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哪里人

老鹰

　　前几天在网上看见一篇回忆贵阳近百年变迁的文章《追忆我们逝去的老贵阳》，就像以往多少次看这种写贵阳的文章一样，我总会在文章中找到熟悉的元素，却又有一种隔膜感。内心似乎也会泛起些涟漪，可好像又少了点对故乡应有的那种强烈的亲切感和思乡的激情。每当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多半会含含糊糊答：贵州人。如果人家再继续追问：“贵州哪里的？”我才迟迟疑疑，不太自信地答：“算是贵阳人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法理”上说，我的籍贯和出生地都是贵阳，所以我是贵阳人无疑。可是我在贵阳生活的时间过于短暂和零碎，心理上缺乏足够多的认同感。

　　从前的游子回乡一趟不容易。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广州上大学，我的一位老师是海南岛人，他说他自五十年代出来读书之后三十年都再没回去过一次海南。最初是交通和经济原因，他是家乡少有的大学生又在省城名校当大学老师，在家乡人眼里是了不起的人物，回乡人情打点少不了，可是以他当时的经济条件这是个沉重的负担，所以不敢回。但时间越久觉得“欠债”越多，就越不敢回了。

　　而现在的人，很少因为交通和经济原因回不去故乡，但是有可能已经没有故乡可回了。比如韦先生家乡，因为修建润扬大桥，他们村子已经不存在了。可能越是得不到的，越是觉得珍贵，回故乡的机会越少，就会在心理上寻找补偿，把故乡的一切臆想得越发美好。所以我怀疑在文学作品中抒发浓烈的思乡之情、不遗余力地拼命表白对故乡的爱恋的作者其实恰恰是很少回故乡的那些人。而像我这种年年回去，常来常往的“候鸟族”来说，对故乡的感情反而是比较平淡的。

　　通常我们说一个人是什么地方人，有这几层意思：一、籍贯。也就是原籍，通常是指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长久居住地或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出生地。二、故乡。故乡指出生地或自幼长期生活过的地方。中国古代对故乡有许多雅称，比如桑梓、家山、故国等。三、户籍所在地。四、常住地。另外，我们现在论籍贯是按父系家族论，可是按血统，按生物学遗传基因来说，不是还有母亲家族的一半么？所以是不是还应该考虑母亲家族的渊源？从前，人类迁徙活动没那么频繁，多数人祖祖辈辈世居一地，以上几个方面几乎是统一的，没什么问题。在过去的年代，对于多数人来说，对于“你是哪里人”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不假思索可以脱口而出。可是现在，很多人，特别是父辈祖辈就是“移民”的，那么籍贯地和出生地可能不同，出生地和儿时生活地可能也不同，出生地和上学地（主要指中小学）不同，上学地和工作地不同，户籍地和出生地不同，户籍地和常住地不同……另外，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的源头可能相距千里万里。那么，你问他是哪里人，能说得清楚么？

　　比如我女儿籍贯是江苏镇江，出生地是贵州安顺，却并没有在镇江或安顺长住过，她的成长地是南京，她算镇江人、安顺人还是南京人？

　　又比如我的母亲，她出生于安顺，但是安顺并不是她的儿时故乡，她出生于安顺只不过是个“偶然”，是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外公外婆在“讨生活”工程中路过安顺时在一座庙里生下她。母亲是在贵阳长大、在贵阳上学的，一直到大学毕业，阴差阳错地命运又把她分配回安顺工作，而且她的工作单位就在她当年出生的那座已经废弃的庙旁边。母亲在安顺工作生活了大约四十年才重回贵阳，她这辈子在安顺和贵阳生活的时间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

可是母亲的祖籍却是安徽，从血统上说，她又是百分之百的安徽人。因为她的父母都是安徽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为避战火才搬迁到贵州的。所以母亲到底算哪里人呢？

　　韦先生自己和他的至爱亲朋都认为他毫无疑问是镇江人，因为他生于斯长于斯，镇江是他的祖籍、出生地、故乡。不过假如韦先生想转业回镇江安置，却不大容易了。

因为本来他家的确祖祖辈辈世居镇江，可是中间出了点“岔子”，他的父亲自青年时代外出谋生，于是韦先生的户口从小随父亲落在上海，因此他也以上海考生的身份考入大学，但他并没有在上海长期居住过。虽然他小时候寒暑假常去和父亲共享天伦之乐，可是那时候他父亲的厂子因为“三线建设”迁到了安徽宁国的山区里（前几年我和韦先生还到宁国去寻找过当年厂子的遗址，我为此还写过一篇《寻找366》）。等到他父亲迁回上海时，他已经长大成人。本来韦先生大学毕业是可以分配回上海工作的，但他当时为了女朋友（当然，就是我）而放弃了。现在虽然每年会去上海探亲，但他于上海，终究只是个匆匆过客了。而他入伍前最后户口注销地却是广州。所以他将来如果退出现役重新办户口的话，可能还需要广州的派出所开证明。也就是说，从档案中，从法律上，韦先生很难证明自己是个镇江人，可是从情理上，韦先生也很难认同自己是上海人。

　　现在来说说我们老孙家是哪里人吧。这个说来话长，得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

我们孙家祖籍湖南宝庆府（今邵阳），入黔家族的字辈是沿用湖南制定的，由二十字组成，即：

圣泰正开彰

乾坤日月长

永远家道起

兴隆万世昌

入黔一世祖为“泰”字辈，到我们这一辈是“长”字辈，已是入黔的第九代了。不过，从我们这一辈开始，孙家无论男孩女孩都没有用字辈来取名了。我爷爷生前曾经无不遗憾地感叹：“今后已难以考证谁是几世孙了”。

大约清乾隆末年左右，入黔一世祖泰官随一个到贵州平远州（今毕节市织金县）任知州的来黔做幕僚。后知州升大定知府，亦随同到大定府（今毕节市大方县，民国时称大定县），便定居在大定。

到正、开、彰三辈均以经商为生。“开”字辈有开文、开祥兄弟二人，我们家是开文这一支。传到“彰”字辈的彰显（字谦六）时，家境已渐富裕。彰显娶妻胡氏，只生一子乾丰（又名照南，字庆堂），这便是我爷爷的祖父了。乾丰高祖年青时好赌，几乎败光家产。所幸他的母亲胡氏治家有方，对儿子严加管教，終使浪子回头，戒赌学医，后以行医为生，家道又逐渐复兴，并且买了被太平军烧过的都司衙门遗址，修建住宅。到“坤”字辈时，孙家可以从大街（当地人称城内正街）通到下面背街（文星街），成为大定城里很少有的上下街连通的家。

　　“乾”字辈高祖娶妻段氏，即我爷爷的祖母。段氏是桷垭大族，据说是云南白族、大理国皇族段氏后裔。因此听说我们孙家另一支亲戚中有后代将自己的民族申报为白族。段氏高祖母生育三男四女，所以孙家到了“坤”字辈，人丁开始兴旺起来了。

我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坤培（又名钟瀛，字子厚），排行老七（应该是男女一同排行），家中人称“曾祖父七爷”，中过秀才。光绪年间，与同乡王楚珍等一起官费留学日本，他专习数学，王楚珍学文科。学成回到大定后，又和王楚珍等人一同办教育，创新学。任过县里的教育局长，男女小学校长，做过两任省参议员。晚年习医，继承父兄医业，在家乡行医。但他看病不收诊费，对穷苦人还帮助些药品，是县里有名的儒医。他教育后辈：“要自立，要学工、学农、学商、学医，学一门本事。做人要守中和之道，不当大官，不发大财，因官高必险，财多生祸。”果然孙家的后辈子孙中，几乎无人从政做大官。多数以教书或经商为生。我爷爷比较听他父亲的话，一辈子恪守“中和之道”。而我幼年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的骨子里也深刻下了这样的思想。

孙家到了“日”字辈，也就是我祖父这一辈，兄弟姐妹就很多了。整个大家族共有兄弟十五个，姊妹十个。其中我祖父家这一支有兄弟七人，姊妹五人，但是有一些兄弟姊妹未及成年就夭折了。长大成人的有8个，这8个兄弟姐妹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我的曾祖父坤培一共娶过颜氏、成氏、章氏三任夫人（并非纳妾，都是前任夫人病逝后续弦）。祖父的生母是成氏夫人，成氏夫人共生育三个孩子，只有我的祖父一人存活长大。

　　孙家大家族中按大排行称呼，我的祖父排行第六，人称“六哥”。但实际上，祖父前面只有两个亲哥哥，其他哥哥是三伯父家的孩子，即堂兄。大哥日镕（字伯陶），从贵阳达德学校和天津南开毕业后，追随父辈的足迹东渡日本留学，先就读于东京高商，后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商业经济，回国后分别在南京、贵阳有些政府部门、银行、商业机构工作，最后定居贵阳。二哥日铸（字筱舫），过继给了没有子嗣的大伯父，在家乡从商理家。此外祖父的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均教书或在商业部门工作。除了其中一个弟弟留守故乡大方县之外，其他几个都外出读书工作并最终定居贵阳。

　　祖父名日钊，字仲康，生于1914年。在大定初中毕业后到贵阳读师范，后又到南京就读于金陵大学。那时祖父从大定到南京路上需要走一个月（步行或坐滑杆）。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gking）简称金大，始建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卫斯理会，Methodist Church）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同美国康奈尔大学为姊妹大学。当时社会评价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持有金大学位的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金陵大学文理农三院嵯峨，英语文学和中国文化研究成就卓著，闻名世界。尤其农林学科堪称中国之先驱，享誉海内外。祖父就读于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但遗憾的是，他生不逢时，三年级时，抗日战争爆发，只能中断学业回乡避难。然后辗转大定、成都、湖南晃县、贵阳等多地，教过书、当过教育局督学，银行襄理，在矿业公司、盐业公司、工厂等任过职，最后定居贵阳，解放后在贵阳印染厂工作直到退休。

　　我的祖母王如芝，出生于大定的名门望族，似乎祖上是自江西迁入贵州的。我祖母的父亲就是当年与我曾祖父一同东渡日本留学又一同返乡办教育的王楚珍。也就是说，当年大定县这一理一文两个“海归”，最终成了我父亲的爷爷和外公。我祖父母共生育了三儿三女6个子女。不过，祖母虽然出身书香门第，到底受时代所限，封建大家庭的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二门不迈，她的家庭没有送她到外面上学，祖母是解放后才上扫盲班和外出工作的。不过祖母聪明能干，在家族中很有威望。前两年我读过家里一个老亲戚——祖父的弟媳妇写的回忆录。其中提到解放初期，祖父的一个弟弟刚大学毕业，新婚，却暂时没有工作，也没有住所，于是跟随六哥六嫂（即我爷爷奶奶）一同生活，他们的婚房婚床都是六嫂帮助解决的。而当时祖父母自己已有六个子女，加上弟弟弟媳，一家十口人靠祖父一人挣钱养活，祖母则操持一家十口的吃穿用度，现在想想真是太不容易了。

　　我们小时候无论家里居住条件多么简陋，经济条件多么拮据，每年春节我们全家三代老老小小二十几口都必须团聚的。祖母是一家之主，在家里说一不二，虽然家中有人说祖母“性格暴躁”，但我却觉得祖母对我十分温柔慈爱，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也许是祖母比较宠爱我的缘故吧。我没有见过我祖父年轻时的样子，但见过一张祖母年轻时的照片，我觉得没有“学历”的祖母其实很有书卷气。

因为翻旧照片，我吃惊地发现，我这个自小跟随在祖父身边长大的孙女，居然找不到一张单独和祖父的合影。反而是我女儿小时候有一张和他老人家的亲密合影，同时还拍了一张我抱着女儿与我祖父母的合影，而拍过这照片之后仅仅一个月，祖父就仙逝了。这两张照片多少让我减少了些遗憾。

到了“月”字辈，我父亲是长子。关于父亲，我以前写过一篇《我爸我妈》，所以这里就不详细说。其实我是希望父亲能亲自动笔写一篇回忆录。父亲1961年从师院数学系毕业后，先在贵阳幼师教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为了结束与我母亲两地分居的状态，父亲调动到安顺地区二中教书，后任教导主任和副校长直到退休。

我出生在贵阳，年幼时随祖父母生活在贵阳，四五岁左右又随同祖父母“下放”到福泉（为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辖的一个县）农村一年左右。

六周岁多回到安顺父母身边，七周岁上小学，因为跳过级且赶上最后一届两年制高中，所以完成中小学教育只花了九年时间。十六岁离开安顺去广州上大学，从此成为“游子”。

我在贵阳常住的时间实际上只有四年左右，而且因年幼没有留下什么记忆。虽然后来每年的寒暑假都在贵阳祖父母家度过，但那毕竟是“客居”了。

我这辈子填表格“籍贯”一栏都填的“贵阳”。但模糊记得我二叔说过，他给他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堂妹填写的籍贯却是“湖南邵阳”。

参照公安部公通字[1995]91号文件，公民的籍贯应为本人出生时祖父（爷爷）的居住地（户口所在地）；祖父去世的，填写祖父去世时的户口所在地；祖父未落常住户口的，填写祖父应落常住户口的地方；公民登记籍贯后，祖父又迁移户口的，该公民的籍贯不再随之更改。照这个说法，我的籍贯填“贵阳”是没错的。但我也有些疑问，这样算籍贯的话，我和我父亲的籍贯就不同了，他的“籍贯”是“大方”，而我的“籍贯”是“贵阳”。我的侄儿(我弟弟的孩子)出生于1998年，那时我父亲也就是他的祖父还在安顺居住（户口也在安顺）。因此按公安部的这个说法，我侄儿的“籍贯”岂不是应填“安顺”？可实际上，我们家恐怕不会有人认为他的“籍贯”会是安顺。

　　按照传统，作为孙家的女儿其实与孙家的“家谱”没多大关系。但是“你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个“哲学终极问题”无论男女都绕不过。我们对自己的血脉之源，对我们祖先的生活轨迹充满好奇。不过，现在家庭结构越来越小，将来的人可能没有太多机会聆听这些久远的家族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