老领导找他，他都待答不理，他走后就再也没有和我母亲联系过。当我母亲听到段义和出事的消息，惊得下巴都差点儿掉下来。不断地喃喃自语：“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段义和在母亲手下工作了大约两年。俗话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如果段义和在母亲手下再多干一年，他最终的结局也许不至于那样吧！

如今，段义和和他情妇的与刚刚亮相的赖小民和他的一百多个情妇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台湾著名歌手李宗盛在他的《凡人歌》中有这样两句歌词：“既然不是仙，难勉有杂念。把道义又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不过，如今所有这些大小贪官连“难勉有杂念”都远远作不到，他们看到的都是“利字”，“道义”在他们心中是根本没有位置的。而在“道”和“利”面前必须作出选择时，母亲肯首先选择“道”。因为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不能做让人家戳脊梁骨的事！”这实际上就是“不忘初心”的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不断地号召全体共产党员要“不忘初心”，这说明他对“不忘初心”的意义一定有深刻的理解和体会。我想“不忘初心”本质上应该就是对信仰的一种坚持。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是否有信仰的问题一直持否定态度。因为西方人是以适合于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宗教信仰体系作为标准，来判断其他文化背景的国家或社会有无信仰。在西方人眼里信上帝才有信仰，不信上帝就以为没有信仰。

而中国人的信仰已经超越了西方所定义的宗教信仰的框架。天地间存在的“浩然正气”就是中国人信仰的对象。否则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无数中华儿女所创造出来的无数感天动地的事迹。

再想想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为什么特别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因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什么时候广大公务人员、尤其是各级掌握重要公权力的人遇到问题不是消极回避，也不仅仅是只会拿出文件条文，冷冰冰地对有利益诉求的人民群众说你这也不符合、那也不够格，而是积极想办法、主动多提出建设性意见，使得历史遗留问题变得越来越少，则离“国家治理现代化”就不远了！写完这段文字后，觉得逻辑上并不怎么通，不过这的确是我想说的话。所以就先这么写着吧！

我上面讲的母亲的这些事，我想有些人可能不太会相信，不相信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价值观的问题；二是有些人自己做不到，就会认为别人也做不到。但无论信也好，不信也好，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有着“不是太超前就是已经过时的灵魂”（引自《王蒙自传》）的母亲！一个对人类社会的前途永远充满美好希望并努力奉献爱心的母亲！

我为有这样的母亲而感动和骄傲！

她老人家永远活在我们后代的心中！

最后就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插曲作为此文的结束语吧：“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什么是傻？什么是精？什么是理？什么是情？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



北京时间 二0二0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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