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赵太生

我是1976年1月高中毕业的。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我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办理手续，在本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的户口是六二压政策回村里的，一直在村里居住，后来，转为城市户口后，我没有与父母去城市，这样，就由我奶奶为我做饭。

3月18日，我在县“五.七”办公室领到了《上山下乡通知书》，还有后期转账到大队会计那里的560元的生活补助费在本村插队。我记得当时花180元买了一辆“永久"牌28型号的加重自行车，当时这是三大件之一，令人羡慕。在村里为数极少。

560元是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后对以后插队知青实施的一个政策。

1972年，李庆霖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受到毛泽东主席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

我是村里属于第二批插队的知青（一人），1969年，我们村来了第一批北京插队知青，一共16人。到1976年时，参加工作调走的、回京的，仅剩一位女士。村里也特别照顾知青，让她看电话机。就是当时每个村里都有(仅有)一部手摇电话，有时上边来通知，接一下，记住。或电话找村里人时，把电话放一边去叫人来接电话，这属于村里的特殊工种，基本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是村里人羡慕的职业。我办完手续后，村里决定让我到机房磨面。也是电工。主要的职责是看磨房。当时，我们村的经济条件不错，通了电，买了三台机器为百姓磨面，其中有一台是磨面机，主要是磨麦子、高粱。把麦子倒在上面的漏斗里，启动后两个铁滚将粮食挤压后，用罗子筛，然后由人工再把筛完的粮食用铁菠萁盛到漏斗里，属于半机械化。这台机器的好处是把面一遍遍地分开，最后能把皮剩下。另一台叫“一风吹”，是长治市壶关县产的，主要是磨玉米、豆类及杂粮，把粮食倒漏斗里后，最后出来就是面，连皮都磨进去了。这台机器的工作量非常大，集体时分的口粮玉米、高粱占大头，麦子很少，大部分人家是过节或家里来亲戚才吃一顿纯白面。经常因为粮食太湿或杂粮中搅拌谷物引起堵塞烧毁电动机。我曾在当班时烧过一台。第三台机器是碾谷机，就是脱小米用的。这台机器功率大，但使用率不高。原因是当时集体给分的口粮主要是玉米、高梁，像麦子、谷子、豆类很少。

那时候的电不够用，掌控权力是县供电局，一般是半夜来电，半上午停电，有时候停好几天，我只能是临睡前把灯开了，这样就知道来电了，由于电不正常，需要加工的粮食造成积压，村里有二百多户人家，机器属于超负荷状态，除碾米机外，两台机器只能是在停电期间休息，只要有电，连轴转，没有闲的时候，经常有人因为停电磨不了面而没吃的，还有的人不愿排队而发生纠纷。这样，我磨面的工作就得半夜三更起床。我家离磨面的机房有一里地，夜深人静时，一人打着手电去上班，刚开始，还有点胆怯，渐渐也变得胆子大了，经常一人独行。有时半夜来电了，磕睡的起不来，人年轻，正是能睡的时候，看见灯亮了，奶奶叫好几回，就是光答应，起不了床。有时村里急需磨面的人也来叫，也起不来，有时候很长时间才能起来，现在想起来心里觉得有点愧疚。

记得有一次来电了，由于负荷太大，把高压线上的跌落(连接电的开关)顶了，掉下来一个，三根高压线上只有两根通了电，这样，只能照明，不能运行所有的机器，从县城至西乡的高压线经我们村到西乡的五个公社，我与村里另一个电工，拿上绝缘棒，到一公里外的祁村村口去合开关。到地点后，我把三节绝缘棒连接扭起来，好像是应该先将三个开关全部断电后再重新合闸。我操作吋，把跌落往开挑时，由于电流太大，产生的电弧把跌落开关烧着了，这样，不仅没通了电，反而把开关烧坏了，这样，县供电局的师傅将烧坏的开关换成新的。后来，参加了县供电局组织的电工班培训，考取了《电工证》。

1976年，村里买回来一辆天津产的"铁牛”牌拖拉机，由于自己喜欢开车，找到父亲的朋友、县农机局长白水昌叔叔要了一本《拖拉机驾驶员手册》，每天看，在后来就学会了开拖拉机。当时，人年轻，胆子也大，开拖拉机秋夏碾场、耕地，到公路上也跑过……很快掌握了这门技术。

总之，插队二年多，当了电工，学会了开拖拉机，那时候，还拆修过钟表、自行车，肯动手，收获也不小。没怎么下地干活，没受过雨淋日晒。生活上，由奶奶为我做饭，基本上没受苦。

1978年5月，参加工作，插队时间是二年多。

二年多的插队时间，对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学到了技术，勤动手，这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果，很有必要。

我插队的地方——山西省武乡县涌泉公社窊里大队(现在改为村)。