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建设（一）

谢晓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新军衔制

一、中央取消军衔

●彭德怀说:“实行这些制度，对我军来说，是一项重大改革，也可以说是我国当前国防建设的根本起点。”

●余心清接着宣布:“由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说:“取消军衔制度，有利于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的团结……”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京举行

1958年5月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在这次会议上，许多将领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的东西，不符合我军的实际，尤其对编制军衔提出了质疑。

余立金中将等6位空军将领在联名小字报上写道：

从颁布编制军衔以来，事实上没有实现。原因是，不完全符合我军的实际情况。因而，根据当前情况，我们建议取消编制军衔。

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中将说:“削足适履的编制军衔应改变。”

总后勤部副部长饶正锡中将说:“请考虑可否取消编制军衔的规定。”

另外，当时军衔的种类和称谓比较繁杂，不好记忆。根据规定，海军海上军官及技术、军需、军医、兽医、军法、行政军官的军衔名称前，均冠以军种或专业勤务名称，构成这些军官的军衔称谓，如“海军少尉”、“技术上尉”、“军需中校”、“军法上将”等。

其他军兵种军官，除步兵军官外，规定只是在将官军衔前冠以军兵种名称，如“炮兵少将”、“装甲兵中将”、“公安军上将”、“空军大将”等。

校官以下人员，无军兵种衔称，直接称谓其军衔，如“中校”、“大尉”、“中尉”等。

步兵军官将、校、尉各级军官均无军种衔称，直接称谓其军衔，如“上校”、“少将等。

防空军军官按其所包括的兵种，分别授予该兵种的军衔。如“探照灯兵上尉”、“雷达兵中校”等。

从实施情况看，当时以上这些分类，一是过于机械，有些也莫名其妙，例如，同是并列的军种，防空军军官军衔前就不能冠以军种;而同是海军军官，海军岸防兵和航空兵等兵种则不能冠以“海军”。

在1958年的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某海军基地副司令员对军衔称谓提出看法：

在军衔的称呼上也在客观上对政工干部有不同的看待，如军事行政干部可以称呼“海军上校”、“海军少将”。而政工干部，哪怕是主管的政治委员也只能称呼“上校”、“少将”，而不能享受“海军”二字。二是这些规定过于繁琐，甚至连干部部门都记不住，实际上在实施时也没有完全按规定来称谓军衔。

由于实际军衔普遍偏低，1955年颁发的编制军衔表已无法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以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由于首次授衔，评衔条件较严，又听取了苏联顾问建议，根据苏联经验，首次授衔时，军衔尽量压低了。

到1955年4月1日，总干部部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中规定：

授予军官军衔时，一般不得高于编制军衔，但可低于编制军衔一级至两级……一般以不低至其编制军衔三级为原则。

1955年授衔后，就存在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实际军衔普遍低于编制军衔一到两级的现象，如军长、师长的编制军衔应该分別为中将、少将，而当时66名在职的军长、军政委，被授予中将军衔以上的只有8人，仅占12％;73名在职的师长、师政委，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只有3人，仅占4％。

而副师、正团、副团、正营职军官绝大多数分别被授予上校、中校、少校、大尉军衔，可以说，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基本不相匹配。

1956年11月，也就是军衔制实行一年以后，国防部又发出《关于严格控制提拔干部的通知》。随即干部军衔的晋升基本停止，使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的情况进一步加剧。

1957年至1959年，少将以上军衔除了零星补授几个以外，没有一名晋升者;全军师长、师政委中，只有25％的少将，大校占37％，上校占57％，还有35％的中校，97.5％低于编制军衔;团级以下的情况更是如此。这样，军衔制实行了4年之后，由于军衔晋升制度执行得不严格，多数军官的军衔不能正常晋升，实际军衔低于编制军衔的现象有增无减。

中央军委已经意识到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严重脱节的情况。为了扭转这种现象，1959年11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调整干部军衔级别的指示》，规定符合下列条件者可晋升军衔：

少尉至上尉，军衔明显低于所任职务者;大尉至上校，1955年授衔后未调整者，或虽调整过，但在同级干部中明显偏低者;政治进步、德才优秀，有突出成绩者;因历史错误降低授衔，现已改正，并经考验者;因历史问题降低授衔，现已查明的或属于一般问题者。

1960年，校、尉军官晋升军衔的工作进行完毕。1961年，由大校晋升少将的工作也开始大规模进行，约45％的军官晋升了军衔。但少将以上将帅的晋升工作仍然没有启动。

1961年由大校晋升少将军衔的人员共218名。1962年和1963年授予与晋升少将军衔的人员共15名。

周恩来签署最后一个晋衔令

1965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签署晋衔令，晋升1名大校为少将军衔。

这位被晋升少将军衔的军官叫吕展，他成为“五五年军衔制”时期最后一位晋升少将的人。

吕展于1919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吕展父亲曾留学日本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吕展年幼时，父亲将他过继给一位本家做养子。在兵荒马乱的岁月，养父带着他走南闯北，后定居在平江县安定镇。

1935年，吕展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此后14年军旅生涯中，吕展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参加大小战斗数百次。在每次战斗中，他面对枪林弹雨，毫不畏惧。

1938年7月，吕展所在的八路军大部队在转移途中，与日军相遇。吕展指挥前卫营尖兵排与敌激战，掩护大部队突围。在这次战斗中，他腿部负伤，以后留下很大的伤疤。

1939年11月，吕展参加夜袭日伪军据点的战斗，被手榴弹炸伤腹部，经抢救才得以保住性命，战友们称他是从死神手中爬出来的人。

1946年，吕展参与指挥山西怀东保卫战的正面防御作战。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使用飞机和火炮、坦克等全套美式装备，将解放军阵地几乎炸为平地。他和4个团的战士们英勇抗击敌人两个军的进攻，坚守14昼夜，取得了歼灭敌人1万多人的胜利。勇猛无畏的吕展在战斗中不断成长。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初回到人民手中的北平，社会秩序非常混乱，经常发生匪徒抢劫、凶杀等恶性事件。尤其是国民党特务活动十分猖獗，阴谋组织武装暴乱，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暗杀中央领导人、高级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

为了加强北平市的警卫力量，保卫党中央的绝对安全，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一支新型的人民武装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纠察总队，吕展任第一大队大队长，同年10月，任纠察总队总队长。

吕展从此走上警卫战线，成为首都武警工作的奠基人。

位于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建国初期曾是党中央的接待站，李济深、张澜、黄炎培、宋庆龄等一批高级民主人士受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进京，共商建国大计，就住在这里。1949年4月，吕展抽调30名连、排干部，组成北京饭店警卫队，亲自带队，日夜驻守，保证了中央领导和接见人士的绝对安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首都举行开国大典，党中央命令纠察总队担负开国大典的警卫任务。身为纠察总队长的吕展深知责任重于泰山，日夜带人查看地形，研究部署。对参加大典的各种车辆数、行车路线以及证件使用范围、群众队伍集结时间、地点、路线，紧急情况下首长的行动路线、保卫措施等，都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为了确保警卫工作万无一失，他提前半个月组织演习和检查，对于天安门前后的周边设施和观礼台的木架结构，他陪同聂荣臻司令员进行了数次检查。

10月1日上午，开国大典即将开始前，吕展发现一列军容整齐的军人立正站在天安门的红墙下，忙过去询问，原来是陈毅司令员的警卫班。吕展立即向大会指挥部报告，妥善安排了他们观礼的地方，同时清理了几名流动记者。开国大典出色的警卫工作，受到了中央首长的赞许。

建国以后，吕展一直战斗在警卫战线上，人们称他为警卫中央、卫戍首都的功臣，共和国的忠诚卫士。

1951年2月15日，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在这份文件中，中央军委明确指出，这次评级就是为将来实行军衔制做准备。

评级可为今后实行军阶(军衔)制度，奠定初步基础。

这份文件还规定了这次评级的主要依据是“德、才、资”，而且应以德、才为主，资为次。文件对评级过程中所应掌握的原则也作了说明：

在执行过程中，不能孤立地看待三个依据，还必须互相结合，反映出一个干部的全貌与本质。

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对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应掌握的原则作了规定：

对于资深干部应区别三种情况处理：

(1)资深，德才均好，但过去因客观条件或身体情况限制，发展较慢者，应适当照顾;

(2)资深，对革命忠心耿耿，但能力稍弱者，亦应当照顾;

(3)资格虽老，但一贯工作搞不好，则不应照顾。

这份文件确定，评级工作应当于当年完成。后来，中共中央提出整党任务，为了使评级工作在思想、组织上准备的更加充分，中央军委决定1951年试评，以取得经验，到1952年时结合整党进行。

1952年11月1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军委召开例会。此次会议向军委委员们传达中共中央的重要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1954年1月实行征兵制、薪金制、军衔制、勋章奖章制度四大制度。

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在对中共中央的决定进行解释时说：

实行这些制度，对我军来说，是一项重大改革，也可以说是我国当前国防建设的根本起点。军委应当召开专门会议详细讨论具体准备工作。

这次会议结束后没几天，彭德怀又特意召集有关部门就实行四大制度的准备工作进行讨论。

经过讨论，与会人员深刻认识到实行军衔制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需要，是多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也是激励官兵上进和荣誉感的需要。

1955年2月8日，由毛泽东批准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这标志着经过5年时间酝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横空出世。于此相配套的兵役制、薪金制、勋章制等制度先后颁布。

1960年，根据当时的实际军衔情况，国防部重新修订颁发了《军官职务编制军衔》。由于1955年编制军衔表中部分军官职务一职设一衔不宜实行，新的编制军衔取消一职一衔的规定，改设一职多衔。如正军职到正团职多为一职三衔。

1960年修订的编制军衔，将多数军官职务编制军衔的下限压低了一两级，如军长的编制军衔，1955年为中将，1960年为中将、少将、大校三级；师长的编制军衔，1955年为少将，1960年为少将、大校、上校三级；团长的编制军衔，1955年为上校，1960年为上校、中校、少校三级。

由于新的编制军衔一职多衔，虽然解决了实际军衔与编制军衔脱节的问题，但因为是降低了原编制军衔的下限，实际上是使军衔偏低的现象“合法化“。

这样，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解放军实际军衔明显偏低的现象仍很严重。

一是副职编制军衔同于或低于下一级正职。如1955年编制军衔规定：副军长与师长编制军衔相同；军副参谋长军衔低于师长；师副参谋长军衔低于团长等等。

　　二是机关干部编制军衔低于同级部队干部。例如，同是正师级的总部下属处长、军兵种二级部长和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编制军衔低于师长。还有一些基层技术军官的编制军衔定得过低过死，如司药、护士长、化验员等，编制军衔少尉，条件再好也不能晋升中尉。这些规定显然不符合我军实际。

从60年代初开始，由于受苏军”一长制“影响，我军制定编制军衔时，过分强调主官军衔，有过一些不合理的规定。

由于军衔制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时期从苏联学来的，中苏关系恶化后，军队开始酝酿取消军衔制。

国防部发出停止授衔的通知

1964年12月22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开幕式。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有2836人。

当他们同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一起登上主席台的时候，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国务院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列席大会。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全体政协委员，也列席大会。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

15时30分，刘少奇宣布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全场起立，乐队高奏国歌。

接着，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的报告。在讲到国防建设。他说：

近几年我们的军队工作和国防建设在革命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开展四好连队运动和五好战土活动，广大官兵的阶级觉悟和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周恩来的报告，在会场上激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这次会议，是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正如周恩来的报告中所说，当时我国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65年1月19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常务委员会办理的第一八八号提案，对军士和兵的现役期限决定如下：

一、陆军的步兵的军士和兵服现役四年；陆军的特种兵和公安部队的军士和兵服现役五年;

二、空军的军士和兵服现役五年;

三、海军舰艇部队的军士和兵服现役六年;岸上部队的军士和兵服现役五年。

当天，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公布了这项决定。

2月18日，国防部发出《关于停止授衔、晋衔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指出：

中央已经批准取消军衔制度，现正按法律手续报请人大常委审议，待人大常委通过后，即行公布取消，现决定从即日起，停止授予和晋升军衔的工作。望遵照执行。

同时，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革军官薪金制度的决定》，该“决定”认为：

军队现行的薪金标准，是全国现行的各类工资标准中较高的一种，这是由于我军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搬用了外国一些不好的经验所形成的。它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已带来一些不良影响。

因此，决定废除现行的军官薪金制度，取消军龄补助金，将军官级别改定为国家机关行政干部级别。

4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编职员改为现役军人的决定》，决定将剩余的职员按自愿原则全部改为现役军人，并规定此项工作在当年5月底前完成。该决定在工资级别中增设24级至27级。

5月18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修订军队工资标准的通知》，决定对当年2月份制定而尚未执行的工资标准进行修订，并自当年6月1日起执行。

中共中央对军衔制度实施的改革，是军队适应新形势的必然之路。

在1949年10月1日，在全中国的欢呼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实行军衔制的问题很快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1950年9月总干部部管理部成立时，就设置了“军衔奖励处”。

1952年冬便着手研究军衔制的问题。

11月26日，总干部部在向毛泽东主席并军委的报告中，对实行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等问题拟制了初步计划。

刘少奇公布取消军衔决定

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九次会议。

在这次会上，与会者讨论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最后大家通过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

当天，刘少奇发布主席令，公布了这一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三届第5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决定：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

关于取消军衔制的问题，其实在1964年便被中央提上议事议程。

那是在1964年8月，毛泽东吩咐贺龙、罗瑞卿到北戴河，向他汇报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

在讨论中，贺龙请示说：是不是把军衔制也取消了？

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

1964年11月，中央常委办公厅发出《征求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的通知》。

《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指出：

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

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同时增加了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不少繁琐事务。

“通知”称：

军委第223次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研究提出意见。于12月中旬将意见送总政干部部，以便研究上报中央决定。

这样，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九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

这标志着从1955年开始实施的新中国军衔制度停止实施。1955年实施的军衔制，对于许多开国功勋来说，都是无法忘怀的记忆。

那是在1952年11月26日，总干部部在向毛泽东并军委的报告中，对实行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等问题拟制了初步计划。

当时，总干部部和苏联专家初步制定的方案是将军衔设六等20级。元帅3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将官4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3级：上校、中校、少校；尉官4级：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少尉；军士4级：准尉、上士、中士、下士；士兵2级：上等兵、列兵。

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对上述方案作了修改：增加大校级；将上将、准上将改称大将、上将；将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改称大尉、上尉、中尉；其他不变。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1955年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实行军衔制，军衔设置上比1953年条例草案减少了兵种元帅、准尉两级，共设六等19级。

元帅2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将官4级：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4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4级：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军士3级：上士、中士、下士；士兵2级：上等兵、列兵。

但实际授衔时，应毛泽东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衔空缺未授；增加授予准尉军衔，这是考虑到当时我军有10多万副排级干部，军委决定暂时增加准尉衔，以解决副排级干部的衔称问题。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授衔授勋仪式，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西边的国务院礼堂里隆重举行。

紫光阁曾经是明代皇帝选拔武状元的地方，清代则是接见外国使臣的场所。它目睹了明朝的没落，清朝的屈辱。如今，它将见证不断走向胜利的新中国在这里为她的缔造者授予最高荣誉的庄严一幕。

当天，国务院礼堂被装点得庄严朴素，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悬挂在主席台的正面，画像的两边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

参加典礼的还有：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各办公室主任，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他们也都应邀出席这次盛典。

主席台下，来自在京单位的300多人庄重肃穆地正坐在椅子上，等待那个光荣时刻的到来。

坐在会场前排的是即将被授予将官军衔的军官们。此时，他们还穿着50式土黄色军装，个个军容严整，军姿挺拔地坐在那里。

14时30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官军衔的典礼现在开始。下面，军乐队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与会人员全体自动起立，会场里仿佛一下子长出一片茂密的森林。随即，嘹亮激昂的国歌声回荡在高大宽阔的会场上。

国歌演奏完毕后，大家齐刷刷地坐下。余心清接着宣布：

由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

在参加典礼之前，所有这次被授予军衔的将领都通过请柬后面的“典礼须知”知道了典礼的程序：司仪唱名，被叫到名字后起来答“到”，然后以一横排座位为一组上主席台授衔；上台后，在司仪引导下走到规定位置，然后向右转，面向周恩来；双手接命令状，然后敬礼。

余心清开始唱名，他喊到：“粟裕！”

粟裕立即笔挺地站了起来，以洪亮的声音答“到”。

周恩来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命令状在粟裕面前站定，将手中的命令状双手递给粟裕，然后伸出右手与粟裕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粟裕脸上荡漾着微笑，接过命令状后，他一个立正，给周恩来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周恩来继续向前走，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8位在京将领授予大将军衔的命令状。

接下来，周恩来又分别把授予上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张宗逊等在京将官；把授予中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徐立清等在京将官，把授予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解方等在京将官。

会场里掌声一阵接着一阵。在这个胜利的时刻，人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抒发着自己心中的喜悦。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各地区顺利地完成了各级军衔的授予。

毛泽东批示更换军装的指示

1965年5月22日，刘少奇发布主席令，公布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军队的服装设计事宜便被提上议事议程。

其实，早在当年4月份，中央军委便提出了更换军装的方案。

那是1965年4月24日，中央军委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提交《军委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式样的请示》。请示指出：

今年以来，部队中广泛传达讨论了军委关于取消军衔制和减薪的决定，广大指战员一致认为，这是我军彻底消除抄袭苏联做法的影响。

……

帽徽上的红星，由于边镶麦穗，中嵌“八一”，底衬蓝色，弄得红星一点也不突出。

……

海、空军领章，不用红色而分别用黑色和蓝色，在群众中早有抵触。

……

　　领章上的军、兵种识别符号，更是十分繁琐，既不利于保密，又无实际用处，还每年白白浪费二三十吨铜，实在没有必要。

29日，毛泽东在这份请示后面批示两个字：照办。

65式军服的“一颗红星，两面红旗”由此诞生。65式军服不但以装备时间最长、发放数量最大而载入军史，还给两代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自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国军人的军装进行过多次更改。

开国大典阅兵，官兵着独特的“解放”式样军装。这种军装，简单朴实，特殊标记是“八一”五角星帽徽，“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牌，头戴钢盔或“解放”式单布帽。

1950年国庆阅兵，军装的显著改变是军官的帽子是圆顶大檐帽，仍是“八一”五角星帽徽，“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牌，土兵的帽子仍然是解放帽，军官大檐帽的改变显现着人民解放军当时强调正规化建设和学习苏联军队的历史痕迹，这种军装一直延续到1955年9月。

1955年国庆阅兵，官兵着首次授衔后的55式新军装，显著的特点是士兵头戴船形帽。在阅兵时，人们都被解放军威武的队伍震撼了。

那是1955年10月1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

当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广场上数以万计的群众沸腾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在广场上一阵接着一阵，“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声如潮水一般一浪高过一浪。

10时整，北京市长彭真宣布首都人民庆祝国庆大会开始。立刻，广场上响起了欢腾的礼炮声，军乐队也奏起激昂雄壮的国歌。

国歌演奏结束后，从天安门城楼西边开来一辆黑色敞篷轿车，身穿55式军礼服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挺拔地站在车上，元帅肩章和勋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轿车在天安门前停下，与站在从东边开过来的一辆黑色敞篷轿车上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上将会和。杨成武向彭德怀大声地报告：“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首长检阅。”

接下来，在杨成武的陪同下，彭德怀检阅了受阅部队。彭德怀的汽车经过受阅部队时，军官们立刻举起手臂敬礼，士兵则举枪行礼。

彭德怀大声说：“同志们好！”

官兵们齐声回答：“首长好！”

彭德怀大声说：“同志们辛苦了！”

官兵们齐声回答：“为人民服务！”

受阅部队穿着崭新的55式军装，佩戴新式领章、肩章和帽徽，显得英姿挺拔，威武雄壮。在观礼台上的海内外人士被这支部队威武严整的军容震动了，露出惊讶的表情。

接受检阅的27个阅兵方队，分别代表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各部队的特点和特色。

当时，观礼台上的外国军官一片惊讶：中国也有军衔了！

将军方队的出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出了没有军衔的历史，开始走上正规化、现代化的进程。人民解放军官兵，以严整威武的英姿，焕然一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正规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

在此后的4次阅兵，直至1959年都是这种样式的军装，只是成方阵的士兵船形帽在1959年国庆阅兵式上改为解放帽。55式军服样式的更新，正逢国庆阅兵一展风姿、军威的好时机。

全军官兵都换上新式军装

1965年5月24日，国务院公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全文如下：

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已经通过了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现行的军衔制度。为了能够充分体现出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国务院对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决定如下：

一、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檐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

三、海军军服的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其颜色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

五、原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本决定从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起开始实行。

2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说：

取消军衔制度，有利于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的团结，有利于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有利于促进我军指战员思想的进一步革命化。

6月1日，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的军衔制度正式废止。全军官兵开始着穿65式军服、佩戴红五星帽徽、红领章，仅凭军服口袋多少来区分干部、战士，有上下个口袋的是军官，只有上面两个口袋的则是士兵。仅凭衣领样式区分男、女军服。男军服为中式立领，有风纪扣，女军服为小翻领。

全军换装的实际情况是，原先的军衔符号一直佩戴到5月31日，当天是星期日，人们外出除了着便服者外，都还穿着原有服装。到了晚间才把新旧帽徽、领章加以更换。

6月1日是星期一，早晨起床后全军开始按新的规定着装。

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历史结束。

回顾新中国军衔制的实施与结束，中央自始至终都考虑到了人民的利益。

建国后的1952年初，中国军队普遍评定了军队行政级别，正式建立起军队工资等级制度。

当时，根据国防部1951年第一号命令分颁发的《薪金律贴暂行办法》及有关文件，从1952年1月起，解放军实现了由解放前供给制向薪金制的转変，同时1952年的干部级别也保留了下来。这套制度基本工资由级薪和军龄补助金两部分组成。除基本工资外，还建立了一定的补助、补贴政策，初步建立起了工资增长机制。

1955年，中央军委和国防部的授衔和授勋典礼结束后，各地驻军将官和校官的授衔和授勋仪式，分別在北京、南京、兰州、成都、广州、武汉、沈阳7个地区举行。

1955年11月20日，原东北军区在沈阳举行授衔、授勋典礼。

叶剑英元帅代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宣读了授予将官军衔的命令，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宣读了授予校官军衔的命令，并分别将将官的军衔符号授予邓华、周桓上将和杜平、甘渭汉、吴信泉中将等到会的将官，将校官的军衔授予到会的校官。

驻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军、二十一军、五十四军的将官也赶到沈阳参加授衔授勋。

11月23日，原华北军区在北京举行授衔授勋典礼，聂荣臻元帅在海运仓代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将官的命令状、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将校官的军衔符号，授予到会的将官和校官。

11月29日，原华东军区在南京举行授衔、授勋典礼，刘伯承元帅宣读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授予将官军衔的命令，并代表周总理将授衔命令状一一授予许世友、唐亮、叶飞3位上将，郭化若等19位中将和严光等77位少将。并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给南京军区的校官授予军衔。

陈毅元帅代表毛泽东主席，向到会人员颁发了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的将军们也参加了南京军区的授衔仪式。刘伯承元帅和陈毅元帅还代表周恩来总理授予我军最高学府、南京军事学院教职员和学员将官军衔。其中高级战役指挥系的52位学员全部被授予将军军衔，计有上将5人，中将23人，少将24人。高级战役指挥系因此在军中又被称为“将军系”。

2月10日，原西南军区在成都举行授衔授勋典礼，贺龙元帅代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将官的命令状，授予贺炳炎上将，谭冠三、钟赤兵、陈康、范朝利、阿沛·阿旺晋美、朵噶·彭错饶杰中将等到会的将官，并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将校官的军衔符号，一一授予到会的全体校官。

12月15日，原西北军区在兰州举授衔、授勋典礼，贺龙元帅代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将官的命令状授予陶時岳上将和张达志、洗恒汉、赛福鼎中将等到会的将官，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将校官的军衔符号，一一授予到会的全体校官。

12月15日，原中南军区在广州举行授衔、授勋典礼，叶剑英元帅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的命令，并把上将、中将、少将军街的命令状，授予到会的将官。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赴武汉代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授予本地区驻军将官军衔，并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授予本地区驻军校官军衔。

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大将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主持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的校官、尉官授衔典礼。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公安军司令员罗瑞卿大将、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上将、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上将均在驻地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授予本军种、兵种校官军衔。

各地的授衔、授勋典礼结束后，各驻军领导机关和各部队都举行了庆祝晚会。当地的一些著名剧团为官兵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从1955年9月到1955年终，全军共有644，686名干部，首次分别获得了从准尉到元帅的军衔称号，跨度达到20级。

那一年是我军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全军实行军衔制成为我军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全军范围内首次为有功人员授勋，使英雄模范得到更大范围的表彰，鼓舞了士气，凝聚了人心，成为我军正规建设中的一个缩影。

人民解放军官兵以严整威武的英姿，焕然一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武装力量之中，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

从1955至1964年的9年间，军队干部月平均工资的增长情况，除了1961、1962年因17级以上党员降薪导致平均薪金水平下降外，其余7年干部平均薪金水平是逐年增长的。

但是，由于军官级别不随军人职务的晋升而提高，因而增资渠道单一，主要增资因素是干部军龄的增长。同时，职级脱节对军人工资制度的动态均衡产生不利影响，以至后来出现部分干部职薪脱钩甚至“倒挂”现象。

另一方面，由于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度，毕竟缺乏经验，加上一些配套设施不到位，产生许多问题。如军官军衔不能正常晋升，军官实际军衔普遍低于编制军衔1到3级，军衔与职务严重脱节，这是实行军衔制度的国家绝无仅有的。并且，由于军衔基本上没有与军人物质待遇挂钩，军衔制存在的价值大打折扣。

自1955年首次授衔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军街晋升的制度未能完全按规定来执行，1955年授街的少将至大将有1000多人，但是10年之内竟没有一个人再晋升军衔，军官职务低于编制军的情况愈发不可收拾，也损伤了军官的积极性。

同时，军衔在承担军人待遇方面作用不大，1955年军衔制实行之后，中国军人薪金实际上还是以职务为标准的，军衔不起作用。

军衔的识别功能被弱化，军衔制的有关条例修改频繁，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也使干部管理工作失去了连续性，无所适从。

在女军官授衔的问题上过于教条，首次授衔的时候，苏联顾问提出，女军官不宜大量地留在军队工作，于是安排了大量女军官转业、复员，或者是改为职员的干部。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1965年，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此后，解放军长达20多年的时间没有军衔，是当时各大国当中唯一没有军衔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