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移民史

驿站茶楼魏家人艺术团

一、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中原汉族南下江南、湖南、湖北。

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晋朝的实力大打折扣，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机南下，侵占了中原的腹地洛阳，这就是历史上的有名的五胡乱华。中原汉族中王室贵族和富户、大户相继南迁，以致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很多侨乡。如：南司州、南徐州、南兖州、南弘农、南新安指东晋南北朝时流亡江南的北方人的侨乡。这很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很多地名都是新什么的，，如纽约，就是新约克郡的意思，还有新奥尔良，新威尔士，都是英国的地名，加上一个“新”字的。就是今天，南方还有很多地名，还是古代中原的地名呢！这次移民成为吴、湘两大系南方汉族的基本源流。南迁的流民计90万，约占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将近一半，江苏有些区段呈高度集中状态，今南京以东至镇江一带北方侨民甚至比当地原居民还要多。

二、安史之乱，中原涂炭，河南、河北、陕西的汉族居民南下江淮，西入川。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给唐王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此后中原地区陷入了长达百年的藩镇割据的混乱状态，相对和平的南方再次成为中原居民逃避战火的首选之地。从湖北荆州至湖南常德一带，因移民而增加户口十倍。在太湖流域，人口也有显着增加，吴县移民可能占到全县户口的三分之一。由襄州沿汉水南下经郢、复至鄂，诸州户口都有不同程度增加，连移民路线都斑斑可考。

三、靖康之耻，天子蒙尘，金兵南下，高宗南渡，中原居民大规模南迁。

关于这次他逃亡，很多明清小说、戏曲中都有记载。累计南下移民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 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大量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更加密集的移民区则是从苏州至宁波一带，当然最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这次移民活动，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客家人”族群。金入主中原不久，蒙古崛起，继续南下侵占中原。中原人不断南迁，河南十室九空，成了历史上人口最少的时期。

四、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从山西南部向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移民。

有宋以来到明初，华北平原经数百年战乱，旱涝蝗疫之灾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人口大量亡徙。祸不单行，1350年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陷入一场空前的鼠疫之中，华北平原人口进一步损失。1381年，田野广袤，土地肥沃的河南、河北人口都仅有190万，而土地较少的山西人口却达400多万。明王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朱元璋决定从山西移民填充华北平原，其中移民河南93万人，移民山东121万人，移民河北41万人。今天河南、河北、山东有很多人都以洪洞大槐树为祖居地的，这不仅是人们的代代口口相传，也见之于家谱、史册。仅我们的豫西，从大槐树的移民后裔要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我家乡很多姓氏，都是那时迁入的，至今已传了二十一、二代。因此上说，古代中原的汉族人一大半已经南迁，今天的中原人三分之一是晋南移民的后裔。

五、明末清初的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张献忠入川，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更大开杀戒；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成都全城只剩下7万人，一些州县原有人口只剩下10%或20%。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湖广是个大地理概念，包括两湖、两广、江西、福建等南方省份。在一个世纪内，四川接纳移民达600多万人。当代四川人口中 80％以上的家庭是清代“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后裔，总数达六、七千万人之巨，在成都，这个比例更高，达95％以上。 如朱德在《我的母亲》中介绍，祖先就是湖广填四川时广东迁移过来的，陈毅、聂荣臻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的先祖来自湖北，邓小平的回籍祖来自广东等。

六、粤、闽等沿海居民的下南洋。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10国在内的广大区域。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但真正意义上的下南洋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到清朝末年达到高潮。到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直至近代几次革命低潮时期，都有逃避政治迫害的中国人移居东南亚。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据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三百多万人，华人多达90%，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七、晋商和陕北居民的走西口，形成了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汉族人口。

走西口的时间，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那么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另一部分人就是由于在内蒙这一带，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的。那么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到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那么“西口”到底在哪里呢？它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由于西北晋绥，内蒙古地区地区接近沙漠，土地贫瘠，还由于移民外蒙的汉族，在外蒙闹独立时，被驱逐，移民的数量有限。

八、山东、河北、河南的闯关东，形成了今天东北的多数居民。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闯关的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山东又以胶东最多，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关东之要“闯”，清王朝把东北作为龙兴之地，是不准汉族迁入的。明朝末年的汉族人，要么逃回关内，要么变为满族了。为什么要去闯关东，因为随着日、俄势力进入东北，满清对东北的移民禁忌形同虚设，还因为随着日、俄对东北的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第三，因为内地曾发生了光绪3年、民国18年、民国31年三次大灾荒，内地居民扶老携幼，结队成群，逃荒到东北，以投靠亲友，并可开种荒地。民国时期历年进入关东地区的人数多寡不一，但至少也在20万人以上，而超过百万人的年份有4年。清代、民国时期累计各超过1，000万。可以说，今天东北超过8成人的祖先，都是那个时期的移民。

九、抗日战争时期河南人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大移民。

河南人沿陇海铁路大规模西迁是由三大历史事件造成的：一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群众往西安等大后方逃亡。二是国民政府“以水代兵”， 1938年扒开黄河花园口。一泻千里的的黄河水淹豫、皖、苏3省44县市，1250 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三是 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再一次激起了中原灾民大规模的西迁浪潮，1942年（民国31年）河南省发生了近百年来罕见的惨绝人寰的特大灾荒，米珠薪桂，饿殍载道。而当年的关中平原，则风调雨顺，获得了大丰收。当时河南省有3000万人口，1942年——1943年因灾荒而死亡者，据官方统计竟达300万之多。多灾多难的中原人民辗转洛阳，或扒火车，或步行，沿陇海路的方向前往西北“大后方”的。据估计，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其中以河南人占绝大多数，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从中原到西北，漫延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即使到现在，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城镇，河南人都占了很大比例，渭南、西安、咸阳占三分之一，宝鸡、天水甚至超过二分之一，以致西宁、兰州都有很多河南人，新疆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河南人。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豫剧大师常香玉，就是在西安、天水、兰州唱红的。著名作家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全面记录了河南人的逃亡苦难史。

十、新中国成立及以后半个多世纪的移民路线。

新中国成立前后，伴随着解放军的南下，国民政府的垮台，大批军政人员、家属和富豪逃离大陆，前往台湾、香港、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有的甚至远赴欧美。据报道，仅到台湾的就有200万之众，那么，解放时逃离大陆的人员应该不下300万之众。建国后，有几次大的迁徙活动。

一是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又有10万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和鲁、豫、赣、蜀等省的农民加入兵团，1974年该兵团人口总数达226万，约占新疆总人口的1/5，占新疆汉族人口的2/5。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年10万转业官兵，还接收了本省和京、津、沪、杭各城市知青50万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吸纳了２０多万名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自治区内城市的知识青年。虽然后来很多知青返城，但也留下了不少人。

二是三线建设：“三线”如果从卫星上俯瞰，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山区腹地， 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区投入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等，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大军奔往东南沿海和农民工进城。如深圳，1000多万人，均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还有10万大军下海南等；报道说，有一亿多农民工，在城乡间往返、流动，现在有多少已经定居，还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恐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运动了。

四是出国潮，改革开放以来，大批人出国求学、务工、经商，估计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有华人社区，但国人出国的主要目的地还是东南亚、北美、澳洲和欧洲；近30年来，已经在国外定居的，估计也有几百万人的。

三大移民发生在三个时期：

神仙湾老宋

2010-10-24分享收藏

三大移民发生在三个时期

三大移民发生在三个时期：

1,南北朝时期

2,唐,安史之乱后期

3 宋,金对峙时期

具体：

一、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移民——永嘉南迁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移民，从晋怀帝永嘉年间到南朝宋元嘉年间（307—453年），南迁移民的高潮有四次，移民总数有700万。

第一次：永嘉初，今河北（以下提到的省名均系今名）、山东、山西、河南以及江苏、安徽二省淮北部分的流民相继渡淮河、长江南迁。东晋元帝太兴三年（320年）在建康设置了第一个侨县——怀德县，以安置流民。以后．又陆续设置了徐、兖、幽、冀、青、并、司诸侨州郡县于长江南北。

第二次：东晋成帝初（326年后），江淮间大乱．淮南居民以及原来侨居在淮南的北方人纷纷渡长江南迁。

第三次：东晋成帝末（362——365年）及以后一二十年间，中原战乱不断，关中所遭破坏尤其严重，今陕西、甘肃境内的人口南迁汉水流域，一部分进入四川盆地。

第四次：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3年）和明帝泰始年间（465—471年），一度由宋武帝收复的中原地区重新失陷，淮北各州也由北魏占领，大量人口渡淮南迁，因而在淮南新设了司、兖、徐、青等侨州及其他一些侨郡县。氐人的战乱还迫使关陇流民南迁汉水流域和四川北部。

这几次移民高潮历时100多年，移民南迁的路线主要有东西二线：

东线：以循邗沟和淮河流域东南向的支流为主，向东南方向迁移，因此处于邗沟南端的今江苏扬州及其长江对岸的今镇江、常州一带成为山东及苏北移民的集合地，河南人也大多向东南迁入安徽，而不是向正南进入湖北。

西线：水路是循汉水南下，所以沿汉水的南郑（今陕西汉中）和襄阳成为移民重要的集散地。陆路则取金牛道（南栈道）进入四川。

按今地划分，接受移民最多的是江苏省，在今南京、镇江、常州一带最为集中，苏北地区则以扬州、淮阴等地为主。移民的来源，山东占了一半以上，其次是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本省和安徽的淮北部分也是移民来源之一。

第二位是安徽。其境内的移民来自北方，以河南为最大部分，其次为河北、山东、山西。本省淮北的移民也占相当大的比例，少部分来自江苏北部。侨郡县大多散处于江淮之间，江南仅在今芜湖附近。

湖北境内长江上游今江陵、松滋一带的移民主要来自山西、陕西、河南，少量来自安徽和江苏的淮河流域。长江下游今武昌、黄梅一带的移民大多来自河南，也有一些安徽淮北的移民。但湖北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区还是汉水流域，上自今郧西、竹溪，下至今宜城、钟祥，而以襄阳为中心。来自陕西的移民数量最多，其次是河南、甘肃，再次为河北、山西、安徽、四川。

江西、湖南二省距中原已远，移民到达的较少，仅在北部一小部分设置了几个侨县。

河南南部淮河流域也设有若干侨县，主要安置本省北部流民，其中也有少数来自陕西、甘肃及本省南部邻区。

陕西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安置的移民几乎都是来自甘肃、四川和本省北部。

山东今黄河以东南地区因一度为南朝宋所有，所以也曾设置侨州郡县，接纳的移民以河北的为主，其余为河南北部及山西移民。

二、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移民——安史乱后中原汉族的南迁

李白《永王东巡歌》诗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安史乱后中原汉族的南迁历时一个半世纪，直到北宋初年，南迁路线主要有东、中、西二路。人数不可考，但完成了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

东路：自华北平原进人淮南、江南，尔后主要经皖南、浙西金衢盆地进入江西。再分二支，一支南下岭南；一支翻越武夷山进入福建。东路以当时全国交通命脉大运河为主干，兼用汴河、泗水等河流，构成一条宽阔的西北—东南向的水运交通带，将华北平原与淮南、江南连接起来，并向南延伸到江西、福建等地。

中路：自关中和华北平原西部进入今南阳、襄阳一带，尔后南下，穿过湖北南部和湖南全境，进入岭南。此路北面分别连接首部长安和东都洛阳。从洛阳沿伏牛山东麓南行，道路较为平坦，到南阳或襄阳后，即可乘船沿汉水南下。从长安到荆襄，先走陆路，越过商山后即可顺流南下襄阳。

西路：自关中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和四川盆地，需经褒斜道、子午道等栈道。这些道路崎岖难行，但因与长安近在咫尺，一旦都城危急，统治者仍不得不率领文武百官、平民百姓踏上艰难的旅途。

三、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移民——靖康乱后的南迁

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移民，持续—个半世纪，其中规模较大、人数较集中的迁移大致有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一年（1126—1141年）。靖康以后北方人民南迁以本阶段人数最多，短短十余年，“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十一年，宋金和约达成，和约规定南宋不得接收金朝“逃亡之人”，南迁的浪潮始告消退。

第二阶段，绍兴三十一年至隆兴二年（1161—1164年）。金主完颜亮破坏宋金和约，大举南侵。

第三阶段，开禧二年至嘉定元年（1206一1208年）。

第四阶段，嘉定十年至十七年（1217一1224年）。

嘉定七年（金贞佑二年），因受蒙古军队威胁，金朝自中都（今北京）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市），并于十年大举攻宋。南宋则发檄招喻金朝军民。嘉定十七年，金向宋求和，派官至光州声明更不南下。

第五阶段，绍定四年至端平元年（1231一1234年）。

第六阶段，端平二年至景定元年（1235—1260年）。

第七阶段，德佑二年至宋亡（1276——1279年）。

此次南迁路线与安史乱后中原汉族的南迁路线相同，南迁大约500万。

南宋内部的移民：

（一）是江西路、两浙路福建路迁入淮南东、西路。

（二）是福建外迁潮州、梅州，广东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以及澎湖和温州。

（三）是江西西移湖南，其次北移湖北鄂东山区和江汉平原边缘及安徽宿松。

（四）是江西东南及福建西南汀州客家南迁广东东部梅州。

清朝的湖广填四川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清军大肆滥杀，地方豪强结社自保，乡村无赖造反。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戮。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

近代中国四大移民潮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四次大的移民潮，共同的特点是谋生的非官方行为，分别是蹚古道、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

中文名

近代中国四大移民潮

特点

谋生的非官方行为

概述

明朝时为了解决大批军队的军需问题，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政策，茶叶、盐等国家统管和物品得以流动，陕西商人充分利用大好政策，在康定一带与藏族同胞做生意，民间称为蹚古道，形成了以锅庄为主要市场的交易场所。 蹚古道最早，因各种原因，大家熟知的却最迟。而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是从清朝开始的。

蹚古道

陕西商人主要有三大历史贡献，一是“丝绸之路”，与中外商人开辟通往世界的商业大道；二是康定茶马古道之行，民间称为“蹚古道”；三是去蒙古做生意称为“走西口”。除此之外，陕西商人还去扬州、云南、安徽、宁夏、甘肃、新疆、河南等地做生意，河南做生意的陕西商人以党姓最为有名。

走西口

“西口”指通过长城沿线关隘。去蒙古草原和河套一带谋求生计。走西口商人来自山西、陕西、河北，我们不能因为电视剧是山西的，而评断山西人是主流、认为陕北民歌是山西民歌。

下南洋

南洋包括东南亚各国。指广东、福建等地群众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

蹚古道

陕西商人主要有三大历史贡献，一是“丝绸之路”，与中外商人开辟通往世界的商业大道；二是康定茶马古道之行，民间称为“蹚古道”；三是去蒙古做生意称为“走西口”。除此之外，陕西商人还去扬州、云南、安徽、宁夏、甘肃、新疆、河南等地做生意，河南做生意的陕西商人以党姓最为有名。

蹚古道路线示意图

关陕商贾“蹚古道”的历史无人提起，几至挤进历史的夹缝被人们淡忘，庆幸的是引进了学术界的重视。

“秦蜀古道”是从长安（今西安）到成都的古道，全长1000多公里。从长安出发，分别经长安子午古道、周至黑峪口、周至辛口、骆峪口的傥骆古道、眉县的褒斜道出发，到达汉中，再由汉中到达成都。

宝鸡陈仓道出发的路线经广元也可到达成都。

陕商最早走的路线是经过“秦蜀古道”，走向巴蜀（主要是康定，也有商人走向西亚、印度和东南亚。），因是在古道之间来回走，“趟”是次数之意，称为“趟古道”，“趟”还包含有踩山踩水路、试探、随大家一起之意，“趟”的异体字是“蹚”，所以书面上写为“蹚古道”，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用词的巧妙。

陕商“蹚古道”康定茶马交易之行最繁忙的路线是傥骆古道和褒斜道，傥骆古道是关中以东的商人常走的路线，褒斜道是关中以西的商人常走的路线。清未后由于国家动荡、匪患不断，从子午古道出发的路线成了古道主干线。

闯关东

“闯关东”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两个概念。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关谋生，皆可谓之“闯关东”，此为广义。狭义的“闯关东”仅是指从清朝顺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内，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及皖北、苏北等地的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闯关东”是狭义的。

“东北”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东北曰幽州，其镇山曰医巫闾。”医巫闾山位于今辽宁北宁与义县交界处，主峰海拔866.6米。山之东麓有山神庙——“北镇庙”。当地迄今流传着关于医巫闾山的众多传说。当时。 战国时，燕国在今辽东半岛一带设辽东郡（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秦汉魏晋因之。隋代辽东郡治移至通定镇（今辽宁新民东北）。元代于至元四年（1267年）设辽东路，治所在黄龙府（今吉林农安）。朱元璋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设“辽东都指挥使司”，治辽阳（今属辽宁）。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段，人们就用“辽东”来称呼东北地区。因此，著名学者、作家、报人曹聚仁先生《万里行记》说：“古代的"东北"，乃"辽河流域"的东北。”

“关东”一词本指函谷关以东。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坡头乡王垛村，东自崤山，西至潼津，从西周以来便是沟通关东、关中的门户，乃兵家必争之地。“关东”与“山东”同义，这里的“山”指崤（yao）山，“山东”指崤山以东。朱元璋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徐达建山海关城堡一座，山海关扼东北与中原之咽喉，东北一带因此被称为“关东”。山海关以内，俗称“关里”。

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山东人等关内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顺治曾告诫满洲贵族末路退往关东。

满人倾族入关，关东人口剧减，借口“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关东实行封禁政策。顺治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东北长城（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康熙中期竣工。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曰“新边”（《辞海》）。故，在民间有“边里人”、“边外人”的说法。

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着被惩罚危险，“闯”入关东，此为“闯关东”来历。至1840年关东人口突破300万人，比一百年前猛增了七八倍，全国人口达四亿多。清末，沙俄侵略满洲。清于1860年在关东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1910年关东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年间（1912年——1949年），“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前夕近4000万人（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地理》，张善余）。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留住的山东人达 到792万之多，“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因此，关东大多数汉族居民的先祖大多属于山东、河北、山西等省份——黄河下游地区的。

关东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指越过山海关以东到东三省。旧中国，山东人口稠密，灾害频发；关东则地广人稀，沃野千里，而清政府禁止汉人入山海关。是逃荒农民闯关东成为主流。

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东北。东北是满族的龙兴之地。明朝曾在抚顺、沈阳、辽阳一线建立边镇。这一线以西汉民为主，为明朝统辖。这一线以东则为满人控制，虽然在形式上，女真族曾经臣服于大明王朝。但他们拥有实际独立的治权。努尔哈赤与明朝政治绝裂后，不断越过边线向西进攻，并开始屠杀辽西的汉人，导致辽西汉人几乎绝灭。所以，现在东北的人口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明代辽西汉人的后代，而是清王朝建立之后一直到民国时期为止，关内汉人对东北移民的后代。清王朝建立之后，在东北修筑了著名的柳条边，将其一分为二，施行禁边政策，汉人不准非法越过边墙到东面也就是满人的龙兴之地去。这导致中国东北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口增长缓慢，特别是黑龙江流域，更是处于实际上荒废的境地。这是沙俄在十九世纪能够从中国割走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根本历史原因。

在沙俄割走黑龙江东面的土地之后，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如果再不增加黑龙江、吉林等省的人口，那么这些地方也早晚有一天会落入沙俄之手。于是，1860年，禁边开始松弛，大批关内汉人开始到关东谋生。中国在康、乾时代所发生的人口激增，以及鸦片战争之后的经济危机，导致关内的人口极度过剩，生存环境恶化，这也为移民造成了直接的促因。

走西口

“西口”指通过长城沿线关隘。去蒙古草原和河套一带谋求生计。走西口商人来自山西、陕西、河北，我们不能因为电视剧是山西的，而评断山西人是主流、认为陕北民歌是山西民歌。

走西口

人口迁徙事件

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西口，狭义的西口指长城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北独石口，即晋北人、陕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汇点。西口是晋商、陕商出关与内蒙外蒙贸易的地方，所以走西口的主力人群包括晋北人，陕北人，河北人。后西口泛指在长城以北的内外蒙古从事农业、商品交易的地方，包括陕西北部的神木口，河北北部的张家口以及归化城

历史背景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休养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荒”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晋北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例如“阳高地处北塞，砂碛优甚，高土黄沙，满目低土，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在贫瘠的土地，寒冷的气候，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

具体含义

从山西人走西口的大致路线图看，山西人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路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路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

杀虎关

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指长城北的口外。走出山西杀虎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杀虎口”的兴衰史也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

社会价值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的蒙古地区，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的内蒙古地区以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牧耕并举的 多元化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因而当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晋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说是晋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扩展。

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增强了它们的认同感。“走西口”这一移民浪潮，大大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流，进一步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的影响。

移民活动

历史上的“走西口”，亦称“走口外”，是指山西、陕西等地民众前往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草原垦荒、经商的移民活动。“走西口”中的“西口”，其具体位置历来众说纷纭，比较主流的看法是，最早的“西口”是指黄河渡口“西口”，山西二人台《走西口》中明确说到走西口路线，晋西北的河曲等地渡过黄河“西口”，从陕北府谷（古城），走入内蒙。后来“西口”指长城口，由于“走西口”的人群极为庞大而繁杂，对于不同地域的人群而言，各自心目中“西口”的确切所指其实并不相同，概乎言之，“西口”实际上也泛指秦晋各地至内蒙的各个通道隘口。

从历史上看，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陕西，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是中国内地最早得到开发的地区，农耕文明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及至明清时代，因地狭人稠，加上天灾频临，不少下层民众荡析离居，动辄流移。而自地理环境视之，晋、陕北部为中国传统上重要的农牧分界线，口外蒙地地广人稀，当地人出于各种需要，主动招募内地民人垦种，而清朝政府则出于移民实边等诸多方面的考虑，也逐渐放宽政策，鼓励放垦蒙地、发展农业。于是，晋、陕民众遂呼朋引类，前往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上述诸种因素的合力，遂导致了清初至民国时期，“走西口”之风愈煽愈炽。[2]

经济文化

“走西口”极大地加强了口外边地与内地的联系。以山西为例，清代以来有一句谚语说：“雁门关上雁难飞，归化圆宝如山堆。山西亢旱没啥事，归化一荒嘴揪起。”所谓嘴揪起，也就是饿肚子的模样。雁门关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为山西冲要三关之冠。归化亦即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此句谚语的意思是说：归化为商贾辐辏之地，对于山西经济的影响极大。山西的一些地方，即使本省发生大旱，对于当地社会并无太大的影响；但如果归化一带发生灾荒，那这些地方的民众就只能忍饥挨饿了——这当然反映出山西的一些地方对于口外经济有着极大的依存度。

而对口外蒙古地区而言，内地大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了口外农业的发展，移民的辛勤耘作，将传统的农耕界线向北推移，使得当地单一的游牧经济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了农牧并举、蒙汉共居之乡。而大批经商务工者的纷至沓来，则刺激了蒙古地区商业的繁荣和城镇的兴盛。“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是山西乔姓商人的商号之名，他们之于包头城的形成和发展，凸显了昔日晋商与边塞城镇繁荣的密切关系。

此外，“走西口”还加强了蒙、汉人民的相互交流，此种交流，除了前述经济方面的影响外，在文化上的交融亦相当显著。譬如，蛮汉调（又称蒙汉调或漫瀚调），就是蒙汉人民在生产和生活的交往中，逐渐融合了信天游、山歌、蒙古歌曲的艺术风格，相互交流而催生的一种新民歌。而广泛流传于晋北、陕北、河北以及内蒙西部的地方小戏“二人台”，更是内地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产物。

“二人台”中最具代表性的《走西口》，状摹的是太原府女子孙玉莲，与丈夫太春新婚不久，就遇到了“咸丰正五年，山西省遭年限”，只得离开爱妻，外出走西口。该剧刻画了一对被迫分离的恩爱夫妻，在离别之际凄苦缠绵的情景。《走西口》剧种的流行很广，所见，山西、陕西和内蒙等地均有《走西口》。但就像“西口”对于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涵义一样，《走西口》主人公玉莲的籍贯也有不同的说法，譬如，陕西的《走西口》，就说孙玉莲为延安府人，而不出自太原府。在《走西口》中，对情爱如火如痴的“妹妹”，千叮咛万嘱咐，让“哥哥”记住眼前的土窑洞、热炕头，牵肠挂肚又无可奈何的温柔与烦躁，伴随着起伏跌宕的音乐旋律，穿越了时空，闻之令人动容。这首脍炙人口的山西民歌，将男女至爱、离情别绪与人生苦情一并抒发，以凄婉的歌声，揭开了移民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饱含着时代的沧桑

路线图

历史上，山西人“走西口”多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形成两条主要路线：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内蒙古草原；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内蒙古。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一般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走出这个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杀虎口”的兴衰史也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

路线图

地理位置

西口杀虎口，在明代是长城要塞，名为杀胡口、杀胡堡，从这个名称可见当时长城内与边塞民族关系的紧张状况。隆庆和议后明朝在长城沿边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开设互市，大同右卫即于此时设马市于杀胡口关城下，使之成为边贸往来的孔道与平台。位于山西朔州右玉县的杀虎口是“走西口”的“西口”之一。杀虎口不仅是通往蒙古，还是通往俄罗斯的重要商道。走出杀虎口，晋商们就迎来了一片新天地。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走西口与草原丝绸之路

入清，杀胡口改名为杀虎口，因其位于西北商道的交通枢纽，顺治七年(1650年)，清政府在杀虎口设税关，次年“设监督一员，经收课税”。此后，又在归化城设分关，沿长城内外大同得胜口、河曲、包头、托克托、阳高和天镇等处设税收分局、支卡，专门负责征收东自天镇、西至陕西神木一带的关税。并规定，“商人运载货物，例需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别口私走”

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是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的杀胡口，出了这个关口，就到了内外蒙古草原以及新疆等地。由杀胡口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当年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矛盾曾经是多么激烈。清代，满族以满蒙联盟君临天下，改杀胡口为杀虎口。虽然，这时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已经统一在一个国家里，但是其政治经济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分割状态。清朝在杀虎口设置税关，对出口的货物和商旅征税。后来，这样的税关沿长城一线又设置了许多，并明令口内的货物必须由法定的关口运到口外，而不允许从其它的通道私运。乾隆时代中国内地人口的巨增以及生存竞争的日渐激烈，使得许多人走向口外谋生，逐渐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移民潮流。

下南洋

中国人向南洋区域的经商和迁徙

南洋指东南亚较深区域（不包括越南北部等）为主的区域，也包括斯里兰卡等等。阿拉伯海以东的属于南洋（中东和东非属西洋）。

中国人去南洋区域活动（官事、经商、打工、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或走南洋。

小规模时期：郑和下西洋（前期是下南洋）之前，官员和老百姓走南洋是小规模活动。

洪流时期：欧洲列强统治南洋各区域时期希望引华人去开发，加之中国几次大乱，讨生活的移民出现了洪流。明末、清朝和民国时期，中国人去东南亚经商（海上丝绸之路）、打工、乃至迁徙到东南亚（起初的主要动因是建立和统治印尼的荷兰当局来华南招工），规模巨大，纳土纳群岛就是华人建国的。

地理位置

南洋是明清民时期称呼东南亚较深区域（不包括越南北部等）及其水向型附近区域（一是南亚的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印度海岸，而阿拉伯海西岸属西洋了；二是印尼东方的澳洲北部即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三是菲律宾群岛以东的帕劳群岛等西太平洋群岛）。

下南洋华人比例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当今东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地。而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

在下南洋的流民浪潮中，来自全国大部省份，但福建、广东人占据大多数（95%以上），这与其地理、人文因素及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老百姓与海相习；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较去拉美等地更具“可选择性”。

四个事项

下南洋不等于迁徙，事实上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官事，二是去东南亚经商（海上丝绸之路），这种活动出现最早而且贯穿始终，规模大，三是去打工式的谋生，起初的主要动因是建立和统治印尼（那个区域小国多而被荷兰打败及建立一个大国即荷属印度尼西亚，统治近四百年）的荷兰当局对当地人有些担心、而来华南招工（作为荷兰人的勤杂工），后来一些下南洋的打工一些年份也回来，因此，不能忽视打工这种事情，四是迁徙到东南亚。其中，突出的是经商和迁徙，迁徙最显眼、规模大。

下南洋

下南洋是以广东和福建人为主，目的地是东南亚为主]。

海上丝路

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东南亚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在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引发了西方世界一窥东方文明的大航海时代的热潮。

下南洋地点之一

其中，与南洋区域的商业往来是首要内容（这个南洋包括东南亚也包括印度海岸等），去西洋是次要内容（这个西洋包括中东和东非区域，阿拉伯海以东属南洋）。

小规模时期

郑和下西洋（前期是下南洋）之前，老百姓走南洋是小规模活动。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三国时期，东吴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曾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浮海巡抚东南亚。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因为当地很落后，华人走南洋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海上丝绸之路为落后的南洋带去了商品和一些先进技术，甚至为有的地方带来了政府从而加快了当地社会发展级别（菲律宾群岛上出现的诸多国家曾是中国的属国，例如郑和去南洋时任命当地华商许柴佬为吕宋总督并管理二十年 ）。

下南洋经济圈

洪流时期

欧洲列强统治南洋各区域时期希望引华人去开发，加之中国几次大乱，讨生活的移民出现了洪流。明末、清朝和民国时期，中国人去东南亚经商（海上丝绸之路）、打工、乃至迁徙到东南亚（起初的主要动因是统治印尼的荷兰当局来华南招工），规模巨大，纳土纳群岛就是华人建国的。

下南洋

移民原因

下南洋在福建、广东也称“过番”，属于闽粤方言，指的是到南洋一带谋生。

1.在明朝到民国这段历史时期，国内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福建、广东一带在当时慌乱穷困，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极度难以维持，为了谋生计，维持家庭生活，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躲避战乱，闽粤地区的老百姓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批地到南洋谋生。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 69.95%。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也有在家乡故土呆不下去的人。

下南洋

2.一般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随着动乱和王朝更替，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

3.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州——砂拉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 )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砂拉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

下南洋

历次迁徙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不过，中国人的南洋路，一直到了明清时期才越走越宽。

下南洋

主要影响

大量的华人涌入东南亚后，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许多华人在侨居国从事商业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收购当地土特产，销售该国货物，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商业网络。这些人也多为当地政府所倚重，暹罗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没有华侨，宫廷什么买卖也做不成”。另一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人从事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家、泥水匠、织工，几乎无所不包。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他们同样在当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下南洋后代

洪流之后

大断流时期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社会封闭、稳定，人们被安置于一个个固定地方，民间商业大体消亡、而且渔民没有渔业自主权而不去深海冒险作业，民间百姓走南洋活动一度消失（因此也出现了南沙危机）。

小复流时期

改革开放后，外贸发展，人流自由，与南洋小复流，但南洋区域已从欧洲列强那里获得独立、人口规模大了、又社会稳定，因此华人移民只是个别现象。

下南洋路线图

在东南亚经济发展过程中，工矿业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印尼加里曼丹，华人是当地金矿的唯一经营者。矿工人数最多时曾超过9万，每年生产的金矿砂一般都在百万盎司(1盎司等于 28.35克)以上。19世纪以前，马来西亚的锡矿也几乎全部是由华侨开发。当地许多被称作“锡湖”的大型锡矿区，都是华侨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正是由于华侨的辛勤开采，马来西亚的锡产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世界锡总产量的一大半。

“下南洋”的中国人，就这样成了当地经济开发的主力军。他们的勤奋与努力，改变了所在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就连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也承认，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就今日之马来半岛。”“马来政府及其人民，对于如此勤奋耐劳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

华人在改变所在国的经济状况的同时，很多人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东南亚华人，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豪、千万富豪。

与此同时，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前总理他信是华人。在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在马来西亚，华人从政并取得成功，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下南洋”成为堪与“闯关东”、“走西口”相媲力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样有“推-拉”合力的驱动。推力方面，“经济压迫”是最具有能量的“激素”。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拉力方面，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中，劳动力的需求量旺，供不应求，就业机会正多。而且，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甚至采取了“最吸引人的条件”，如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州砂拉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了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植者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植者；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砂拉越。这对无业失业的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少流民“甚或自鬻以求至其地”了。

对流入地来说，华工一直是南洋开发的生力军，他们是廉价的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说，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作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继续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成今日之马来半岛马来政府及其人民，对于此勤奋耐劳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李长傅：《中国殖民史》)

“下南洋”的流民运动，对流出地同样发生深刻影响，它对缓解“经济压迫”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葛剑雄等先生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有一个简单的计算：从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由闽、粤两省输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十万以上，足以抵消每年的自然增长，缓解当地的人口压力，至少可以减弱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振荡。

华工通过艰苦创业，积累了大量资本。他们把资金投向近代工商业，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就是侨商陈启沅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民族火柴厂——巧明火柴厂，由侨商卫省轩创设。据统计，从1862到1949年，华侨仅在广东、福建、上海三省市的投资企业数即达25510家。

移民后代

“下南洋”与“闯关东”“走西口”，被并称为近代中国的三次移民潮。每当新老政权交替之时，不堪战乱的百姓与没落的权贵都会纷纷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易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

如今，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及全世界。而海外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几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荆斩棘的开拓者的后代。据不完全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五百万人，华人约占75%，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总数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华人在改变所在国的经济状况的同时，很多人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东南亚华人，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豪、千万富豪。

与此同时，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印尼总统瓦希德曾向媒体承认自己有华人血统，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前总理他信是华人。在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在马来西亚，华人从政并取得成功，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人下南洋则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当时英荷殖民统治下的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推出了许多优惠政策，比如给移民免费土地、临时住所、交通工具，甚至免费的食物，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华南各省的老百姓，或拖家带口，或单身一人，满怀着希望与梦想来到南洋。

南洋是明清民时期称呼东南亚较深区域（不包括越南北部等）及其水向型附近区域（一是南亚的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印度海岸，而阿拉伯海西岸属西洋了；二是印尼东方的澳洲北部即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三是菲律宾群岛以东的帕劳群岛等西太平洋群岛）。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当今东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地。而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

在下南洋的流民浪潮中，来自全国大部省份，但福建、广东人占据大多数（95%以上），这与其地理、人文因素及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老百姓与海相习；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较去拉美等地更具“可选择性”。

明末清初，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家眷3000余人、战船50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1659年，跟随永历帝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今泰国)，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3]

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人“下南洋”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但原因和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及全世界。而海外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几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荆斩棘的开拓者的后代。据不完全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五百万人，华人约占75%，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总数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下南洋

所谓南洋是明清时期中国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包括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群岛和中南半岛等地。炎黄子孙到南洋去，很早就开始了，比如汉末、唐末、宋末等历史时期。只要中国出现大规模的动乱，就会有许多人远走南洋进行谋生。明清两朝交替期间，下南洋的人数出现了大幅度的激增。而1840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持续的内部动荡，大批的华人开始前往南洋海外谋生。据葛剑雄等人所著的《简明中国移民史》估计，从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由福建和广东两省输出的移民每年就平均在十万人以上。这是世界史上一股巨大的移民潮

中国移民海外史

"中国移民史"传说始于商朝，华人（古代称唐人）移民海外。以后各朝代都有不多或不少华人由于经商，逃难，宗教等原因居留海外。明代永乐年间三宝太监回民郑和下西洋后大批人开始移居南海各国。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有大量华工，因欧洲工业革命的需求而移居到美洲，欧洲，东南亚及世界各国。

商朝

商朝末年，周灭商，大批商朝军民乘竹筏东渡大海逃亡，有学者认为，其中有部分流落中、南美洲。

秦朝

秦朝徐福带领几千名童男童女东渡扶桑。

汉朝

汉朝日南郡 朱吾县居民不满县吏苛政，逃至屈都昆。

南北朝

南北朝，新加坡一个华人坟墓的石碑上刻有梁朝年号。

唐朝

唐朝贞观年间，有一批高僧，到佛逝国取经，其中包括义净、运期、彼岸、智岸，善行、智弘、无行、法郎、孟怀业、道宏、贞固等；其中僧人孟怀业，留恋佛逝，不回故乡[3]。 咸亨年间丰州僧哲到东印度居留，僧人玄游居留师子国。

五代

五代943年，阿拉伯旅行家马素提记录苏门答腊有中国人耕种，巨港华人最多。他们是黄巢起义失败后逃亡至苏门答腊的华侨。

宋朝

宋嘉佑三年（1036年（，嘉佑四年，安南虏走大批中国人到安南。 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赵汝适着《诸蕃志》蒲甘条记载:“国有诸葛武侯庙”。 南宋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印度半岛卡弗里河口的纳格伯蒂讷姆城有中国式瓷砖塔，高数丈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功”。占婆国有唐人。 宋朝景定年间（1261年-1266年）浙江温州永嘉县人薛氏到真腊定居。

元朝

元朝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航海家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单马锡有华侨定居。元初有大批华人定居在婆罗洲格兰岛。渤泥国敬爱唐人马来半岛古国龙牙门已有中国人和当地人通婚杂居。真腊国有唐人居住经商。真腊风俗，由妇女进行贸易，因此华人到此，必先娶真腊女子为妻，方便贸易。。

明朝

洪武三十年（1397年），时旅居三佛齐的华侨一千多人拥戴广东南海人梁道明为三佛齐国王。

永乐年间爪哇岛的华人多由广东、福建等地方逃亡来此，多从回伊斯兰教门受界持斋。

爪哇有一个几千户华侨聚居的村庄，华侨称之锦石（今格雷西（Gresik）），村主是广东人。

爪哇岛东部有一个华侨村杜板，华侨称之为厨闽，有一千多户漳州、广东移民。

爪哇岛苏鲁马益也有中国人居住。

旧港(今巨港）居民多由广东、泉州逃来此地，相当富饶。

郑和下西洋时任命施进卿为巨港宣慰使。

东爪哇有“施大娘子俾那智”传伊斯兰教，施大娘子是施进卿的女儿。

马六甲有唐人居住

爪哇顺塔国王是广东人，永乐九年遣使贡方物。

正统年间

勃泥有很多华侨居住，曾有漳州人张某成为那督。

成化年间丁州盐商谢文彬到暹罗国经商，后来成为暹罗国的官员，并出使中国。

正德年间满者伯夷有来自广州、泉州的华侨几百户。

1572年西班牙殖民者累加斯皮说，在马尼拉有40位已婚的中国人居住。

隆庆六年（1572年）吕宋有华侨150人居住。

万历年间，旧港国王王连是广东人,婆罗洲国王是福建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4年）吕宋已有几万名华侨聚居。

文莱岛有许多华人，系随郑和下西洋留下定居。

柬埔寨的篱木州，以木为城，是华人聚居之地

16世纪初黄衷着《海语》记载暹罗国有奶街，是一条华人寓居的街道。

1613年葡萄牙人伊里狄绘制满剌加地图，其中表明漳州村，中国村和中国溪，显然是华侨聚居之地。

清朝

康熙三十五年，广州长寿寺主持大仙，被越南顺化政府聘为国师。越南会安港有一条长三四里的沿河街道，名为大唐街，街上福建人开的商店，鳞次栉比。越南风俗，贸易由妇女经营，因此华人到此，必先娶妻，方便贸易。顺化有关夫子庙和闽会馆，尖碧萝有伏波将军庙。占城张女士，祖籍浙江人，居住占城已经几代。

雍正中港口国（今越南境内）国王莫玖（Mok Kui）是广东雷州人。莫玖传位子莫统国王（Mok tong），前后一百多年。

乾隆年间暹罗国王郑昭是广东人。

婆罗洲戴燕国王吴元盛是广东嘉应人。

婆罗洲昆甸国王罗大是广东嘉应人。

爪哇华侨人数达十万人

嘉庆年间广东嘉应显人叶来，流寓新加坡。嘉庆末年，柔佛王下令驱逐华人。柔佛华人推举叶来为首，率领众人战胜柔佛王；叶来更购买军械，遣人返国，纠集嘉应县及邻村族人万余，渡海到柔佛，血战八年，平定柔佛全境。其时槟榔屿华人，与土人冲突，叶来率众助战，三年平定槟榔屿。后叶来自量不敌英国势力，将此二地主权交与英国，自保土地所有权。

近代

光绪初年在雪兰莪和霹雳州采锡矿的华工有十几万人。雪兰莪王待华工苛刻，华工奋战，平定雪兰莪。其时霹雳州华人也平定霹雳。

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暹罗柬埔寨老挝安南游记》记载， 1859年新加坡有华侨50,043人

1840年-1870年欧洲人口贩子将厦门、香港等地七十多万中国劳工“卖猪仔”到南美洲当苦力。同一时期约有一百万华人到美国和加拿大“淘金”。

1868年，美国加州因开采金矿和修建铁路，须要大量劳工。美国和大清签订中美通商条约，其第五条定明华人愿常住美国或入籍，皆须听其自由不得禁阻。此条约为美国来华招揽大量华工开方便之门。

19世纪末，到加拿大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华工有七八万人。

1876年郭嵩涛 路过马来亚，记录新加坡华人约二十万，槟榔屿有福建人广东人十万余。

20世纪初在加拿大定居的华人约有一万九千人，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人数最多（两地有九千华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的华人，多以捕鱼为业。加拿大华人生活贫困，有十万家产的只一二人。

20世纪初许多地方限制华人入境，加拿大对入境华人，征收500元人头税、澳大利亚征收100元人头税，新西兰征收30镑人头税

中国古代移民大迁徙和移民集散地

（资料来源《族谱网》）

提要：中国古代移民大迁徙和移民集散地,中国古代移民大迁徙和移民集散地 中国历代多有移民和姓氏迁徙，主要发生於社会激烈

中国古代移民大迁徙和移民集散地

中国历代多有移民和姓氏迁徙，主要发生於社会激烈动荡时期，有时间相对集中，数量巨大，流向性较明确，地域固定等特征。北起关外小兴州，南至粤北珠玑巷，东起山东枣林庄，西至湖北麻城孝感乡，以山西洪洞大槐树、江西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最为代表性，形成中国古代八大移民和集散地，也是炎黄子孙寻根问祖的圣地。

一 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大槐树位於山西临汾地区洪洞县城西北四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是明代汇集迁民遗址。明朝政府在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设局驻员，在五十年左右，强制性大规模移民十八次，达百万之众，迁播至十八个省，五百余县，涉及一百多个姓氏。洪洞大槐树是我国移民史上影响大、迁播范围广的移民发源地，成为很多移民心目中的故乡，大量河南贺氏在此进行集散迁徙成为一个标识性印记。

二 江西瓦屑坝

瓦屑坝是江西上饶地区鄱阳县莲湖乡的一个自然村。瓦屑坝地表满布瓦器，绵延长达二十来里，坝上长有千年古檀一棵，双杈分枝，苍劲挺拔。太平寰宇记载：莲荷山在县西四十里彭蠡湖中，望如荷叶浮水面。此山即今莲湖乡。明代称为立德乡。洪武年间，江西移民到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苏者达二百一十余万人。其中约有一百万是饶州人。

瓦屑坝是江南第一移民集散地。明初移民时，官府在瓦屑坝设局驻员。饶州府各县移民沿乐安河、昌江到达鄱阳瓦屑坝集中，然后登记造册，发放“川资”，编排船只，乘船驶出鄱阳湖到达湖口。移民们顺长江而下，到达安徽各府县,逆长江而上，到达湖北、湖南各府县。

在这声势浩大的移民中，移民的具体流向,史书未作详细记载，地方志中也记载较少。古代的瓦屑坝是渡口，江西移民按四口留一，六口留二，八口留三的规定，背井离乡，一批一拨地到瓦屑坝集中，乘坐古老的帆船，踏过波涛滚滚的鄱阳湖，走向鄂豫皖等地。

同时在江西开展填湖广迁徙事件中，南昌府（南昌县、丰城县）组织以革裔为主、凭裔为辅的贺氏以赣江为交通到湖北麻城中转分配，吉安府组织以凭裔为主的贺氏以陆地徒步直接迁徙湖南境内，永新厅区域直接穿越湘赣边境为凭裔动迁徙的特殊部分。而饶州府负责的迁徙直接关系到鄱阳县伯龄裔贺氏的大部外迁，留守祖地的贺氏如今很少被发现有较大的聚居地存在。历史上称之为江西填湖广。

三 广东南雄珠玑巷

广东韶关南雄珠玑巷，在县城东北，在三二三国道南雄至江西大余公路九公里处的沙水村。该巷南起驷马桥，北至凤凰桥，全长三里，是五岭南北梅关古道必经之路，古朴风貌犹存。珠玑巷原有三街四巷，即珠玑街、棋盘街、马仔街；洙泗巷、黄茅巷、铁炉巷、腊巷。珠玑巷是广东与江西交界古驿道，史称枕楚跨粤，南北咽喉。

从秦代开始至粤汉铁路开通前的一千多年里，珠玑巷是岭南与中原联系的主道。

唐朝张九龄奉唐玄宗之命开凿大庾岭新路，从此梅关古道成为水上贸易和移民南迁最重要的路线。

因中原地区长期战乱动荡，人民大量辗转南迁。 珠玑巷依傍梅岭以南的南北要冲，是中原移民进入岭南的第一处驿站，有的在此聚族而居，成为岭南地区接受与传承中原文化的起点，对岭南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巷内留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如珠玑巷门楼、贵妃石塔等，形成独特的人文历史景观。

珠玑巷原为北宋京城开封府的一条巷名。宋室南渡时，南迁臣民落足南雄之后，为表达对故都的怀念，将自己的聚居之地取名珠玑巷。珠玑巷已成为岭南人的一个朝宗圣地。

广东南雄珠玑巷为中原人口迁徙，没有贺氏参与此地迁徙的记载。

四 湖北麻城孝感乡

麻城是中国古代八大移民发源地之一，是湖广填四川的起始地和集散地，千百年来，麻城移民后裔已遍及四川、重庆等地，有湖广填四川，麻城过一半之说。而孝感乡是作为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运动的聚散地和中转站。

孝感乡位於明成化八年公元一四七二年并入麻城仙居乡。清光绪时期麻城县志前编之疆域・乡镇载：麻城县在明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成化间并为九十四里，并孝感入仙居为三乡。嘉靖间析太、仙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里即里甲，一百一十户为里，一里分为十甲。

孝感乡之名在宋代已有，在南宋初孝感乡己零星向外迁播。然而大规模向外移民迁迹是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

孝感乡在明初亦有记载。 后来有相当一部分面积划归新安县（后改黄安，即今红安）。

孝感乡移民不一定都是孝感乡原籍居民，是从麻城各乡各地抽调而来，到孝感乡集中汇合，然后统一绶⑷ニ拇ā⑸挛鞯鹊氐摹寺槌歉餍兆谄妆阒其端倪。来自江西饶州府和南昌府组织移民基本通过孝感乡落地集中再分配的过程。

五 苏州阊门

阊门为苏州古城之西门，通往虎丘方向。从清乾隆年间《姑苏繁华图》可以看出，阊门内城门临阊门大街（今西中市），上有城楼，类似盘门城楼。外城门靠吊桥，瓮城为长方形，瓮城内另有套城，并还有南、北两个童梓门。南童梓门通今南新路，北童梓门通北码头。

明代初期，朝廷从江南迁移大量人口到苏北一带进行垦荒，“驱逐苏民实淮阳二州”， 人们称之为“洪武赶散”，这些移民都自称来自苏州阊门。阊门码头是当年江南移民离开家乡集中迁往江北的出发地。苏州阊门是苏北民众心目中的移民圣地。贺氏有会稽留守江浙的后裔去参与迁徙苏北的极大可能。

六 河北小兴州

河北小兴洲是长城古北外第一重镇，是辽东、内蒙南下北京的交通要冲，因而成为我国北方历次移民的重要集散地，特别是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由关外各地向北平及河北一带移民的集散地。明朝建立后，为防止蒙古人入侵，就在长城以外，东起辽东，西至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地区大量屯兵，并多次从燕山以北地区向北平一带移民，发展生活，充实边防。

永乐皇帝登基后，又抽调长城以北各卫所十五万将士在北京附近屯守，同时组织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安置在北平周围和河北各州县。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河北北部、内蒙古、辽东、山东等地，总人数达十万人之多。

兴洲位于滦平县城北偏东十公里处，地处兴洲河西岸。城址为长方形，城墙夯筑，北城墙东西两端建有翼墙，具有明显的防御功能。城内曾出土大量砖、瓦等建材和生活用品。

春秋时为东胡地，战国时为燕国地。秦属渔阳郡。西汉为渔阳郡白檀县，北魏属安州广阳郡广兴县，西境为御夷镇地；后并入厍莫奚。隋唐因之，属饶乐都督府辖。辽为中京道北安州兴化县地，西境为奚王府地。金为北京路兴州兴化县、宜兴县地。

《钦定热河志》载：“宜兴故城，在滦平县（今承德市滦河镇治所）西北七十五里，金初为兴化县白檀镇，泰和三年（一二零三年）置宜兴县属兴州。元初因之，致和元年升为宜兴州，以旧有兴州，故俗称此为小兴州。”小兴州成为河北、内蒙古、山东、东北等地众多姓氏寻根问祖地。

七 山东枣林庄

山东枣林庄，在今山东兖州县城北七里之遥的安邱王府村，据明代石碑所载，该村原名枣林庄，明鲁王裔孙安邱王分封於此，始称安邱王府庄。枣林庄位於兖州东部丘陵山区，地处兖州府城郊，正当济南各州县南下的交通要道。为明清移民集散地。

元末明初，未受战乱波及，人口较为稠密，具备了集中移民的基本要素。安徽濉溪县志中有明洪武年间和清初由山东迁民本县的记载，并标明占本县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周、吴、郑、王、李、丁、梁七姓”均迁源於此。还有辽宁、吉林等省的枣林庄人，称先祖于清初移民边疆，迁居关外，为不忘祖籍，以“枣林”为号。

八 福建宁化石壁村

石壁村位於福建三明市宁化县西，闽赣边界武夷山的东麓，距县城五十里，现属禾口乡所辖。是一片比较开阔的盆地，历史上森林茂密，从远处望去，像一堵绿色屏障，由此得名玉屏。唐中叶更名为“石璧”，五代再改“壁”，后又改今用之“碧”。古称“石壁”即指村落，又指地域，包括了周围的一些村落，石壁是个中心，是这一些区域的代称。中国历史上，因战乱、饥荒、兵灾以及政府的奖掖，安排，外地经济的引诱等因素，大批的中原汉人南迁。形成独特的语系和习俗，始称“客家”。

客家流迁始於东晋，但构成民系则在五代以后。在五代以后流迁的称为正宗的客家人，他们在流迁中，大多经过宁华石壁（今名“石碧”）。在石壁居住，繁衍生息数代乃至数百年后，又陆续辗转迁往闽西、广东、广西、四川、湖南及香港、台湾、东南亚各地。他们多称一世祖出自石壁，石壁便自然地成为这些客家人的第二祖籍。

石壁有“客家摇篮”和“客家祖地”的称誉。建有“客家公祠”。

明代枣强移民考

（资料来源《族谱网》）

提要：明代枣强移民考,明代枣强移民考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明初大移民”虽然经历了数百年，人们总是津津乐道

明代枣强移民考

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明初大移民”虽然经历了数百年，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地传说着关于移民的故事。移民除了家喻户晓的山西“洪洞县”之外，那么另一重要集散地则在河北枣强。然而枣强县移民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人们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一直一辈一辈地在传说着，猜测着。希望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寻找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我们努力在时光的隧道里寻找着迁民的足迹。

一、枣强移民的历史背景

明初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年间几十年的移民活动，不仅史实确凿，且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太祖实录》迁民记载达66项（次），其中规模较大18次，枣强为其中的一部分，且是个中转站，又是历史移民的接纳地。造成枣强移民的背景主要是战争、自然灾害和瘟疫。

二、枣强移民的史实证据

“莫道渊源无考证，私家记述最为真。”

现在民间的谱书大多数始修于明中叶以后。《青州市地名志》述“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派兵来山东搜杀了三遍，杀光居民后，又于洪武二年（1369年）从洪洞县和枣强县迁来大批移民，建立了现在的座座村庄，许多族谱是这样记载。经考之信史，却找不到朱元璋搜杀山东之说……青州一带的族谱，绝大多数说其祖先于明洪武二年自洪洞或枣强县迁来。这种记载是对的”。淄川县志载“（1369年）明洪武二年七月，淄川州废，淄川、新城隶属济南府，是年起，明*政*府*从河北枣强县、山西洪洞县向淄川、新城、临淄等县移民，官府给耕牛、种子免征三年租税”。淄川区《蒲氏族谱》记载“乡中民则迁自枣强蓟者盖十室而八九”。经考证，该区地名资料虽达不到这样高的移民比例，但却有60%的村是枣强移民建立的。又如明洪武年间，移民入昌乐，枣强县为最多，山西洪洞县次之，江南也有少量。移民户的族谱载有“奉牒”、“奉旨”、“迁发”等内容。毕都乡响水崖村《夏氏族谱序》云：“景太祖伯叔兄弟十五人，于洪武二年三月初三日卯时，自枣强迁发青州府鼓楼西常家胡同。迨至八世祖迁响水崖。”尧沟镇大杨家庄《杨氏族谱序》云：“余杨氏始祖讳殿禹，居河北枣强县，有洪武二年，奉旨迁至山东益都东尧沟镇南里许黄水东岸而居之。”临淄区单家庄《李氏族谱序》：“我始祖原籍直隶枣强县师友庄，自洪武二年军迁胥延数世……单家庄李氏宗亲学铭、春来、春美曾到枣强县王均乡大师友村寻根问祖续谱接案。2004年7月，两支核对族谱，系同一李氏殆无疑义。”另外，单家庄祖祠碑记：“明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先人穷、毅二兄弟，由河北省枣强县师友庄辗转迁于此福泽之地立制建村……”更是有力的佐证。 《日照袁氏》一文作者袁锡平在族人协同下，多次到莒县九里坡、沂水40里袁家庄、袁家城子等村探访。2001年初又与4名同族到枣强寻根问祖。他分别查阅了日照、莒县、沂水三县的袁氏谱书，日照傅家疃《袁氏族谱》载：“我袁氏乃直隶省冀州枣强县向义村人也，自大明洪武十二年已末（1397），始祖兄弟三人徙居山东，长居青州府日照县傅家疃，次居青州府沂水县袁家庄，三居青州府莒邑九里坡。盖三支族繁丁盛，皆我袁氏先世阴功所致也。”沂水《袁氏族谱》家传序云：“袁氏之先，直隶枣强人也。”莒县西乡（夏殿）《袁氏族谱》族谱弁言称：“考吾先祖自明初由河北枣强县迁居日照（傅家疃）后由日照分居莒县袁家疃，九里坡等村，而吾夏殿始祖系由袁家疃迁来者”。袁锡平在文中说：“世远年湮，朝代变迁，村无档案，找一个600多年前的村庄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查阅枣强《袁氏族谱》显然日照、莒县、沂水三县袁氏确属冀州枣强袁”。利津老户的居民大半都是明初移民，近年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是：南宋、北宋、店子、前刘、王庄、明集、盐窝、利津等8个乡镇中，90%的村有明洪武和永乐年间的移民户，其祖籍为枣强县，世代流传的歌谣是：“要问老家在哪边，直隶省的枣强县。”章丘王氏2004年有人到枣强镇王洼村寻根问祖，经核对，双方族谱确系一祖。全国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李蒙，家在山东博兴市利城村，其家谱记载“自明洪武年间，从河北枣强县迁入利城村。”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家庭世系的文化的重视尤为突出。山东居民到枣强来寻根问祖的不计其数。如山东淄博市高青县的刘刚，说根据地名志我们是从河北枣强县搬迁来的。只知道辈份有“云、元、希、延、俊”，但不知道以后如何续。山东邹平县刘传林其族谱记载洪武四年奉诏从枣强迁至山东之长山居住，传有数世，欲寻祖源。山东寿光市广陵村陈汉湘家谱记载始祖由河北枣强迁入欲寻祖源……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赘记。

三、从移民琐记中也可以看到枣强移民的轶事。

刘家夹河村，居民于明洪武年间由枣强迁来，选择的地点在两河之间，姓氏与地形相连，村子便叫刘家夹河；双合村，明初李姓一家，由枣强迁来，大清河口，选择一高地建村，取名“台子李”；船王，明初王氏一家由枣强移来建村，村址紧靠大清河，居民以养船为业，人称“船王”；买河，枣强移民初来时，住在河边，有一富户买下了旧河道开辟为良田，远近闻名，村子也被称为买河；七龙河，民间传说此地有古村，因明初从枣强移民来此，地方多水患，人们以为水中有恶龙，便把匕首缚在牛角上，刺杀河湾中心的恶龙，并立村名为“匕龙河”后讹为“七龙河”；棉花王，根据《王氏族谱》记载，始祖王起长、王起安、王起远兄弟三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由河北省枣强县迁来，各自立村为家。为使兄弟之间不失去联系，约定村名均以“花”为记；戴家店，相传明洪武年间戴姓始祖，由河北枣强县迁居于此立村戴家，后因村人靠大路开店，殷勤待客，仗义疏财，由此戴家店声誉在外，村名遂为戴家店；张乐滨，根据《张氏族谱》记载，始祖张万五、张万贞，于洪武二年（1369年）由河北省枣强县迁此立村，因村西曾有马场，在近水湾处搭有一马棚，该村在这一马棚的入口处，故曾有“马棚口”，至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村中有一名叫张乐滨的人在当地较有名望，遂更村名张乐滨。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曹树基教授在《从移民地名解读我国移民史》中，所说的，“天下不独有大槐树，来自山西大槐树的移民迁入济南府境，开始遇到另一支颇具规模的移民人群，来自北平枣强的移民。”在今山东齐河县，至少有75个村自称元末明初来自枣强。虽然同一时期，来自山西的建村庄更多达百个，但到山东滨县的，来自枣强的村庄多达400个，而来自山西洪洞的不足20个。阳信、沾化两县几乎是枣强移民的一统天下。”

岁月不居，沧海变迁。明初大规模的移民活动距今已有600多年，从移民史实的谱牒、碑文，字里行间流露出移民后裔那浓浓的思乡念祖之情，他们不论身居何地，同受到父辈的教诲和影响。虽然历经十几代、二十几代的人世变迁，但思念故土之情却依旧未减。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需要互相联系，这将有利于信息的交流，实现优势互补，整合资源，共同为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山东寿光城里支（候镇黄家桥）族谱记载来自河北枣强县

小云南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小云南是诸多山东族谱传称的祖籍地，关于“小云南”的出处，民间众说纷纭，国内史学界说法不一；长期以来，成了民间寻根之谜。许多祖籍山东的家谱称“世传祖居小云南”，但山东本地部门却不知所指何处。

根据近年史料的发掘整理，其实小云南并不特指某一地区，而是云南军户们在山东的聚集区。洪武十四年，明太祖遣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胡海、吴良旧部、吴祯旧部。挥动大军30万，扑灭坚据云南地区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部残元势力，接着设置卫所，随征的军户便屯驻于此。这些军人主要来自山东莱州、登州、青州和以徽州、滁州为中心的下江地区，小部分为江西、江浙、湖广籍。明初实行军屯制，军人遇战事则出征，反之操劳农业，并且户籍编在卫所名下，自然在此安家。建文帝登基后，撤除了云南诸多卫所，原籍山东的军户大批调防回山东，因为自云南归来，他们的驻防地因而俚称“小云南”。

中文名

小云南（乌撒卫）

外文名

Looking like Yunnan

地理位置

云南镇雄、贵州威宁、云南芒部卫

事件出处

民间寻根

快速

导航

事件发展

观点综述

事件结果

事件起因

国内媒体曾公开报道对“小云南”之谜的探源：

原鞍山市铁西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胡忠奎历经20余年研究所得：“小云南位于今云南、贵州一带，即明代的乌撒卫”之说，其后，全国诸多读者广泛关注，经归纳整理浮出水面的“小云南”渊源之说已有六种之多。

事件发展

名称由来

“小云南”是俚称吗？ “云贵说”从何而来？ 胡忠奎研究“小云南”出处始于1985年。他在修订当地地方志过程中，鞍山境内的八家子、陶官、永乐等街道的许多老者，“十有八九”称祖先来自“小云南”，但都说是老辈人世代口传，“小云南”究竟何处均不明悉。这不禁引起胡忠奎的极大兴趣——还在他孩童时期，祖母曾跟他讲过：“你的祖先是打小云南过来的”。 在一种探索血脉起点及工作责任感的推动下，胡忠奎先后到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图书馆，请教专家并查阅古籍，都没有找到有关“小云南”的资料。他又两下山东蓬莱，但县志办工作人员的答复令人失望：过去和现在，山东省都没有“小云南”这个地名。蓬莱县志办也曾对此做过调查，无果。但许多在蓬莱县街头巷尾的老人也都众口一词地告诉胡忠奎，他们的祖先来自“小云南”。

事件影响

祖籍山东的移民至少约有1500多万人皆称：世传祖居小云南。

观点综述

除“云贵说”外，“小云南”出处另有山东之说，山西北部“云中之南”之说，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之说，山西运城“小运南”之说，云南省“祥云”之说，安徽“凤阳”之说，“交趾国（今越南）”之说共八种。各地的众多家谱编撰者及史学爱好者积极参与了由报道引发的大讨论，各抒己见。

综论各方观点，“小云南”所在地可能涉及六省八地。

一、小云南在山东省说

愚公移山之王屋山有源泉，源出为沇，东流为济，汇于黄河入海。济水之南谓济南，沇水之南谓兖州；兖州以南，古代方国甚多……皆处山东南部，不输云南地貌，南来移民誉此地为小云南；受其影响，祖籍山东的移民，亦誉故土为小云南。

还有小云南指今山东省青岛市和即墨市的东部沿海地区的观点。

二、小云南在山西省说

“小云南”在山西的观点，主要来源于民国《平县志》记载的“云中、云州之南”之说。

三、小云南即祥云县说

《徐霞客游记》曾提及“小云南驿”之名，经《中国国家地理》考证，徐霞客笔下的“小云南驿”就是云南省祥云县南18里的云南驿。

祥云县原名云南县，“汉武帝无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彩云现于白崖，遣使迹之至此，及置云南县。”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设云南行中书省，“云南”正式作为滇域的名称确定下来。因县名与省同，故云南县也被成为小云南或古云南，以便区分。直至1918年，云南县才改称祥云县。[1]

四、小云南在云贵之说

1988年8月，胡忠奎再赴山东到烟台市史志办，查阅到了1988年版《蓬莱县志》中记载的珍贵史料：“元末明初，山东为元明争夺要地，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山东半岛人口被杀戮殆尽，残存土著极微。明朝建立后，开始向半岛大批移民，当地人口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及永乐二年（1404年）两次由小云南的‘乌撒卫’迁入”。此即推动“云贵说”诞生的首例佐证。 胡忠奎又查阅《元史地理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东北地方史稿》等资料证实，“乌撒卫”为明代地名，在云南、贵州交界一带，即云南镇雄及贵州威宁县境内。胡忠奎认为，正如东北人对“边外”、“关里”的称谓，以及有的地区自称“小上海”、“小深圳”一样，“小云南”是云贵边界一带的俚称。

小云南在云贵之说的疑团：

云南、贵州历史上是我国少数民族居住地，而自称祖先是“小云南”的山东人却又大都是汉人。

胡忠奎出示他和吉林谭雨明、山东张方纲等人共同研究得出的最新史学成果：

揭示“小云南”先民，跨越元、明、清三个朝代，由国内各地汇聚云贵，再行迁至山东，最终辗转至东北扎根的“千年万里移民路线图”。“路线图”的绘制取材《蓬莱王氏家谱系》、《蓬莱王氏家谱》、《乌撒考》等民间资料、《威宁县志》、《明史》、《清史稿》等官方史料。山东的张老先生等人甚至多次亲赴云贵实地考察。

千年万里移民路线图：

1、明朝30万大兵讨元——先民由全国各地至云南：胡忠奎等人认为，“小云南”先祖缘于全国各地军丁加盟的明朝征元三十万大军。

据考证，明初中原已经统一，云贵高原仍被元朝占据，不但屡招不降，而且屠杀使者，朱元璋决计讨伐，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初一，命傅友德为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步兵30万讨伐云南，分遣都督胡海统兵3万，趋乌撒，自将大军趋贵州。十二月二十三日，傅友德自曲靖直捣乌撒，元军暂时退却。傅友德下令在乌撒筑城，建筑材料和工具刚一备好，元军引兵复至，由此展开一场惨烈的“乌撒之战”。历经浴血奋战的傅友德30万大军，进驻云贵高原后在乌撒卫即展开军屯。

据吉林谭雨明考证，从洪武十四年入滇，至永乐初年，来自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四川等地的明军驻守云南长达20余年，第二代也已长成。

2、明朝战略转移——由云贵迁山东：乌撒卫建成后不久，“小云南”先祖即根据明朝战略转移源源不断向山东迁移。明代初年，倭寇不断侵扰山东沿海地区，为防倭寇侵袭，明洪武中期先后在山东设置卫所，这些卫所需屯兵把守，明朝即从乌撒卫等地调兵。张方纲在“路线图”中仅举乌撒卫调兵至山东鳌山卫一例说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徐辉祖奉命建鳌山卫，率兵调防山东。至此，“小云南”先祖的匆匆步履在山东暂停。他们的再次大规模渡海迁移，还在三百年之后。

3、清代垦荒——由山东至东北：清顺治年间，清政府采取多种方式，鼓励汉人到辽东垦荒。此时，在乌撒卫参加过军屯，而后又调防山东各卫所的部分明军后裔，不断随移民潮涌入东北，投旗者为汉军，未投旗者为民籍。 胡忠奎表示：“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没有忘记祖宗，世代口传，仍称自己来自‘小云南’。因为很少有文字记载，随时间久远，小云南的出处就湮灭成谜。

五、小云南为交趾之说

“交趾”古时泛指五岭以南，从汉代起，越南北部和东部滨海一带也被纳入。越南独立建国后，交趾成为“越南”、“安南”的别称。明初，越南权臣黎季犛夺取了陈氏王朝的江山，应陈朝遗臣请求，明成祖朱棣命将军张铺、沐英统兵讨伐黎季犛。擒获黎季犛后，朱棣下诏，改越南为交趾布政使。此举遭到了越南人的反对。20年后，即宣德二年（1427年），朱棣的长孙、宣宗朱瞻基宣布撤销交趾布政使，承认越南独立。在这风云变幻的20余年间，大批越南人流亡中土。从宣德七年（1432年）一名叫陈复宗的越南籍小吏给朱瞻基的奏折中可知，交趾布政使撤销后，一批越南籍的官员被安置在河南、山东。翻检那些魂系云南老的家谱、族谱，发现他们的世系传承了20—22代，若按一代间距25年计，他们涉足山东的时间与宣家安置越籍官吏的时间大致吻合。

六、小云南为川地之说

根据明初遗留下来的四川西昌地区的墓碑和家谱等史料记载，历史上说的小云南就是今四川西昌地区。明朝初年平定云南和四川西昌地区时，明太祖实行调北征南和调南填北的人口大迁徙政策，派南安侯俞通源把云南和四川西昌当地的部分土著民族强制迁往元末战乱后地旷人稀的山东、辽宁等省居住，其目的是分而治之，防止他们在边疆作乱，这些被调南填北者主要是白族人。也有部分不肯配合明军作战的云南土著汉族被强迁北方，比如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给傅友德、沐英、俞通源的口传圣旨说：“将云南布政司管下的百姓五万九千有零户、八万六百有零丁，除当马站急递铺口使了的，余外的见一户要一丁，自备枪刀，根大军下营征白夷。若不肯去的，等大军征了白夷回来，着总兵官领军拿了迁了。”黔国公沐英第二次入滇时，携来江南汉族人民二百多万，和俞通源等人在云南设置卫所，屯垦戍边，此称为调北征南。四川西昌地区在唐代以后长期属于云南地方政权统治，明洪武十五年以后才划归四川管辖。洪武二十五年，明太祖命越嶲侯俞通渊帅陕甘和京卫明军并家属进驻西昌地区平叛，修筑城池，屯垦戍边。当时来此的江南和北方汉族军民就称其地为小云南，目的是和大云南也就是云南省相区别。小云南是明朝初期对四川西昌地区的民间称呼，当时这一地区的正式称谓叫做四川行都司辖地，是一个副省级的行政、军事综合管辖区，由于称谓冗长，官书上又往往称作建南，民间俗称小云南。它的管辖范围就是今天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的川南广大地区，明朝在这里设有六个卫和八个独立的守御千户所，后来又把建昌前卫并入建昌卫八所。今天云南和四川西昌地区的汉族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些明初江南和陕甘来的军民后裔。

但此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历史上明朝没有调南填北之说，只有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的说法，当时南方确有一省往外大量迁移人口，但不是四川云南，而是江西。其次，历史上也没有明太祖派南安侯俞通源把云南和四川西昌当地的部分土著民族强制迁往山东、辽宁等省居住的记载。不仅正史上没有，连地方志上也没有。

而且观看南安侯俞通源生平事迹也没有类似的记载。可见这没有史实依据

　　还有明王朝在元朝的基础上对云南以及西昌等地设置了土司，承认元朝授予的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官职。同时也对元朝在各族聚居地分、州、县所设的土官大部分原官授职。明朝时以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官隶属兵部，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隶属吏部，给予符印，并确立了承袭、等级、考核、贡赋等制度。可见明朝在云南以及西昌还是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没有外迁少数民族以达到分而治之，防止他们在边疆作乱的需要。

“将云南布政司管下的百姓五万九千有零户、八万六百有零丁，除当马站急递铺口使了的，余外的见一户要一丁，自备枪刀，根大军下营征白夷。若不肯去的，等大军征了白夷回来，着总兵官领军拿了迁了。”

注意这里只是说把云南布政司管辖的汉族百姓迁走，而且这些汉族百姓也并非云南及西昌地区的土著，因为该地方在二十一年之前就有大量的汉族民户从外地迁来。并且明太祖也没说把这些云南布政司管下的百姓是迁到山东和东北地区。把云南和西昌当地的部分土著民族和土著汉人迁到山东东北地区分而治之防止他们在边疆作乱的说法也不符合情理。因为迁到一些较近的地方如湖南湖北以及河南地区即可达到目的，根本不需要迁山东那么远。

七、洪武14年即1381年，朱元璋召集各部明太祖遣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胡海等扑灭坚据云南地区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部残元势力，接着设置卫所，随征的军户便屯驻于此。其中山东沿海军籍吴良、吴祯旧部以及其后裔（军籍），亦参与这次战争。洪武十七年（1384年）云南战役结束，东川候胡海辞职回归故里（定远县），乌撒卫军卫遣散。原籍青州府的军户大批调防回山东，因为自云南归来，他们的驻防地因而俚称“小云南”。吴良病故青州，故成为青州府寿邑吴氏始祖。

事件结果

上述多种观点均未得到相应证据支持，或没有官方移民迁出资料，或从未有过“小云南”地名，或没有民间家谱超过三百年的纪录。小云南，并非实际地名，其指地籍，有待进一步探究。

山东蓬莱北沟镇下魏族谱记载：上下魏源于"小云南"（山西汾河以东），于明成化年间迁入蓬莱，兄弟二人开基于下魏村，后长兄支又迁至上魏村

中国历史上有七次的人口大迁徙。

1、“永嘉丧乱”时期发生在西晋永嘉年间，腐朽的统治者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从而使黄河流域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被迫大规模迁移到江淮流域（主要是流入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地）。这次南迁人口约90万，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显著的北多南少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加，促进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这是中国人口分布中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故称为“衣冠南下”。

大概就是在西晋永嘉年间,匈奴人攻破首都洛阳,西晋政权被迫南迁至江东健康(南京),史称东晋.这一时期,大量北方汉人中的精英不堪忍受异族的非人统治,纷纷南迁,形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 使得江南与南下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闽南话,闽北话,客家话,甚至南通话,基本上都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形成的。

2、“安史之乱”时期

发生在唐代，约有100万人南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我国南北人口分布比例第一次达到均衡。

3、“靖康之乱”时期

发生在北宋，1125年金灭辽开始南下攻打北宋，黄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每次大的战争都造成黄河流域大量居民向长江流域迁移，主要迁移浙江、江苏、湖北、四川，这是北宋末年人口迁移规模最大的阶段。

4、“金完颜亮”时期

1161年金撕毁了与宋的合约，大举南侵，淮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迫使淮河流域的居民南迁到长江流域，主要迁移浙江、江苏、湖南、江西等地。

5、“蒙古兵南侵”时期

忽必烈等上汗位后，于1273年出动大批蒙古兵南侵，发动了消灭南宋的战争，主要战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当地居民为躲避战乱大量向珠江流域迁徙，主要迁入广东、广西、福建等地。

6、“走西口、闯关东”时期

19世纪后期的旧中国，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后，两国竞相在东北扩张势力，修筑铁路、掠夺资源，需大批劳动力，迫使华北破产，农民移入东北，尤以山东、河北两省农民最多.1923年－1930年间移入东北达300万人，1937年一年就达到70万人。此外，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也有很多来自河南、陕西等省的农民。

7、“东南沿海下南洋”时期

欧美资本主义侵入东南亚后，为掠夺东南亚资源，招收中国破产农民作为开发殖民地的劳动力资源，并贩卖中国劳工，致使东南亚人口激增。

黄河中下游平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从秦汉时期开始，我国人口就由黄河中下游平原向四周扩散，重点是向南方的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扩散。由“安史之乱”而引发的人口大迁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的格局，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北方人口，中国人口地区分布的中心首次由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流域。

引起我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原因，其中最直接的就是移民支边、战争和自然灾害。如我国历史上，每发生一场战乱或者灾荒，就会引起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扩展资料：

对于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们来说，迁徙的目的其实很简单：为了更好地生存。而从大的历史社会背景来看，人口大迁徙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一是为战乱、天灾所迫；二是因为政治原因及人口膨胀的压力，政府有组织的移民；三是由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逐。

福建宁化石壁溪移民史

（资料来源《石壁——客家移民的乐土》）

梅县《刘氏族谱》载：一百二十世祖，宁化大始祖讳祥“于唐僖宗乾符间，因黄巢起义，为避战乱携子孙避居福建汀州宁化石壁村择地立业。”

《杨氏族谱》载：胜二郎（亦作胜义郎或称圣郎）仕唐，任延平刺吏（有谱作御吏）居延平，因“黄巢之乱”举家卜隐宁化石壁杨家排而居。

台东《官氏族谱》载：官膺，本姓关，解梁（今山西解县）人。黄巢起义后，与祖母避宁化石壁，改姓官。

宁化安远《唐氏族谱》载：唐景嵩，字淮卿，世居山东唐县，奉陶唐氏为祖。西晋永嘉之乱迁于江西，至唐末迁居福建宁化县。

兴宁《温氏族谱》载：唐僖宗时（874年），同保为避乱自石城移居宁化石壁。

《罗氏族谱》称：唐末有铁史公之子景新，因避黄巢之乱，与父母分散于虔州，乃迁闽省汀州宁化县石壁洞葛藤村紫源里家焉。

《崇正同人系谱》载：唐之末年，有宗室李孟，因避黄巢之乱，由长安迁于卞梁，继迁福建宁化石壁乡。

唐代，无论安史之乱还是黄巢起义，兵革也未及宁化。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及其后长达百年的所谓“五胡乱华”，尽管“洛京倾覆”，但其乱在中州，江南倒成了避难所，宁化当然也在其中，所以受“永嘉之乱”影响，就有中原汉人陆续迁入宁化或石壁居住

石壁溪泛称“石壁”的地理范围，应为古时的龙上上里、龙上下里和龙下里，今为石壁镇、淮土乡、方田乡、济村乡，亦可简称为“宁化西乡”，如今还留存这样的习惯，称“石壁”人，不一定就是石壁村或石壁镇籍的人，往往把淮土乡人或方田乡的一部分人氏也称为石壁人

史料对石壁有洞、塘、寨、都、乡、城、市等各种不同的称谓，这些都不是行政建置。石壁是一个地区的泛称

石壁——客家移民的乐土（一）



Bluenemo转自华夏董氏大全

2012-11-30分享收藏

宁化石壁被称为“世外桃源”、“战争的避风港”，主要是指石壁的地理环境。唐宋间，这里自然环境优异，社会安定和平，地广人稀，是一方初有开发的处女地，对于疲于奔命的中原移民，无疑是一方休养生息的理想乐土。

石壁是个地理概念，她是村名、镇名，也是个地域代称，而且还是古代宁化县的象征和代表。

石壁上市《张氏族谱》卷一对石壁有如下记载：

石壁号日玉屏，乃宁阳分野西北之乡也。层山叠嶂，附卫千里。理取伏例船形，是其名也。至若来龙祖脉，溯其源，出自白水顶，斯风云之所摅，江山之所带，孤峰仄宇，峭壁万寻。天将雨则白云相搏，诸山星拱，势若万马奔驰，枝分千里，脉派万方之真，乃入宁之华表，豫章之苗裔者也。一脉超递至千家围，由升仙台孤峰峻耸，怪石嵯峨，绿水潺流，茂林翁蔚，石锣石鼓时鸣，春鸟并春花角胜奇峰。日午，鹤立霞楼，天滋浪平，鸥浮鹄玄。香炉峰卷青霜，狮子岩前锡挂，屏山叠嶂，危岭千霄，此熊刘二羽士修身霞举于其山也。乡人异之，构二仙之像，文人墨士，览胜传奇，载之志书。传之海内外，题韵不辍，往来冠盖，频无间断。一脉穿出，迤逶东家坪，艮龙发秀，亥脉铺毡。由此至白岭脑，寻细枝条至孔莹堂，顿住，山明水秀，地广而平，苍松翠谳，万卉森罗，左为宁化之当途，右为琴江之古道，两省通泽，经商成缕，界由吴家围粉壁前，族分上下，宗谊无殊，迄今百世，和睦最笃，由然可表，虽然世事沧桑，几经鼎革，四方足迹，未常沧亡，不彰石壁者宁阳之西北乡也。

“宁阳”是宁化县城之雅称。“琴江”是江西省石城县的主要河流，是石城县之代称。“两省”是指福建、江西两省。

石壁村是今宁化县石壁镇的一个行政村，也是一个自然村的村名，古时为龙上下里七都，位于宁化西部，是石壁镇辖区的中心地，也是石壁盆地之中央，地势平坦，历史上曾谓玉屏、石壁、石碧，1994年为同文献记载一致，正名为‘石壁。其镇原谓禾口乡，亦于1994年升镇，并改为今名。历史上的石壁村曾接纳过数十姓的中原移民，虽然现在只有张、刘、管、傅、李、朱、雷7姓，2000余人口，而又绝大多数姓张，其他6姓共十余户。但历史的姓氏住址如今犹存，如吴家园、张家段、伍家巷、李家坪、杨家排等等，都是根据住户姓氏所命地名，都是在石壁村范围之内。吴家园，原是石壁村的中心之地，根据《吴氏族谱》记载，是吴伯琏兄弟五人于后唐元年(923年)自福建南平迁徙石壁，辟地开基繁衍生息，后人称吴氏开基处为吴家园。这批吴氏是后梁年间自苏州迁福建南平的。吴家园在清朝时，被太平天国残部全部烧毁，于是吴氏迁居他乡。许多姓氏都或因天灾，或因人口发展地盘太小等因而外迁。

史料对石壁有洞、塘、寨、都、乡、城、市等各种不同的称谓，这些都不是行政建置。石壁是一个地区的泛称。史料记载如“石壁市澳内村”、“石壁村葛藤坪”、“石壁村林家城”、“石壁紫源里”等等，许多史料记“宁化石壁”，并无冠以“村、乡”称谓，都是一种地区泛称，就是冠以“市、乡、村”等称谓，亦未必就是指石壁本村。如“石壁村葛藤坪”，亦有称“葛藤凹”、“葛藤村”，此村今名“南田”，亦称“南田坳”，距石壁村近5公里，居住谢、马、张、朱、涂、伊、曾、王、虞、雷10姓，一千余人口，村中小村名有：俞坑里、南田、沙州段、塘坑里、南山下、庵坝里、塘甲里、南田坳。古时的小村名还有程家窠、肖家垅、夏家屋、邹家排、李子坪（今居住马氏）、陈家屋、蓝家屋、蒋家窠。这些都是以住户姓氏命名的地名。这个村原来还居住过罗、刁等姓氏族人。随着时代的变迁，先后都迁离这个村。泛称“石壁”的地理范围，应为古时的龙上上里、龙上下里和龙下里，今为石壁镇、淮土乡、方田乡、济村乡，亦可简称为“宁化西乡”，如今还留存这样的习惯，称“石壁”人，不一定就是石壁村或石壁镇籍的人，往往把淮土乡人或方田乡的一部分人氏也称为石壁人（在未改乡名之前，称“禾口人”），他称或自称，都可以认同。这一地区总面积为479平方公里。与江西省石城县毗邻，由武夷山脉分界，两县语言相通，习俗相同，经济、文化交往十分频繁。

石壁“层山叠嶂，附卫千里。”“山明水秀，地广而平，苍松翠谳，万卉森罗。”宋代石壁修的《杨氏族谱》在记载其始祖胜二郎迁居石壁原因是这样写的：“七十三世，始祖用蕃，原籍山东滩州，于乾符二年(875年)由延平始迁宁阳之杨家排，而始居焉。因黄巢之乱，见其山川秀丽，四水藻洄，上有玉屏耸翠，下有七星过段，遂卜家居焉。”上述描述石壁地区是由一块绿色屏障，附卫着万顷沃野，山青水秀，林茂土腴的开阔盆地。这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面积都在海拔400米以下高度，由丘陵、盆地、平川、山谷组成，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水源丰富，雨量充沛，并无旱涝之虞。整个石壁地区均在武夷山南段山脉的东麓，武夷山主脉由西北迤逶而来，在宁化境内西段，以东华山为主峰。东华山原名白水顶，亦称西华山，海拔1148米。主脉向东沿石壁、济村两乡边界人济村乡长坊村，止于吾家湖。南支入石壁镇的邓坊桥、隆陂、三坑、陈塘、桃金等边界地带。东华山又向西南缓缓而去，便是淮土、方田乡与江西石城珠坑、小姑等乡分界，但是没有高峰，均属不过百米的丘陵矮山。武夷山脉层峦叠翠，蜿蜒于石壁地区的边界，构成一条绿色屏障，“玉屏耸翠”，便是石壁前称“玉屏”的来历。这条屏障护卫着二百余平方公里的石壁盆地，但并没有阻碍闽赣二省的通道。石壁往江西石城有多条通道，都是穿山谷而过，无需翻越高山峻岭，其中最主要的通道站岭隘，是闽、赣主要通道之一，朝宁化方向几乎无岭，朝石城方向也只有不到一华里的山岭，而且都在宁化境内，与石城的分界线并不是分水岭，而是山下的平地，没有自然地形的分界标志。这在闽赣边界通道中是最为平坦方便之处，所以《张氏族谱》载：“左为宁化之当途，右为琴江之古道，两省通渊，经商成缕。”同时也是官道，古时宁化、清流、明溪等县北上赴考、仕官等也取此道，南宋名相李纲“出知谭州（南昌）”，“又改福州”，自南昌赴福州便取此道，并在宁化城郊驻足草仓祠时，在墙壁上题词，“不愁芒屦长南谪，满愿灵旗助北征。酹彻一杯揩泪眼，烟云何处是三京？”诗后自叙云：“旧岁新皇，光嗣宝历。予被命拜相，献恢复中原之策，上不采用。阅两月，予以观文殿学士出知潭州，今改洪州，夏，又改福州。自洪抵吉、赣来福，道宁化，行倦，憩草仑祠下，因拜神。坐间，思忆二帝有感，作一绝写怀，时大宋绍兴二年壬子夏五月吉。金紫光禄大夫平章政事樵川李纲书。”清康熙宁化泉上延祥村杨大翔（康熙甲午科举人）入京应试时，于镇江写给其父亲的家信（原文还保存完好）中，说明其行程：“不肖去冬十一月二八日在县城起程，卅日至白水寨。十二月初一开舡，初七日早至许湾雇车。初九日到殷潭（今鹰潭）。初十日雇舡，为大雾所阻。至十七日方到玉山县。十八日早雇人工过常山县，遇着长汀同年三位陈姓同舡……新正初三到镇江。”“白水寨”是江西广昌县古时江西盱江水系的一个重要码头，后改称“赤水”。自宁化县城去白水寨必经石壁、站岭，到石城县。此信证明宁化古时上京取石壁过站岭的古道。宁化石壁溪流纵横，分流四面八方。石壁溪，是闽江源头之一，流入宁化县，称西溪，是宁化的第二大支流，全长42.5公里，流域面积513平方公里。淮土溪，亦称长溪，属横江溪，是赣江重要源头贡水的主要源头之一。境内溪长14.5公里，流域面积43.1平方公里，此外属赣江水系的还有4条溪流，其中淮土3条，济村1条，都是独流出境，分别注入横江、白沙水，汇进石城琴江。

以石壁村为中心的石壁地区，可谓“近山匀称，远山环抱，山水交汇，龙气结聚”钟灵毓秀之地。

然而石壁还不仅是宁化西部的代称。因为石壁开发早于宁化县城。宁化县城原称“黄连峒”，始建置为镇，名“黄连镇”，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建县，亦称“黄连县”，至天宝元年(742年)方改为“宁化县”。隋朝末年，石壁便“开山伐木，泛筏于吴”，通过赣江，同扬州一带的吴地沟通了商业、文化交往，而且石壁的木材特佳，受到隋帝的嘉赞，自然声誉远播赣、长江中下游地区，因之尔后牵引众多的南下中原汉人。隋唐间，宁化（或称黄连）名声远不如石壁。就是到了宋代，石壁仍然比宁化更有吸引力，所以一些在县衙为官者，卸任之后，迁到石壁定居。如五华《华城邬氏族谱》：成化，宋进士，官任宁化县正堂，解职后，立基宁化石壁村。梅县《何氏族谱》载：始祖大郎，后梁开平进士，贞明七年（921年）授宁化县尹，解职之后，于后唐天成元年(926年)定居石壁村。甚至在汀州为官者也迁石壁定居。如孙坑《孙氏族谱》载：唐咸通间，孙煌，官历御史中丞，后为汀州刺吏，传至曾孙太郎，于同光二年（924年）自汀州花园角迁居宁阳（即宁化）龙上下里之青坪（石壁地区）。所以我们认为，论石壁，不能囿于石壁之一隅，应涉及宁化的其他地方，石壁者，亦宁化也。

宁化，古称黄连峒，位于武夷山东麓，福建西隅，与江西石城、广昌相邻，边界长达百余公里。隋陈以前，名不见于史，相沿闽越属会稽郡而已。唐乾封二年（667年）置镇，名黄连镇，开元十三年（725年）升格为县。开元二十六年（738年）闽西设汀州，隶属于汀州，当时宁化县境域“东至桐头岭，西至站岭，南至杉木堆，北至乌泥坑。”“桐头岭”在今明溪县境内。当时全境总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宋元符元年（1098年）析宁化六团里、长汀二团里建立清流县。明成化七年（1471年）建立归化县（今明溪县），又从宁化划出东北部的柳杨、下角二里归属归化县。此后宁化县境域没有再变更。总面积为2368平方公里，在地史近期，全境属于闽赣台地大面积抬升区的相对下陷地带，地势由西向东递降，并形成由北到南五条地带性地貌，低山、丘陵、盆地占全境总面积的96%，海拔千米以上山峰25座，主要分布在边境的武夷山主脉和两条斜贯县境的支脉上，县城海拔320米。

境内溪河分别流入闽、赣、韩三江，素有“三江之源”之称。宁化西溪是闽江源头之一，东溪是闽江源头（其源头在宁化水茜乡边境的数公里处的建宁境内，其水源流入水茜，至宁化县城，称东溪），上文已记石壁的淮土溪是贡水源头之一，贡江于赣州与章江汇合成赣江，直达九江，入长江。汀江发源于宁化南部治平乡的赖家山，流经长汀全境，经上杭、永定进入粤东，至广东大埔县三河坝与梅江梅坛河相汇成韩江，经汕头出海。“三江之源”，赋予宁化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尚无现代交通工具之时，它们是极为重要的交通航道。过去县城便有船只驶入闽江，到达福州。淮土溪虽然不能通船，但在隋朝末年便被利用运送木材到长江中下游，自宁化出境，不上百华里，便可到达白水寨（前面记述家书）乘船北上。宁化古代陆上交通也是二省要津。以宁化县城为中心，往西，经石壁、站岭到达江西石城，是闽人北上重要通道之一，也是北人南下进入闽西的重要通道。县城往南有三条要道：一是经竹蒿岭、南坑、曹坊滑石可达汀州府（长汀）、上杭、入粤东；二是经鱼龙铺、丁坑口、谢坊、安乐、夏坊可抵连城县，通向龙岩、泉州、厦门和粤东大埔等地；三是经鱼龙铺、丁坑口、谢坊、洋坊、黄地桥到达清流县，通向福州。县城向北，经河龙、安远经建宁可达邵武，再北上或经建宁县到达江西南丰县，北上。宋朝有些古道上开始设驿站。这些古道，构成南一北和东一西的交叉通道网络，所以说，宁化虽然地处福建边陲，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在古代成为十分重要的省际交通枢纽，这便是成为“客家中转站”的重要原因之一。

石壁——客家移民的乐土（二）

宁化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全境可分为“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村庄”，山地270余万亩，古代森林资源十分丰富。耕地曾达50多万亩。地质结构复杂，侵入岩较发育，地层出露约三分之二，地下矿藏十分丰富。真乃是物华天宝。她为客家人提供了休养生息的很好条件。

宁化地处省际的交汇处。“东汉永和六年（141年），分会稽为东南二部，东部为临海，南部为建安都尉。黄连（即宁化）当在南部中。孙策渡江，以贺齐代领都尉事。吴永安三年，即南部罢都尉，置建安郡，始析其校乡西偏将乐地置绥安县。黄连当属绥安。晋灭吴，析建安立晋安（今福州）。其属建安者，日吴兴、东平、建阳、将乐、邵武、延平，凡县七。黄连当属将乐。其属晋安，领县八……。俱隶于杨州。东晋义熙元年，改绥安为绥城。宋、齐、梁、陈因之。隋开皇间，又废绥城，并人邵武，隶抚州。黄连当并入邵武也。唐武德四年（621年），析邵武置绥城县，隶建州。黄连当属绥城。五年（622年），又析邵武地，增将乐县。七年（624年），又以邵武属绥城，而省将乐。贞观三年（629年），复省绥安入邵武。高宗乾封二年（667年），乃析绥城地，为归化、黄连二镇。黄连盖历附绥城也。嗣圣五年（嗣圣只一年，但原文如此，可能是垂拱四年），又析绥城县地置将乐县，水之南隶将乐，属福州；水之北隶临川，属抚州。黄连当仍属建州矣。”宁化在建县之前，“山高皇帝远”，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政权，都鞭长莫及。这里的土著，原为闽越族，属闽越国。元鼎六年（111年）汉廷灭了南越。武帝认为闽越王余善反覆无常，索性把闽越解决掉，余善得到汉军压境消息，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发动攻势，连占白沙、武林、梅岭三要隘，击杀汉军三校尉，自称武帝。汉廷四路出兵进攻闽越，征灭闽越。之后，汉廷为了加强其统治，于是天子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将其民（越人）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汉军进攻闽越的“第三路，中尉王温舒出梅岭。梅岭在虔化县（今宁都县）东北八十里，本路汉军由虔化入闽西。”宁化属闽西，汉军第三路自江西宁都入闽西，宁化自然是其军事进攻的范围之内。是宁化有历史记载的兵革所及的第一次。但是唐林蕴序《林氏族谱》云：“汉武帝以闽数反，命迁其民于江淮，久空其地。今诸姓入闽，自永嘉始也。”《史记》所云是“东越地遂虚”。朱维干也说：“汉迁闽越，并不是把全部越人都迁于江淮之间，主要是把它的贵族、官僚和军队带走。”但宁化情况如何，越人是否都被迁走，尚无考证。根据宁化出土文物看，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遍布全县，有87处之多，直至西汉的陶器皿也有发现。可是自汉晋至隋陈间的历史文物，却一件也没有发现，是尚未发现，还是“虚其地”而造成历史的真空？据谱牒资料记载，东汉至隋有管、钟、邓、许、巫、陈、丘、罗等姓汉人迁入宁化居住。说明越人就是都被赶跑，也有汉人填补了这一地区的真空，不可能数百年没有人烟。没有发现历史文物的原因：一是可能就是尚未发现，而不是没有；二是藏匿下来的越人，进了深山密林之中，为数不多，难以遗留什么；三是尽管有汉人人居，但人数也很少，而且主要在隋末迁入。本文不是讨论自西汉至隋陈，宁化有没有人居住的问题，而是要说明在西汉，闽越造反，引起干戈之后，宁化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兵革未及，社会安定。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及其后长达百年的所谓“五胡乱华”，尽管“洛京倾覆”，但其乱在中州，江南倒成了避难所，宁化当然也在其中，所以受“永嘉之乱”影响，就有中原汉人陆续迁入宁化或石壁居住。据蕉岭《钟氏族谱》载：“晋代，二十八世钟先之曾孙钟贤，避难南迁江苏金陵，因岁荒转徙江西虔州再迁兴国（另谱载：五胡乱华时，钟先携孙钟宝及曾孙善、圣、贤一族南迁。钟贤先居赣南虔州孝义坊，后迁兴国蓝田里）。钟贤之子钟朝（三十二世）自兴国移居宁化石壁”。梅县《丘氏族谱传序》载：“河南丘氏，先世自东晋五胡之扰南迁，人闽南而徙之宁化石壁。”梅县《邓氏族谱东汉源流序》：“永嘉末年，后越石勒作乱，伊时有号伯通，叔筱公，友爱感天，全一家命脉，救一方生命，即宁化石壁乡是矣。”

南朝自梁末侯景之乱，西魏陷江陵，朝廷威力大减。新兴豪强，乘时崛起。留异割据东阳郡（治所在浙江金华），周迪割据临川（治所在今江西抚州），陈宝应割据晋安（治所在今福建福州）、建安（治所在今福建建瓯），他们互相结授，与新起的陈朝抗争。他们与官兵拉锯作战的主要范围在今江西南城至福建光泽、邵武、建宁等地。这些地方虽是宁化的近邻，但战火并未燃及宁化。

隋朝末年，建安郡爆发了郑文雅和林宝护为首的福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军多至三万人，攻入邵武县城，杀了建安郡守杨景祥。江西有林士弘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以虔州为根据地，攻占临川、庐陵、南康、宜春等郡，后又占循、潮等州之地。宁化正处在这两大农民起义征战范围之间。但未见受到战争影响的记载。实际上，无论周迪、陈宝应的反陈战争，还是郑文雅、林宝护和林士弘的农民起义战争，宁化未及兵灾，倒成了战争的避风港，不愿当陈朝顺民的百姓，和失败的农民军的残部，逃匿到宁化的深山密林之中。唐开元十三年（725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界（时潮、漳、建俱属泉州）。福州西界捡得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闻，前因居民罗令纪之请，因升黄连镇为县。”三千余户的避役百姓中，一部分可能是上述两大战事后藏匿在宁化周边的难民。

“隋大业之季，群雄并起。东海李子通率众渡淮，据江都，称吴帝，改元明政，遣使略闽地。其时土寇蜂举，黄连人巫罗俊者，年少负殊勇，就峒筑堡卫众，寇不敢犯，远近争附之。”李子通“遣使略闽地”，杜伙威（隋末起义者之一）据江西向福建扩展地盘，与李子通争战，其时“土寇蜂举”，但有巫罗俊者为首“筑堡卫众，寇不敢犯”，乱世之秋，宁化倒是方太平乐土，所以百姓“远近争附之”，来者应主要是宁化周边地区的百姓，当然也包括黄连峒范围之内的百姓。所以在唐贞观三年(629年)，“罗俊自诣行在上状，言黄连土旷齿繁”说明黄连峒已有了相当多的居民。

唐代，无论安史之乱还是黄巢起义，兵革也未及宁化。

“黄巢于乾符五年（878年）春，始陷江西洪州，继陷虔吉二州。六年（879年）春，自信州东出建州，继入福州。翌年正月即广明元年（880年）正月与高骈将张嶙相持于信州，嶙战败死亡。巢旋离闽，而辗转趋寇广州。其在赣骚扰经过，以虔信二州为最甚，宁化等地，处建信诸州之南，虔州之东，未及兵祸，故为当时避地乐土，客家先民之群趋其地，亦势所然也。”黄巢率十万农民起义军，渡长江，攻克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入浙西，与王仙芝余部会合，一举攻下江西虔州（今赣州市）、吉州（今吉安市）、饶州（今波阳县）、信州（今上饶市）。乾符五年(878年)六月，黄巢军转向浙东，由衢州（今衢州市）进攻福建建州（今建瓯县），因没有船只，所以改于仙霞岭路入闽。仙霞岭在衢州江山县南，自北而南有六岭，巍峰叠嶂，农民军队“开山路七百里，直趋建州”。进入闽北后，受到建阳指挥使李材、建州镇将上官泊、节度使童猛的抵抗。建宁（当时为黄连镇）陈岩的九龙军抵御，黄巢锋芒指向福州，所以没有同陈岩军计较而折向福州，未过建宁进入宁化。黄巢军在江西攻克虔州。唐末，虔州领7县：赣县、于都、信丰、南康、大余、虔化、安远。其时与宁化毗邻的石城尚未设县而属虔化（今宁都）、瑞金尚未设县属于都。也就是说黄巢军到达宁化的西北的邻地，宁化却太平无事，“故为当时避地乐土”。所以这一由黄巢起义引发的中原汉人再次南下的大移民运动中（称客家第二次大迁移），迁入宁化及其石壁避难定居的达54姓以上（含五代和北宋）。

梅县《刘氏族谱》载：一百二十世祖，宁化大始祖讳祥“于唐僖宗乾符间，因黄巢起义，为避战乱携子孙避居福建汀州宁化石壁村择地立业。”

《杨氏族谱》载：胜二郎（亦作胜义郎或称圣郎）仕唐，任延平刺吏（有谱作御吏）居延平，因“黄巢之乱”举家卜隐宁化石壁杨家排而居。

台东《官氏族谱》载：官膺，本姓关，解梁（今山西解县）人。黄巢起义后，与祖母避宁化石壁，改姓官。

宁化安远《唐氏族谱》载：唐景嵩，字淮卿，世居山东唐县，奉陶唐氏为祖。西晋永嘉之乱迁于江西，至唐末迁居福建宁化县。

兴宁《温氏族谱》载：唐僖宗时（874年），同保为避乱自石城移居宁化石壁。

《罗氏族谱》称：唐末有铁史公之子景新，因避黄巢之乱，与父母分散于虔州，乃迁闽省汀州宁化县石壁洞葛藤村紫源里家焉。

《崇正同人系谱》载：唐之末年，有宗室李孟，因避黄巢之乱，由长安迁于卞梁，继迁福建宁化石壁乡。

以上列举的数姓中，官（关）姓迁自山西、刘氏迁自河南转江苏入宁化、李氏迁自陕西、杨氏自福建南平迁入、唐氏、罗氏和温氏分别自江西虔州和石城迁入。他们的迁徙远自中原，近自江西和福建（当然，江西、福建迁来的也原是中原人，不过较早南下就是）。

自汉元鼎至宋靖康，一千年间，历经九代，风云变幻，朝政更迭，内扰外患，战事不断，四邻起火，而宁化及其石壁却安然无事，所以她无愧为“战争避风港”、“世外桃源”。“客家先民之群趋其地，亦势所然也。”

宁化全境4千余平方公里（唐代），虽属山区，但96%的面积属低山、丘陵、盆地，易开发。清初李元仲在《宁化县志·土产志》中日：宁化“环境皆山，亦有山林、陂池、苑囿之利，即皆种耦之常，又可置日鄙事勿之审乎？”

宁化自古森林资源十分丰富。据古生物化石考证，距今2.8亿年前的古生代二迭纪时期，宁化东部的湖村、泉上等地被原始大森林所覆盖，后经“造山运动”被埋没于地下而形成煤层。今宁化山林面积达278万亩，在宋以前基本都被大森林所覆盖。宋人黄大受描述白水寨（今中沙乡楼家、沙坪）为“虎穴山川附，蛟涎草水腥，负龌由此经，界日不堪行。”元代，据大德七年（1303年）版《大元一统志》载：“潭飞寨，在宁化县南乡，重岗复岭，环布森列，草茂林深，易于藏聚”。潭飞寨在今宁化南部、方田乡境。清初李元仲《宁化县志·山川志》记载，宁化南部治平乱萝山“延襄百余里，樵苏永绝，木有大十围者，是有奇禽异兽，或闻犬吠鸡鸣，迹之乌有也。”城郊天宝峰“山岭逶迤，松竹夹径，迢迢五里，竹大如椽，帚欲扫天，千尺万松，屯蓄风雨”。石壁双髻峰，“陟跻五里，曲径苍林”。铁顶寨“上有古刹，古木环之”。宁化南部安乐石灰岩“众壑丛险，而万松郁列。”县东北水茜燕子岩“奇石回环，草树蓉密”。县东湖村瑞华岩“古木千章，亏蔽天日”。泉上石上岩“古木苍浓，暑气不侵”。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版《闽产实异》载：“杉木，以宁化为最，其木大至数围，高至十余丈，远望浓郁株株相同”。直至1930年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进军宁化后，在其《如梦令·元旦》中仍写道：“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他所经过清流县、归化县（今明溪县）的部分，唐代均属宁化县境域。

宁化“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村庄”。这是按现代土地开发状况所得的大体比例。实际“田”，不等于可开垦为田的土地，而是现有的耕地。按唐代宁化的境域，耕地面积最高峰达78万亩以上。但可垦地应该大于此数。实际已开垦也可能大于此数。据各地考察，如今仍荒于深山沟或山排上的耕地也不少，而且大多都石砌田埂，荒芜时间均在百年之前。宁化在南宋宝祐年间，人口高峰达11万人。有的学者有疑问，根据是当时生产水平很低，亩产稻谷只一百斤左右，宁化耕地不可能养活这么多人。如果用上述耕地状况说明，近80万亩耕地，养活11万人口，应该问题不大。可能还会提出另一个疑问，．那就是南宋是否可能有那么多耕地。南宋时期，宁化究竟有多少耕地，至今尚未找到明确的文字记载，但有一种情况，也可能是一种规律，大概可以说明一二，那就是在生产力水平没有很大提高的情况下，耕地增减与人口成正比，人口减少了，土地抛荒，人口增长了，开垦面积也增加了，特别是在土地开垦潜力较大的情况下是如此。南宋时期，还有一个人口流动现象也必须注意到，那就是南宋时期宁化人口流动量十分大，是一种大进大出的情形，而且是出大于进，这就是说南宋宝祐年间人口高峰并不是太长。之所以“大出”，其中原因之一也就是生活环境起了变化，耕地不足，人口饱和了。

石壁——客家移民的乐土（三）

如前所述，宁化虽是山区，但低山、丘陵、盆地占总面积96%，说明开垦潜力大。唐代以前宁化地旷人稀，森林繁茂，土地肯定是十分肥沃。据明崇祯《宁化县志》载：东，泉下里，其田腴瘠半；南，会同里，其田多瘠；西南，龙上上里（石壁地区），其田多硗瘠旱；西北，龙下里，其田腴瘠半；北，招得里和永丰里，都是其田腴瘠半。这些所述是明代情况，唐、宋间应不是如此，同时还反映了这种现象：西和南的田都多瘠。这是与人口流迁有关，西是石壁地区，南是曹坊地区，是紧邻汀州府，二地历史上人口都比较集中，尤其是西部的石壁，早开垦，地力下降，所以土地瘠瘦。但总的说，唐、宋时期的宁化耕地还不至于此，应该大多腴壤。

宁化这方肥美的处女地，何时开始开发，可以说，自宁化有人类活动就开始，宁化东部湖村（今名）老虎岩洞发现第四纪哺乳动物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化石，并发现多片动物骨骼化石上有古人类食用的砍痕，证明远在一、二十万年前湖村地区就有古人类活动。湖村老虎岩洞口还发现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挖掘出大量木炭、石器和古人类吃过的野猪、水鹿等动物骨骼。说明当时人类社会还处于原始氏族部落时期，宁化先民就在此繁衍生息。而清流县沙芜（唐时属宁化县境）狐狸洞发现福建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据专家考证，是一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说明宁化在一万多年前便有人类繁衍生息。在旧古石器时代，人类主要从事渔猎和采集。至新古石器时代，始定居，过着农耕生活。但就宁化而言，在汉代之前，有闽越人民居住，但人数不多，且汉武帝时被赶跑。之后，虽然陆续迁入一些中原汉人，但直至隋末，人数仍然十分少。宁化这方处女地的真正有一定规模的开发，应该是在隋末唐初。

隋大业之际，巫氏“罗俊因开山伐木，泛筏于吴，居奇获赢，因以观时变，益鸠众辟土。”“贞观三年，罗俊自诣行在上状，言黄连土旷齿繁，宜可授田定税。朝廷嘉之，因授巫罗俊一职，令归剪荒以自效”。前面已述，巫罗俊“年少负殊勇，就峒筑堡卫众，寇不敢犯，远近争附之。”说明当时的宁化聚集了不少人，为了生活必须“辟土”“剪荒”。宁化这块膏腴之荒野开始有一定的开发。人唐以后，随着中原汉人和畲族的不断迁入，宁化人口不断增加，于是对宁化的开发也不断扩大。迄今已发掘石壁地区唐代窑址二处，一为瓷窑，一为陶窑。从出土的器物看，其烧造工艺与湖南长沙窑非常相似，具有异地同工之妙，窑神排古窑是专门烧造制作擂茶用的擂茶器皿，规模很大，从二个窑址证明，唐代宁化的陶瓷生产已具相当规模和技术水平，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宁化已有相当的人口规模；二、具有相当高的手工业生产水平；三、反映人口生活水平；四、反映了农业生产水平，也就综合反映宁化的开发程度。据古宁化县志记载，唐代已建了一些寺庙，如石壁的升仙台道观、水茜宝池寺、城东的崇福堂等，都在唐乾符年之前所建。这也反映宁化的开发情况，但总的说，开发程度只是初步的，主要是人口总量不多。

宁化为什么是客家先民生息乐土？综上所述，概言之，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一）宁化有相当广阔的地域，且是一方土地肥美、林木繁茂初有开发的处女地。这里既有开发的热土，又有未开发的腴壤，自然是移民定居的理想环境。

（二）特殊的地理位置。其一，地处闽赣两省结合部，江西省石城县与福建省宁化县相距只50公里；其二，两地往来有四条重要通道，其中站岭隘，是闽西北与赣东南交界线上最为低矮的隘口，距石壁不到十公里，自古至今都是两省重要通道之一，二地往来十分方便。其三，位于三江之源，有通往“四水”之便。宁化是福建最大河流闽江源头之一；是通往广东韩江的汀江源头之一；是通往江西省大江赣江的贡水源头之一，同时距江西盱江主流也不远，在无公路之时，利用航道，自赣北溯赣江而来，自赣东北溯盱江而至，都很方便。历史事实也是如此，中原汉人南下进入闽西者，特别进入宁化石壁的，最主要的路线有两条：一是自赣北溯赣江至宁都经石城过站岭进入宁化石壁；二是自赣东北，溯盱江，经南城、南丰、广昌至石城过站岭进入宁化石壁。自宁化往东有闽江航道；往南有汀江航道；往西有贡江至赣江航道；往北有盱江航道，如此地理位置实在难于寻觅。

（三）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宁化在靖康之前，千百年兵革未及。在周围战火纷飞之时，宁化也安然无事，成了战争的避风港，自然是避难人的最佳去处。

（四）宁化石壁在唐末之前，就名声远播“吴地”。她是中原汉族移民所开发，对于后来的中原移民，无疑具有很大亲情感和信赖感，亲情的牵引、乡情的牵连，使得来者追逐而至。石壁《张氏族谱》有一则张氏入迁石壁的记载是这样的：最早入迁石壁的张氏名虎，他有兄弟三人，原居姑苏张家巷，老大张龙于唐天祐二年（906年）中进士，官至工部侍郎。朱温称帝，改国号梁，唐朝亡，五代纷争，张惟立（张龙父）父子生活在兵灾人祸之中，人人自危，后来打听到当年同科进士，有一位在闽国（今福建）的汀州当官，那里又很太平，张惟立便叫次子张虎去看望老朋友并打探那里的社会情形。张虎经九江走陆路，过石城，越站岭到达石壁。经过石壁时，“爱其山川蓊郁，返而举家徙是”。这是石壁张氏《追远堂》始祖张茂甫于明洪武十年（1378年）为首修《追远堂张氏族谱》作序所述。张虎迁入石壁时为938-940年间。而后，张虎之弟张麟的五世孙张瑞祯，为宋嘉定（1224年间）进士，官宣抚使。当金兵南下，张瑞祯抗金失利被降职，调任江西抚州乐安县令。当忽必烈强渡长江，进攻鄂州，宋朝官员、富户纷纷南逃。张瑞祯也带着家眷，混在逃难百姓之中，寻找到了其先祖张虎开基之地石壁村。同路者上千户，他们来到石壁少憩之后，为避再遇兵灾，便在石壁周围崇山峻岭中寻找安全躲身之处，终于在今“千家围”的高山上开基立业，因此山高，山顶平阔，且有泉水，四周峭壁，易守难攻，后由于居住者多，而名为“千家围”。这则故事反映了石壁的环境，同时反映由于亲缘、乡缘，招徕者不断。正由于上述原因，所以自唐末中原汉人大量涌人宁化及其石壁便势所必然。

盘点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人口数量

（资料来源《中国历史网》）

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人口数量究竟有多少？尽管我们无法像今天一样准确了解到相关数据，但通过古代史书上的一些记载，并加以细致研究，也可以大致推测出一个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数据来。今天，小编就给大家盘点一下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人口数量。



秦朝：约2000万

战国时期，秦、齐、楚三国大约1500万人口，赵、魏两国大约有700—800万人上下，燕、韩两国也有400—500万人口，再加上其余小国，秦初统一六国之际最起码也应该有2000万人口，但应该不会超过3000万。

西汉末：约6000万

《史记》中记载，经历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楚汉战争后，西汉建国之初，其户口相比于秦仅余“十之二三”，算下来顶多也就是600万人上下。随着国力不断增强，到公元2年，西汉人口达到6000万，创下历史之最。王莽篡汉时，人口一度降至3500万左右，东汉建国后经济发展，人口再度恢复到5500万。

三国：800万

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由于大规模战乱的影响，人口急剧下降，保守估计不到800万，甚至不如春秋战国时期。曹操曾在《蒿里行》中描写了当时民间的惨状：“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西晋初：4000万

公元280年西晋统一，全国人口恢复到1600万上下。至4世纪初，西晋进入全盛，人口恢复至4000万人左右。但随后八王之乱的爆发又使得人口锐减，最低时不过1200万左右。

南北朝：1500万

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迅速锐减，至北魏时期亦不过1000万人口而已。大规模的北人南迁使得东晋南朝的人口有所增长，但受困于经济发展程度，南朝的人口数在刘宋年间也不过是500万上下，梁朝侯景之乱后又锐减至200万。总结一下，南北朝时期中国人口恐怕很难超过1500万。

隋朝：5000万



隋朝一统天下后，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进行了一次十分细致的人口调查及统计。结果显示，当时中国人口约为4600万上下。至隋末大乱前，隋朝人口超过5000万应该问题不大。

盛唐：5000万

隋末战乱导致人口再度锐减，降幅甚至超过50％。至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全国人口为1200万上下。

经100余年发展，大唐进入盛世，至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人口上升至5200万，这才刚刚超过隋大业年间的数据。但安史之乱后全国人口又锐减至1700万。

北宋末：4000万

北宋时期揠武修文，天下无事，商业推动经济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至大观四年（1110年）宋徽宗在位时期，北宋人口为4600万上下。同期，辽国为900万，西夏为300万。

南宋：8000万

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南宋经济突飞猛进，人口也迅速增长至8000万上下。同期的金国人口为5000万，西夏人口为300万，再加上周边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中国的人口突破了1.4亿。

元朝：8500万

蒙古灭金和西夏造成人口锐减，北方人口一度损失高达80％。元朝统一时，中国实际人口大约为7000万，至14世纪的元中后期增长至8500万。

明中后期：2亿

由于战乱，明初人口同样锐减，但至明中后期的万历年间，官方数据给出的人口数约为6000万，但由于普遍存在的瞒报人口的情况，粗略估计明中后期人口已经接近2亿。

清中后期：4亿



清初官方人口数据仅为1000万，但随着国家承平，土豆、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普遍种植和食用，以及大规模的边疆垦荒，至乾隆年间全国人口已经达到2亿，而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

但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至同治二年（1863年）人口又锐减至2亿，直到民国初年人口仍未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