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林最后的挑水人（及补记）

郑期鸣

双林最后的挑水人

前几天应朋友之邀，回双林和几位相识几十年的老同学老朋友一起吃晚饭。傍晚时分，我和夫人一起去镇东头的老屋看了一下。虽然老屋的产权在去年就被镇上有关方面收购了，说是要修缮改造成一个文旅项目，但心里总是惦记着，于是就抽空过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进展。结果绕着老屋走了一大圈，发现一点动静都没有。心想，可能是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了老屋修缮改造工程正常进行吧。

临走时，在河边、在远远看得见虹桥的位置，在小时候洗碗的硚口，望着夕阳余晖映照下的虹桥流水人家，拍了几张照片。

第二天，我在朋友圈发了题为“我站在小时候洗碗的硚口看虹桥”的照片，引起了亲朋好友的一番议论，都说虹桥港的水好像是干净了很多。邻家小妹的一句“洗碗为什么不在家里洗？”，勾起了我那些散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时空里的记忆片段。

那个时候，双林大河小港的水都很干净。家家户户日常生活的洗洗涮涮一般都会到河边硚口操作，从河里取水回家做菜煮饭泡茶。当时很多不是临河而居的人家，如果家里没有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日常用水都是请人挑到家里的。我们家离虹桥港河边大概就是一百多步路，妈妈每天去河边落硚口，洗衣洗菜洗碗，而家里的日常用水也是请人从挑来的。我家厨房间的灶台旁边有一口比较大的水缸，缸体的三分之一是埋在地下的，这样做不仅可以稳稳地把大水缸固定住，更主要的是让水缸沿口高度比较适合家里人平时取水的高度。

我不知道镇上挑水的这个行当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但和很多人一样，都多少知道一点镇上最后的几位挑水人的故事。

小时候的双林镇规模比较小，居民人数不足8000，当时镇上从事挑水行当的人很少，而我也只记得其中的三位。这几位挑水人，应该也算得上是镇上的名人，大凡双林人都认识他们。

在我印象中，最像职业挑水人的是一位人称“挑水阿强”的，他可以说是一位像模像样靠着帮人挑水养家糊口的职业挑水人。记得阿强的个子是矮矮的，挑着一副和他身高蛮适合的水桶，就是让人感觉阿强的水桶小了一些。阿强的家就住在浮霞墩，主要在以浮霞墩为辐射中心的镇的西面一片为人家挑水。早几年是阿强一人挑水，慢慢的孩子们长大了，也跟在老爸身后帮衬着老爸挑水了，我曾经看见阿强的女儿像男子汉一样挑着满满的一担水走家串户。

第二位挑水人在双林镇上应该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姓袁。袁家父辈上是开“茶房”的，在镇上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中，也算是一个比较能挣钱的不错行当。袁家虽然住在义门弄我爷爷家一带，但他似乎不受区域限制，挑水的人家遍布了镇上的各个角落。当时的我只感觉他个子很高、嗓门很大，脾气也很爽快，担着水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的样子。他非常孝敬他妈妈，和妈妈两人相依为命，母子俩的生活全是依靠他挑水挣钱来支撑的。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的出名倒不是因为他挑水，而是因为他的思维似乎有点小问题，平日里给人留下的是傻乎乎的样子，所以镇上的人都叫他“袁毒头”（意思是呆头），其实我觉得他不傻。最令人感到过份而有趣的是，镇上的人每当家里小孩子吵吵闹闹不听话的时候，大人们会吓唬孩子说：袁毒头来了，袁毒头来抓你了。此时此刻，再蛮再狠的熊孩子也立刻就会服服帖帖乖乖的了，非常灵验，而且屡试不爽。我曾经亲眼见过这样一个场面，非常富有戏剧性：一个妈妈当着袁毒头的面对孩子说：你看你看，你不听话，袁毒头就来了！在这关键时刻，袁毒头的配合也堪称默契，他马上对着孩子大声吼一声：是不是你不听话啊！接下来发生的谁也没有料到：孩子哇哇地嚎啕大哭了起来，而刚才还想借力吓唬一下孩子的妈妈却马上反过来大骂了袁毒头，责怪他把自家孩子吓坏了！挨了骂的袁毒头既不生气、也不计较，没事似的挑着一担水乐呵呵地走远了。

　　

第三位挑水人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姓张名善潜，但是大家都叫他顺林，我想可能是他的小名。他是双林名门望族张公和的后人，我觉得他像个书生，于是就叫他书生。据邻居叔叔说，书生的父亲很有学问，尤其是英语特别好，听说在民国时期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团的英文翻译。我老爸也说童年时曾经在天成里上过他的英语培训班。解放后的张老先生一直赋闲在家，据说私下里也曾教人补习一点英语。因为张公和与外公家是近邻，两家老屋之间只隔了一条长长的弄堂，两家老辈里可能还有一些亲戚关系，所以很早就知道这对张家父子俩。解放后张家的老屋改建成了双林人民医院，张家的人都搬到其他地方居住了，书生家好像就住在附近的新绢巷，据说也是他们张家自己的房产。

我见到书生的父亲张老先生时，他已经落魄潦倒了，依稀记得他一身中山装，腋下总是支撑着一副拐杖，面色苍白，一步一拐慢慢吞吞地行走在路的一侧，张老先生从不主动与人搭话，似乎是在有意躲避着人们的注意。

　　书生自小习文读书，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纯属一介书生。读完大学后在湖州的一所中专学校教书，不久学校撤销了，他也被退回了原籍，原因可能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回到双林的书生连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都找不到。为了父子俩的生计，书生就毅然自谋职业，置办了一副扁担水桶、一双草鞋和一个搭肩，选择了一个对他来说是极其艰难的挑水的行当，个中辛酸非常人所能体味。

自从书生挑水了，那时候双林镇上的人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一个走路步履蹒跚的文弱书生挑着水，走几步、歇一下，扭扭腰耸耸肩，两个水桶晃里晃荡一路水花四溅，走家串户为人挑水。夏天来了，书生光着膀子、戴一个搭肩，寒风凛冽的冬天，书生赤着双脚穿双草鞋，走在雪地里，脚上裂着的口子渗着血。

我们院门里就我家和闵家外婆家是请挑水人送水的。我不记得开始时我们家的水是请谁挑的，只晓得书生开始挑水后就让书生挑了。书生待人很谦和，说话总是面带微笑，我总感觉书生说话的声音里起码掺合了三分之一的笑声，太和气了。闵家外婆很可怜书生，常常会让他喝口茶歇一歇，冬天时看见他脚上裂开的口子，就会把家里的橡皮膏拿出来，让他贴在伤口上。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要冷很多。

就这样，没过几年，书生从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文弱书生，迅速蜕变成为一个吃体力饭的挑水人。在天不怎么寒冷的季节里，他就光着上身戴着一块搭肩，裸露着黝黑的皮肤，一身的腱子肉，担着百十来斤的一担水步履稳健，从河里到人家家里水缸边，满满一担水滴水不漏。虽然态度还是那么的谦恭，但浑身上下透露出来的底气，着实让人感觉到书生已经是一个合格的职业挑水人了。

书生平时落硚口洗衣洗菜也是在虹桥港我常去的硚口，我常常会在硚口、或者是在去硚口的路上遇见书生。春秋时节，不挑水时的书生，经常会穿一件浴袍（后来知道应该叫睡衣），穿一双木屐（我小时候也穿过木屐），手里提着要去河边硚口洗洗涮涮的衣服或是吃的东西。书生脚底下木屐发出嘎达嘎哒的声响，慢慢悠悠走着，每每见到我总会面带笑容问我“吃了吗”。其实我比书生要小很多，但书生也会像和成年人打招呼一样招呼我，也总是满脸的笑容。现在回忆起来，书生的笑容不但真诚，而且还透着一丝的腼腆。

我实在想象不出书生和他老爸父子俩在家时、在私下里，他俩对自家的生存状态和往后的日子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期盼些什么。但我当时对自己倒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或者说是打算，那就是等我长大了，家里的用水就包在我身上了——我来为家里挑水。

后来我虽然长大了，可是还没等我为家里挑几担水，就下乡当了插队的知青。每月回家休息的几天里，慈祥的妈妈根本就没有让我有挑水的机会，因为厨房间的水缸，在我回家前妈妈已经让书生挑满了。不知道又过了多少时间，我们院子里接入了自来水管，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

　　

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镇上最后的挑水人他们后来都怎么样了，都去从事什么职业养家糊口谋生计了，因为我也没有注意到这些事。只是在很久的后来才听说，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后，书生父子俩的生活也有了很大转机。不过，我还是很清楚的记得，有一次我回双林，在家里通往横街的小路上，见到了书生的父亲张老先生迎面向我走来，我感觉他和以前不一样了，虽然他已经认不出我了，但我还是确信无疑他就是书生的父亲、双林张公和的张老先生。当他慢慢地从我跟前走过时，我惊奇地发现张老先生腋下的那双拐杖不见了，他步子虽然缓慢，但给我的感觉是那么的淡定自如、从容不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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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双林最后的挑水人》的补记

没曾想，前几天发的一篇《双林最后的挑水人》，在老家双林人、在亲朋好友当中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和共鸣，尤其是关心文章中挑水人的故事、传说和命运。

很多朋友还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情况告诉我，比如邻居叔叔告诉我了一些关于“挑水阿强”本人和家人后来的情况。

比如有朋友说袁毒头（暂且还是这么称呼吧，虽然有些不敬）袁家后人现在的日子过的不错。说到这里，我也想补充一点：其实我很早就认识袁家的一位后辈，他的事业在湖州一带真的是风生水起，堪称业界翘楚。只是在这篇文章之前我没能把他和袁家联系起来。

再比如，有很多朋友向我问起、或是跟我说起文中主要人物书生的人生经历以及后来的结局。在这里我想就书生的情况多说几句，算是个补充吧。

书生姓张名善潜，顺林可能是他的小名。他父亲张老先生因在国民政府任过职，解放后定为历史反革命，被原来工作的单位开除在家，身体状况不佳。至于书生的情况，我看了好友推荐的、由一位熟识书生的人专门写的一篇专访，写作者曾经是书生的同事。他说书生20多岁时，大学毕业后在湖州的一所中专学校当物理老师，由于性情内敛腼腆害羞，没能马上适应教学岗位而改任学校物理实验室管理员，工作倒也称职顺心。没过多久，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学校被撤销停办，书生可能是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没有被有关部门另行安排而是遭除名回原籍处理。之后文革开始，书生迫于生计压力，干起了挑水的行当。一晃多年，当镇上有了自来水厂后，书生一时没了生路，就干起了为人送煤球煤饼的苦力。至于在清理历史问题落实政策的时候，是否有过让书生重返校园当老师、而书生不愿意去的一档说法，现在无从考证。不久书生进了双林的棉絮厂（亦或毛纺厂）工作，并在那里工作到退休，也有了一份固定的退休养老金。后来张老先生去世，书生本人也步入老年，又是孤身一人，他就进了镇上的养老院。书生曾经的同事就是在养老院里见到了书生。书生给他的感觉是，判若两人、不敢相认，这位几十年前的老同事始终不敢拿出相机提出为书生拍个照片。而书生则是感慨万千：“要说过去的苦，恐怕没有人能和我相比。但是能健全地活到今天，总还是好的……”

书生的这番话是在五年之前2015年说的。我细细品味着书生的感慨，感觉到书生的内心还是豁达的，要不然当年的他也根本挑不起这担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