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是接待日

Sun

　1983年，我从工厂团委调到厂办信访室工作。

那个时期，由于“文革”结束不久，大量的冤假错案需要甄别、落实、平反，加上多年来在生活福利方面欠帐堆积，信访工作量很大，办公室里人来人往就像赶早市，经常上演“大专辩论会”和“拍案惊奇”。

信访室的隔壁是厂办文字秘书组，墙壁是简易的木板墙，有一个门相互串通，预备有紧急情况时可以选择暂时离开之用。我记得我们这边吵得厉害时，秘书们经常被迫放下文案，过来看看“光景”。

个别来访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老人或者孩子留在信访室一走了之，我们既要当“护工”、又要扮“阿姨”。

有个叫兰兰的姑娘，是劳服公司的职工，精神状态有点问题，连续几年天天上午准时来访，她的诉求就是把北京城里的故宫划给她住，我们对她说，故宫是“老佛爷”住的地方，兰兰说：“我就是老佛爷！”真让人哭笑不得。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问题找信访是职工的思维定势，什么“对面房”的纠纷、夫妻关系调解、工伤待遇落实、托儿所入托难等等，信访接待室就是一条工厂与职工联系的纽带，有政策规定的尽力去落实解决，没有政策规定的只有耐心地解释。

信访接待室的主任是孙师傅，还有薛师傅和宋师傅，他们都是在信访岗位上工作了多年，接待经验和处理问题以及与各部门的协调能力都很强。尤其是孙师傅、宋师傅，复员转业军人出身，思想方法实事求是，工作态度干脆利落，政策掌握准确，语言表达能力出色。

在这个工作环境里，我只能仰望着师傅们，跟着资深前辈们边学边干，接谈、记录，遇上不冷静的来访者，耐着性子反复解释政策，势必压不住火，也高声大嗓地吆喝几句。一天下来，虽然喝着“胖大海”，嗓子还是感觉火辣辣冒烟。

1985年春天，工厂根据中央的要求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实行厂长(党委书记)接待日制度。

工厂把每个星期六的下午设为接待职工来访日，想面见厂长反映问题，要提前到信访室挂“专家号”。有了厂长接待日以后，许多来访职工就不和我们缠了，直接预约找厂长。

一到星期六下午，来访者早早就来了，坐在接待室门外一长溜的椅子上，见到我们出来，一袭焦急的心情和期待的眼神，先问自己排的是几号，再问今天是哪个领导接待。时间长了，一些“老上访户”就摸出门道来了。哪个领导亲民务实雷厉风行，哪个领导原则性强，哪个领导委婉应对，心里都有数。

牛厂长，四方大脸，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接待职工来访时耐心倾听，并极富有同情心，来访人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时候，他也跟着抹眼泪。

侯厂长，身材蹦净，说话调门高八度。职工诉说的时候他似听非听，脑子有点走神，眼珠子东瞅瞅西瞅瞅，接待策略就是尽力安慰、劝走大吉。

马厂长，长着一副菩萨脸，年轻墩实、心肠软、耳朵根子薄。来访人向他反映的问题，只要和政策沾边，工厂有能力，统统批示到有关部门研究解决。

杨厂长，声色俱厉、雷厉风行。听到反映个别基层干部“扯皮”，导致职工受委屈时，禁不住拍案而起，抓起电话当场落实，对蛮待职工的行为进行训斥。

⋯⋯

实行了厂长（党委书记）接待日制度以后，信访问题结案率有了明显提高。

有一年，总装车间发生了一起工伤事故，青年职工小罗不幸遇难，撇下了新婚不久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事故发生后，工厂立即按照国家政策进行善后处理，许多抚慰措施都超出了有关规定。但小罗的妈妈罗大妈老来丧子，心情极为悲伤，多次来访提出解决房子、女儿调整工作、儿媳调进工厂等多项诉求。由于这些诉求都没有政策依据，所以我们信访接待室没有给她明确答复。

这天星期六下午，罗大妈得知是马厂长接待职工来访，她也来了。罗大妈一进信访室的门，见到马厂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老泪纵横：“马厂长啊，大妈命不好啊，就这么一个儿子也不在了，你说我提的要求还高吗？”马厂长见状，立即起身搀起罗大妈，帮她擦掉眼角泪水，动情地说：“罗大妈，小罗不在了，我也很难过。小罗不在了，我就是您的儿子！有什么事您就尽管说⋯。”

接待日后，马厂长亲自主持工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信访协调会，专题研究罗大妈提出的诉求，会议形成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星期六厂长接待日制度一直坚持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工厂的形势越来越好，星期六下午基本没有来访的职工了。

几年后的一个星期六，我在办公大楼外又遇到了罗大妈，忙问：“罗大妈，有事吗？”罗大妈说：“没事没事，这不老家人捎来些山鸡蛋和苞米面，我在家烀了饼子、煮了几个鸡蛋，送给我le吃！”罗大妈抬手指了指马厂长办公室的窗户。

罗大妈拎着小包袱上了二楼，我却又被兰兰拉住了衣服袖子，她非常急切地问我：“怎么样啊！多少天了，故宫的房子给我办好没有？啊！啊！！” 我陪着笑脸应承着：“正在联系，正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