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耳洞”的记忆

张玉军（潍坊）

作者：胡国桥编辑：张玉军本文为原创 说起“猫耳洞”，现在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战斗在云南老山前线的将士们来说，“猫耳洞”可谓是刻骨铭心。 “猫耳洞”遗址（资料图） “大洞小洞猫耳洞，洞洞卧虎藏龙；步枪机枪冲锋枪，枪枪怒火满腔”横批：“严阵以待”。“猫耳洞”遗址（资料图） 当年，“猫耳洞”是前线一种最普通的战地掩蔽工事，通常情况下，构筑在堑壕或者交通壕的两侧，拱形的半圆门，高约一米余，宽则几十公分，纵深长度不等，小则仅供1人容身，大则可纳3—5人，其功能主要用来防炮、藏身、储存弹药等，为坚守阵地的战士提供生存的空间。 1985年原石家庄陆军学校见习排长在老山前线“猫耳洞” 由于老山地区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喀斯特地貌，山体上分布着许多大小深浅不一的溶洞，常被战士们当作天然的掩体，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难以构筑工事的不足。而久之，有人便把小型的天然溶洞与人工挖掘的猫耳洞混为一谈，不分彼此。也许是这种战地掩蔽工事，形似猫耳且又小又黑又潮湿，所以叫做“猫耳洞”。 天然“猫耳洞”（资料图） 在那个血与火的战斗岁月，小小“猫耳洞”与前线将士的生存条件，战斗的胜败，乃至国威军威、人格精神等密切相关，牵动着全国亿万人的心。 在一次次激烈的战斗中，战士们据洞坚守，顽强奋战，誓与阵地共存亡！炮弹一次次将猫耳洞炸塌，许多勇士血溅洞壁，有的当场饮弹牺牲，而有的身负重伤之后，而又一时无法撤下阵地，也只能在猫耳洞里流尽最后一滴血。 1985年原石家庄陆军学校见习排长荆建平牺牲前在老山前线“猫耳洞”留下的最后身影 当年在老山前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仗好打，苦难熬”。的确，我们在前线不仅每天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还要经受着及其艰苦的生活考验。 笔者是1985年从石家庄陆军学校毕业后赴老山前线参加防御作战的。我们连的阵地三面受敌，我和三个战士坚守的哨位是一个天然的石洞，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白天无法出去。食品是压缩饼干和罐头，天天吃这种东西让人烧心作呕。 前沿“猫耳洞”的食品以压缩饼干和罐头为主 洞里低矮窄小，坐伸不起腰，躺伸不开腿。在阵地上77天几乎没有挺直腰站立过。洞内温度高，湿度大，衣物霉烂，被褥从未干过。 1985年时任老山“坚守英雄连”指导员姚庆和（左一）与营部通讯员在166高地“猫耳洞”中 我刚去时还穿着背心裤衩，后来干脆赤身裸体。 尤其进入雨季后，阴雨连绵不断，猫耳洞内常常是头上滴水，脚下踩水。大小便都在洞里。洞内空气污浊，霉菌味、汗酸味，夹杂着腥臭味，污浊不堪，令人窒息。更难受的是蚊子、老鼠、蝎子、蜈蚣、蚊蠓等侵袭。皮肤被叮咬处很快肿胀起包、发炎、溃疡腐烂，不时流出脓液，疼痛钻心…… “三个蚊子一盘菜，十个老鼠一麻袋”。阵地上蚊子一团一团。老鼠又多又大，每天在洞里乱窜，见什么咬什么。我们有个战士的耳朵被咬掉了一块，引起了全身淋巴结肿大。 最讨厌的是蛇，小的蛇有一尺长，大的有两米多长。我第一次见蛇是白天，那天我正在洞口写日记，忽然觉得背后有点冒冷气。我回过头来一看，只见距我脑后十几公分远的地方有一个手腕粗的大青蛇，瞪着贼亮贼亮的眼睛对我吐着小红舌头。我以前从没有这么近见过蛇，这一下我可吓坏了，愣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不动到好，我不动蛇也不动，生物可能都有这个特性，一般不轻易向人发动攻击。 那条蛇慢慢顺着石缝向洞底下爬去。我赶紧对下面正在睡觉的两个战士喊：“我发现蛇了！蛇爬下去了。”但两个战士不相信，其中一个战士睡得迷迷糊糊的，哼哼唧唧地说：“排长，你别骗我们了，你要是想睡也下来睡吧。” 等一会儿，有一个战士猛地坐了起来，蛇钻进他的被窝里了。但蛇一般不咬人，它吃老鼠。洞里一有蛇，老鼠就不见了。但我宁可要老鼠，也不要蛇，蛇给人的精神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老山上的蛇（资料图） 最难以让人忍受的是没有水喝。由于我们高地与后方联系的通路被敌人火力严密封锁，阵地送不上水，只能靠接雨水饮用，天不下雨我们就更艰苦了。以前，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听说过上甘岭没有水喝的故事，但我觉得我们在最渴的时候比上甘岭还苦。 时任某部四连副指导员胡海清和一连连长李志刚在“猫耳洞”中接雨水 那年9月中旬，一连十几天没下雨，我们干渴难熬，嘴唇干裂，鲜血直流，嗓子干哑得说不出话来，压缩饼干更是咽不下去，我们只能在夜晚把雨衣铺在洞外，用舌头舔上面的露滴来解渴。能湿润一下干渴的嘴唇和嗓子，那少许的露珠和那湿湿石壁上水气的味道，真是感觉好甜好甜！ 渴急眼的时候，见到液体就想喝，甚至喝风油精，喝煤油，喝完了不断呕吐。 战友付泮忠在回忆中写道：“我在二号哨位曾喝下自己尿下的小便。当时实在是渴的难以忍受，不知怎么就想起自己上学时曾在一本书中看到过，好像是一位受伤的老红军或是老八路，在远战的途中，因负伤掉队，被饥渴困扰，无奈喝了几口马尿，就救活了自己一条命，走出了困境。我想马尿能喝、人尿也能喝。可没水喝我哪来的尿啊，就憋了憋，终于在空罐头盒里撒下一点点尿水，很少，也就是一小口。看看，那颜色很黄；闻闻，那气味很骚。可我心里渴啊！就把盛尿的罐头盒放在一边的石缝中，等风凉了些，然后拿起罐头盒，闭着眼睛、猛地一口下去……真的喉咙不那么痛了，舌头也不太干涩了，干裂的嘴唇暂时被湿润下，尿水对嘴唇裂口有微微的刺疼，但感觉到心里略略舒服些。可那又苦、又涩的特殊味道在我的嘴中长留多日，呼出的尿骚味直直伴我有好多天！” 一天，在洞里的石头缝里发现了半罐头盒不知已存放了多久的已经发黄的水，我们如获至宝。战士高兴地说：“排长，排长，找到水了”。我一看，说：“喝！”战士们每人喝了一口，我自己也接过来狠狠地喝了一大口，当时觉得那水真解渴，过一会儿觉得不对味儿，那水还不知是什么“水”呢！ 后来为了抢水还差点出事。那天，正当我们最渴的时候，天开始下雨，但当时是白天，我们阵地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白天是根本不能出洞的。但那天后来有雾，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着一大块塑料布就爬出洞口，铺在一低凹地方。过一会儿塑料布里就积了一点水，我就再次爬出去，用一个罐头盒往压缩饼干桶装水。 那天一共出去了七八趟，最后一趟天已经快黑了，敌人又向往常一样开始炮击，几发炮弹落在我们阵地周围爆炸，我觉得问题不大，赶紧接着装水。正在这时，只觉得“嗖”的一声，一发炮弹又飞了过来，凭我的感觉，我知道这发炮弹离我很近。我两眼一闭，把压缩饼干桶紧紧抱在胸前，心里想：完了完了，这下肯定完了。 但等了半天，却没有动静。我睁开眼一看，在我前面七八米远的石头缝里，直挺挺地插着一枚迫击炮弹，是一发不炸的臭弹。我赶紧拎着压缩饼干桶，跌跌撞撞地跑回洞里，坐在那里直喘粗气。一个小战士问我：“排长，你怎么这么激动啊？”我拽着他说：“你出去看看，那家伙没响！” 小战士也有心计，他晚上值班的时候，悄悄地把那发臭弹拔了回来，双手端着给我看，我说你怎么能把它拿回来呢？他说他要带回去做一个台灯。下阵地时他背了一个军用挎包，里面装着那个沉甸甸的炮弹。 到了驻地，没有电，做台灯没有用。他把炮弹里的炸药挖出来，放在桌子上，里面插了一大束鲜花。真是特别有意义：炮弹象征着什么？象征着战争，象征着死亡；鲜花象征着什么？象征着和平，象征着幸福。我们的战士正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和平和幸福，才选择了牺牲，选择了战场。我觉得炮弹与鲜花放在一起是前线战士人生价值的最好体现。我至今还后悔，当时没能把它带回来。 在那里的每一分钟都要咬牙坚持。到了防御后期，情况更加恶劣，几乎所有的人都得了皮肤病，身上长疮。我们哨位的小战士高峰身上长了许多疮，我给他上药的时候数了一下，他全身上下共有96处，每个疮都有5分钱那么大，脓水顺着身体往下流。 当年战士溃烂的腿脚（资料图） 战区雾大雨多，“猫耳洞”里整天见不到阳光，没有水洗澡。只要身上有一点剐蹭就会红肿、瘙痒、疼痛，很快流血流脓，特别是烂裆最为常见。 后方送来了癣药水，但抹上去极为痛苦。打开药水瓶盖，把药水倒在裆部溃烂处，球蛋皮上立刻泛起了白色的泡沫，包围着整个蛋蛋，刚刚低垂、松软、长长的蛋皮立刻收缩成一个麻团，一股剌痛刹那间由下而上直冲脑门，不禁让人咧开大嘴，浑身颤抖，哆嗦不停。 很快，抹过药水的“软蛋”会生出一层硬皮，但仍然很痒，忍不住还要去抓。一片片“蛋壳”被抓掉，露出粉红的肉。鲜嫩的肉皮更容易遭到细菌的入侵，溃烂会接踵而至，甚至更加严重。 于是，蛋皮烂了又长，长了又烂。但烂的快，长得慢，掉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只剩下薄薄的一层“透明纸”了，甚至连毛细血管都看的清清楚楚，感觉好像一碰就会破，真担心两个蛋蛋会随时掉出来。而且溃烂还往下延伸，一直烂到了膝盖。 “抓痒”几乎是我们战斗间隙的主要活动，一闲下来洞里的几个战友都在身上不停地挠。烂裆是一种顽疾，难以彻底治愈。下阵地好长时间都不好，奇痒难耐。痒起来忍不住，抓痒常常不分场合。还记得在昆明住院治伤期间，有一次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伸手去裤子里抓痒，都被旁边的人笑出声了。 老山战士在“猫耳洞”中抓痒（资料图） “碧血洒南疆，捐躯为谁，为国威军威振奋；身居猫耳洞，幸福何在，在千家万户团聚”。 当年，在云南老山前线，一批批年轻的战士，身居“猫耳洞”，头上戴着钢盔，手里握钢枪和手榴弹，日夜与敌人对峙着、战斗着。尽管赤身裸体，尽管浑身是伤，但心中有一种自豪。这是战士特有的自豪！有谁能骄傲地说我的身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谁能把自己十七八岁，二十几岁的生命和十亿人民的幸福联系在一起，是他们，是八十年代“最可爱的人”。 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说过：“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络……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猫耳洞”的记忆在现代人看来是遥远和陌生的，但那是一个时代标记，凝聚着一代军人的生命记忆。如今，我们再次回顾那段经历，不仅是想让孩子们记住那些不容重演的岁月，还想告诉更多处在和平安宁中的人们，珍惜当下，更好地体味已经拥有的幸福生活。 编辑：张玉军，1963年2月生，山东省东营市人，1980年9月自地方考入济南军区军医学校，1983年7月毕业至2004年11月在步兵第138师医院先后任化验员、检验军医、主治医师、防疫所长。1985年3月至1986年5月参加对越防御作战（两山轮战），时任步兵第138师医院化验员，参加了“5.31”、“9.23”、“1.28”等战斗的伤员救治，完成了战时的医疗保障任务，1985年5月在云南老山前线入党，1986年4月在老山前线师后勤部嘉奖。在部队20多年受嘉奖多次，1998年因工作突出，荣立三等功一次。2004年12月转业地方，选择“自主择业”，现在潍坊市区某综合门诊部工作。2015年1月加入公益组织——潍坊市奎文区徒步协会，任宣传部部长，2016年至2019年连续四年获得“最佳宣传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